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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欧洲”与“老欧洲”有不同的价值观。它们在许多问题上更容易接受“道德论据”,而不大理会“欧洲的现实政治”。
亲近美国和回归欧洲,它们陷入两难境地。
最早是美国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将反对美国对伊立场的法德两国贬斥为“老欧洲”,而将对公开支持美国的中东欧国家大加褒奖,美其名曰“新欧洲”。一时间,“新欧洲”的说法甚嚣尘上。
13个国家支持美英对伊立场
不同于极力主张以在联合国框架内以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危机的法德两国,在美国呼吁其他国家支持其对伊动武的号召发出后不久,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公开表示支持美国的对伊立场。1月30日,波、匈、捷三国会同欧洲五个其他国家,签署了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八国公开信”;2月5日,由波罗的海三国、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尔纽斯十国集团”(2000年成立,旨在相互支持早日加入北约)的外长们签署了支持美国对伊立场的公开信。至此,中东欧15国中有13个国家(南斯拉夫和波黑除外)支持美国的对伊强硬立场。
“新欧洲”的言行虽然受到美国的称赞,却招致“老欧洲”的讥讽甚至威胁。2月1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颇有几分愤怒地叱责“新欧洲”道,“这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他们失去了保持沉默的好机会”,“加入欧盟意味着起码要理解别的成员国”。他特别警告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当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处境很微妙的时候,它们特别不负责任。如果他们想减少其加入欧盟的机会,他们不必另寻他途。”
对此,中东欧国家理所当然地对这些指责进行反击。保加利亚总统帕尔瓦诺夫召见法国驻保大使,向法国提出正式抗议:“保加利亚坚持欧盟成员国和申请国之间、大国和小国间的相互尊重。不允许一国对另一个国家施加压力。”
“新欧洲”为何“异军突起”
那么,是什么促成伊拉克问题上“新欧洲”同“老欧洲”分道扬镳呢?
外因方面,冷战后,欧盟同美国在如何形成“世界新秩序”以及处理若干重大国际事务(包括环境问题)等问题的理念渐行渐远,许多欧洲国家对美国特立独行的单边主义心存芥蒂;此外,虽然欧盟的经济一体化愈演愈烈,但其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严重滞后,致使欧盟不能形成共同的立场。近年来,美国在欧洲的影响重心不断东移,不断加强同中东欧国家的接触和往来,强化美国的价值观。所有这些都对中东欧国家的立场形成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内因方面,随着愈来愈多的中东欧国家被邀加入北约,这些新成员努力证明其作为两个相互重叠的联盟——北约和美国领导的反恐联盟成员的价值。“新欧洲”与欧盟和北约的老成员国有不同的历史观。“新欧洲”曾遭受纳粹不同程度的蹂躏,而且长期生活在“集权统治”下。“自由”和“民主”这类字眼在中东欧地区有实实在在的含义。因此,今天中东欧国家的对外政策比西欧国家更依赖价值观。它们在伊拉克问题上以及其他许多问题上更容易接受“道德论据”,而不大理会“欧洲的现实政治”。因此,在美国号召推翻萨达姆独裁统治时,中东欧国家油然生出一种“天然”的认同感,认定推翻“独裁”政权是“正义之举”。
其次,绝大多数中东欧国家中弥漫着浓烈的“亲美”情绪。这些国家中的许多人觉得,他们欠美国的情。因为,长期以来,美国(而不是欧洲)一直是反共的急先锋,支持东欧国家的反苏和反共的立场和运动。在东欧剧变过程中,美国向东欧国家提供了“巨大的道义和物质支持”。也正是由于美国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才使得中东欧国家加入北约如愿以偿。正如捷克一位外交事务分析家所说,“我们依然记得,是美国将我们从共产主义的苏联控制下解放出来,保证了我们自那时以来的政治安全”。波兰一家周刊今年初进行的一次民调也显示,5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最可靠的朋友”。
第三,回归欧洲的进程对中东欧国家来说如同五味瓶。虽然许多中东欧国家日益接近其回归欧洲的终极目标,但它们在许多场合仍感觉自己是欧洲的二等公民。在漫长而复杂的入盟谈判过程中,中东欧候选国对欧盟现成员国的苛刻和自私愤愤不已。捷克报纸称:“我们记得,是法国不想让北约或欧盟扩大。是德国在谈判过程中阻挠东欧人自由进入劳动力市场……”
话虽如此,但美国同法德矛盾的公开化确实使中东欧国家无所适从。冷战结束后,这些国家满怀激情地拥抱西方世界。对它们来说,西方只有一个,从来没有意识到欧洲的西方和美国的西方之间有什么区别。但现在,它们陷入了两难的窘境。一方面,绝大部分中东欧国家视强大的北约为安全的主要保护者,且北约又是将欧洲和美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组织;另一方面,中东欧国家尚未完成经济转轨,它们的经济未来同欧盟息息相关。但此时的欧盟却因伊拉克问题发生分裂。正如拉脱维亚总统瓦伊拉·维凯-弗赖贝加所说,“我们想加入的不是分裂的欧洲”。
能否真正成为“新欧洲”
客观地说,虽然美国认为今天欧洲的政治地图的重心正向东,即向“新欧洲”移动,并期望“新欧洲”在欧洲乃至世界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但中东欧国家要成为“新欧洲”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经济上,“新欧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加在一起只有9620亿美元,而两个老欧洲国家(法国和德国)便有3.68万亿美元;军事上,老欧洲的军队有58.2万人,而新欧洲一共只有53.8万人。在军费支出方面,老欧洲每年的军费开支为853亿美元,而新欧洲一共只有84亿美元。武器装备更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中东欧国家能否成为名副其实的“新欧洲”或欧洲政治中的一支新兴力量,需取决于几方面的因素。第一,美国是否有意通过“新”“老”欧洲的划分在欧洲大陆制造分裂,进而削弱欧洲与自己的竞争力;第二,欧盟的多边主义和“仁政”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平衡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政策,欧盟的共同外交和防务政策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统一或约束欧盟成员国的对外政策;第三,中东欧何时能够完成经济转轨,并保持经济持续增长。
也正因为如此,中东欧的很多人并不买拉姆斯菲尔德的账。“现在我们被称为‘新欧洲’,而在四年前的科索沃战争时期,我们被称为‘摇摆不定者’,况且,没有什么东西一成不变,四年后,形势可能再次迅速改变。”捷克那位外交事务评论员如是说。
当然,此次中东欧国家在伊问题上表现出的独立性也需要人们认真对待。虽然中东欧国家的行动并不表明它们真的要同“老欧洲”对抗,但却使人们强烈地感到,这些国家希望参与决策,改变其长期以来的弱势地位,同时,不希望一个国家自认为可以代表整个欧洲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