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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女性主义出于其鲜明的政治诉求，以极大的热情认同福柯的话语理论，并积极谋求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和交锋。女性主义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总是与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政治诉求紧密相连，在挪用“话语”概念的同时也对其加以反思和改造。女性主义学者对权力/知识问题的关注与她们在当下知识体系中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其促使女性主义学者摆脱旧的知识生产模式，并对父权制中的许多“知识真理”提出质疑。女性主义学者在评价福柯的权力/抵抗观时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对其提出质疑和批评，另一些学者则充分肯定其积极影响，并在此基础之上对有效的抵抗策略或途径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政治诉求；权力/知识观；权力/抵抗观
作者简介：袁英，女，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教师，从事比较诗学、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项目编号：07BZW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项目编号：CCNU2010DG009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09-07
女性主义学者以解构菲勒斯中心话语为政治目标，以极大的热情认同福柯的话语理论，并积极谋求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和沟通。正如有学者提出要“与福柯共舞”（dancing with Foucault），共舞意味着两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之中。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构成对话关系的前提是女性主义与福柯的话语理论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都重视话语在产生和维持权力上的关键作用，强调边缘话语中蕴含的挑战和质疑；都关注微观权力的具体运作而非宏观的国家权力；都致力于拆解仍然存在但却相对被忽略的支配模式；都批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男性精英的优势地位和特权。[1]（Introduction X）
一、女性主义对“话语”概念的挪用与改造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女性主义学者们充分肯定“话语”概念在福柯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它为重新审视父权制支配下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压制或边缘化的女性话语以及女性经验的差异和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中，他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中，拒绝使话语回归到遥远的起源，也不去寻找另一种隐藏得更为巧妙的话语，而是要探讨作为“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的话语本身。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福柯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方法论”（radical methodology），从而使话语过程和权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话语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话语完全独立于超话语（extra-discursive），事实上，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就曾探讨过话语与超话语之间的联系，他将话语关系与独立于话语及其对象的首要关系和话语本身被提出的次要关系区别开来，意在强调话语关系的特殊性和它与另外两种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强调话语关系与首要关系以及次要关系间的相互作用清楚地表明福柯的立场，“话语关系并不构成所有可能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部”[2]（P79）1。女性主义学者在《我，皮埃尔·利维埃》、《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第一卷以及第三卷中都找到了福柯关于话语关系与首要关系以及次要关系之间相互联结的描述，尽管这些描述的重心始终集中在话语关系上，然而福柯同时也意识到与话语关系密切相关的超话语关系也有其不容忽视的效力。女性主义研究不能把话语分析排除在外，同样也不能忽略超话语关系，尤其是在机构、技术、社会形式等之间被描述的首要关系的分析。在福柯的启示下，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此前被忽略的使女性处于被压迫、从属位置的各种关系，由此探讨并反思“被压抑的知识”（repressed knowledge）：“是否存在着被噤声的女性知识，或是更深入的问题，关于使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各种关系的知识是否从未被允许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系统阐述？”[2]（P75）
福柯认为权力是在话语中被建构的，权力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得以实现，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福柯的权力分析与她们的权力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传统女性主义权力分析建立在一种普遍的假设之上：两性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性别压迫被马克思女性主义归结为两性间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在激进女性主义那里被归结为‘父权制’压迫。”[3]（P68）这种父权制对女性的整体压迫和禁止体现出女性主义单一、静态的权力观，而福柯对权力关系模式的重新界定使女性主义质疑自己对权力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复杂、动态的权力关系体系。由此，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父权制权力的运作远非如此简单，福柯的话语理论并不否定制度权力的重要性，但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力得以实施和协商的各种各样的场所”（multiple sites where power is enacted and negotiated）[4]（P84），并把支配和从属的个人经验视为权力的众多效应。此外，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压迫她们的话语或制度结构女性们或是顺从，或是反抗，反抗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以推翻父权制统治为政治目标，有的则通过局部策略性的抵抗与协商使自身的权力不断增长。因此，米尔斯指出，女性主义分析不应把单一的话语（a single discourse）视为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而应该关注各种不同的话语（discourses）。福柯的权力分析促使女性主义学者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权力关系，权力是在关系网络中得以实施的，权力关系具有相对性，权力无时无刻不在权力关系的互动中被拷问、质疑和抵抗，对女性话语的分析必然要考察权力关系的互动以及抵抗的作用和反控制。“探讨女性话语意味着不再将其视为通过社会化繁衍出来的规范化秩序，这一秩序总是以某种方式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相反地，女性话语应被视为赋予文本的各种现实关系的综合体。”[5]（P163）女性话语并不是单义的、连续的，它总是随着女性对权力话语的抵抗以及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的变动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女性主义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总是与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政治诉求紧密相连，因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在挪用“话语”概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其进行为我所用的改造。史密斯在对女性话语进行分析时指出她所使用的话语概念来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一概念将关注点从来自作者的文本转移到作为“不断展开的互文过程”（ongoing intertextual process）的话语本身。要对复杂的社会过程中牵涉的各种社会关系展开分析，就不能使概念具有可以归结于个人实践或意图的性质，因此在福柯的考古学语境中话语概念取消了主体。然而，“坚持保留现实个体的在场并不必然使我们把话语简化为个人的‘言语’或‘言语行为’。现实的个体生产出协调各种场所的不断展开的组织和关系，但这些组织形式并不由任何个体的集合所左右或完全控制”[5]（P161）。史密斯强调话语的社会语境，提醒我们关注社会关系和实践的文本组织以及个人主体在话语结构中的行为，因此话语不再支配我们，使我们处于从属地位，而是成为一种工具或手段。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将话语置于它所处的社会语境并致力于探讨与话语结构展开协商的可能性。
米尔斯对话语的冲突本质的考察和强调构成了对福柯话语模式的又一改造个案。她认为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构建的复杂的权力关系模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把诸如种族、阶级这样的范畴也囊括进来，和性别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并不赋予其中任何一个绝对的优先地位。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不能将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分离开来，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总是密切相关，只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其中一个因素可能会暂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女性主义学者不应孤立地分析话语，而应该重视处于冲突关系中的各种话语。通过对女性作家旅行文本和殖民时期男性作家的文本分析，米尔斯指出某一特定文本总是由不同的话语构成的，这些话语总是处于相互斗争、彼此冲突的关系之中，19世纪的许多文本就是在话语的冲突中产生的。这种话语的冲突关系往往不易察觉，因为“它已经被自然化了，然而在不断变化的各种话语中它却十分引人注目”[4]（P91）。
女性主义在坦然面对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并对其进行积极的挪用和改造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它的局限性。珍妮特·兰塞姆（Janet Ransom）探讨了福柯的话语分析是否有助于女性主义建立一种能充分包容女性经验的多样性的理论。在她看来，“话语”对于福柯而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话语使研究对象清晰地呈现出来，话语具有外在性，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 “展开了一个中性的范围，在其中言谈和书写能改变它们对立的系统以及它们功能的差异”[6]（P63）。女性主义不应该一味认定历史只是由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构成的，而应该“辨析女性话语的出现，以及使女性话语关于女性被压迫的主张产生效力成为可能的时刻”[2]（P132）。兰塞姆认为，如何有效地解释女性经验的共性和差异仍然是女性主义争辩的重要议题，话语分析关注话语所展开的主体位置和主体功能的中性领域，这种方法对于女性主义中的本质主义倾向构成了一种理论和方法上的纠偏，但与此同时福柯的男性视角使其无法辨别贯穿在女性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差异的多样性。对女性主义而言，关注差异意味着关注对女性的压迫与其他形式的权力关系之间的区别，而这些其他形式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又是在女性之间的差异中得以体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差异还意味着关注“差异的动力学”（dynamics of difference）。福柯在方法论上抛弃了说话主体，强调所说出的而不是说话者，而女性主义则有必要“在所说出的话语中承认主体的在场。女性主义正是建立在特别关注其他女性经验的前提之上，因此‘谁在说话’至关重要”[2]（P144）。对福柯的借用和批判之间产生的张力揭示了女性主义与话语理论之间矛盾关系的实质所在，因此女性主义需要超越福柯的后现代话语。
二、 权力/知识视域下的女性主义
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的阐述构成了话语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又一个显著的交汇点。女性主义学者对权力/知识问题的关注与她们在当下知识体系中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克里斯蒂娃曾指出西方文化中的“菲勒斯中心”话语几乎剥夺了女性的发言权，迫使女性只能以男性所给定、所能接受的方式说话。在父权制权力控制下的知识体系中，女性在知识生产中往往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女性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沉默或者以男性的声音说话（生产知识），这两者都是女性主义者所极力摆脱的旧的知识生产模式。福柯对真理终极性的消解，使女性主义者能够对父权制中许多所谓的‘知识真理’提出质疑”[3]（P77）。
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福柯在权力/知识的共生体中尤其强调对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深入考察。在一次访谈中，福柯曾专门批驳了公众对他的权力/知识观的误读，他指出，知识并不是覆盖在统治结构上的面具，与权力融合在一起，如果知识就是权力，那么“既然这两者是同一的，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还要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7]（P146）。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探究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构成了福柯话语理论的中心议题。莫琳·麦克尼尔（Maureen McNeil）为了突出强调在任何特定的语境中考察权力与知识之间特殊关系的必要性，专门使用“权力-知识”这一表述方式，而不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权力/知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则指出，对福柯而言，激进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辨别“强制机制与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 between mechanisms of coercion and elements of knowledge）[8]（P27），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两者共同建构了一套思考世界的微妙而清晰的准则。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发现福柯关于疯癫、犯罪和性经验的历史研究总是围绕着知识、权力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展开，他“将权力关系、机制和知识的历史和理论分析与在现实中向它们提出质疑的运动、批判和经验尽可能紧密地联结起来”[9]（P374），这促使她们从福柯权力/知识观的视角出发回顾和审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以及在其中显现出来的权力-知识关系，力图对女性主义中的变化和发展作出反思。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知识和解放成为日益增长并密切联系的目标，女性只有不断获取并累积关于性别关系以及她们自身地位的知识，她们改变自身命运的权力才会相应地增长，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实现。获取这种“解放的知识”（liberatory knowledge）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对父权制秩序的各种考察以及女性意识的提升”（diverse investigations of patriarchal order and consciousness-raising）。[2]（P150）以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提出女性意识提升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和根基所在。作为一种实践，女性意识提升小组为女性创造了女性独享的空间，由此催生了女性之间关系的新模式；作为一种方法，女性意识提升旨在揭示和改变女性被压迫的模式，直接指向妇女解放的政治目标。然而，围绕着探究性别关系产生的知识爆炸同时也显示出其深刻的局限性和对女性未来的盲目乐观，女性意识提升的方法逐渐被各种各样的个人或团体治疗或是取代或是吸纳，女性主义学者也不再满足于对性别关系经验主义的论述，而纷纷借用精神分析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相关资源展开理论研究。正是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治疗和理论模式，女性主义原有的知识架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世纪晚期女性主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治疗转向”（therapeutic turn）。这引发了女性主义学者对“自我知识技术”（technologies of self-knowledge）的普遍关注，如果说在女性主义原有的权力-知识架构中，自我知识只是女性意识提升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它则更有可能“成为自身的目标”（become an end in itself）[2]（P153-154）。 治疗策略强化并增加了自我控制的机制，而福柯关于自我控制的规范化模式的分析则使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如果过分依赖自我知识并将其作为实现女性自由的工具必然会使女性主义陷入困境。随着关于父权制的更为复杂、理论化的知识的大量涌现，当代女性主义权力-知识架构发生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女性主义知识日益多样化、专业化，尤其是作为一种独特知识形式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产生逐渐“摆脱了对性别关系和父权制经验主义的考察”（move away from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patriarchy）[2]（P158），关于更广泛的运动或妇女解放目标的论述不再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把质询的目光转向女性主义自身的话语，试图探讨“妇女”、“性别”范畴的“女性主义系谱学”，在她们看来，“只探讨如何使妇女在语言和政治上得到更充分的再现是不够的；女性主义批判也应当了解‘妇女’这个范畴——女性主义的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同时又如何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身所限制”[10]（P3）。从关注知识与解放到多样化的治疗形式再到女性主义理论话语的激增构成了女性主义权力-知识架构变化与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对这一发展历程的审视和分析中，女性主义学者所看到的不是权力的丧失，而是“权力的新路线”或是“权力的微观政治学”，无论是对自我知识的探寻还是女性主义理论都成为女性在父权制机制中实现权力的途径。对自我知识的探寻可以被视为对早期妇女运动的某些显著特征的回归，重新激发出民主冲动和对变革的追求，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化则许诺能加深对父权制秩序的理解，但变革的前景几乎已经远离了大多数女性的日常生活领域而变得遥不可及。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与福柯在权力-知识问题上的交集并未结束，权力-知识关系仍然是当前女性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对女性主义学者而言，福柯一方面启发她们仔细考察权力-知识模式，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为改变这些模式提供任何工具。
福柯的权力/知识观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鼓励女性主义学者突破现有思想范畴的局限，重新思考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本质。女性主义学者或是借鉴福柯关于权力/知识机制的论述，力图阐明规训权力总是性别化的，无论它生产出特定的身体构型还是将知识划分为具体学科；或是在福柯权力/知识观的视域下反思当代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为了找回女性失落的声音，福柯关于“被压抑的知识”的反叛力量不容忽视，局部的、分散的权力/知识斗争使被压迫的女性有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内与权力展开富有成效的较量。
三、对权力的抵抗如何可能
由于各自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理论诉求，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正是在这些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张力之中蕴含着发展与创新的无限潜能和契机。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批评大多集中在他关于权力与抵抗的见解之中，豪沃思（David Howarth）指出福柯的话语理论中仍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其中包括“对权力/抵抗概念不充分的表述、缺乏对抵抗的具体分析以及没能（或是拒绝）考察权力/抵抗斗争的宏观战略和后果”[11]（P84）。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对福柯的权力/抵抗观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将会消解女性主义原有的政治目标，使女性主义陷入权力与抵抗无止境的循环往复之中，其结果是妇女不再被视为父权制支配下被压迫的群体，更遑论建构一种妇女解放的理论。[2]（P51）事实上，女性主义学者在评价福柯的权力/抵抗观时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从女性经验的角度出发对福柯的权力与抵抗概念提出质疑，指出福柯的抵抗观具有两面性，他在强调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的同时又赋予身体抵抗这种控制的权力，然而现代父权制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渗透使得抵抗难以实现；另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则充分肯定福柯的权力/抵抗观对女性主义的积极影响，认为尽管福柯忽视了女性被压迫或抵抗压迫的现实，但他促使女性对压迫和解放展开更为深入、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在福柯权力/抵抗观的启示下，女性主义学者对有效的抵抗策略或途径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福柯认为对权力的抵抗通常采取两种形式：“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s）和“倒置话语”（reverse discourses）。反话语“产生新的知识，说出新的真理，并由此建构新的权力”（produce new knowledge， speak new truths， and so constitute new powers）[2]（P20-23），不同于反话语直接的对抗姿态，倒置话语并不直接对抗主导话语，而是利用主导话语中的概念和范畴为自己正名，积极争取合法化的地位，从而以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方式起到颠覆主导话语的作用。克丽丝·维登（Chris Weedon）指出，通过借用倒置话语女性主义学者可以在同一话语结构中“建立起符合她们利益的新的真理”（establish new truths， compatible with their interests），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政治策略。[12]（P131）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见证了倒置话语这种抵抗策略的有效性，作为倒置话语，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向医学、科学和教育的规范化权力提出挑战，然而这种倒置话语的权力并不稳定，一些19世纪女性主义信奉的原则日渐被纳入规训权力的运作之中，由此促成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出现。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激进派女性主义同样也运用了倒置话语的策略，传统的阴性主体位置由于具有情感、直觉和对理性的抛弃或重新界定等特征往往被贬低，而激进派女性主义通过挪用这些被贬低的主体位置，反转了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女性话语的基础，从而颠覆主导话语的权力。[12]（P110）
女性主义学者探讨有效抵抗的另一条路径是立足于福柯未能充分展开的关于权力与抵抗的论述，分析这些话语如何能为争取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政治斗争提供支持。嘉娜·萨维奇（Jana Sawicki）指出，差异问题日益成为女性主义理论探讨的核心，由于女性经验的多样性经常被简单地归于“女性经验”这一统一的范畴之下，关注女性之间在种族、阶级以及性实践等方面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解释女性主义中围绕差异展开的斗争，萨维奇对福柯的权力与抵抗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她发现在福柯关于权力与性经验的讨论中特别强调抵抗的可能性，如抵抗绝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权力关系“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13]（P62）；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抵抗的可能性，我们从未落入权力的圈套。对福柯而言，社会领域是一个由无数异质、不稳定的权力关系构成的开放系统，在其中支配和抵抗都有可能实现。权力关系只有在抵抗存在的地方才能实施，有时权力关系甚至会使抵抗力量为它所用。此外，改变权力控制的可能性的存在意味着福柯并不把权力视为对抵抗的征服，因为一旦约束力量被征服，权力关系就会瓦解成为力量关系。抵抗又与斗争紧密相连，只有在反抗各种权力形式的局部斗争中抵抗才能付诸实施。某种形式的抵抗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先验的理论预设，而是需要对斗争领域的社会历史语境展开深入的考察和审慎的分析。因此，女性主义可以“将来自于社会领域中不同位置的个人调动起来，把差异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14]（P26）。 萨维奇用“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来概括福柯对传统革命理论的批判和对权力、抵抗与自由的分析，认为它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自身理论的批判方法。差异并不构成对有效的抵抗的阻碍和威胁，而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它能使我们增加针对支配和控制的抵抗力量，发现我们对于世界以及彼此的认识和理解中的偏差和盲点。因此，重新界定女性之间的差异并从中获得启示成为女性主义的中心任务。此外，萨维奇指出，女性主义学者需要对女性主义的范畴和概念进行批判的历史分析，在强调它们的特殊性的同时也揭示其内在的局限性。对女性而言，自由意味着发现自我认识模式与支配模式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抵抗女性在主导话语中被界定和分类的既定方式。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就曾质疑固定的身份范畴，揭示出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的严格区分中的权力运作和强制性秩序并对其进行解构，由此凸显性别身份的虚幻性。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还试图通过理论模式的建构探讨抵抗压迫和支配的有效途径。莎伦·韦尔奇（Sharon Welch）提出建立一种“女性主义解放神学”的可能性，并将其命名为“革命诗学”（poetics of revolution），倡导“在边缘处生存，接受权力和话语的危险，致力于为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并始终自觉地站在被压迫者一方”[1]（P226-227）。萨维奇则将她的“激进多元化女性主义”（radically pluralist feminism）的构想建立在深入挖掘福柯关于抵抗和斗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建构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它强调在社会微观层面权力关系的等级化语境中不断形成的相对的、动态的身份模式。其二，它拓展了政治的含义，将理论政治化，作为实践的理论能同时成为支配和解放的工具。如果女性主义要建立抵抗的总体网络，借以抵制全面支配的形式，那么关注并利用差异的政治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三，它立足于一种渐进主义的形式，这种渐进主义一方面承认支配和压迫，但同时把社会领域视为动态的、多层次的关系体系，在其中解放和支配都有可能实现。[14]（P8-9）这些理论建构不仅仅是对福柯权力/抵抗观的吸纳和借鉴，更是对他未曾展开的论述做出了契合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和理论诉求的深化和拓展。
在以上的分析中，女性主义学者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借用、改造和反思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共同特点：首先，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不能盲目地照搬福柯的思想，在将福柯的话语理论运用到对女性现状的分析之前，必须深入细致地把握话语理论的内涵。其次，女性主义学者对运用福柯思想会面临的理论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福柯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的著作和访谈中有时会表现出思想的矛盾和不一致，女性主义学者应该避免弥合这些矛盾之处，人为地将他的思想简化或统一起来。最后，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话语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启示和影响：一方面，它为女性主义学者分析社会领域中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福柯的话语理论构成了对女性主义的严峻挑战，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女性主义的集体政治策略，而福柯的男性中心主义也使其忽略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要力图通过福柯思考女性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超越福柯。
参 考 文 献
[1] Diamond Irene，Quinby Lee. Feminism and 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itance[M].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
[2] Caroline Ramazanoglu. Up Against Foucault：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3.
[3] 黄华. 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 Sara Mills. Discourse[M]. London
关键词：女性主义；福柯的话语理论；政治诉求；权力/知识观；权力/抵抗观
作者简介：袁英，女，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外语学院翻译研究中心教师，从事比较诗学、文学批评与翻译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文论关键词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项目编号：07BZW005；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话语理论的知识谱系及其在中国的流变与重构”，项目编号：CCNU2010DG009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3）05-0109-07
女性主义学者以解构菲勒斯中心话语为政治目标，以极大的热情认同福柯的话语理论，并积极谋求与其展开卓有成效的对话和沟通。正如有学者提出要“与福柯共舞”（dancing with Foucault），共舞意味着两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互动交流的动态过程之中。在许多女性主义学者看来，构成对话关系的前提是女性主义与福柯的话语理论之间存在着共同之处：都重视话语在产生和维持权力上的关键作用，强调边缘话语中蕴含的挑战和质疑；都关注微观权力的具体运作而非宏观的国家权力；都致力于拆解仍然存在但却相对被忽略的支配模式；都批判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男性精英的优势地位和特权。[1]（Introduction X）
一、女性主义对“话语”概念的挪用与改造
福柯的话语理论对女性主义的理论建构和批评实践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女性主义学者们充分肯定“话语”概念在福柯思想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它为重新审视父权制支配下女性的从属地位、被压制或边缘化的女性话语以及女性经验的差异和多样性提供了新的反思视角。在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中，他力图使自己保持在话语本身的层次中，拒绝使话语回归到遥远的起源，也不去寻找另一种隐藏得更为巧妙的话语，而是要探讨作为“服从于某些规律的实践”的话语本身。女性主义学者认为福柯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方法论”（radical methodology），从而使话语过程和权力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清晰地呈现出来。然而，话语的自主性并不意味着话语完全独立于超话语（extra-discursive），事实上，在《知识考古学》中福柯就曾探讨过话语与超话语之间的联系，他将话语关系与独立于话语及其对象的首要关系和话语本身被提出的次要关系区别开来，意在强调话语关系的特殊性和它与另外两种关系间的相互作用。强调话语关系与首要关系以及次要关系间的相互作用清楚地表明福柯的立场，“话语关系并不构成所有可能的社会、政治关系的全部”[2]（P79）1。女性主义学者在《我，皮埃尔·利维埃》、《规训与惩罚》、《性经验史》第一卷以及第三卷中都找到了福柯关于话语关系与首要关系以及次要关系之间相互联结的描述，尽管这些描述的重心始终集中在话语关系上，然而福柯同时也意识到与话语关系密切相关的超话语关系也有其不容忽视的效力。女性主义研究不能把话语分析排除在外，同样也不能忽略超话语关系，尤其是在机构、技术、社会形式等之间被描述的首要关系的分析。在福柯的启示下，女性主义学者开始关注此前被忽略的使女性处于被压迫、从属位置的各种关系，由此探讨并反思“被压抑的知识”（repressed knowledge）：“是否存在着被噤声的女性知识，或是更深入的问题，关于使女性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各种关系的知识是否从未被允许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系统阐述？”[2]（P75）
福柯认为权力是在话语中被建构的，权力只有通过话语才能得以实现，话语与权力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女性主义学者认识到福柯的权力分析与她们的权力观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传统女性主义权力分析建立在一种普遍的假设之上：两性之间存在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这种性别压迫被马克思女性主义归结为两性间不平等的经济地位，在激进女性主义那里被归结为‘父权制’压迫。”[3]（P68）这种父权制对女性的整体压迫和禁止体现出女性主义单一、静态的权力观，而福柯对权力关系模式的重新界定使女性主义质疑自己对权力关系的理解和把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复杂、动态的权力关系体系。由此，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父权制权力的运作远非如此简单，福柯的话语理论并不否定制度权力的重要性，但他更为关注的是“权力得以实施和协商的各种各样的场所”（multiple sites where power is enacted and negotiated）[4]（P84），并把支配和从属的个人经验视为权力的众多效应。此外，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并非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压迫她们的话语或制度结构女性们或是顺从，或是反抗，反抗的形式也不尽相同，有的以推翻父权制统治为政治目标，有的则通过局部策略性的抵抗与协商使自身的权力不断增长。因此，米尔斯指出，女性主义分析不应把单一的话语（a single discourse）视为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决定性因素，而应该关注各种不同的话语（discourses）。福柯的权力分析促使女性主义学者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和思考权力关系，权力是在关系网络中得以实施的，权力关系具有相对性，权力无时无刻不在权力关系的互动中被拷问、质疑和抵抗，对女性话语的分析必然要考察权力关系的互动以及抵抗的作用和反控制。“探讨女性话语意味着不再将其视为通过社会化繁衍出来的规范化秩序，这一秩序总是以某种方式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相反地，女性话语应被视为赋予文本的各种现实关系的综合体。”[5]（P163）女性话语并不是单义的、连续的，它总是随着女性对权力话语的抵抗以及社会结构、权力关系的变动而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女性主义对于福柯话语理论的运用总是与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政治诉求紧密相连，因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在挪用“话语”概念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其进行为我所用的改造。史密斯在对女性话语进行分析时指出她所使用的话语概念来自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这一概念将关注点从来自作者的文本转移到作为“不断展开的互文过程”（ongoing intertextual process）的话语本身。要对复杂的社会过程中牵涉的各种社会关系展开分析，就不能使概念具有可以归结于个人实践或意图的性质，因此在福柯的考古学语境中话语概念取消了主体。然而，“坚持保留现实个体的在场并不必然使我们把话语简化为个人的‘言语’或‘言语行为’。现实的个体生产出协调各种场所的不断展开的组织和关系，但这些组织形式并不由任何个体的集合所左右或完全控制”[5]（P161）。史密斯强调话语的社会语境，提醒我们关注社会关系和实践的文本组织以及个人主体在话语结构中的行为，因此话语不再支配我们，使我们处于从属地位，而是成为一种工具或手段。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修改了福柯的话语概念，将话语置于它所处的社会语境并致力于探讨与话语结构展开协商的可能性。
米尔斯对话语的冲突本质的考察和强调构成了对福柯话语模式的又一改造个案。她认为在福柯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构建的复杂的权力关系模式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它把诸如种族、阶级这样的范畴也囊括进来，和性别问题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同时并不赋予其中任何一个绝对的优先地位。对权力关系的分析不能将性别、种族和阶级问题分离开来，阶级压迫、种族压迫和性别压迫总是密切相关，只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其中一个因素可能会暂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女性主义学者不应孤立地分析话语，而应该重视处于冲突关系中的各种话语。通过对女性作家旅行文本和殖民时期男性作家的文本分析，米尔斯指出某一特定文本总是由不同的话语构成的，这些话语总是处于相互斗争、彼此冲突的关系之中，19世纪的许多文本就是在话语的冲突中产生的。这种话语的冲突关系往往不易察觉，因为“它已经被自然化了，然而在不断变化的各种话语中它却十分引人注目”[4]（P91）。
女性主义在坦然面对福柯的话语理论提出的质疑和挑战并对其进行积极的挪用和改造的同时，也意识到了它的局限性。珍妮特·兰塞姆（Janet Ransom）探讨了福柯的话语分析是否有助于女性主义建立一种能充分包容女性经验的多样性的理论。在她看来，“话语”对于福柯而言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概念，话语使研究对象清晰地呈现出来，话语具有外在性，话语场域（discursive field） “展开了一个中性的范围，在其中言谈和书写能改变它们对立的系统以及它们功能的差异”[6]（P63）。女性主义不应该一味认定历史只是由男性对女性的压迫构成的，而应该“辨析女性话语的出现，以及使女性话语关于女性被压迫的主张产生效力成为可能的时刻”[2]（P132）。兰塞姆认为，如何有效地解释女性经验的共性和差异仍然是女性主义争辩的重要议题，话语分析关注话语所展开的主体位置和主体功能的中性领域，这种方法对于女性主义中的本质主义倾向构成了一种理论和方法上的纠偏，但与此同时福柯的男性视角使其无法辨别贯穿在女性生活中的各种不同的权力关系以及差异的多样性。对女性主义而言，关注差异意味着关注对女性的压迫与其他形式的权力关系之间的区别，而这些其他形式的权力关系的影响又是在女性之间的差异中得以体现的，更为重要的是，关注差异还意味着关注“差异的动力学”（dynamics of difference）。福柯在方法论上抛弃了说话主体，强调所说出的而不是说话者，而女性主义则有必要“在所说出的话语中承认主体的在场。女性主义正是建立在特别关注其他女性经验的前提之上，因此‘谁在说话’至关重要”[2]（P144）。对福柯的借用和批判之间产生的张力揭示了女性主义与话语理论之间矛盾关系的实质所在，因此女性主义需要超越福柯的后现代话语。
二、 权力/知识视域下的女性主义
福柯关于权力/知识的阐述构成了话语理论与女性主义批评的又一个显著的交汇点。女性主义学者对权力/知识问题的关注与她们在当下知识体系中的现实处境密切相关，克里斯蒂娃曾指出西方文化中的“菲勒斯中心”话语几乎剥夺了女性的发言权，迫使女性只能以男性所给定、所能接受的方式说话。在父权制权力控制下的知识体系中，女性在知识生产中往往处于边缘化的位置，女性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沉默或者以男性的声音说话（生产知识），这两者都是女性主义者所极力摆脱的旧的知识生产模式。福柯对真理终极性的消解，使女性主义者能够对父权制中许多所谓的‘知识真理’提出质疑”[3]（P77）。
在女性主义学者看来，福柯在权力/知识的共生体中尤其强调对权力与知识之间关系的深入考察。在一次访谈中，福柯曾专门批驳了公众对他的权力/知识观的误读，他指出，知识并不是覆盖在统治结构上的面具，与权力融合在一起，如果知识就是权力，那么“既然这两者是同一的，我看不出自己为什么还要指明它们之间的关系”[7]（P146）。女性主义学者认为探究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权力关系在知识生产中的作用构成了福柯话语理论的中心议题。莫琳·麦克尼尔（Maureen McNeil）为了突出强调在任何特定的语境中考察权力与知识之间特殊关系的必要性，专门使用“权力-知识”这一表述方式，而不是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权力/知识”。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则指出，对福柯而言，激进批判的首要任务就是辨别“强制机制与知识要素之间的关系”（the relation between mechanisms of coercion and elements of knowledge）[8]（P27），知识与权力密不可分，两者共同建构了一套思考世界的微妙而清晰的准则。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发现福柯关于疯癫、犯罪和性经验的历史研究总是围绕着知识、权力与经验之间的关系展开，他“将权力关系、机制和知识的历史和理论分析与在现实中向它们提出质疑的运动、批判和经验尽可能紧密地联结起来”[9]（P374），这促使她们从福柯权力/知识观的视角出发回顾和审视女性主义思想的发展史以及在其中显现出来的权力-知识关系，力图对女性主义中的变化和发展作出反思。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形成的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知识和解放成为日益增长并密切联系的目标，女性只有不断获取并累积关于性别关系以及她们自身地位的知识，她们改变自身命运的权力才会相应地增长，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实现。获取这种“解放的知识”（liberatory knowledge）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对父权制秩序的各种考察以及女性意识的提升”（diverse investigations of patriarchal order and consciousness-raising）。[2]（P150）以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甚至提出女性意识提升是女性主义认识论的核心和根基所在。作为一种实践，女性意识提升小组为女性创造了女性独享的空间，由此催生了女性之间关系的新模式；作为一种方法，女性意识提升旨在揭示和改变女性被压迫的模式，直接指向妇女解放的政治目标。然而，围绕着探究性别关系产生的知识爆炸同时也显示出其深刻的局限性和对女性未来的盲目乐观，女性意识提升的方法逐渐被各种各样的个人或团体治疗或是取代或是吸纳，女性主义学者也不再满足于对性别关系经验主义的论述，而纷纷借用精神分析理论和后结构主义理论的相关资源展开理论研究。正是通过这些多样化的治疗和理论模式，女性主义原有的知识架构发生了重大的改变，20世纪晚期女性主义一个十分显著的特征就是“治疗转向”（therapeutic turn）。这引发了女性主义学者对“自我知识技术”（technologies of self-knowledge）的普遍关注，如果说在女性主义原有的权力-知识架构中，自我知识只是女性意识提升过程中的一个部分，那么在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它则更有可能“成为自身的目标”（become an end in itself）[2]（P153-154）。 治疗策略强化并增加了自我控制的机制，而福柯关于自我控制的规范化模式的分析则使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如果过分依赖自我知识并将其作为实现女性自由的工具必然会使女性主义陷入困境。随着关于父权制的更为复杂、理论化的知识的大量涌现，当代女性主义权力-知识架构发生了第二次重大转变。女性主义知识日益多样化、专业化，尤其是作为一种独特知识形式的“女性主义理论”的产生逐渐“摆脱了对性别关系和父权制经验主义的考察”（move away from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gender relations and patriarchy）[2]（P158），关于更广泛的运动或妇女解放目标的论述不再是女性主义关注的焦点。不少女性主义学者开始把质询的目光转向女性主义自身的话语，试图探讨“妇女”、“性别”范畴的“女性主义系谱学”，在她们看来，“只探讨如何使妇女在语言和政治上得到更充分的再现是不够的；女性主义批判也应当了解‘妇女’这个范畴——女性主义的主体——是如何被生产，同时又如何被它赖以寻求解放的权力结构本身所限制”[10]（P3）。从关注知识与解放到多样化的治疗形式再到女性主义理论话语的激增构成了女性主义权力-知识架构变化与发展的三个阶段，在对这一发展历程的审视和分析中，女性主义学者所看到的不是权力的丧失，而是“权力的新路线”或是“权力的微观政治学”，无论是对自我知识的探寻还是女性主义理论都成为女性在父权制机制中实现权力的途径。对自我知识的探寻可以被视为对早期妇女运动的某些显著特征的回归，重新激发出民主冲动和对变革的追求，相比之下，女性主义理论的多元化则许诺能加深对父权制秩序的理解，但变革的前景几乎已经远离了大多数女性的日常生活领域而变得遥不可及。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女性主义与福柯在权力-知识问题上的交集并未结束，权力-知识关系仍然是当前女性主义关注的中心问题，对女性主义学者而言，福柯一方面启发她们仔细考察权力-知识模式，另一方面却几乎没有为改变这些模式提供任何工具。
福柯的权力/知识观对女性主义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它鼓励女性主义学者突破现有思想范畴的局限，重新思考权力与知识关系的本质。女性主义学者或是借鉴福柯关于权力/知识机制的论述，力图阐明规训权力总是性别化的，无论它生产出特定的身体构型还是将知识划分为具体学科；或是在福柯权力/知识观的视域下反思当代女性主义的政治实践，为了找回女性失落的声音，福柯关于“被压抑的知识”的反叛力量不容忽视，局部的、分散的权力/知识斗争使被压迫的女性有可能在自己的领域内与权力展开富有成效的较量。
三、对权力的抵抗如何可能
由于各自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理论诉求，福柯的话语理论与女性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张力，正是在这些思想碰撞所产生的张力之中蕴含着发展与创新的无限潜能和契机。对福柯话语理论的批评大多集中在他关于权力与抵抗的见解之中，豪沃思（David Howarth）指出福柯的话语理论中仍有一些尚待解决的难题，其中包括“对权力/抵抗概念不充分的表述、缺乏对抵抗的具体分析以及没能（或是拒绝）考察权力/抵抗斗争的宏观战略和后果”[11]（P84）。一些女性主义学者也对福柯的权力/抵抗观持批判态度，认为它将会消解女性主义原有的政治目标，使女性主义陷入权力与抵抗无止境的循环往复之中，其结果是妇女不再被视为父权制支配下被压迫的群体，更遑论建构一种妇女解放的理论。[2]（P51）事实上，女性主义学者在评价福柯的权力/抵抗观时往往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有的从女性经验的角度出发对福柯的权力与抵抗概念提出质疑，指出福柯的抵抗观具有两面性，他在强调权力对身体的控制的同时又赋予身体抵抗这种控制的权力，然而现代父权制权力对女性身体的规训与渗透使得抵抗难以实现；另一些女性主义学者则充分肯定福柯的权力/抵抗观对女性主义的积极影响，认为尽管福柯忽视了女性被压迫或抵抗压迫的现实，但他促使女性对压迫和解放展开更为深入、更具批判性的思考。更为重要的是，在福柯权力/抵抗观的启示下，女性主义学者对有效的抵抗策略或途径作出了有益的探讨。
福柯认为对权力的抵抗通常采取两种形式：“反话语”（counter discourses）和“倒置话语”（reverse discourses）。反话语“产生新的知识，说出新的真理，并由此建构新的权力”（produce new knowledge， speak new truths， and so constitute new powers）[2]（P20-23），不同于反话语直接的对抗姿态，倒置话语并不直接对抗主导话语，而是利用主导话语中的概念和范畴为自己正名，积极争取合法化的地位，从而以一种更具策略性的方式起到颠覆主导话语的作用。克丽丝·维登（Chris Weedon）指出，通过借用倒置话语女性主义学者可以在同一话语结构中“建立起符合她们利益的新的真理”（establish new truths， compatible with their interests），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政治策略。[12]（P131）女性主义自身的发展见证了倒置话语这种抵抗策略的有效性，作为倒置话语，第一次女性主义浪潮向医学、科学和教育的规范化权力提出挑战，然而这种倒置话语的权力并不稳定，一些19世纪女性主义信奉的原则日渐被纳入规训权力的运作之中，由此促成了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的出现。第二次女性主义浪潮中的激进派女性主义同样也运用了倒置话语的策略，传统的阴性主体位置由于具有情感、直觉和对理性的抛弃或重新界定等特征往往被贬低，而激进派女性主义通过挪用这些被贬低的主体位置，反转了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并将其作为女性话语的基础，从而颠覆主导话语的权力。[12]（P110）
女性主义学者探讨有效抵抗的另一条路径是立足于福柯未能充分展开的关于权力与抵抗的论述，分析这些话语如何能为争取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政治斗争提供支持。嘉娜·萨维奇（Jana Sawicki）指出，差异问题日益成为女性主义理论探讨的核心，由于女性经验的多样性经常被简单地归于“女性经验”这一统一的范畴之下，关注女性之间在种族、阶级以及性实践等方面的差异显得尤为重要。为了解释女性主义中围绕差异展开的斗争，萨维奇对福柯的权力与抵抗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她发现在福柯关于权力与性经验的讨论中特别强调抵抗的可能性，如抵抗绝不是外在于权力的，权力关系“只有依靠大量的抵抗点才能存在”[13]（P62）；只要存在着权力关系，就会存在抵抗的可能性，我们从未落入权力的圈套。对福柯而言，社会领域是一个由无数异质、不稳定的权力关系构成的开放系统，在其中支配和抵抗都有可能实现。权力关系只有在抵抗存在的地方才能实施，有时权力关系甚至会使抵抗力量为它所用。此外，改变权力控制的可能性的存在意味着福柯并不把权力视为对抵抗的征服，因为一旦约束力量被征服，权力关系就会瓦解成为力量关系。抵抗又与斗争紧密相连，只有在反抗各种权力形式的局部斗争中抵抗才能付诸实施。某种形式的抵抗是否有效并不取决于先验的理论预设，而是需要对斗争领域的社会历史语境展开深入的考察和审慎的分析。因此，女性主义可以“将来自于社会领域中不同位置的个人调动起来，把差异作为一种可以利用的资源”[14]（P26）。 萨维奇用“差异政治”（politics of difference）来概括福柯对传统革命理论的批判和对权力、抵抗与自由的分析，认为它为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重新审视自身理论的批判方法。差异并不构成对有效的抵抗的阻碍和威胁，而是一种潜在的资源，它能使我们增加针对支配和控制的抵抗力量，发现我们对于世界以及彼此的认识和理解中的偏差和盲点。因此，重新界定女性之间的差异并从中获得启示成为女性主义的中心任务。此外，萨维奇指出，女性主义学者需要对女性主义的范畴和概念进行批判的历史分析，在强调它们的特殊性的同时也揭示其内在的局限性。对女性而言，自由意味着发现自我认识模式与支配模式之间的历史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抵抗女性在主导话语中被界定和分类的既定方式。巴特勒在《性别麻烦》一书中就曾质疑固定的身份范畴，揭示出传统的生理性别、社会性别和欲望之间的严格区分中的权力运作和强制性秩序并对其进行解构，由此凸显性别身份的虚幻性。
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还试图通过理论模式的建构探讨抵抗压迫和支配的有效途径。莎伦·韦尔奇（Sharon Welch）提出建立一种“女性主义解放神学”的可能性，并将其命名为“革命诗学”（poetics of revolution），倡导“在边缘处生存，接受权力和话语的危险，致力于为真理而进行的斗争并始终自觉地站在被压迫者一方”[1]（P226-227）。萨维奇则将她的“激进多元化女性主义”（radically pluralist feminism）的构想建立在深入挖掘福柯关于抵抗和斗争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之上。这一理论建构具有三个特征：其一，它强调在社会微观层面权力关系的等级化语境中不断形成的相对的、动态的身份模式。其二，它拓展了政治的含义，将理论政治化，作为实践的理论能同时成为支配和解放的工具。如果女性主义要建立抵抗的总体网络，借以抵制全面支配的形式，那么关注并利用差异的政治策略就显得尤为重要。其三，它立足于一种渐进主义的形式，这种渐进主义一方面承认支配和压迫，但同时把社会领域视为动态的、多层次的关系体系，在其中解放和支配都有可能实现。[14]（P8-9）这些理论建构不仅仅是对福柯权力/抵抗观的吸纳和借鉴，更是对他未曾展开的论述做出了契合女性主义的政治目标和理论诉求的深化和拓展。
在以上的分析中，女性主义学者对福柯话语理论的借用、改造和反思呈现出一些值得关注的共同特点：首先，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不能盲目地照搬福柯的思想，在将福柯的话语理论运用到对女性现状的分析之前，必须深入细致地把握话语理论的内涵。其次，女性主义学者对运用福柯思想会面临的理论困境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如福柯自己所承认的那样，他的著作和访谈中有时会表现出思想的矛盾和不一致，女性主义学者应该避免弥合这些矛盾之处，人为地将他的思想简化或统一起来。最后，女性主义学者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话语理论对女性主义的启示和影响：一方面，它为女性主义学者分析社会领域中复杂多变的权力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另一方面，福柯的话语理论构成了对女性主义的严峻挑战，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女性主义的集体政治策略，而福柯的男性中心主义也使其忽略了女性经验的独特性和多样性。因此，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提出要力图通过福柯思考女性主义所面临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要超越福柯。
参 考 文 献
[1] Diamond Irene，Quinby Lee. Feminism and Foucault：Reflections on Resisitance[M]. Boston：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8.
[2] Caroline Ramazanoglu. Up Against Foucault：Explorations of Some Tensions between Foucault and Feminism[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1993.
[3] 黄华. 权力，身体与自我——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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