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即将迎来回归祖国20周年。与解决香港问题一样，解决澳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在邓小平亲自领导下进行的。不过，针对澳门回归祖国面对的问题与挑战，邓小平特别注意把握解决的时机。

“拖一下”的玄机

　　澳门历来是中国领土，但自1553年起，被葡萄牙非法占据达446年。1974年葡萄牙发生革命，之后宣布实施非殖民地政策，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而不是葡萄牙殖民地。
　　1979年2月8日，中国和葡萄牙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同时就澳门问题双方达成原则谅解，同意“澳门是中国领土，定将归还中国。至于归还的时间和细节，可在将来认为适当时候由两国政府谈判解决”。
　　当时，邓小平并没有急于解决澳门问题，而是精细地把握着澳门回归进程的节奏，这是出于对实现祖国统一的全盘考虑。很长一段时间，他没有单独提出澳门问题，而是在论述台湾、香港问题时同时谈到。
　　1987年，在《中葡联合声明》签署前，邓小平向葡萄牙总理卡瓦科·席尔瓦阐释：“就澳门问题来说，解决的条件早已成熟，你们早就想把澳门还给我们。我们拖了一下，主要是当时对用什么方式解决澳门问题还没有考虑成熟。因为解决了澳门问题，香港、台湾问题怎么办？”他还指出：“中国在不长的时间内解决了香港问题、澳门问题，为处理国际上有争议的问题树立了一个范例。”
　　可见，“拖一下”的玄机在于，在实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的过程中，中央采用的是先难后易，首先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的战略。实践证明，经过复杂斗争实现了香港问题的解决，同时也就为澳门回归提供了成功、生动的范例，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方案，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
　　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发表后，邓小平于10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规模达200人的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其中包括澳门立法会议员、出口商会会长吴荣恪，他在活动快结束时请邓小平谈一下澳门的问题，邓小平向众人说明：“澳门问题的解决，想用香港的方式，我们以前不讲，是不要因为澳门问题影响了其他。澳门问题的解决当然也是澳人治澳，‘一国两制’。”这是邓小平就解决澳门问题的原则和方式首次公开表态。

另一个目的

　　“拖一下”的另一个目的是保持澳门的稳定繁荣。邓小平的上述表态迅速引起澳门居民的热烈反响。尽管对“一国两制”普遍接受，但当年很多澳门人还没有在心理上真正准备好迎接回归，尤其是澳门的地域和人口规模都比较小，澳门人长期被排除在政府管理之外，比较缺乏治澳的人才，确实存在一定的不安情绪。于是，邓小平时隔两天再次发声。
　　10月6日，邓小平会见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马万祺夫妇时说：“澳门问题也将按照解决香港问题那样的原则来进行，‘一国两制’、澳人治澳、50年不变等等。澳门收回后，赌业可以继续下去。”通过连续的两次谈话，邓小平重申了我们一贯的立场，阐述了澳门问题解决的方式和时间，发挥了稳定澳门人心的作用。
　　1985年2月22日在广州珠岛宾馆，邓小平向马万祺等人询问澳门的社会经济情况。马万祺回答说：澳门目前社会比较安定，经济也有较大的发展，1984年出口总值增长幅度较大。邓小平连连称好，他向澳门同胞致以节日问候，并对华裔工商界人士促进澳门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给予鼓励。
　　1985年5月24日，葡萄牙总统拉马略·埃亚内斯访华，邓小平对他表示：“中葡之间没有吵架的问题，只存在一个澳门问题。这个问题在两国建交时已经达成谅解，只要双方友好协商，是不难解决的。”这时，关于收回澳门的时间实际也有三种考虑：一是早于香港，二是同时收回，三是晚于香港，错开一点。邓小平倾向于第三种考虑，但是主张必须在20世纪内解决。这是在中葡谈判开始前就已经确定了的。

不容许“拖”的宣言

　　中葡两国政府就澳门问题的谈判自1986年6月30日开始，用时8个半月，共4轮。双方存在两个比较大的分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澳门回归的时间。
　　中方在谈判启动时即提出：比香港回归晚一年，1998年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这样表示澳门与香港不同，也有利于平稳过渡。但葡方却要求在葡占领澳门450周年，即2003年归还澳门。
　　为什么葡方非要推迟交接时间呢？首先，葡萄牙仍想把澳门当作在东南亚拓展贸易和文化的桥头堡，不愿放弃在澳门的诸多利益。其次，则与葡萄牙国内的党争有关。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欧各国的绝大多数政党都对党纲进行了重大修改，以争取最大多数选票为目的。而葡萄牙各政党左右翼之间的分野却依然比较鲜明，四大传统政党地位稳固，代表左翼的社会党和代表右翼的社会民主党两强相争的局面一直持续。1985年，社会民主党刚刚上台执政，变成在野党的社会党希望扳回一城，与中国进行的关于澳门问题的谈判也成为两党大做宣传文章、争夺选票的竞技场。社会党的领导人甚至公开表示，要到葡占领澳门460周年，即2013年才把澳门归还中国。
　　澳门回归时间的问题经旷日持久的谈判，无法达成协议。1986年11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访问葡萄牙深入磋商，但双方仍未能取得共识。
　　邓小平看清了这一情况的本质，他特别坚决地要求：“澳门必须在本世纪内收回，不能容许葡萄牙把它在澳门这条殖民主义尾巴拖到下一个世纪。”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周南在回国登机前向记者表示：“在20世纪末之前，完成港澳回归祖国的大业是中国人民的意愿，也是中国政府的决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于12月31日再次表态：“任何关于 2000年以后交还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同时中国政府决定将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的时间调整为1999年12月20日。
　　面对中方不可动摇的堅定立场，葡方不得不作出反应，软化了原有立场，强调加强葡萄牙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有“极大重要性”，并向我方作出友好表示。1987年，葡连续2次召开最高国务会议，由总统亲自主持，讨论长达数小时，最终接受了中国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的方案。
　　无论在内政还是外交领域，对时机的精确把握都非常重要。所谓“相时而动”“及锋而试”，邓小平对解决澳门问题节奏的把握，张弛之间蕴含高超的外交智慧和领导艺术，既营造最有利的前进态势，又抑制可能出现的消极因素，促使这一历史上长期遗留的问题最终得到圆满解决。1987年《中葡联合声明》签订后，日本《每日新闻》称赞：“具有长期殖民地历史的澳门归还给中国，在亚洲解放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应该赢得历史性的评价。”
　　（摘自《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