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明英宗朱祁镇（以下简称英宗）是明代唯一拥有两个年号（正统、天顺）的皇帝。其人生平极富戏剧性，经历了明代历史上的两次重大变故：“土木之变”和“夺门之变”。
前一次事变是受权监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被俘，随行的五十万（一说二十五万左右）将士也因他的错误而成了冤死鬼。英宗本人先是作为人质被瓦剌裹挟着进攻北京，后又被挟持到塞北苦寒之地（“北狩”），过着缺米少菜的游牧生活，很受了些苦。所幸的是他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客死他乡，而是不久后就被放了回来，被他的弟弟——已经替代他为新皇帝的朱祁钰安置在紫禁城之外、皇城之内的“南宫”，度过了七年缺衣少食的软禁生活。而后一次事变英宗则时来运转，稀里糊涂地被臣下从南宫“夺”回了皇宫（一说英宗事先已知此事，有预谋），重新登上了久违了的皇帝宝座。
英宗重登宝位后，没有恢复从前的正统年号，而是新起了一个年号——天顺。“夺门之变”被认为是明代“甚无意义”的皇位之争，个中情节扑朔迷离，留下了不少谜团。追根溯源，这需要从“土木之变”说起。
“土木之变”，宝座易主
英宗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年仅九岁就以皇太子的身份顺利继位，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年号正统。正统初年，在太皇太后张氏的主持下，英宗重用几朝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主持政务（史称“三杨辅政”），继续推行仁宣两朝的各项政策，政权稳固，国泰民安。
但好景不长，从正统五年至正统十一年，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相继去世，已经长大的英宗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试图“有所作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身边最亲信的太监王振的蛊惑下，英宗贸然率领数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出居庸关，经宣府，至大同，试图寻找瓦剌主力决战。在大同，不学无术而又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振在听到前方战败、瓦剌军骁勇善战的消息后，突然间又害怕起来，竟鼓动英宗撤回北京。
最初，王振选择大同—蔚州—紫荆关—北京这一路线回京，目的是为了让英宗能够“驾幸其第”（蔚州是王振的老家），显示威风。大军走到半道，王振突然又担心这么多的人马路过他家，一定会践踏他家的庄稼。结果，大军半途改道，不再经过蔚州、紫荆关，改由怀来—居庸关一线回京。
大军经此折腾，疲惫不堪，后勤又供应不上，结果在距怀来城（怀来古城，1951年修官厅水库被淹）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骑兵追上，团团围住，断了水源。被围人马一二日不得饮水，渴极，掘地二丈也不见泉水，立即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狡黠的瓦剌军见明军不动，知道明军已经饥渴难忍，便心生一计，故意后撤，诱使明军打乱队形，各顾各地向不远处的河边狂奔（要喝水）。明军队伍一乱，瓦剌骑兵又如从天而降一般，再次将明军团团围住，然后左砍右杀，将毫无抵抗之力的明军砍杀大半，剩下的四散而逃。骡马车仗、衣甲兵器等物资装备尽归瓦剌所有。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气不打一处来的英宗护卫锤死。英宗本人则被围困在一个小山包上，最后成了瓦刺的俘虏。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内外大为震惊，一片混乱。群臣聚哭于朝，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主张南迁逃跑。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挺身而出，力主死保北京。英宗之弟、监国朱祁钰把于谦提升为兵部尚书，命其提督各营兵马，保卫北京。于谦受命于危难之中，显示出出色的指挥调度能力。他一边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一边将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内外防务有效地组织起来，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英宗被俘后出现的皇位空缺问题，在英宗之母孙太后的主持下，将朱祁钰立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不久，瓦剌挟英宗，破紫荆关，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披挂上阵，出德胜门亲自督战。城内城外军民人人感奋，“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经过数番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不得不带着英宗北撤。
英宗被挟持到塞北后，虽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受到种种虐待，但他的塞北生活与平常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相比，也有着天壤之别：在“衣”方面，虽然有比较充足的御寒之物，但仍然难以忍受塞外冬夜的寒冷；在“食”方面，得遵循当地的饮食方式，以马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殊无米菜”，也没有什么清洁的饮用水，这对于平日锦衣玉食的皇帝来说，可以说是“恶陋不堪”了；在“住”方面，英宗虽然受到伯颜帖木儿（瓦剌首领也先之弟）的照顾，有单独的帐篷可以居住，但“帷帐布帏，席地而寝”的居住方式，恐怕也不是从小长在深宫之中的明朝皇帝（此时是太上皇）可以习惯的；在“行”方面，蒙古人骑马迁徙跋涉是常态，而英宗骑术不高，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他的主要交通工具才换成了驼车（参见林欢《明英宗被俘及其在蒙地羁押期间的活动》）。
好在英宗在塞外吃苦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瓦剌见英宗没有利用价值，羁押一年后便将他放了回来，实际上是把难题留给了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钰和大明朝廷。果然，英宗被放回后，明廷出现了一系列与皇位之争有关的问题。
英宗被释，入居南宫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结束了一年的俘虏生活，被瓦剌放回了北京。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钰在皇城东安门将他迎入皇城，安置在皇城与紫禁城之间的南宫（今北京南池子大街普度寺一带）。现在，一国之中同时出现了关系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和一个太上皇，这在中外历史上恐怕都是很罕见的。一山不容二虎，迟早都是会出问题的。
《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英宗入居南宫后不久，朱祁钰“命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也就是派人看住南宫，对英宗实行软禁。但历史学家仔细研究后发现，朱祁钰“命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并无其事，王骥是被派到南京去“总督机务”的，《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的作者极不严谨，将“南京”误为“南宫”了。
朱祁钰派王骥看住南宫虽假，但不等于朱祁钰是礼待英宗的。英宗入居南宫后不久，适逢英宗生日，礼部尚书胡濙请求约群臣一起前往南宫贺寿，但被朱祁钰制止了。胡濙又请求于第二年元旦率百官在延安门朝见英宗，又不许。甚至英宗叔父荆王朱瞻堈请求见英宗一面，也不允许。朱祁钰一开始虽然没有限制英宗的人身自由，但看他的意思是要把英宗冷落在一边，希望别人把这个太上皇忘掉。 在最初的几年，住在南宫的英宗还算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孙太后曾数次入南宫省视，英宗的皇后钱氏也和英宗一起住在南宫。据说钱皇后还亲自做针线活，托人带到集市上去卖，以补家用。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让朱祁钰警觉起来，对英宗的限制也越来越多，直至将他彻底禁锢起来。
第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是改立太子事件。
英宗被俘、朱祁钰被立为皇帝之后，英宗之子朱见深（而不是朱祁钰之子朱见济）被立为皇太子。这件事非常尴尬，也让朱祁钰非常不爽：他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了！
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又怕群臣反对。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千古奇招——贿赂——不是下级贿赂上级，而是上级贿赂下级，而且是皇帝贿赂大臣！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分赐”（其实就是贿赂）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请他们支持改立太子。这时，正好有广西都指挥上书请易太子。这正中朱祁钰下怀，他赶忙令群臣商议此事，并让太监暗示大家同意这一请求。群臣先已受贿，又见皇帝之意已决，便不顾廉耻地署名同意了（当时只有于谦没有署名，后来是陈循代于谦签的名）。当年五月，朱祁钰正式颁诏天下，废英宗之子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并立朱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
改立太子虽然成功，但过程并不顺利，朝堂内外还是有不少人提出异议。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人对英宗念念不忘，希望将来的皇位能传回英宗一脉，这让朱祁钰高度警觉。
第二个比较大的事件是“金刀事件”。
英宗在南宫的时候，有一个叫阮浪的少监在身边伺候他。为了感谢阮浪，英宗曾经将一个绣袋和一把镀金束刀赠给阮浪。阮浪又将这两件东西转赠给徒弟王尧。王尧有一次在锦衣卫指挥卢忠家喝酒。卢忠见到这两件东西非同一般，自以为立功的时候到了，连忙将王尧灌醉，偷了金刀入内告变，说是“南宫谋复皇储，遗刀求外应”。朱祁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是英宗谋复皇位（或英宗之子谋复皇太子位）的“铁证”，下旨逮捕阮浪、王尧，大刑逼供，企图挖出幕后主使。好在阮浪和王尧都没有乱咬，咬定此事与“求外应”无关。王尧被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一心想拍朱祁钰马屁的卢忠没想到自己惹了这么一场大祸，疯了（据说是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装疯）！朱祁钰还想穷究不舍，大学士商辂等以“卢忠狂言不可信”为由，劝止之，才没有造成更大范围的株连（英宗复辟后，自以为聪明的卢忠还是被凌迟处死了）。但这件事提醒了朱祁钰，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被改立为太子才一年多的朱祁钰之子朱见济病死了（一说被人合谋害死）。朱见济是朱祁钰的唯一儿子，太子之位空缺。这时又有一些“不识好歹”的大臣提出复立前太子（即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的主张。朱祁钰大怒，将提此主张的大臣逮系下狱，严刑拷打。其中一人竟死在了狱中。一时再也没人敢提此事。
据《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刑科给事中徐正密奏将英宗之子、沂王朱见深迁出北京，搬到他的封地沂州去，并“增高南城（宫）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没想惹恼了朱祁钰，竟将徐正充军铁岭卫。这一处理很令人费解，似乎不符合逻辑——按理说，徐正的提议应该正合朱祁钰的本意，怎么反而惹祸呢？
原来，徐正还说了另一句话：“别选宗室亲王之子育之宫中。”（《明英宗实录》第256卷）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朱祁钰敏感的神经。朱祁钰大概觉得自己还春秋鼎盛，一定还有生儿子并立为太子的机会，怎肯让其他的“宗室亲王之子”来插一手？！徐正本想拍马屁却拍在了马腿上，落了个谪戍边卫的下场。但徐正的其中一个建议，却被朱祁钰采纳了。不久，朱祁钰便派人将南宫的大门上锁灌铅，使之不能打开，被软禁在南宫内的英宗等人的食物只能从小洞递入。此外，还增高了南宫的宫墙，砍掉了靠墙的树木（以免英宗交结外人）。时值盛夏，英宗却连一块纳凉的树荫都不可得，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
但朱祁钰毕竟不是特别狠的人，他虽然时不时地在生活上虐待他的太上皇哥哥，限制一下他的人身自由，但终究没像中国历史上其他许多狠毒的君王一样，将他的哥哥“消灭”。然而，权力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朱祁钰最终尝到了苦果。
“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景泰七年（1456年）年底，朱祁钰得了一场重病。第二年正月，朱祁钰因病不能行动，将曾在京城保卫战中立有大功的石亨召到病榻前，请他代行正月里例行的祭祀活动。石亨亲眼看见朱祁钰病得不轻，内心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并把皇帝可能很快就不行了的消息透露了出去。大臣们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焦虑。此时，京师正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于谦等人正力劝皇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太子。石亨心想：如果襄王之子被迎立为太子，那将来于谦就是首功之臣，没有他这个武将什么事；即便是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功劳也是文臣的，也没有他什么事，还不如我拉几个人将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抬出来当皇帝，那我就是新朝的第一功臣了。于是，石亨联络并说服了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谋划着干一番“换皇帝”的大事。
正月十一日，群臣再次敦请朱祁钰尽早册立太子（“早择元良”）。朱祁钰当时没有表态，传谕十七日早朝再议此事。但等不到十七日早朝，就在十六日晚上，自称懂星象之术的徐有贞夜观天象，见紫微星移位，认定当天晚上即是下手的最好时机，决定马上动手。
石亨等人的密谋，可能事先请示过孙太后，得到过她的准许。至于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事先是否知道此谋，还要打一个问号。尽管当徐有贞问石亨、张軏：“如公所谋，南城（指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引者注）亦知之乎？”石、张告诉他说：“一日前已密达之。”但石、张二人很可能在说谎，以当时对英宗防范之严密，是很难“密达之”的，暂且存疑。
正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张軏等人会同太监曹吉祥等，以“边境有警，须增兵入卫”为由，率领一千多京营兵，经长安门进入皇城。进入皇城后，徐有贞将大门反锁，把钥匙抛到水中，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看到这一大队的人进入，皇城禁卫大惊，但又不明就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开往南宫。 到了南宫，只见宫门紧闭，锁头已被灌铅，怎么也打不开。宫墙高大厚重，敲门也没人回应。徐有贞令士兵取来一根巨木，几十人举着猛撞大门，仍没能撞开。又令几个士兵翻墙而入，与外兵合力砸开了一段墙壁，这才将大门打开。众人一拥而入。
英宗此时早被惊醒，喝问何事？众人跪在地上，异口同声地说：“请陛下登位！”英宗默许。徐有贞等人立即招呼士兵将一乘肩舆抬了进来，扶英宗上轿。士兵们紧张得发抖，几乎抬不起肩舆。还是徐有贞冷静，赶紧过来帮忙，一同将肩舆抬了起来，扶着前进。这时天色已经微明，星月皎然。路上，英宗一一询问徐有贞等人官居何职，姓甚名谁？徐有贞等一一作答。一行人到了东华门，守门卫士“呵止之”。英宗连忙出来答话：“吾太上皇也。” 卫士不敢阻挡，一行人顺利地进入了东华门，直奔平时皇帝上朝的奉天殿。奉天殿武士见来者不善，以金瓜击打徐有贞，被英宗喝止。众人将放在一边的皇帝宝座推到正中。时隔多年，英宗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时，上朝的时间到了，百官从外面进入宫殿，准备朝见病中的皇帝朱祁钰，心里盘算着如何回答皇帝提出的立谁为太子的问题。然而，当百官进入奉天殿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发现，坐在宝座上的不是皇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徐有贞站在御前大声地宣布：“太上皇复辟矣！”百官震骇，但都不敢有异议，只好按照平常的次序，依次排好队，朝见新皇帝。英宗好言安抚，大家这才平静了下来。
据《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当朱祁钰听见奉天殿传来的鼓噪声时，知道有变，大惊，问左右说：“是于谦（造反）吗？”左右告诉他说是太上皇复辟了。朱祁钰连声说：“好，好！”但据学者研究，原始史料上并没有这一段描述。当是后人为抹黑朱祁钰而加上去的：于谦忠心耿耿，有功于社稷，更有功于他朱祁钰，天下皆知，而朱祁钰却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一反应竟是怀疑于谦造反！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夺门之变”的“门”究竟指哪个门？还有争议。有人说是长安门，也有人说是东华门。但如前所述，复辟队伍进长安门、东华门都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谈不上“夺”。只有在进入南宫大门时，才有用巨木撞击大门、翻墙而入、砸坏墙壁的行为，“夺门之变”的“门”应该指的就是这个门。
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石亨、张軏、曹吉祥等一班拥立有功的人都加官进爵，而“再造社稷”有功的于谦却被诬以“意欲”迎立外藩而惨遭杀害，“天下无不冤之”。被废掉的朱祁钰被降为郕王，迁入西宫，十几天后就死了。关于朱祁钰之死，死得蹊跷，正史上说是病死的，但很多人还是相信他是被英宗害死的。明人陆釴在《病逸漫记》里明确地说：“景泰帝（朱祁钰）之崩，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 这也成了明代历史上的一桩谜案。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功臣”的下场也不怎么好。先是以“首功之臣”徐有贞为一方，以石亨、曹吉祥为另一方，两派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最后徐有贞在石亨、曹吉祥的一再诬告下，被英宗流放到金齿（今云南保山），削职为民。徐有贞被斗倒后，石亨、曹吉祥恃宠骄狂、头脑发昏，结果分别在两场未遂的叛乱中被杀。
前一次事变是受权监王振的蛊惑，御驾亲征瓦剌，结果在土木堡被俘，随行的五十万（一说二十五万左右）将士也因他的错误而成了冤死鬼。英宗本人先是作为人质被瓦剌裹挟着进攻北京，后又被挟持到塞北苦寒之地（“北狩”），过着缺米少菜的游牧生活，很受了些苦。所幸的是他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客死他乡，而是不久后就被放了回来，被他的弟弟——已经替代他为新皇帝的朱祁钰安置在紫禁城之外、皇城之内的“南宫”，度过了七年缺衣少食的软禁生活。而后一次事变英宗则时来运转，稀里糊涂地被臣下从南宫“夺”回了皇宫（一说英宗事先已知此事，有预谋），重新登上了久违了的皇帝宝座。
英宗重登宝位后，没有恢复从前的正统年号，而是新起了一个年号——天顺。“夺门之变”被认为是明代“甚无意义”的皇位之争，个中情节扑朔迷离，留下了不少谜团。追根溯源，这需要从“土木之变”说起。
“土木之变”，宝座易主
英宗是明宣宗朱瞻基的长子，年仅九岁就以皇太子的身份顺利继位，是明朝的第六位皇帝，年号正统。正统初年，在太皇太后张氏的主持下，英宗重用几朝元老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主持政务（史称“三杨辅政”），继续推行仁宣两朝的各项政策，政权稳固，国泰民安。
但好景不长，从正统五年至正统十一年，杨荣、张太后、杨士奇、杨溥相继去世，已经长大的英宗开始变得不安分起来，试图“有所作为”。正统十四年（1449年），在身边最亲信的太监王振的蛊惑下，英宗贸然率领数十万大军“御驾亲征”，出居庸关，经宣府，至大同，试图寻找瓦剌主力决战。在大同，不学无术而又掌握军事大权的王振在听到前方战败、瓦剌军骁勇善战的消息后，突然间又害怕起来，竟鼓动英宗撤回北京。
最初，王振选择大同—蔚州—紫荆关—北京这一路线回京，目的是为了让英宗能够“驾幸其第”（蔚州是王振的老家），显示威风。大军走到半道，王振突然又担心这么多的人马路过他家，一定会践踏他家的庄稼。结果，大军半途改道，不再经过蔚州、紫荆关，改由怀来—居庸关一线回京。
大军经此折腾，疲惫不堪，后勤又供应不上，结果在距怀来城（怀来古城，1951年修官厅水库被淹）二十里的土木堡被瓦剌骑兵追上，团团围住，断了水源。被围人马一二日不得饮水，渴极，掘地二丈也不见泉水，立即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狡黠的瓦剌军见明军不动，知道明军已经饥渴难忍，便心生一计，故意后撤，诱使明军打乱队形，各顾各地向不远处的河边狂奔（要喝水）。明军队伍一乱，瓦剌骑兵又如从天而降一般，再次将明军团团围住，然后左砍右杀，将毫无抵抗之力的明军砍杀大半，剩下的四散而逃。骡马车仗、衣甲兵器等物资装备尽归瓦剌所有。王振在乱军之中被气不打一处来的英宗护卫锤死。英宗本人则被围困在一个小山包上，最后成了瓦刺的俘虏。这就是震动一时的“土木之变”。
土木堡丧师、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北京，朝廷内外大为震惊，一片混乱。群臣聚哭于朝，有的人不知所措，有的主张南迁逃跑。兵部侍郎于谦等人挺身而出，力主死保北京。英宗之弟、监国朱祁钰把于谦提升为兵部尚书，命其提督各营兵马，保卫北京。于谦受命于危难之中，显示出出色的指挥调度能力。他一边调集河南、山东、南京等地军队入卫，一边将京城九门守军及城内外防务有效地组织起来，严阵以待。与此同时，为了解决英宗被俘后出现的皇位空缺问题，在英宗之母孙太后的主持下，将朱祁钰立为皇帝，改年号为“景泰”，遥尊英宗为太上皇。
不久，瓦剌挟英宗，破紫荆关，兵临北京城下。于谦披挂上阵，出德胜门亲自督战。城内城外军民人人感奋，“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寇，哗声动天”。经过数番激战，瓦剌军死伤惨重，不得不带着英宗北撤。
英宗被挟持到塞北后，虽没有像宋代的钦、徽二帝那样受到种种虐待，但他的塞北生活与平常养尊处优的宫廷生活相比，也有着天壤之别：在“衣”方面，虽然有比较充足的御寒之物，但仍然难以忍受塞外冬夜的寒冷；在“食”方面，得遵循当地的饮食方式，以马牛羊肉和奶制品为主，“殊无米菜”，也没有什么清洁的饮用水，这对于平日锦衣玉食的皇帝来说，可以说是“恶陋不堪”了；在“住”方面，英宗虽然受到伯颜帖木儿（瓦剌首领也先之弟）的照顾，有单独的帐篷可以居住，但“帷帐布帏，席地而寝”的居住方式，恐怕也不是从小长在深宫之中的明朝皇帝（此时是太上皇）可以习惯的；在“行”方面，蒙古人骑马迁徙跋涉是常态，而英宗骑术不高，在行进的过程中可能也吃了不少苦头，后来，他的主要交通工具才换成了驼车（参见林欢《明英宗被俘及其在蒙地羁押期间的活动》）。
好在英宗在塞外吃苦的时间没有持续太久。瓦剌见英宗没有利用价值，羁押一年后便将他放了回来，实际上是把难题留给了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钰和大明朝廷。果然，英宗被放回后，明廷出现了一系列与皇位之争有关的问题。
英宗被释，入居南宫
景泰元年（1450年）八月，英宗结束了一年的俘虏生活，被瓦剌放回了北京。他的皇帝弟弟朱祁钰在皇城东安门将他迎入皇城，安置在皇城与紫禁城之间的南宫（今北京南池子大街普度寺一带）。现在，一国之中同时出现了关系十分尴尬的一个皇帝和一个太上皇，这在中外历史上恐怕都是很罕见的。一山不容二虎，迟早都是会出问题的。
《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英宗入居南宫后不久，朱祁钰“命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也就是派人看住南宫，对英宗实行软禁。但历史学家仔细研究后发现，朱祁钰“命靖远伯王骥守备南宫”并无其事，王骥是被派到南京去“总督机务”的，《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的作者极不严谨，将“南京”误为“南宫”了。
朱祁钰派王骥看住南宫虽假，但不等于朱祁钰是礼待英宗的。英宗入居南宫后不久，适逢英宗生日，礼部尚书胡濙请求约群臣一起前往南宫贺寿，但被朱祁钰制止了。胡濙又请求于第二年元旦率百官在延安门朝见英宗，又不许。甚至英宗叔父荆王朱瞻堈请求见英宗一面，也不允许。朱祁钰一开始虽然没有限制英宗的人身自由，但看他的意思是要把英宗冷落在一边，希望别人把这个太上皇忘掉。 在最初的几年，住在南宫的英宗还算有一定的人身自由。孙太后曾数次入南宫省视，英宗的皇后钱氏也和英宗一起住在南宫。据说钱皇后还亲自做针线活，托人带到集市上去卖，以补家用。
后来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让朱祁钰警觉起来，对英宗的限制也越来越多，直至将他彻底禁锢起来。
第一个比较重大的事件是改立太子事件。
英宗被俘、朱祁钰被立为皇帝之后，英宗之子朱见深（而不是朱祁钰之子朱见济）被立为皇太子。这件事非常尴尬，也让朱祁钰非常不爽：他当然想让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了！
朱祁钰想改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又怕群臣反对。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千古奇招——贿赂——不是下级贿赂上级，而是上级贿赂下级，而且是皇帝贿赂大臣！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钰“分赐”（其实就是贿赂）内阁诸学士每人黄金五十两、白银一百两，请他们支持改立太子。这时，正好有广西都指挥上书请易太子。这正中朱祁钰下怀，他赶忙令群臣商议此事，并让太监暗示大家同意这一请求。群臣先已受贿，又见皇帝之意已决，便不顾廉耻地署名同意了（当时只有于谦没有署名，后来是陈循代于谦签的名）。当年五月，朱祁钰正式颁诏天下，废英宗之子朱见深为沂王，改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并立朱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
改立太子虽然成功，但过程并不顺利，朝堂内外还是有不少人提出异议。看起来还是有很多人对英宗念念不忘，希望将来的皇位能传回英宗一脉，这让朱祁钰高度警觉。
第二个比较大的事件是“金刀事件”。
英宗在南宫的时候，有一个叫阮浪的少监在身边伺候他。为了感谢阮浪，英宗曾经将一个绣袋和一把镀金束刀赠给阮浪。阮浪又将这两件东西转赠给徒弟王尧。王尧有一次在锦衣卫指挥卢忠家喝酒。卢忠见到这两件东西非同一般，自以为立功的时候到了，连忙将王尧灌醉，偷了金刀入内告变，说是“南宫谋复皇储，遗刀求外应”。朱祁钰非常重视这件事，认为人赃俱在，是英宗谋复皇位（或英宗之子谋复皇太子位）的“铁证”，下旨逮捕阮浪、王尧，大刑逼供，企图挖出幕后主使。好在阮浪和王尧都没有乱咬，咬定此事与“求外应”无关。王尧被凌迟处死，阮浪死于狱中。一心想拍朱祁钰马屁的卢忠没想到自己惹了这么一场大祸，疯了（据说是有人给他出主意让他装疯）！朱祁钰还想穷究不舍，大学士商辂等以“卢忠狂言不可信”为由，劝止之，才没有造成更大范围的株连（英宗复辟后，自以为聪明的卢忠还是被凌迟处死了）。但这件事提醒了朱祁钰，以后更加留意防范英宗的举动了。
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被改立为太子才一年多的朱祁钰之子朱见济病死了（一说被人合谋害死）。朱见济是朱祁钰的唯一儿子，太子之位空缺。这时又有一些“不识好歹”的大臣提出复立前太子（即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的主张。朱祁钰大怒，将提此主张的大臣逮系下狱，严刑拷打。其中一人竟死在了狱中。一时再也没人敢提此事。
据《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景泰六年（1455年）七月，刑科给事中徐正密奏将英宗之子、沂王朱见深迁出北京，搬到他的封地沂州去，并“增高南城（宫）数尺，伐去城边高树，宫门之锁亦宜灌铁，以备非常”。没想惹恼了朱祁钰，竟将徐正充军铁岭卫。这一处理很令人费解，似乎不符合逻辑——按理说，徐正的提议应该正合朱祁钰的本意，怎么反而惹祸呢？
原来，徐正还说了另一句话：“别选宗室亲王之子育之宫中。”（《明英宗实录》第256卷）正是这句话触动了朱祁钰敏感的神经。朱祁钰大概觉得自己还春秋鼎盛，一定还有生儿子并立为太子的机会，怎肯让其他的“宗室亲王之子”来插一手？！徐正本想拍马屁却拍在了马腿上，落了个谪戍边卫的下场。但徐正的其中一个建议，却被朱祁钰采纳了。不久，朱祁钰便派人将南宫的大门上锁灌铅，使之不能打开，被软禁在南宫内的英宗等人的食物只能从小洞递入。此外，还增高了南宫的宫墙，砍掉了靠墙的树木（以免英宗交结外人）。时值盛夏，英宗却连一块纳凉的树荫都不可得，过着囚徒一样的生活。
但朱祁钰毕竟不是特别狠的人，他虽然时不时地在生活上虐待他的太上皇哥哥，限制一下他的人身自由，但终究没像中国历史上其他许多狠毒的君王一样，将他的哥哥“消灭”。然而，权力斗争就是这样残酷，朱祁钰最终尝到了苦果。
“夺门之变”，英宗复辟
景泰七年（1456年）年底，朱祁钰得了一场重病。第二年正月，朱祁钰因病不能行动，将曾在京城保卫战中立有大功的石亨召到病榻前，请他代行正月里例行的祭祀活动。石亨亲眼看见朱祁钰病得不轻，内心开始盘算自己的后路，并把皇帝可能很快就不行了的消息透露了出去。大臣们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焦虑。此时，京师正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于谦等人正力劝皇帝立襄王朱瞻墡的长子为太子。石亨心想：如果襄王之子被迎立为太子，那将来于谦就是首功之臣，没有他这个武将什么事；即便是重立英宗之子朱见深为太子，功劳也是文臣的，也没有他什么事，还不如我拉几个人将软禁在南宫的太上皇抬出来当皇帝，那我就是新朝的第一功臣了。于是，石亨联络并说服了都督张軏、太监曹吉祥和左副都御史徐有贞等人，谋划着干一番“换皇帝”的大事。
正月十一日，群臣再次敦请朱祁钰尽早册立太子（“早择元良”）。朱祁钰当时没有表态，传谕十七日早朝再议此事。但等不到十七日早朝，就在十六日晚上，自称懂星象之术的徐有贞夜观天象，见紫微星移位，认定当天晚上即是下手的最好时机，决定马上动手。
石亨等人的密谋，可能事先请示过孙太后，得到过她的准许。至于被软禁在南宫的英宗事先是否知道此谋，还要打一个问号。尽管当徐有贞问石亨、张軏：“如公所谋，南城（指软禁在南宫的英宗——引者注）亦知之乎？”石、张告诉他说：“一日前已密达之。”但石、张二人很可能在说谎，以当时对英宗防范之严密，是很难“密达之”的，暂且存疑。
正月十六日夜，徐有贞、石亨、张軏等人会同太监曹吉祥等，以“边境有警，须增兵入卫”为由，率领一千多京营兵，经长安门进入皇城。进入皇城后，徐有贞将大门反锁，把钥匙抛到水中，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看到这一大队的人进入，皇城禁卫大惊，但又不明就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开往南宫。 到了南宫，只见宫门紧闭，锁头已被灌铅，怎么也打不开。宫墙高大厚重，敲门也没人回应。徐有贞令士兵取来一根巨木，几十人举着猛撞大门，仍没能撞开。又令几个士兵翻墙而入，与外兵合力砸开了一段墙壁，这才将大门打开。众人一拥而入。
英宗此时早被惊醒，喝问何事？众人跪在地上，异口同声地说：“请陛下登位！”英宗默许。徐有贞等人立即招呼士兵将一乘肩舆抬了进来，扶英宗上轿。士兵们紧张得发抖，几乎抬不起肩舆。还是徐有贞冷静，赶紧过来帮忙，一同将肩舆抬了起来，扶着前进。这时天色已经微明，星月皎然。路上，英宗一一询问徐有贞等人官居何职，姓甚名谁？徐有贞等一一作答。一行人到了东华门，守门卫士“呵止之”。英宗连忙出来答话：“吾太上皇也。” 卫士不敢阻挡，一行人顺利地进入了东华门，直奔平时皇帝上朝的奉天殿。奉天殿武士见来者不善，以金瓜击打徐有贞，被英宗喝止。众人将放在一边的皇帝宝座推到正中。时隔多年，英宗再次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这时，上朝的时间到了，百官从外面进入宫殿，准备朝见病中的皇帝朱祁钰，心里盘算着如何回答皇帝提出的立谁为太子的问题。然而，当百官进入奉天殿的时候，突然惊讶地发现，坐在宝座上的不是皇帝朱祁钰而是太上皇朱祁镇！还没有回过神来，只见徐有贞站在御前大声地宣布：“太上皇复辟矣！”百官震骇，但都不敢有异议，只好按照平常的次序，依次排好队，朝见新皇帝。英宗好言安抚，大家这才平静了下来。
据《明史纪事本末·南宫复辟》载，当朱祁钰听见奉天殿传来的鼓噪声时，知道有变，大惊，问左右说：“是于谦（造反）吗？”左右告诉他说是太上皇复辟了。朱祁钰连声说：“好，好！”但据学者研究，原始史料上并没有这一段描述。当是后人为抹黑朱祁钰而加上去的：于谦忠心耿耿，有功于社稷，更有功于他朱祁钰，天下皆知，而朱祁钰却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第一反应竟是怀疑于谦造反！
这就是明代历史上著名的“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夺门之变”的“门”究竟指哪个门？还有争议。有人说是长安门，也有人说是东华门。但如前所述，复辟队伍进长安门、东华门都没有发生任何暴力冲突，谈不上“夺”。只有在进入南宫大门时，才有用巨木撞击大门、翻墙而入、砸坏墙壁的行为，“夺门之变”的“门”应该指的就是这个门。
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石亨、张軏、曹吉祥等一班拥立有功的人都加官进爵，而“再造社稷”有功的于谦却被诬以“意欲”迎立外藩而惨遭杀害，“天下无不冤之”。被废掉的朱祁钰被降为郕王，迁入西宫，十几天后就死了。关于朱祁钰之死，死得蹊跷，正史上说是病死的，但很多人还是相信他是被英宗害死的。明人陆釴在《病逸漫记》里明确地说：“景泰帝（朱祁钰）之崩，为宦者蒋安以帛勒死。” 这也成了明代历史上的一桩谜案。
徐有贞、石亨、曹吉祥等“夺门功臣”的下场也不怎么好。先是以“首功之臣”徐有贞为一方，以石亨、曹吉祥为另一方，两派明争暗斗、相互倾轧，最后徐有贞在石亨、曹吉祥的一再诬告下，被英宗流放到金齿（今云南保山），削职为民。徐有贞被斗倒后，石亨、曹吉祥恃宠骄狂、头脑发昏，结果分别在两场未遂的叛乱中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