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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人与上海，因现实的种种内因外缘，他们的存在既具体而丰富，然而也因历史的盘根错节，同时也复杂难解，令人欲说还休，却又欲罢不能。这是台湾文学、文化史中需填充的一段空白。上海像一块磁铁一样，紧紧吸住一批台湾人：旅游于沪上、负笈于沪上、经商于沪上、谋生于沪上、征召于沪上……不同的家庭环境、不同的生活状况、不同的性格、不同的人生选择、不同的生命情怀，一时都凑拢来到了这里。有人或陷于历史的尴尬或奋力激昂于社会主义，或满腔悲愤于国土沦丧，或冷眼旁观这一切，或亟欲逃离此地……
开始使我听说这个城市的，大概源自于阅读女诗人黄金川(1907—1990)的诗集，知道这部诗集是1930年6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其后又得知她出嫁时，兄朝琴(1897—1972)自上海购得四库全书千余册以为嫁奁。后来读张晓风《愁乡石》，读到她来到“鹅库玛”度假，遥对上海及广大的陆地却临海饮泣，说：“每次想到上海，总觉得像历史上的嵩京或是洛邑那么幽渺，那样让人牵起一种又凄凉又悲怆的心境。”然后想起白先勇《谪仙记》中的李彤，其双亲自上海逃离时，不幸船翻人亡，家道因之中衰。然后听到战后有不少台湾人在1946年自上海乘船返台：是年2月，散文家林文月(1933一)一家从上海搭船归返台湾。她谈起她在上海江湾的童年，虽有温馨甜蜜的故事，却因时空的关系，让她有种浅灰色的暗影，滋味难受，无法彻底忘却。翌年(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发生后，却有一批人流亡到上海。如《自由报》记者蔡子民(1920一)、吴克泰、周青等人，旧台共党人苏新(1907—1981)、谢雪红(本名谢阿女，1901—1970)、杨克煌等都陆续流亡到上海。据闻当时也有不少到大陆打内战的台籍军人，因战败逃离部队，流落到上海。
到了1948年冬，女作家林海音(1918一)作为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母亲，带着一家人搭乘摇摇欲坠的小飞机从北京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这架小货机只有面对面两排木板凳座位，挤下十个左右乘客，一路气流冲击，颠簸不已，机上乘客不停呕吐，飞机停靠时已是黄昏，机员乘客纷纷离去，这一家人留在空荡荡的跑道边，因男主人挤不上飞机，又无人来接机。几个钟头之后，她们离开了机场。她(林海音)也离开了生长二十几年的中国大陆，来到她的故乡——台湾，我常想象着她当时的心情，试着体味她当时的情怀。
我的记忆随时间继续流转，1949年1月21日上海大公报转载杨逵的“和平宣言”，导致他在4月6日(“四六事件”)被逮捕，判刑12年。而后经历近40年，国民党政府开放两岸探亲(1987年11月2日)，我看到诗人辛郁从虹桥机场下机，走进市中心，面对破旧的古宅，一扇闭不起来的楼宇小窗，容得他的目光投射，却容不下他凄然心情的造访，他思忖着，为什么它不早早坍塌了呢?原来记忆中的景象与暌违40年后的眼见现象面面相觑时，是那样不堪，那样不忍面对，久历沧桑，重来已是梦。
而后我也来到上海，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上海，远观外滩璀璨的灯火景致，陌生新鲜的一幢幢建筑，让人不禁回头关注她过去的身世。日据，时期台湾人与上海的联想，开始朦朦胧胧、隐隐约约起来，仿佛历史幽灵在浮动。1936年时胡风：(1903--1985)编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内收台湾人杨逵(1906---1985)《送报夫》、吕赫若(1914—1950)《牛车》、杨华(1900---1936)《薄命》，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上海(也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大陆)。而在上海的作家范泉(1916--2000)竟然也曾翻译了龙瑛宗(1911—1999)的小说。我突然发现在历史寂寞的回廊，他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而是一幅幅在我心中复活的群像。回首遥望这些活跃于变化复杂的日据下文化人，很难用一枝色笔彩绘他们，也很难用一幅幅肖像代表他们，甚至很难找到精确的表述话语。走进历史深处，我也只能茫茫然思索着、寻觅着：他们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到上海呢?百闻不如一见，从旁人的讲述听闻、典籍的阅读、文化血缘的认同，继而在脑海中形塑而成的上海，是如何与自己眼睛所亲见，皮肤所亲触到的上海相对照?对照之后的反应又是如何?他们将以何种立场来看上海?立于何种角度来表达关怀或批判之意?这篇论文也将在这样的情景下，试着处理日据下台湾文化人在上海的活动与精神历程，及文学中所反映的上海经验、历史背景，探讨每个人不同的心路历程与心理状态。他们好像生长在同一块田里的番薯，看上去枝叶相同，形态相似，可他们毕竟在不同年代吸收不同空气和养分，我想挖掘的结果应该也会有所不同，挖出的番薯必然是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疏茂有别。
(一)被弃孤儿天涯沦落
史料本是枯燥的，然而一旦与历史人物命运紧密相连，却不能不让人生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台湾文士遭逢乙未之变(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让台湾以求和)，浮鹚西避以避难者不少。诗人林痴仙(1875—1915)先是避居泉州，1898年(正是戊戌变法之年)随堂兄林朝栋举家迁居上海。次年痴仙结束为期四五年大陆漂泊生涯，自上海返台，临行时有《留别家兄荫堂》、《沪上留别二首》、《答兄子铨送别之作》、《临别重赠伯兄荫堂》等诗。归台后，诗人洪弃生(1866—1928)有诗《林十自吴淞归，寄问江东名胜二十二首》相问讯，痴仙和以《月樵闻余归自沪江，以诗问彼都山川形胜，有感时事，拉杂成诗二十二首次答》，其中数首不胜沧桑之感，笔调相当沉痛，如其三云：“险阻申江号澳区，择肥人早割膏腴。和戎卖塞频年有，留得偏安寸土无。”指责国外霸权各自划分租界，对清廷予取予求，使上海沦为列强侵凌最严重的地区。后两句以有无强烈对比，言外之意更有台湾割让之悲愤。痴仙另有诗《归里书怀，答赖二悔之(绍尧)，即次原韵》，总结这段避居异地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诗说明了当权者之昏懦，及晚清岌岌可危、动乱不堪的局势，虽然明知回台将是鸟入樊，但高堂悬念，中原动荡，只好权将台湾当作避乱的桃花源，此时矛盾痛苦、不甘又无奈的心境，正与诗意进退两难相呼应。在人地生疏的上海，痴仙心情实为苦闷，对此纷乱的时代困局，个人前程的难卜，都只能是无计可施、无可作为，只能“痛饮狂歌空度日”。漂泊上海时，他想起春秋时代“吴市吹箫”——那一度乞食吴门的伍子胥，遂想起自己流落不偶的命运不正与之近似?他悲吟道：“人物谁堪第一流，吴门乞食足千秋。风尘我亦吹箫客，眼底茫茫隘九州。”
痴仙在上海的生活不外作诗、出游名胜古迹、厕身酒馆歌楼以遣闷。飘零异地的生涯，心境泰半孤寂凄凉，惟有狂醉声色，暂销抑郁。《得梁子嘉书赋长句奉答》云：“天公为余添眼福，风送征风来沪渎。吴姬一笑终年留，用尽金钱欢未足。到处流连似贾胡，不知客路有穷途。”用阮籍途穷而哭之事，说明了自己苦闷无欢，遂流连于风月。犹如《春日出游》一诗所言：“管弦音聒耳，绮罗香扑鼻。……流连未能归，匆匆日西坠。我生遭世艰，逢场聊作戏。”都可读出其强烈的悲凉心境。新返台之初，他也有两首诗追忆在上海的生活情景：“沉吟身世有奇痛，报答圣明无寸长。断送此生无别法，看花把酒水云乡。”“征歌选妓颇频仍，久被人将荡子称。”可知乙未割台，乱离沦丧之痛，让他怨伤盈胸、自暴自弃，征歌选妓、看花把酒以了残生。在酒楼中他曾巧遇来自故乡台湾淡水的酒女林月香，他以感伤之笔赋诗二首以赠，其一云：“灯红酒绿画楼东，此夕飞花遇断蓬。沧海桑田多少泪，殷勤弹人四弦中。”沧桑，本来就是时空的结合。在流逝的时间中，他感受着历史家国的沦胥，在存有的空间里，咀嚼天涯沦落的神伤。
痴仙返台后二十几年，洪弃生于1922年7月15日首度出游中国大陆，《八州游记》云：“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子楸为中华之游。”洪炎秋(1902--1980)《又来废话·代序》即说：“民国十一年夏天，侍奉先父回国游览，到上海时，受到当地诗人倪轶池、陈白沙、王澹然诸先生的热烈欢迎，应酬交涉，完全由我担任，居然能使宾主双方，感到满意，认为奇迹。”远游他乡，得会故交，心中自是欣喜。此次之游，先生得以一偿宿愿，抚慰家国之思，一涤屈贾之悒塞；同时印证所学，了解中华文物历史，并开阔胸襟视野。乙未割台后，洪弃生即坚不去辫，以遗民自高。遭逢国变，抑呃难申，时觉“久闭岛上如樊笼，山水瑟瑟无欢惊。”他久处台岛，每翻读典籍，祖国山川之景无不召唤着他，他在《瓦窑村读书记》一文就说：“予处海外，而中原之山水，五日不往来于余之胸中、目中也。大之若五岳、五湖无论矣。其远之小者若湘衡之九面、五夷之九曲，予既不得而至。”回台后，洪弃生将随行日记与诗作加以整理，有《八州游记》与《八州诗草》，可说了却生平心愿，《八州诗草》完成翌年即过世。
与洪弃生同是鹿港诗人的周定山(1898—1975)，在1925年因家庭经济压力下，毅然远赴大陆，至漳州任职后，“南过昆明，北臻淞沪，半载风尘，万里游踪”Qs。直至是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方才离开大陆，回到台湾。期间尚有两次赴大陆，因未有资料留存，其活动情况不详。第四次赴大陆是在1938年夏季5月，周定山应日本殖民政府之征召，前往上海日军特务部任职(可能是担任随军记者的职务)，7月因父亲病重匆匆归台，原拟8月再度前往沪上，因罹患湿疹，颠连病床，未能成行。
在诗人笔下，动荡的中国正呈现一幕幕悲剧，让人走近风雨交加的历史现场。《五卅惨劫书怆》诗序，叙其身临惨境，忍泪书痛。诗有11首，其十云：“东西强寇迫眉头，虎豹交争弱肉求。凄绝吴淞江上望，至今犹见血泪痕。”愤英日强权凌逼，嗟肉弱斯民之倒悬，扛上血痕，苦海命沉，诗人为之无限神伤。在上海近三个月时间，他活动区域远较第一次大陆之行缩小许多，大致以吴淞江以北的闸北区及虹口区为主。虽曾走览苏、浙几处风光名胜，但是，日本侵华，尽管山河多丽，却也怀古伤时，触目成愁，感慨良深。《一吼劫前集》中的《倥偬吟草》诗作，凡54首。其中主题多围绕在：战事可怖，杀戮惨烈，生民转徙流离、国人奢糜不振，纸醉金迷及异族的歧视、欺凌。当他过吴淞时，诗赋：“巨炮雄跨压海鲸，一经肉弹便犁庭。至今呜咽吴淞水，犹是当年战血腥。”(《过吴淞》)
1897年，台湾割日两年，诗人连雅堂(1878—1936)赴沪，人圣约翰大学习俄文，后奉母命归台。1912年，雅堂先生游沪(其时大病初愈)，王香禅亦作客申江(上海)，相逢逆旅，闲话家常，品茗谈诗、课诗。
雅堂有诗《沪上逢香禅女士》、《寄香禅沪上》。二人半师半友之间，其实香禅已嫁谢恺。小住沪上期间，除畅游附近名胜古迹，发思古之幽情，感慨时事。遨游苏杭时，且驰函夫人，欲他日偕隐于是，信末并系七绝一首，末两句云：“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居沪时偶遇同乡故知，倍加欣喜。这年(1912年)中秋之夕，吴少候邀宴于张园。当晚同座者有旅沪台籍人谢幼安、王香禅夫妇及林子瑾、李耐侬诸人。酒酣，并有北京瞽者王玉峰弹三弦助兴。幼安夫妇善尽地主之谊，对上海市内各地多所导游，并曾邀饮诗人于杏花楼，请当时名妓张曼君作陪。曼君负侠而能读书报，自爱奋勉，雅堂多所赞许。居沪九个多月，复游大陆各地名胜，所发诗文，可见《大陆诗草》、《大陆游记》。这一段客寓沪上期间，其心情多欢乐。经过20年，年华渐老，心情转折很大。
1933年7月，雅堂夫妇因长女夏甸之邀赴上海，初至时，暂住女婿林伯奏房产：公园坊11号e。后移21号，与新文学作家刘灿波(刘呐鸥，1905—1940)同住。此间因不习十里洋场的上海，加之天气酷暑，工作一时尚无着落，遂有“上海不可久居”之叹。8月4日致震东家书云：“到沪以来，瞬将一月，起居颇适。然上海为奢华之地，物价甚高，未可久住。……总之，上海不可久居。”8，月11日家书又云：“上海习俗奢华，物价奇贵，实不可居。”9月6日家书复云：“今已归国，到处可居，而上海断不可住，以其风化甚坏，而用费又巨也。”雅堂一直有着落居关中之愿，欲效关中大儒保存文化而恢弘光大之，乃一贯书生报国之衷。惟此间仅作短暂关中之游，1936年6月28日，终因肝疾愈形严重，逝世于上海公园坊寓所。那双眼睛透露出他内心苦闷与忧郁的痕迹。一个想远离上海的人，最终却老死于上海，在他告别人间的时刻，除了想到中日必然一战，他如何审视自己的一生?他会以什么心情来描绘这一切?
当时台湾已经被并人日本疆土，但如果把他们对上海及中国大陆的旅居感受与同时期日本一些重要作家的旅游札记相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立场不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有岛武郎、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小林秀雄、横光利一、井伏鳟二等相继游历日本统治下的外地(满洲最多)。30年代末则经常是拿了政府的补助出差外地，并写作游记。如横光利一的《上海》算是较佳之作，但从作品中仍然可以读到支持“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从异民族、征服者日人的立场(眼睛)所看到的视野，相较于仍心系父祖文化之国者来看，该有内外景致之不同。1943年时日本评论家板垣直子以一种很“奇怪”的口吻说：
拜战争文学之赐，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奇怪国家和民族(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此外，日本占领的南方各地区，先前欧洲人已经开发了许多资源，现在也涌到我们眼前，物产之丰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掠夺者的口吻毕现。台湾人眼中所看到的景致通常不是如此，林痴仙、洪弃生、周定山等眼中的上海，多的是动荡不安、流离失所的景观，其中找不到欣喜之情，对战争引发的满目疮痍，让他们看见的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
(二)谋求社会革命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气氛逐渐高涨，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都会，又有租界为掩护体，各弱小民族或帝国主义的革命志士，纷纷到达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相较于日本东京而言，台湾人虽然赴京(东京)留学的人数较多，但上海无疑更适于社会运动的推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谢雪红、张深切、彭华英、许乃昌等人在上海活动的原因。上海成为台湾留学生相当活跃的都会，这与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有关，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训练与政治参与的实践观，影响了不少留学生。1923年10月，即有“上海台湾青年会”之组成，其后复有谋求对台湾、朝鲜宣传共产主义的“平社”，同时有基于民族自决力长的“台湾自治协会”，1925年更有纠集多校留沪学生共组“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9年6月，这些名称不一的团体共同结合而转化为“上海台湾青年团”；1931年4月，青年团改称“旅沪台湾反帝青年同盟”。
1921年彭华英(1893—，妻蔡阿信)随蔡惠如到达上海，一度寄宿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罗豁在渔阳里的住宅，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而渔阳里二号，即中共和当时上海学生运动中心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地点，也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
1923年张我军(1902---1955)由厦门来到上海，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并于1924年1月12日出席该会在务本英文专门学校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会中，张氏与谢廉清等发言谴责台湾内田总督的暴政，并被举为执行委员，做成决议文添附趣意书，分寄日本总理大臣及其他有关台湾官衙，以唤起舆论。会后不久，张氏赴北京。不久，又因工作无着，遣费散用罄。无法半工半读。于是回到台湾，任职《台湾民报》汉文编辑。后来又再度到北京，在战争末期，他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谈到自己在1943年时的窘境：物价飞涨，决计南下以便“觅得—块吃饭的候补地了”。在京沪住了半个月，不得要领又回北京，自谓：‘白花了三百元和二十天的时间”。
1923年，这一年秀潮(许乃昌，当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科)从上海寄回《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给《台湾民报》，陈述胡适的八不主义，历史的文学观，以及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过后不久，同年10月12日，他同台湾最为坚强热心的民族自决主义者蔡惠如、彭华英等人共同召集在上海留学的台湾学生十余人假南方大学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谋求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同年12月16日，台湾发生震惊全台的“治警事件”，台湾议会设置运动领导者多人被拘捕系狱。
谢雪红在1924年到上海，积极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参加反日罢工活动。6月进人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系，期间得识日后台湾左翼运动人士许乃昌、翁泽生、蔡孝干、洪朝宗、李晓芳、庄泗川、潘钦信等人。而中共早期要角人物瞿秋白、萧劲光、丁玲也成为她学习的对象，并加人中共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1月获中共推荐到莫斯科就读东方大学(全名是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1月回到上海积极筹备台湾共产党。4月15日在上海法国租界霞飞路上一家照相馆楼上，召开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不久，她所组成的上海台湾读书会为支持朝鲜共产党，散发“全台湾总督独裁政治打倒大会”反抗传单，为日警侦缉，发生4月26日的“上海读书会事件”，后以罪证不足而释放。
到了1924年，这一年施文杞(就读上海南方大学，另有笔名泪子)从上海寄回小说《台娘悲史》给
《台湾民报》，分别以华大、台娘、满姐、日猛比喻中国、台湾、满州、日本，暗示台湾民族解放的问题。施氏以女性的处境来比拟台湾的现实情境，此表现技巧相当有创意。她也喜好新诗，并曾对妇女问题发表言论，曾撰文批判台湾的男姓；又曾撰《对于台湾人做的白话文的我见》，指出中国白话文移植到台湾以后的变异现象。同年六月《台湾民报》转载了郭沫若的《江湾即景》，翌年又转载郭氏诗作《仰望》。叙述者厌恶人工化的上海，祈求心灵的自由，已暗示近代都市文明所造成的疏离感。这一年也转载了西谛(郑振铎)的《墙角的创痕》，描写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墙角弹痕累累所激起的愤慨与感伤。这一年一月《台湾民报》刊了刘定国的《不娶你》和曾广勋的《红豆》，二人皆就读于上海南方大学，极可能是施氏的同学。
这一年(1924年)，在上海谋求革命的台湾青年还有陈文彬、蔡孝干、李万居等。
至于留学上海的台湾女学生，其活动力旺盛，而妇女问题是她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女青年玉鹃即其中佼佼者。她是《台湾民报》上创作量颇丰富的女作者，其关注层面之广、文字之流顺以及观念之进步，令人赞叹。
二三十年代台湾与上海文艺思潮发展进度的差距，政治思想与文艺思想之间存在的距离，如从文化人在上海活动情况来看，存着一种有趣、耐人寻思的现象。1921年中共建党，台共(日共台湾民族支部)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可说是左翼政治思潮兴起的标志。这些左翼政治团体的结成，到文艺路线的推动而至发展成文艺团体，总共约9年(1930年左联成立)，台共约6年(1934年文艺协会成立)，从具体实质行动的政治团体，伸展到化为无形的文艺思想战线，以时间、空间相对照，存在一些意义。
然而，左翼知识分子想到上海读书也不是毫无阻碍。1929年6月，庄松林自厦门集美中学毕业，返台，原拟暑假之后赴上海投考大学，日本警特当局以其在厦门思想及行为“不稳”，不再发给护照(“渡华旅券”)。他只好留在台南，积极投入社会运动。有一些人则远避日警流亡到上海。1923年末，张深切到达上海，同时在这里展开他社会运动的第一课。当他到达上海时，上海的台湾人早已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运动团体。这些运动团体较激进的如“平社”、“台湾自治协会台韩同志会”，较温和的如“上海台湾青年会”等。透过与彭华英的交往，张深切接触了共产主义，认识范本梁(1897—1945)，让他也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同时透过他所参加的“台湾自治协会”，组织了许多当时正逐渐左倾的革命分子，如蔡孝干(1908--1982)、谢雪红(即谢阿女)都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台湾青年也难逃被征用的命运，这方面有叶荣钟(1900—1978)、王诗琅(1908--1984)、张维贤(1905—1977)等的回忆录为证。日据时期还有一些台湾青年在上海教授绘画和学习电影，如刘锦堂(1895—1937)、陈澄波(1895一t947)、王白渊(1902--1965)等，就在这方面做过努力。
此外，其时台湾文化人赴上海经商、谋生者不少，其机会多，但风险性也高，然而仍有很多人不顾危险，毅然踏上异乡。如吴坤煌、杨肇嘉(1892--1976)等，在此不赘，至于文学中的上海描写，留待日后专文讨论。
结语
我发现台湾人中，和连雅堂先生一样在上海大学就读的人为数不少，丘念台曾在上海大同学院，蔡孝干、翁泽生、洪朝宗等人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20年代初，台湾民众已渐感受到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及文化协会的影响，民众的民族意识渐觉醒，也开始追求现代、知识，由于台湾岛内中等学校不普及，因此有钱有能力的学子纷纷赴日留学。而基于祖国意识或因中国学校学费较低廉、入学较容易，而渐有留学中国的现象。负笈上海的台湾青年，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参加的组织，左翼色彩都相当浓厚，几乎个个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健将。他们对台湾文化、社会有一定的影响。然而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人物，在今天独尊自由民主的台湾社会，他们似乎也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没有被认真客观地描述，今人似乎也很难与他们对话，我们触摸得到他们的灵魂吗?
当我一一数算他们来到上海时的年龄，一页页翻读着他们的作品时，我不禁惊讶于这样充满热情有活力的年轻生命，在20岁左右即展现深邃的思考、批判能力，而且中文纯净灵活。他们几乎都不迷恋文人这一角色，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满怀理想投身于政治、社会文化运动，文学仅是文化的一环，许乃昌、施文杞、蔡孝干、玉鹃、张深切、王诗琅等等皆是。我读到谢雪红对蔡孝干的不谅解，谴责蔡为机会主义者，读到张深切《里程碑》中对谢雪红的攻击，也读到李万居痛骂张我军《乱都之恋》的文章，那是相信理想却又复杂的心思。
初步写完本文，我试问自己：描述一个人难呢?还是描述一种历史现象难呢?也许都难。我自己也顿时陷入尴尬的处境：这样的描绘，究竟碰触到了历史了吗?探触到了人物的心灵了吗?
开始使我听说这个城市的，大概源自于阅读女诗人黄金川(1907—1990)的诗集，知道这部诗集是1930年6月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其后又得知她出嫁时，兄朝琴(1897—1972)自上海购得四库全书千余册以为嫁奁。后来读张晓风《愁乡石》，读到她来到“鹅库玛”度假，遥对上海及广大的陆地却临海饮泣，说：“每次想到上海，总觉得像历史上的嵩京或是洛邑那么幽渺，那样让人牵起一种又凄凉又悲怆的心境。”然后想起白先勇《谪仙记》中的李彤，其双亲自上海逃离时，不幸船翻人亡，家道因之中衰。然后听到战后有不少台湾人在1946年自上海乘船返台：是年2月，散文家林文月(1933一)一家从上海搭船归返台湾。她谈起她在上海江湾的童年，虽有温馨甜蜜的故事，却因时空的关系，让她有种浅灰色的暗影，滋味难受，无法彻底忘却。翌年(1947年)台湾“二·二八”事变发生后，却有一批人流亡到上海。如《自由报》记者蔡子民(1920一)、吴克泰、周青等人，旧台共党人苏新(1907—1981)、谢雪红(本名谢阿女，1901—1970)、杨克煌等都陆续流亡到上海。据闻当时也有不少到大陆打内战的台籍军人，因战败逃离部队，流落到上海。
到了1948年冬，女作家林海音(1918一)作为一个不满30岁的年轻母亲，带着一家人搭乘摇摇欲坠的小飞机从北京来到上海虹桥机场。这架小货机只有面对面两排木板凳座位，挤下十个左右乘客，一路气流冲击，颠簸不已，机上乘客不停呕吐，飞机停靠时已是黄昏，机员乘客纷纷离去，这一家人留在空荡荡的跑道边，因男主人挤不上飞机，又无人来接机。几个钟头之后，她们离开了机场。她(林海音)也离开了生长二十几年的中国大陆，来到她的故乡——台湾，我常想象着她当时的心情，试着体味她当时的情怀。
我的记忆随时间继续流转，1949年1月21日上海大公报转载杨逵的“和平宣言”，导致他在4月6日(“四六事件”)被逮捕，判刑12年。而后经历近40年，国民党政府开放两岸探亲(1987年11月2日)，我看到诗人辛郁从虹桥机场下机，走进市中心，面对破旧的古宅，一扇闭不起来的楼宇小窗，容得他的目光投射，却容不下他凄然心情的造访，他思忖着，为什么它不早早坍塌了呢?原来记忆中的景象与暌违40年后的眼见现象面面相觑时，是那样不堪，那样不忍面对，久历沧桑，重来已是梦。
而后我也来到上海，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末的上海，远观外滩璀璨的灯火景致，陌生新鲜的一幢幢建筑，让人不禁回头关注她过去的身世。日据，时期台湾人与上海的联想，开始朦朦胧胧、隐隐约约起来，仿佛历史幽灵在浮动。1936年时胡风：(1903--1985)编译《山灵——朝鲜台湾短篇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内收台湾人杨逵(1906---1985)《送报夫》、吕赫若(1914—1950)《牛车》、杨华(1900---1936)《薄命》，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第一次被介绍到上海(也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大陆)。而在上海的作家范泉(1916--2000)竟然也曾翻译了龙瑛宗(1911—1999)的小说。我突然发现在历史寂寞的回廊，他们不是被遗忘的一群，而是一幅幅在我心中复活的群像。回首遥望这些活跃于变化复杂的日据下文化人，很难用一枝色笔彩绘他们，也很难用一幅幅肖像代表他们，甚至很难找到精确的表述话语。走进历史深处，我也只能茫茫然思索着、寻觅着：他们基于什么样的动机来到上海呢?百闻不如一见，从旁人的讲述听闻、典籍的阅读、文化血缘的认同，继而在脑海中形塑而成的上海，是如何与自己眼睛所亲见，皮肤所亲触到的上海相对照?对照之后的反应又是如何?他们将以何种立场来看上海?立于何种角度来表达关怀或批判之意?这篇论文也将在这样的情景下，试着处理日据下台湾文化人在上海的活动与精神历程，及文学中所反映的上海经验、历史背景，探讨每个人不同的心路历程与心理状态。他们好像生长在同一块田里的番薯，看上去枝叶相同，形态相似，可他们毕竟在不同年代吸收不同空气和养分，我想挖掘的结果应该也会有所不同，挖出的番薯必然是形态各异，大小不同，疏茂有别。
(一)被弃孤儿天涯沦落
史料本是枯燥的，然而一旦与历史人物命运紧密相连，却不能不让人生发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台湾文士遭逢乙未之变(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割让台湾以求和)，浮鹚西避以避难者不少。诗人林痴仙(1875—1915)先是避居泉州，1898年(正是戊戌变法之年)随堂兄林朝栋举家迁居上海。次年痴仙结束为期四五年大陆漂泊生涯，自上海返台，临行时有《留别家兄荫堂》、《沪上留别二首》、《答兄子铨送别之作》、《临别重赠伯兄荫堂》等诗。归台后，诗人洪弃生(1866—1928)有诗《林十自吴淞归，寄问江东名胜二十二首》相问讯，痴仙和以《月樵闻余归自沪江，以诗问彼都山川形胜，有感时事，拉杂成诗二十二首次答》，其中数首不胜沧桑之感，笔调相当沉痛，如其三云：“险阻申江号澳区，择肥人早割膏腴。和戎卖塞频年有，留得偏安寸土无。”指责国外霸权各自划分租界，对清廷予取予求，使上海沦为列强侵凌最严重的地区。后两句以有无强烈对比，言外之意更有台湾割让之悲愤。痴仙另有诗《归里书怀，答赖二悔之(绍尧)，即次原韵》，总结这段避居异地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诗说明了当权者之昏懦，及晚清岌岌可危、动乱不堪的局势，虽然明知回台将是鸟入樊，但高堂悬念，中原动荡，只好权将台湾当作避乱的桃花源，此时矛盾痛苦、不甘又无奈的心境，正与诗意进退两难相呼应。在人地生疏的上海，痴仙心情实为苦闷，对此纷乱的时代困局，个人前程的难卜，都只能是无计可施、无可作为，只能“痛饮狂歌空度日”。漂泊上海时，他想起春秋时代“吴市吹箫”——那一度乞食吴门的伍子胥，遂想起自己流落不偶的命运不正与之近似?他悲吟道：“人物谁堪第一流，吴门乞食足千秋。风尘我亦吹箫客，眼底茫茫隘九州。”
痴仙在上海的生活不外作诗、出游名胜古迹、厕身酒馆歌楼以遣闷。飘零异地的生涯，心境泰半孤寂凄凉，惟有狂醉声色，暂销抑郁。《得梁子嘉书赋长句奉答》云：“天公为余添眼福，风送征风来沪渎。吴姬一笑终年留，用尽金钱欢未足。到处流连似贾胡，不知客路有穷途。”用阮籍途穷而哭之事，说明了自己苦闷无欢，遂流连于风月。犹如《春日出游》一诗所言：“管弦音聒耳，绮罗香扑鼻。……流连未能归，匆匆日西坠。我生遭世艰，逢场聊作戏。”都可读出其强烈的悲凉心境。新返台之初，他也有两首诗追忆在上海的生活情景：“沉吟身世有奇痛，报答圣明无寸长。断送此生无别法，看花把酒水云乡。”“征歌选妓颇频仍，久被人将荡子称。”可知乙未割台，乱离沦丧之痛，让他怨伤盈胸、自暴自弃，征歌选妓、看花把酒以了残生。在酒楼中他曾巧遇来自故乡台湾淡水的酒女林月香，他以感伤之笔赋诗二首以赠，其一云：“灯红酒绿画楼东，此夕飞花遇断蓬。沧海桑田多少泪，殷勤弹人四弦中。”沧桑，本来就是时空的结合。在流逝的时间中，他感受着历史家国的沦胥，在存有的空间里，咀嚼天涯沦落的神伤。
痴仙返台后二十几年，洪弃生于1922年7月15日首度出游中国大陆，《八州游记》云：“壬戌七月既望，余偕次子楸为中华之游。”洪炎秋(1902--1980)《又来废话·代序》即说：“民国十一年夏天，侍奉先父回国游览，到上海时，受到当地诗人倪轶池、陈白沙、王澹然诸先生的热烈欢迎，应酬交涉，完全由我担任，居然能使宾主双方，感到满意，认为奇迹。”远游他乡，得会故交，心中自是欣喜。此次之游，先生得以一偿宿愿，抚慰家国之思，一涤屈贾之悒塞；同时印证所学，了解中华文物历史，并开阔胸襟视野。乙未割台后，洪弃生即坚不去辫，以遗民自高。遭逢国变，抑呃难申，时觉“久闭岛上如樊笼，山水瑟瑟无欢惊。”他久处台岛，每翻读典籍，祖国山川之景无不召唤着他，他在《瓦窑村读书记》一文就说：“予处海外，而中原之山水，五日不往来于余之胸中、目中也。大之若五岳、五湖无论矣。其远之小者若湘衡之九面、五夷之九曲，予既不得而至。”回台后，洪弃生将随行日记与诗作加以整理，有《八州游记》与《八州诗草》，可说了却生平心愿，《八州诗草》完成翌年即过世。
与洪弃生同是鹿港诗人的周定山(1898—1975)，在1925年因家庭经济压力下，毅然远赴大陆，至漳州任职后，“南过昆明，北臻淞沪，半载风尘，万里游踪”Qs。直至是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方才离开大陆，回到台湾。期间尚有两次赴大陆，因未有资料留存，其活动情况不详。第四次赴大陆是在1938年夏季5月，周定山应日本殖民政府之征召，前往上海日军特务部任职(可能是担任随军记者的职务)，7月因父亲病重匆匆归台，原拟8月再度前往沪上，因罹患湿疹，颠连病床，未能成行。
在诗人笔下，动荡的中国正呈现一幕幕悲剧，让人走近风雨交加的历史现场。《五卅惨劫书怆》诗序，叙其身临惨境，忍泪书痛。诗有11首，其十云：“东西强寇迫眉头，虎豹交争弱肉求。凄绝吴淞江上望，至今犹见血泪痕。”愤英日强权凌逼，嗟肉弱斯民之倒悬，扛上血痕，苦海命沉，诗人为之无限神伤。在上海近三个月时间，他活动区域远较第一次大陆之行缩小许多，大致以吴淞江以北的闸北区及虹口区为主。虽曾走览苏、浙几处风光名胜，但是，日本侵华，尽管山河多丽，却也怀古伤时，触目成愁，感慨良深。《一吼劫前集》中的《倥偬吟草》诗作，凡54首。其中主题多围绕在：战事可怖，杀戮惨烈，生民转徙流离、国人奢糜不振，纸醉金迷及异族的歧视、欺凌。当他过吴淞时，诗赋：“巨炮雄跨压海鲸，一经肉弹便犁庭。至今呜咽吴淞水，犹是当年战血腥。”(《过吴淞》)
1897年，台湾割日两年，诗人连雅堂(1878—1936)赴沪，人圣约翰大学习俄文，后奉母命归台。1912年，雅堂先生游沪(其时大病初愈)，王香禅亦作客申江(上海)，相逢逆旅，闲话家常，品茗谈诗、课诗。
雅堂有诗《沪上逢香禅女士》、《寄香禅沪上》。二人半师半友之间，其实香禅已嫁谢恺。小住沪上期间，除畅游附近名胜古迹，发思古之幽情，感慨时事。遨游苏杭时，且驰函夫人，欲他日偕隐于是，信末并系七绝一首，末两句云：“他日移家湖上住，青山青史各千年。”居沪时偶遇同乡故知，倍加欣喜。这年(1912年)中秋之夕，吴少候邀宴于张园。当晚同座者有旅沪台籍人谢幼安、王香禅夫妇及林子瑾、李耐侬诸人。酒酣，并有北京瞽者王玉峰弹三弦助兴。幼安夫妇善尽地主之谊，对上海市内各地多所导游，并曾邀饮诗人于杏花楼，请当时名妓张曼君作陪。曼君负侠而能读书报，自爱奋勉，雅堂多所赞许。居沪九个多月，复游大陆各地名胜，所发诗文，可见《大陆诗草》、《大陆游记》。这一段客寓沪上期间，其心情多欢乐。经过20年，年华渐老，心情转折很大。
1933年7月，雅堂夫妇因长女夏甸之邀赴上海，初至时，暂住女婿林伯奏房产：公园坊11号e。后移21号，与新文学作家刘灿波(刘呐鸥，1905—1940)同住。此间因不习十里洋场的上海，加之天气酷暑，工作一时尚无着落，遂有“上海不可久居”之叹。8月4日致震东家书云：“到沪以来，瞬将一月，起居颇适。然上海为奢华之地，物价甚高，未可久住。……总之，上海不可久居。”8，月11日家书又云：“上海习俗奢华，物价奇贵，实不可居。”9月6日家书复云：“今已归国，到处可居，而上海断不可住，以其风化甚坏，而用费又巨也。”雅堂一直有着落居关中之愿，欲效关中大儒保存文化而恢弘光大之，乃一贯书生报国之衷。惟此间仅作短暂关中之游，1936年6月28日，终因肝疾愈形严重，逝世于上海公园坊寓所。那双眼睛透露出他内心苦闷与忧郁的痕迹。一个想远离上海的人，最终却老死于上海，在他告别人间的时刻，除了想到中日必然一战，他如何审视自己的一生?他会以什么心情来描绘这一切?
当时台湾已经被并人日本疆土，但如果把他们对上海及中国大陆的旅居感受与同时期日本一些重要作家的旅游札记相比较，不难看出两者的立场不同，日本作家如夏目漱石、有岛武郎、志贺直哉、芥川龙之介、小林秀雄、横光利一、井伏鳟二等相继游历日本统治下的外地(满洲最多)。30年代末则经常是拿了政府的补助出差外地，并写作游记。如横光利一的《上海》算是较佳之作，但从作品中仍然可以读到支持“大东亚共荣圈”的主张。从异民族、征服者日人的立场(眼睛)所看到的视野，相较于仍心系父祖文化之国者来看，该有内外景致之不同。1943年时日本评论家板垣直子以一种很“奇怪”的口吻说：
拜战争文学之赐，我们以前想象不到的奇怪国家和民族(及他们的生活方式)，现在第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此外，日本占领的南方各地区，先前欧洲人已经开发了许多资源，现在也涌到我们眼前，物产之丰富真是令人难以置信…。掠夺者的口吻毕现。台湾人眼中所看到的景致通常不是如此，林痴仙、洪弃生、周定山等眼中的上海，多的是动荡不安、流离失所的景观，其中找不到欣喜之情，对战争引发的满目疮痍，让他们看见的是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
(二)谋求社会革命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革命的气氛逐渐高涨，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都会，又有租界为掩护体，各弱小民族或帝国主义的革命志士，纷纷到达上海从事革命活动。相较于日本东京而言，台湾人虽然赴京(东京)留学的人数较多，但上海无疑更适于社会运动的推展。这也就是为什么谢雪红、张深切、彭华英、许乃昌等人在上海活动的原因。上海成为台湾留学生相当活跃的都会，这与瞿秋白在上海大学任教有关，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训练与政治参与的实践观，影响了不少留学生。1923年10月，即有“上海台湾青年会”之组成，其后复有谋求对台湾、朝鲜宣传共产主义的“平社”，同时有基于民族自决力长的“台湾自治协会”，1925年更有纠集多校留沪学生共组“上海台湾学生联合会”。1929年6月，这些名称不一的团体共同结合而转化为“上海台湾青年团”；1931年4月，青年团改称“旅沪台湾反帝青年同盟”。
1921年彭华英(1893—，妻蔡阿信)随蔡惠如到达上海，一度寄宿在中国共产主义者罗豁在渔阳里的住宅，接受共产主义教育。而渔阳里二号，即中共和当时上海学生运动中心团体——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地点，也是陈独秀在上海的寓所。
1923年张我军(1902---1955)由厦门来到上海，加入“上海台湾青年会”，并于1924年1月12日出席该会在务本英文专门学校召开的“上海台湾人大会”。会中，张氏与谢廉清等发言谴责台湾内田总督的暴政，并被举为执行委员，做成决议文添附趣意书，分寄日本总理大臣及其他有关台湾官衙，以唤起舆论。会后不久，张氏赴北京。不久，又因工作无着，遣费散用罄。无法半工半读。于是回到台湾，任职《台湾民报》汉文编辑。后来又再度到北京，在战争末期，他在《“黎明之前”尚在黎明之前》一文谈到自己在1943年时的窘境：物价飞涨，决计南下以便“觅得—块吃饭的候补地了”。在京沪住了半个月，不得要领又回北京，自谓：‘白花了三百元和二十天的时间”。
1923年，这一年秀潮(许乃昌，当时就读于上海大学社会科)从上海寄回《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文给《台湾民报》，陈述胡适的八不主义，历史的文学观，以及陈独秀的三大主义。过后不久，同年10月12日，他同台湾最为坚强热心的民族自决主义者蔡惠如、彭华英等人共同召集在上海留学的台湾学生十余人假南方大学成立“上海台湾青年会”，谋求台湾脱离日本统治。同年12月16日，台湾发生震惊全台的“治警事件”，台湾议会设置运动领导者多人被拘捕系狱。
谢雪红在1924年到上海，积极参加了1925年的“五卅运动”，参加反日罢工活动。6月进人中共创办的“上海大学”就读社会系，期间得识日后台湾左翼运动人士许乃昌、翁泽生、蔡孝干、洪朝宗、李晓芳、庄泗川、潘钦信等人。而中共早期要角人物瞿秋白、萧劲光、丁玲也成为她学习的对象，并加人中共共产主义青年团。1925年11月获中共推荐到莫斯科就读东方大学(全名是斯大林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1928年1月回到上海积极筹备台湾共产党。4月15日在上海法国租界霞飞路上一家照相馆楼上，召开了“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台湾共产党的成立大会。不久，她所组成的上海台湾读书会为支持朝鲜共产党，散发“全台湾总督独裁政治打倒大会”反抗传单，为日警侦缉，发生4月26日的“上海读书会事件”，后以罪证不足而释放。
到了1924年，这一年施文杞(就读上海南方大学，另有笔名泪子)从上海寄回小说《台娘悲史》给
《台湾民报》，分别以华大、台娘、满姐、日猛比喻中国、台湾、满州、日本，暗示台湾民族解放的问题。施氏以女性的处境来比拟台湾的现实情境，此表现技巧相当有创意。她也喜好新诗，并曾对妇女问题发表言论，曾撰文批判台湾的男姓；又曾撰《对于台湾人做的白话文的我见》，指出中国白话文移植到台湾以后的变异现象。同年六月《台湾民报》转载了郭沫若的《江湾即景》，翌年又转载郭氏诗作《仰望》。叙述者厌恶人工化的上海，祈求心灵的自由，已暗示近代都市文明所造成的疏离感。这一年也转载了西谛(郑振铎)的《墙角的创痕》，描写上海“五卅惨案”之后，墙角弹痕累累所激起的愤慨与感伤。这一年一月《台湾民报》刊了刘定国的《不娶你》和曾广勋的《红豆》，二人皆就读于上海南方大学，极可能是施氏的同学。
这一年(1924年)，在上海谋求革命的台湾青年还有陈文彬、蔡孝干、李万居等。
至于留学上海的台湾女学生，其活动力旺盛，而妇女问题是她们关注的焦点之一，女青年玉鹃即其中佼佼者。她是《台湾民报》上创作量颇丰富的女作者，其关注层面之广、文字之流顺以及观念之进步，令人赞叹。
二三十年代台湾与上海文艺思潮发展进度的差距，政治思想与文艺思想之间存在的距离，如从文化人在上海活动情况来看，存着一种有趣、耐人寻思的现象。1921年中共建党，台共(日共台湾民族支部)于1928年在上海成立，可说是左翼政治思潮兴起的标志。这些左翼政治团体的结成，到文艺路线的推动而至发展成文艺团体，总共约9年(1930年左联成立)，台共约6年(1934年文艺协会成立)，从具体实质行动的政治团体，伸展到化为无形的文艺思想战线，以时间、空间相对照，存在一些意义。
然而，左翼知识分子想到上海读书也不是毫无阻碍。1929年6月，庄松林自厦门集美中学毕业，返台，原拟暑假之后赴上海投考大学，日本警特当局以其在厦门思想及行为“不稳”，不再发给护照(“渡华旅券”)。他只好留在台南，积极投入社会运动。有一些人则远避日警流亡到上海。1923年末，张深切到达上海，同时在这里展开他社会运动的第一课。当他到达上海时，上海的台湾人早已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运动团体。这些运动团体较激进的如“平社”、“台湾自治协会台韩同志会”，较温和的如“上海台湾青年会”等。透过与彭华英的交往，张深切接触了共产主义，认识范本梁(1897—1945)，让他也接触了无政府主义。同时透过他所参加的“台湾自治协会”，组织了许多当时正逐渐左倾的革命分子，如蔡孝干(1908--1982)、谢雪红(即谢阿女)都是。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的台湾青年也难逃被征用的命运，这方面有叶荣钟(1900—1978)、王诗琅(1908--1984)、张维贤(1905—1977)等的回忆录为证。日据时期还有一些台湾青年在上海教授绘画和学习电影，如刘锦堂(1895—1937)、陈澄波(1895一t947)、王白渊(1902--1965)等，就在这方面做过努力。
此外，其时台湾文化人赴上海经商、谋生者不少，其机会多，但风险性也高，然而仍有很多人不顾危险，毅然踏上异乡。如吴坤煌、杨肇嘉(1892--1976)等，在此不赘，至于文学中的上海描写，留待日后专文讨论。
结语
我发现台湾人中，和连雅堂先生一样在上海大学就读的人为数不少，丘念台曾在上海大同学院，蔡孝干、翁泽生、洪朝宗等人在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就读。20年代初，台湾民众已渐感受到台湾议会请愿运动及文化协会的影响，民众的民族意识渐觉醒，也开始追求现代、知识，由于台湾岛内中等学校不普及，因此有钱有能力的学子纷纷赴日留学。而基于祖国意识或因中国学校学费较低廉、入学较容易，而渐有留学中国的现象。负笈上海的台湾青年，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参加的组织，左翼色彩都相当浓厚，几乎个个成为台湾共产党的健将。他们对台湾文化、社会有一定的影响。然而作为左翼文化一段历史的人物，在今天独尊自由民主的台湾社会，他们似乎也成了一种尴尬的存在，没有被认真客观地描述，今人似乎也很难与他们对话，我们触摸得到他们的灵魂吗?
当我一一数算他们来到上海时的年龄，一页页翻读着他们的作品时，我不禁惊讶于这样充满热情有活力的年轻生命，在20岁左右即展现深邃的思考、批判能力，而且中文纯净灵活。他们几乎都不迷恋文人这一角色，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满怀理想投身于政治、社会文化运动，文学仅是文化的一环，许乃昌、施文杞、蔡孝干、玉鹃、张深切、王诗琅等等皆是。我读到谢雪红对蔡孝干的不谅解，谴责蔡为机会主义者，读到张深切《里程碑》中对谢雪红的攻击，也读到李万居痛骂张我军《乱都之恋》的文章，那是相信理想却又复杂的心思。
初步写完本文，我试问自己：描述一个人难呢?还是描述一种历史现象难呢?也许都难。我自己也顿时陷入尴尬的处境：这样的描绘，究竟碰触到了历史了吗?探触到了人物的心灵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