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读书》八一年十一期所载《对于<促织>的新思考》后，觉得有些话要说，并因此引起了对有关一些问题的思考，虽是一孔之见，也许不无参考的价值。
　　《新思考》对《促织》的思想内容提出了如下新见解：“从故事所达到的最强烈的艺术效果来说，悲剧顶点还不是人之投井自尽，而应该在于人之自我否定；不仅否定了自己的生命，而且连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也一起否定了。人变成了蟋蟀。这第二次自我否定比第一次自我否定更可悲哀。这是从人物内心感受的角度揭示了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被剥削、被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受到的心理摧残，达到了什么样可怕的地步。”(着重点是原有的)作者通过对卡夫卡的《变形记》和蒲松龄的《促织》的对照比较，认为两篇作品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都写的是人异化为虫而得出的。可是，从现存的半部《聊斋志异》手稿和其它早期抄本来看，蒲松龄笔下并无人变促织的描写。
　　学术界已有定论：现存半部的手稿，是蒲氏晚年亲自抄写的原稿(少量曾由他人代笔，但均经蒲氏本人校改过)，是《聊斋志异》的最后清抄定稿本。《促织》即保留在这半部定稿本里。查现存手稿第二册第二十六篇《促织》正文，蒲氏在写到成子投井被救出后，“半夜复苏”。行文至此，关于这个小孩子的插曲就结束了，后面再没出现有关他的文字，更没有什么地方写到他魂化促织，斗败所有名虫之事。
　　再看早期的一些手抄本。毫无疑问，在这些抄本中最应引起注意，最有价值的是抄于乾隆初年的“铸雪斋抄本”(乾隆十六年)和“二十四卷抄本”(约乾隆十五年)。查勘的结果，发现这两个本子在上述地方的文字也与手稿本完全相同。
　　那么，成子化为蛐蛐的文字又是怎么来的呢？据考证，它最早出现在刊行于乾隆三十一年的青柯亭刻本《聊斋志异》(简称青刻本)。诚然，青刻本所据底本也当是源出蒲氏稿本，但未必就是目前这残余半部的手稿本，而可能是早期稿本。早期稿本的文字虽然也是可靠的，但并不就是蒲氏的最后成熟意见。其文字如有与手稿本歧异，还是应以手稿本的为准。更重要的是，主持青刻本刊刻事宜的赵起果等人，在校勘的过程中曾对原文有所改动，有的地方的涂改窜伪还是相当严重的。尽管我们可以承认其中一些改动的文字优于原作，但它非蒲氏本意，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这样一来，青刻本的《促织》固然还可以和《变形记》比较，而且也可以得出上述结论，但蒲松龄却不能与卡夫卡在“人的异化”这个命题下进行比较了，因为蒲松龄没有写“人变蟋蟀”。《促织》里也就不存在人的“第二次自我异化”了。
　　由此，我想到：在古典文学研究中，当然要以先进理论为指导，要善于从理论上阐明问题。但是，这应该以对材料准确无误的掌握为前提。只有从确凿的事实中抽象出来的理论，才是正确的理论，才经得起检验。古典文学作品是历史的产物，资料匮乏是普遍的问题，同一作品在流传过程中出现文字异同，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在这个领域里，必要的考证在许多时候还是搞好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前提。我们的古典文学工作者在总结历史上的文学规律，对文学史里各个问题作出理论性说明的时候，首先应该审查一下所据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如何。这样才能使论点更有说服力，更加确切。
　　由此我又联想到《聊斋志异》研究中另外一些问题。
　　比如说，《侠女》写了一名身怀绝技的女子，为报一家血海深仇，忍辱负重，终于达到目的；同时又大胆冲决封建礼教大防，向顾生自荐枕席，不经成亲而为其生子。毫无疑问，侠女的形象是美丽动人的，这篇小说在冲击封建礼教方面，有其明显的进步意义，很值得我们赞扬。但是假如在这一点之外再去寻求什么重大意义，我看是困难的。
　　不料，有的同志竟谓侠女这种韬晦复仇，“实际已经是一种政治斗争”。为什么这么说呢？据说有野史记载可证。持此说的同志一般都引《阙名笔记》下面的一段话为自己的说法张本：
　　“清世宗之崩也，实为人所刺。其严治吕留良、陆生楠、查嗣庭之狱，既已大干吾民族之义愤，于是甘凤池之流始相率而起，从事于暗杀。清廷虽竭力搜捕，而终不能去之。当时吕晚村孙女某，剑术之精，尤冠侪辈。相传雍正即为吕女所杀。《聊斋志异》《侠女》一则，盖影射此事也。”
　　那么，这段话说的是事实吗？姑且不说清世宗系吕留良孙女刺杀之说毫无根据，即便胤确死吕女之手，那也与蒲松龄的《侠女》风马牛不相及。因为蒲氏本人早在康熙五十四年即已寿终正寝，其时下距雍正登极尚有七、八年，而雍正之死，更得再过十三年！试问，蒲松龄如何未卜先知吕女行刺雍正一事？二十年后才发生的事，怎么可能提前写入《聊斋志异》？
　　本来问题并不复杂，可以很容易断定。遗憾的是，居然有不止一位研究者却认为此说不无道理。为什么会对这么明显的错误视若不见呢？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总希望能从《聊斋》中多挖掘些进步内容，总希望作品反映了当时重大社会问题。于是宁可相信前人不负责任的道路传言，甚至还加以引申附会。这显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又如，《聊斋志异》里的许多篇章，蒲松龄在写作之初未必想到它有什么意义，也没有想寄托什么感慨。只是听到某个奇异怪诞故事，觉得有趣或惊讶，故而记录下来，所谓“志异”是也。本来书名就已把许多篇的写作目的交代清楚了。所以，硬要从这些作品里探求某种思想意义，恐怕不合适，弄得不好就会郢书燕说，成为主观附会。就说《尸变》吧，写的是一家旅店住进四位客人，结果三人都被店主儿媳的僵尸害死；一人夺门而逃，女尸又在后紧追不舍，几遭所害。全文充满恐怖迷信色彩，是蒲松龄头脑中愚昧迷信思想糟粕的集中暴露，并无进步意义可言。但是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所述故事的实质，是反映了那个时代出门在外的艰险。我们不否认《聊斋》里确有这方面内容的作品，象《念秧》就是。但《尸变》一文并不是这一类的作品。
　　这里牵涉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在探讨古典文学作品的思想内容和作者创作意图时，应持什么态度？
　　诚然，由于各人认识不同，看问题角度各异，对同一作品的评价出现高低不同，乃至截然对立的情况，是正常的。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本可见仁见智，诸说并存。问题是，有的说法不是从作品本身出发，实事求是。记得许多年前曾听到一种说法，叫做“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私心颇不以为然。确实，我们在读一篇好作品的时候，常会触发灵感，浮想联翩。但是，这些浮想的内容，往往都只是由作品里的一枝一节引起的，有的甚至与作品本身内容并无多少联系。可见，这些神思遐想，一般说来都不是对作品本身的全面概括和确切归纳。因此，如果从文艺欣赏的角度说“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尚有一些道理，那么，在研究作品时却万万使不得。因为，文艺欣赏和作品研究虽然有联系，但终究不是一回事。作品研究始终不能脱离作品本身而发议论，下结论，要求言必有据，切中肯綮。在这里来不得半点的主观臆测。
　　当然，古今中外文学史的大量事实又表明，“形象大于思想”是常有的，甚至可以称做文学创作中的一条规律。但是，作者在写作时的主观目的，他为作品规定的主题，毕竟对作品具有极其重要的制约作用，不容忽视。一般说来，“形象”和“思想”也都是基本一致的，这是更重要的规律。那么，我们在探讨作者的主观动机时，就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切忌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作者的真实思想。同时，分析作品的思想内容，包括作品里表现出的作者原先并未意识到的那些客观意义，也要坚持从作品的实际出发，同样羼杂不得任何的主观成分。在这里，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的做法，我看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