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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新课标改革，从2007年开始，广东高考卷采用了选考题的命题方式——以文学类和实用类两种文本阅读相对应命制两组题目供考生选择考试。选考题的命制给予了考生选择的机会和表达自我的空间。相对于附加题而言，选考题更加符合新课标的精神，也更加人性化。然而，也正是从2007年开始，广东高考的选考题就遭遇了自己难以变更的尴尬。2007年高考中约有31.2%的考生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另外约68.8%的考生选考了实用类文本阅读。2008年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约为37.56%，比例略有增加。可是，到2010年，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比例又锐减为17.86%，2011年比例又有所回升，但也只有约27.2%。2012年选做文学类的考生为总数的40.08%，情况有所好转。2013年为26.63%，略等于2011年的比例。总体来看，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和选考实用类文本阅读的考生比例约为3：7，比例的巨大差距并不符合设置选考题的初衷，这种状况给广东高考命题中最为闪光的亮点以当头痛击。
考生对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选择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其原因虽然与中学备考的指导思路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命题自身的特点、考生自身的素养和时代大环境。
2007年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是迟子建的《泥泞》，这是一篇文学意味浓厚的抒情散文，是考生熟悉的散文阅读类型，因为它与往年的广东高考散文阅读以及全国卷的散文阅读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实用类文本阅读是人物访谈《访钢琴演奏家傅聪》，这虽然是在高考中第一次出现的文本样式，但是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没有考生会对人物访谈感到陌生。访谈中的口语对话直接否定了散文中的文学意蕴，所以，2007年试卷中两组题目文本文风的极度不对等为选考题遭遇的尴尬局面埋下了祸根。然而，命题者并没有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是一篇完全后现代的小说，不要说考生，就是许多老师看过后也是一头雾水。当今的高考从录取率来看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地地道道的大众化教育了，用这类难以下结论的文本作为高考命题材料是有欠考量的。在考场中，选择这篇阅读的考生只能如小说中的“父亲”一样，毫无目的地在文字的长河中飘荡。当年选做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中只有两人获得满分，由此可见文本的选取是多么不合时宜。2008年的实用类文本阅读是科普文章《绝妙的错误》，科普文章本身就要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由此可见，2008年的选考题文本继承了2007年的特点，并且把2007年命题中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
2009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张炜的《耕作的诗人》，文本内容依托托尔斯泰，主要谈作者对文人的认识。从文本内容来看，《耕作的诗人》和1991年全国卷的《世间最美的坟墓》基本雷同。从写作形式来看，《耕作的诗人》虽然是散文，但是文本中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人物——托尔斯泰，所以其叙事性很强，这使文章在阅读难度上类似于实用类文本阅读的传记。2009年的人物传记《黄侃先生二三事》并非规范的人物传记——规范的人物传记与文言文阅读相冲突，而是散文化的传记，纪传过程中具有浓厚的议论抒情色彩。由此我们看到，两类文本各自削弱文本特点向对方靠拢，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文本差异性过大的问题。可是问题在于，选文在解决阅读难度不均问题的同时又违背了选考题的命题初衷——两类阅读文本应当文本特点鲜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阅读题目分组具有意义和价值。另外，从命题规则上讲，选考题中应当有题目涉及到文本特征的考查。一旦文本特征被消解，这一命题规则就无从落实。
基于以上理由，2010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小说《面包》，实用类文本阅读是梁衡的新闻评论《让法律来保护阳光》，文体特点又重新被强调。鉴于2008年选考小说的教训，2010年考生对文学类文本心有余悸，选考小说的考生只有10万人，其比例是新课标以来文学类文本阅读选考最少的一年。因此，在2010年高考评卷总结会上，有关专家开始大力鼓吹文学类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以命令的口吻教导中学教师要加强对学生文学修养的教育，以至于把文学情趣提升到关乎国民修养和民族前途的高度。我们认为，高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学术问题，二者不能倒置。用学术思维驱动社会进程的想法从来都是偏颇难掩并且遗患良多的。
2011年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叙事散文《严冬海猎》，虽为散文，但写作技法更接近于小说，这就使得阅读和接受更为容易。实用类文本阅读是散文化的人物传记《梁宗岱先生》，传记的散文化显然是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这种选文方式又回到了2009年的模式，同时与2009年的选文相比更进一步地消解了文体之间的差异。幸运的是，我们的考生也变得更加成熟，与2010年相比，选择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增加了7万人。
吸引考生选择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主要原因不是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被消解，当然也不是在专家的呼吁下中学教师的大力推广，而是命题细节的悄然改变。2007年到2010年，选考题的两个题组分值相同，都是15分。每一个题目的赋分顺序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即4分、5分和6分。这是为了使两组题目的难度达到平衡的体现。为了公平，好的选考题组两组题目不仅考查的能力等级相同而且连提问方式都是类似的。2011年选考题的两组题目虽然在文本选择、考查能力等级和提问方式上努力做到了均衡，甚至第19题的能力考查比16题还低了一等，不过好像还是实用类文本阅读更容易得分。然而，两组题目的赋分分值却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三个题目分值分别是4分、4分、7分，而实用类文本阅读题目的分值保留了以往的布局，即4分、5分、6分。一分的调整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暗藏玄机。以赋分为依据作答是考场中的一个基本原则，4分的题目与5分的题目相比，其要点必定更少，当然就更容易得分。而作为考查最高能力等级的题目，它在答案的处理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度，所以7分的题目和6分的题目相比，前者多可以得到5分、6分，后者多只能得到4分、5分。因此，2011年的两组题目的组合方式文学类文本阅读是“1难 2易”，实用类文本阅读是“1易 2难”，当然这是两者相比较而言。评分标准的设定更加凸显了命题者的良苦用心。文学类文本阅读第17题的答案中有三个要点，评分标准要求答出一点给2分，答出两点及以上给4分。也就是说，答出两点即可得到满分。而与之相对应的实用类文本阅读第20题答案中有四个要点，评分标准要求答对一点给1分，答对两点给3分，答对三点给5分。虽然两个题目要得到满分都不必答出所有的要点，但是第20题的前两个要点都比第17题的前两个要点少1分。这就基本上注定了第20题的平均分比第17题的平均分要少上1分的结局。 实用类文本阅读第21题的答案给出了两个要点，每个要点3分。考生答出两个要点并不困难，但是从评卷心理来讲，即使考生答出两个要点能得到6分的几率也并非百分之百。因为除了要点之外还要有相应的分析。而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类文本阅读第18题中却有两个问题。第一问3分，答案有四个要点，答出任意一点给2分。而实用类文本阅读第20题答案中也有四个要点，但答对一点仅给1分。这已经是评分标准设置的不合理了，即使它们不是对应的两个题目。第18题答对两点即可得到满分。虽然第18题的前面3分需要答对两个要点，而第21题的前面3分只需要答对一个要点，但是第18题的答案要点是四选二，第21题的答案要点是二选一，由此来看两个题目前3分的得分难度不相上下。但是，第18题的后面4分要求分析“两个”原因，答案中给出了“人物心理、情节脉络、细节描写”三个分析角度。很明显，每分析一个原因给2分。答案要点是三选二的关系，这与21题剩下的3分仍然是二选一的关系相比已经变得容易了。但是评分标准又附加了说明：如果只分析一个原因，但全面合理、思路清晰，最多可得4分。第二问满分只有4分，题目要求分析“两个”原因，而评分标准却说分析一个原因也可以得到满分，这是自相矛盾，是毫无道理的。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做是为了拉高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目的平均分。评卷的结果为题目的设置做了很好的说明，今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平均分高过实用类文本阅读1分多，这是新课标高考以来破天荒的一个结果。它可能满足了导向的某些需求，但是这一结果中人为因素过于浓重，它直接妨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对于解决选考题的尴尬局面无疑是杀鸡取卵。
2012年文学类文本阅读也选用了散文文本，其浓厚的叙事性和去年的文本类似，不同的是阅读难度更低。相对应的实用类文本阅读选用的是人物访谈，访谈的内容是谈论知识分子的“学术操守”。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是远离考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实用类文本阅读采用这一内容，目的仍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引导考生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从试题的得分点来看，文学类文本阅读共11个，实用类文本阅读共13个。基于以上两个因素，出现了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组平均分比实用类文本阅读题组平均分高出0.3分左右的评卷结果。如果这一结果是在严谨、科学、公正的前提下现产生的，那么0.3分的差距是极为合理的。然而，遗憾的是，与2011年相同，它也包含了太多的人为因素。
实用类文本的写作对象是拥有基本阅读能力的人，所以历届考生选考它的原因都是“读得懂”。于是，从2007年以来的高考都出现了选考实用类文本阅读题组的考生一边倒的现象，这是十分正常的。可是，广东一方面从舆论宣传上鼓动考生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一方面在命题上大做文章。这种矫正失误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总体而言，2011年和2012年的散文文体特点都不鲜明，这是难度调整的需求，但是它却违背了选考题的命题初衷。2013年同样选用了师陀的散文《过岭》。文本的叙事性同样很强，但是文中同时描绘了作者的哲思。叙事部分接近于《严冬海猎》《荷叶》，而哲思部分接近于《泥泞》《耕作的诗人》，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也是连续三年散文选文命题尝试和探索的结果。
《泥泞》和《耕作的诗人》都是文人面对一个对象作深邃的思考的结果，他们都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切实体验，但是考生是陌生的，于是便产生了考生与作者之间的种种隔阂。《严冬海猎》是“海龙”的特殊经历，与多数考生也不相干，考生多是隔岸观火。而《荷叶》与《过岭》是日常生活的简单加工，叙事极为生活化，思想也没有做过多的拔高，它们与考生的人生经历更为接近，是考生也能够模拟体验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文方向。
2012年实用类文本阅读再次考查了访谈，题为《寂寞出学问》。访谈谈论知识分子如何做学问的问题，它实际上与当年论述文的内容有所重叠。至少，一张试卷中两篇阅读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一比重是过大的。2013年的科普文是广东第二次考查，然而文章与2008年《绝妙的错误》有着本质的区别。“山水画”和“地质学”是每一个考生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并不是每个考生都会关注的。文本的难点在于考生对“皴法”一词的理解，它用语言极难解说。于是，我们看到了试卷中的一大亮点——用直观的插图解说抽象的概念。在说明皴法发展过程的文段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讲述新皴法的创造者对自然的观察、思考、体悟和加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类文本阅读《过岭》中作者的体验是类似的。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东选考题选文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保持文体特点鲜明和阅读难懂相当这一棘手的问题。所以，注重人生体验可以称为2013年广东高考语文试卷的一个核心内容。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选考者较少理应比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平均分高，而且实际上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多为语文素养相对较好的考生。理论上讲无需在命题和评卷上做太多人为的调整。2013年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占总数的比例又有所回落，但是在评卷中评分细则并没有对评分标准做出什么调整。在没有掺杂人为因素的前提下，今年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平均分分别是7.22分和7.11分，这一平均分的呈现是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注重选考人数的调整并不是改变选考题的有效方法，选文和命题的科学合理才是选考题的最终出路所在。令人欣喜的是，广东的选考命题已经找到了这一路径。
在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考生的文学素养现状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令人欢欣鼓舞。就以2008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河的第三条岸》为例，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以文本是后现代的作品、主题无法确定为由，来说明文章难以理解。其实，如果细读第18题的设问“有人说：‘河的第三条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象征着‘父亲’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就可以发现，其实题目并不难，因为人生的追求无非是“物质方面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追求”。而文本中父亲的追求是“超越世俗的”，那就只能是“精神方面的追求”了。由此，父亲的诡异行为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然而，一则我们的考生阅读基础比较薄弱；二则考生缺乏必要的联想和想象能力；三则我们所处的并非是一个充满文学意味的浪漫时代。这就必然会在文本理解上给考生产生巨大的困难。这一现实可以用2008年的第22题来作证明：
图书畅销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在阅读方面出现的某种值得注意的价值取向。近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中“短、平、快”消费模式的影响，一种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谈论学术的做法颇为流行，美其名曰“文化快餐”，对知识的获取满足于感性的把握。在某类读书人群中，阴柔之风过盛，阳刚之气不足，人们对于离奇古怪的小故事有很强的猎奇心理，对于雄浑壮丽的大历史却缺乏兴趣。一些出版部门受利益的驱使，热衷于对历史人物的风流韵事、权谋权术的渲染，以“戏说”满足读者的猎奇窥秘心理。也有些人满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品玩，只强调回归传统，忘记了在“返本”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开断”，忘记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自我批判。功利主义的阅读价值取向忽略了人的深层的精神需求和文化追求，正在误导着年轻一代。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实用主义将浪漫情怀排挤得毫无立锥之地，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多数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能让考生“文学”起来呢？遇到困难，趋易避难是人的天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在此背景下，选考题的出现原本是新课标下高考命题改革的先行军，而如今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们希望广东的选考命题有所坚守，并有所创新。
[作者通联：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
考生对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的选择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其原因虽然与中学备考的指导思路有关，但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命题自身的特点、考生自身的素养和时代大环境。
2007年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是迟子建的《泥泞》，这是一篇文学意味浓厚的抒情散文，是考生熟悉的散文阅读类型，因为它与往年的广东高考散文阅读以及全国卷的散文阅读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实用类文本阅读是人物访谈《访钢琴演奏家傅聪》，这虽然是在高考中第一次出现的文本样式，但是在新闻媒体发达的今天没有考生会对人物访谈感到陌生。访谈中的口语对话直接否定了散文中的文学意蕴，所以，2007年试卷中两组题目文本文风的极度不对等为选考题遭遇的尴尬局面埋下了祸根。然而，命题者并没有警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2008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这是一篇完全后现代的小说，不要说考生，就是许多老师看过后也是一头雾水。当今的高考从录取率来看已经不再是精英教育，而是地地道道的大众化教育了，用这类难以下结论的文本作为高考命题材料是有欠考量的。在考场中，选择这篇阅读的考生只能如小说中的“父亲”一样，毫无目的地在文字的长河中飘荡。当年选做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中只有两人获得满分，由此可见文本的选取是多么不合时宜。2008年的实用类文本阅读是科普文章《绝妙的错误》，科普文章本身就要求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由此可见，2008年的选考题文本继承了2007年的特点，并且把2007年命题中的负面效应进一步放大。
2009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张炜的《耕作的诗人》，文本内容依托托尔斯泰，主要谈作者对文人的认识。从文本内容来看，《耕作的诗人》和1991年全国卷的《世间最美的坟墓》基本雷同。从写作形式来看，《耕作的诗人》虽然是散文，但是文本中有一个明确的中心人物——托尔斯泰，所以其叙事性很强，这使文章在阅读难度上类似于实用类文本阅读的传记。2009年的人物传记《黄侃先生二三事》并非规范的人物传记——规范的人物传记与文言文阅读相冲突，而是散文化的传记，纪传过程中具有浓厚的议论抒情色彩。由此我们看到，两类文本各自削弱文本特点向对方靠拢，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文本差异性过大的问题。可是问题在于，选文在解决阅读难度不均问题的同时又违背了选考题的命题初衷——两类阅读文本应当文本特点鲜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阅读题目分组具有意义和价值。另外，从命题规则上讲，选考题中应当有题目涉及到文本特征的考查。一旦文本特征被消解，这一命题规则就无从落实。
基于以上理由，2010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小说《面包》，实用类文本阅读是梁衡的新闻评论《让法律来保护阳光》，文体特点又重新被强调。鉴于2008年选考小说的教训，2010年考生对文学类文本心有余悸，选考小说的考生只有10万人，其比例是新课标以来文学类文本阅读选考最少的一年。因此，在2010年高考评卷总结会上，有关专家开始大力鼓吹文学类文本阅读的重要性。以命令的口吻教导中学教师要加强对学生文学修养的教育，以至于把文学情趣提升到关乎国民修养和民族前途的高度。我们认为，高考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然后才是学术问题，二者不能倒置。用学术思维驱动社会进程的想法从来都是偏颇难掩并且遗患良多的。
2011年的文学类文本阅读是叙事散文《严冬海猎》，虽为散文，但写作技法更接近于小说，这就使得阅读和接受更为容易。实用类文本阅读是散文化的人物传记《梁宗岱先生》，传记的散文化显然是增加了阅读的难度。这种选文方式又回到了2009年的模式，同时与2009年的选文相比更进一步地消解了文体之间的差异。幸运的是，我们的考生也变得更加成熟，与2010年相比，选择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增加了7万人。
吸引考生选择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主要原因不是文本之间的差异性被消解，当然也不是在专家的呼吁下中学教师的大力推广，而是命题细节的悄然改变。2007年到2010年，选考题的两个题组分值相同，都是15分。每一个题目的赋分顺序也从来没有改变过，即4分、5分和6分。这是为了使两组题目的难度达到平衡的体现。为了公平，好的选考题组两组题目不仅考查的能力等级相同而且连提问方式都是类似的。2011年选考题的两组题目虽然在文本选择、考查能力等级和提问方式上努力做到了均衡，甚至第19题的能力考查比16题还低了一等，不过好像还是实用类文本阅读更容易得分。然而，两组题目的赋分分值却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文学类文本阅读的三个题目分值分别是4分、4分、7分，而实用类文本阅读题目的分值保留了以往的布局，即4分、5分、6分。一分的调整看似微不足道，实则暗藏玄机。以赋分为依据作答是考场中的一个基本原则，4分的题目与5分的题目相比，其要点必定更少，当然就更容易得分。而作为考查最高能力等级的题目，它在答案的处理上享有更大的自由度，所以7分的题目和6分的题目相比，前者多可以得到5分、6分，后者多只能得到4分、5分。因此，2011年的两组题目的组合方式文学类文本阅读是“1难 2易”，实用类文本阅读是“1易 2难”，当然这是两者相比较而言。评分标准的设定更加凸显了命题者的良苦用心。文学类文本阅读第17题的答案中有三个要点，评分标准要求答出一点给2分，答出两点及以上给4分。也就是说，答出两点即可得到满分。而与之相对应的实用类文本阅读第20题答案中有四个要点，评分标准要求答对一点给1分，答对两点给3分，答对三点给5分。虽然两个题目要得到满分都不必答出所有的要点，但是第20题的前两个要点都比第17题的前两个要点少1分。这就基本上注定了第20题的平均分比第17题的平均分要少上1分的结局。 实用类文本阅读第21题的答案给出了两个要点，每个要点3分。考生答出两个要点并不困难，但是从评卷心理来讲，即使考生答出两个要点能得到6分的几率也并非百分之百。因为除了要点之外还要有相应的分析。而与之相对应的文学类文本阅读第18题中却有两个问题。第一问3分，答案有四个要点，答出任意一点给2分。而实用类文本阅读第20题答案中也有四个要点，但答对一点仅给1分。这已经是评分标准设置的不合理了，即使它们不是对应的两个题目。第18题答对两点即可得到满分。虽然第18题的前面3分需要答对两个要点，而第21题的前面3分只需要答对一个要点，但是第18题的答案要点是四选二，第21题的答案要点是二选一，由此来看两个题目前3分的得分难度不相上下。但是，第18题的后面4分要求分析“两个”原因，答案中给出了“人物心理、情节脉络、细节描写”三个分析角度。很明显，每分析一个原因给2分。答案要点是三选二的关系，这与21题剩下的3分仍然是二选一的关系相比已经变得容易了。但是评分标准又附加了说明：如果只分析一个原因，但全面合理、思路清晰，最多可得4分。第二问满分只有4分，题目要求分析“两个”原因，而评分标准却说分析一个原因也可以得到满分，这是自相矛盾，是毫无道理的。唯一可以令人接受的解释只能是这样做是为了拉高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目的平均分。评卷的结果为题目的设置做了很好的说明，今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平均分高过实用类文本阅读1分多，这是新课标高考以来破天荒的一个结果。它可能满足了导向的某些需求，但是这一结果中人为因素过于浓重，它直接妨害了高考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对于解决选考题的尴尬局面无疑是杀鸡取卵。
2012年文学类文本阅读也选用了散文文本，其浓厚的叙事性和去年的文本类似，不同的是阅读难度更低。相对应的实用类文本阅读选用的是人物访谈，访谈的内容是谈论知识分子的“学术操守”。关于“知识分子”的话题是远离考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实用类文本阅读采用这一内容，目的仍是为了增加阅读难度，引导考生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从试题的得分点来看，文学类文本阅读共11个，实用类文本阅读共13个。基于以上两个因素，出现了文学类文本阅读题组平均分比实用类文本阅读题组平均分高出0.3分左右的评卷结果。如果这一结果是在严谨、科学、公正的前提下现产生的，那么0.3分的差距是极为合理的。然而，遗憾的是，与2011年相同，它也包含了太多的人为因素。
实用类文本的写作对象是拥有基本阅读能力的人，所以历届考生选考它的原因都是“读得懂”。于是，从2007年以来的高考都出现了选考实用类文本阅读题组的考生一边倒的现象，这是十分正常的。可是，广东一方面从舆论宣传上鼓动考生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一方面在命题上大做文章。这种矫正失误的方法是值得商榷的。
总体而言，2011年和2012年的散文文体特点都不鲜明，这是难度调整的需求，但是它却违背了选考题的命题初衷。2013年同样选用了师陀的散文《过岭》。文本的叙事性同样很强，但是文中同时描绘了作者的哲思。叙事部分接近于《严冬海猎》《荷叶》，而哲思部分接近于《泥泞》《耕作的诗人》，这是一种很好的平衡，也是连续三年散文选文命题尝试和探索的结果。
《泥泞》和《耕作的诗人》都是文人面对一个对象作深邃的思考的结果，他们都是作者内心深处的切实体验，但是考生是陌生的，于是便产生了考生与作者之间的种种隔阂。《严冬海猎》是“海龙”的特殊经历，与多数考生也不相干，考生多是隔岸观火。而《荷叶》与《过岭》是日常生活的简单加工，叙事极为生活化，思想也没有做过多的拔高，它们与考生的人生经历更为接近，是考生也能够模拟体验到的，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文方向。
2012年实用类文本阅读再次考查了访谈，题为《寂寞出学问》。访谈谈论知识分子如何做学问的问题，它实际上与当年论述文的内容有所重叠。至少，一张试卷中两篇阅读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这一比重是过大的。2013年的科普文是广东第二次考查，然而文章与2008年《绝妙的错误》有着本质的区别。“山水画”和“地质学”是每一个考生都不会感到陌生，但并不是每个考生都会关注的。文本的难点在于考生对“皴法”一词的理解，它用语言极难解说。于是，我们看到了试卷中的一大亮点——用直观的插图解说抽象的概念。在说明皴法发展过程的文段中，作者用了大量篇幅讲述新皴法的创造者对自然的观察、思考、体悟和加工，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学类文本阅读《过岭》中作者的体验是类似的。至此，我们可以认为，广东选考题选文已经很好地解决了保持文体特点鲜明和阅读难懂相当这一棘手的问题。所以，注重人生体验可以称为2013年广东高考语文试卷的一个核心内容。
从统计学的角度来说，文学类文本阅读的选考者较少理应比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平均分高，而且实际上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多为语文素养相对较好的考生。理论上讲无需在命题和评卷上做太多人为的调整。2013年选考文学类文本阅读的考生占总数的比例又有所回落，但是在评卷中评分细则并没有对评分标准做出什么调整。在没有掺杂人为因素的前提下，今年文学类文本阅读和实用类文本阅读的平均分分别是7.22分和7.11分，这一平均分的呈现是合理的，也是可以接受的。所以，注重选考人数的调整并不是改变选考题的有效方法，选文和命题的科学合理才是选考题的最终出路所在。令人欣喜的是，广东的选考命题已经找到了这一路径。
在时代大背景下，我们考生的文学素养现状并非想象中的那样令人欢欣鼓舞。就以2008年文学类文本阅读《河的第三条岸》为例，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以文本是后现代的作品、主题无法确定为由，来说明文章难以理解。其实，如果细读第18题的设问“有人说：‘河的第三条岸’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象征着‘父亲’超越世俗的人生追求……”就可以发现，其实题目并不难，因为人生的追求无非是“物质方面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追求”。而文本中父亲的追求是“超越世俗的”，那就只能是“精神方面的追求”了。由此，父亲的诡异行为就可以得到圆满的解释。然而，一则我们的考生阅读基础比较薄弱；二则考生缺乏必要的联想和想象能力；三则我们所处的并非是一个充满文学意味的浪漫时代。这就必然会在文本理解上给考生产生巨大的困难。这一现实可以用2008年的第22题来作证明：
图书畅销这一现象的背后反映出人们在阅读方面出现的某种值得注意的价值取向。近年来，由于受市场经济中“短、平、快”消费模式的影响，一种以讲故事的形式来谈论学术的做法颇为流行，美其名曰“文化快餐”，对知识的获取满足于感性的把握。在某类读书人群中，阴柔之风过盛，阳刚之气不足，人们对于离奇古怪的小故事有很强的猎奇心理，对于雄浑壮丽的大历史却缺乏兴趣。一些出版部门受利益的驱使，热衷于对历史人物的风流韵事、权谋权术的渲染，以“戏说”满足读者的猎奇窥秘心理。也有些人满足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品玩，只强调回归传统，忘记了在“返本”的过程中更重要的是“开断”，忘记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是进行全面而深刻的自我批判。功利主义的阅读价值取向忽略了人的深层的精神需求和文化追求，正在误导着年轻一代。
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下，实用主义将浪漫情怀排挤得毫无立锥之地，学生走进高考考场多数也是为了改变自己的生存状态。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能让考生“文学”起来呢？遇到困难，趋易避难是人的天性，这是无可非议的。在此背景下，选考题的出现原本是新课标下高考命题改革的先行军，而如今它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我们希望广东的选考命题有所坚守，并有所创新。
[作者通联：深圳市第二高级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