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开端时，久已习惯用“睁眼看世界”去赞美林则徐、魏源那一代稍具世界眼光的人。因为林则徐在与英国军队交战时注意组织专业人员翻译敌方资料，向国人讲述一个真实的英国，使中国人开始建立起一个有关世界的认识。
　　至于魏源，研究者一致恭维他的《海国图志》开拓了中国人的视野，抛弃传统中国“夷夏之辨”文化理念，抛弃天圆地方、中国中心的地理理念，为愚昧封闭中的中国人描摹出一个全新的世界图景，传布了五大洲四大洋史地知识，传播了近代科学文明，使中国人知道有西方有世界，还有一个与中国不一样但并不逊色的文化。在这种认识基础上，中国人踏上向西方学习的路。
　　对林则徐、魏源那一代“先行者”怎样赞美都不算过，只是这些说法如果诉诸历史事实，似乎还有一些不太严谨不太准确的地方。
　　中国人绝对不是自林则徐、魏源方才知道世界的，从战国时代邹衍所描述的“大九州”“小九州”推测，远古时代中国人与域外文明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隔绝。至于到了后来，不论是齐鲁沿海还是闽粤沿海，中国人漂洋过海谋生活从来不是什么天方夜谭不可思议。秦汉时代有江湖术士出海求仙药，也有中国人与罗马帝国交往的记载。因此说中国人直至1840年才知道世界，这只是对中国历史的一种想象，是为了渲染中国从封闭走上开放而故意设置的一种话语场景。
　　秦汉之后，中国文明与域外文明并未中断，西域文化、天竺文明，一直深刻影响着魏晋南北朝和唐宋。至元代，中国人在剽悍的蒙古人率领下远征欧洲，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一件大事。到了明代，郑和下西洋，沙勿略、利玛窦不远万里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中西文明终于有了一次直接对话。
　　利玛窦、徐光启时代的中西文明对话并没有因明清易代而完全中断，康熙朝发生的中西历法优劣论争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政治变动，足以表明在清廷，传教士如汤若望不仅影响巨大，而且与康熙大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从各方面影响着大清王朝的政治决策。
　　文明的交往只是中西交往的一部分，并非全部，中国与世界其实很早以来就有各种形式的贸易往来。历史上所说的“十三行”，其实就是历代中国政府的官方贸易，类似于后来的“广交会”。这种官方贸易有着悠久的历史，一直担负着为宫廷提供新鲜玩意，为朝廷提供外部世界讯息的功能。
　　与官方贸易相对应的民间贸易更是不绝如缕，明清时代大闹沿海的所谓“倭寇”，其实就是贸易走私，甚至是武装贸易走私团伙。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因为官方贸易管制形成的价格双轨，巨大的利润空间使一些人敢于冒险。至《南京条约》五口通商，价格双轨渐渐消失，市場化程度渐渐提升，贸易走私随之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中外之间贸易往来在清朝前期呈上升趋势，这是因为英国工业革命造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西方在某种程度上是向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倾销工业品，只是中国市场发育迟缓，一时无法接纳西方过量工业品，因而到了乾隆末年，中外贸易形成巨大逆差：中国的茶叶、瓷器、丝绸等初级产品逐步成为西方人日常必需品，而貌似庞大的中国市场对于洋布、洋油，以及一切带有“洋”字的东西都是可有可无：有，为生活增色彩；无，生活照旧下去。
　　贸易逆差引起资本家高度关切，英国政府于1893年派出一个庞大代表团前往中国，试图通过谈判消弭这种不平衡，而手段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开发市场，扩大需求。然而清廷统治者虽然对来自西洋的奇技淫巧并不拒绝，但他们只限于宫里的享受，从来没有考虑将这种享受扩大到整个社会。而且，那时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世界贸易的真谛，以为中国的初级产品换来白花花的银子天经地义，根本不愿从贸易平衡的角度思考问题。
　　乾隆大帝错过用谈判平衡中西贸易的良机，这当然并不构成英国资本家从事“罪恶贸易”贩卖鸦片的理由。只是历史就这样发展着，在随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泛滥，中原已无可用之兵，朝廷更无可用之饷。这就是1840年鸦片战争的起源。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了，被迫同意割让香港，同意五口通商。从此后，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化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林则徐、魏源这一代中国人确实将中国带上了世界，确实算得上是“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只是过去很多年对他们睁眼看世界的解读过于狭隘，以为在那之前的中国对于世界茫然无知。中国人在那之前很早就知道外部世界，林则徐、魏源的伟大，是鼓励中国人放眼全球，终于知道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有多大，知道先前自诩“天朝上国”并不真实，知道中国既不是世界中心，更不是世界老大，由此开启中国奋发向上的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