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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感情，70年从未改变，让他步履铿锵；
有一种坚守，如大地一般厚重，让他深深扎根；
有一种创新，着眼于更广阔的未来，让他奋力开拓。
我国水稻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他信念坚定，一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不息；他治学严谨，走出育种研究的中国“稻”路；他勇于创新，培养出大批“三农”志士。他似一朵炽热的火花，烛照着奋斗的青春。
2019年8月12日，卢永根永远地走了，带着他对党和国家最深沉的眷恋，带着广大学子对他最不舍的呼唤。
“从70年前，举右手宣誓时，卢院士就要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他做到了。他一心向党，一心爱国，矢志奋斗，很令人感动。”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钟仰进说。
不忘初心、拼搏追梦的共产党员，报国一生为“三农”
岁月无声，成长，有迹可循。
卢永根“一心报国、矢志兴农的家国情怀”从哪里来？
一个人的志向选择，与宏观时代背景、家庭教育和独特的心路历程息息相关。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从他日记中，能清晰地刻画出他高尚的内心世界。
这是怎样一位不忘初心、忠诚坚守、奋力拼搏的科学家！
1930年，卢永根生于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在香港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的社会苦难没有认识。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人人都是诗人，都是音乐家……”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诗境。我们的语言啊，就是音乐。”
16岁的卢永根写的一首诗在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大厅展示。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父亲将几位儿女送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根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日本兵稍不满意抬手就是一巴掌，对孩子也不放过。也在那时，他有了对农村的初步认识，民族复兴的种子也开始萌发。”卢永根的夫人、华南农大教授徐雪宾回忆说。
期间，父亲托人捎来亲笔写的两句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他牢记在心。
两年后，卢永根返回香港，主动选择在培侨中文学校就读，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爱国和民族思想活跃。在这里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1949年8月9日，在时局还不稳时，卢永根作出了一个重要人生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前，监誓人询问，入党有生命危险，您是否同意？”徐雪宾回忆说，“阿卢坚定地举起右手，面向北方，誓言永远忠诚于党。”这一天成为他的新生，每年他都在这一天为自己过生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前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粮食产量很低，解决温饱问题是当时民生头等大事。在岭南大学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之一）学习农学的卢永根自觉将自我发展融入祖国的需要。1953年，大学毕业后卢永根留校任教，成为一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助教。自此，他将革命时期浓浓的爱党爱国之情转化为扎扎实实的水稻研究，开启了他与农业科学的一世情缘。
此后的近70年时间里，农业科学的春天里，疾步如飞的卢永根和百废待兴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
“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时光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
晚年住院期间，卢永根和老伴徐雪宾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全程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十九大召开第三天，在病房党员学习会上，盧永根笑得格外灿烂，“仿佛回到刚入党的那一刻”。
耄耋之年，他依然关心“三农”，主动学习最新政策。入院治疗前，总是最早来到办公室，回复邮件，拿起放大镜读书、看论文。作为农业领域的专家，他一直在关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非常关注我国的粮食进口问题。
87岁高龄，为了鼓励师生学农爱农，他捐出毕生积蓄8809446.44元，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党培养了我，我将个人财产捐给国家。”在捐赠后，卢永根只说了这一句话。
卢永根的生前秘书赵杏娟回忆说，这不是卢院士第一次为“三农”捐款。多年来，他通过各种途径，为希望工程、扶贫工程等捐款，每次他都捐得不少。2015年，他几经周折，将广州花都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赠予当地罗洞小学作为永久校产。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永根依然不忘党员身份。他嘱托夫人徐雪宾教授将一万元特殊党费交给学校党委。
深扎泥土、身劳苦学的水稻科学家，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
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民看天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质？这是卢永根毕生科研的命题。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年10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71岁的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
“因为山路很崎岖，我们想把野生稻摘下来，或者拍个照片给老师看就好了。”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刘向东回忆说，“可是为了掌握一手资料，仔细观察野生稻的生长环境，老师坚持拄着手杖、弯着脊背，穿过齐腰深的草丛中，攀爬到山顶。”
刘向东依然清晰地记得老师当时的谆谆教诲：“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
野生稻，携带栽培稻不具备的抗虫、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大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1962年以来，卢永根跟随“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在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搜集、整理野生稻资源。即便年过古稀，他也经常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前往山野之间，坚持实地考察。多年来，北至黑龙江漠河、西至新疆伊犁、南至海南岛，他们的足迹遍及祖国南北的诸多偏远、艰苦、荒芜地区。
1964年，丁颖因病去世，留下7000份稻种资源和很多尚未整理的科研数据。怎样保存稻种，传承丁颖院士研究数据成了大家最头疼的问题。
“当时也没有像样的实验室，没有保存稻种的条件。”刘向东介绍说，“相比在实验室搞实验和写论文，这项工作学术成果‘显示度’并不高，每隔两年，要把土壤翻新，重新播种，工作量非常大，费力不讨好，如果一般人就放弃了。”刘向东感慨说。
然而，卢永根始终牢记恩师的殷殷嘱咐——“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在卢永根看来，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实实在在的事，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他动员学生去最艰苦的地方时说：“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只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做！”
为此，在没有专门经费支持的条件下，他主动和多位学者一起将丁颖教授留下来的稻种资源和数据小心保存，并总结和编写了《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该书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多年来，卢永根将丁颖留下来的稻种资源逐渐扩充到10000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许多业内研究者利用该资源开展研究，其中一些研究者发表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卢永根从未收过任何费用或要求联合署名。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卢永根在研究栽培稻杂种不育性的基础上，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学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一人力量小，众人力量大。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带着对我国水稻研究深厚的感情，通过面谈、书信等形式，邀请一批在国外留学的优秀人才回国到华农发展。他们与卢永根一道在水稻育种等方面拼命赶超。如今，我国多项水稻技术领先世界。
基于在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1993年，卢永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创新突破，砥砺奋进的教育者，架起“三农”人才成长阶梯
卢永根是一位水稻科学家，同时也是目光高远的教育家，他培养学生不仅是“授人以渔”，更是为了农业发展的未来、人才建设的未来、国家战略的未来。
“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这是1983年开始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以来自己谨记的原则。这个简单的原则是他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责任感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80年代，高校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年轻科研工作者难以“出头”。怎么办？1987年，卢永根牵头开展人事改革，成为当时全国学校改革热潮中最耀眼的亮色。
他顶住压力，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打开了“三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如今，这些当年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早已在各自领域耕耘出一片天地。
通过大胆改革体制机制，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和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活力被大大激发，这样的理念在华南农大深深扎根，孕育出以“温氏模式”为代表的农业产学研结合成功经验。
事实上，推进人才改革是他长期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三农”人才的一个缩影。
“他十分重视农业教育，将农业教育定位为农业、农村、农民之外的第‘四农’，夙夜思忖，大力推动。在国外访学期间，他自费到牛津、剑桥等15所国外一流大学考察，深入研究其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机制、学校管理等问题，这为他推进学校改革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徐雪宾回忆说。
提拔人才与严格培养人才并举。“坚持实事求是，提倡独立思考；不敢浪头，不随风倒；有三分事实，作三分结论”这是卢永根时刻谨记的治学理念。多年来，他对学生和年轻教师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学术理论，还要了解生产实际，能够亲自动手，在作物育种和遗传学领域，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
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他打破单学科发展模式，按现代大学理念办校，走以农业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之路。1984年，“华南农学院”改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陆续加速了工程、理学、人文、食品和经济等学科发展，为后来学校进一步综合发展和扩大打下根基。
担任校长12年来，他怀着培养“三农”人才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陆续发表了《重中之重 基础的基础——加强我省农业基础性研究的意见》《冲破条块分割 走联合办学的道路》和《从严治校 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等多篇富有思想性的文章。
身教胜于言传。在广大学子心里，卢永根既是校长、严师，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他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无声地感染着身边人。
他奉献的多，索取的少。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时刻自勉。
他如慈父一般，关爱学生。办公桌上的便签纸上记录着学生的生日，学生刘向东去香港大学进修，盧永根主动借给他1500元，还将自己出国用的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给学生。
他公私分明，秉公办事。学生们经常能看到他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的身影；对于找他“走后门”接工程的亲戚，坚决拒之门外；办公室自备邮票，私人信件绝不花费公家一分钱。
他淡泊节俭，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到了饭点，他常常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把单面打印的纸张保留好，将反面用作草稿纸；办公室和家中的陈设大都跟了他大半辈子，破损了修葺后继续用；病危时坚持不抢救、不插管，不浪费国家资源……
卢永根，不忘初心、拼搏追梦的共产党员，如一道亮眼的红光，点亮了人们心中的灯。学校昭阳湖畔静静伫立的卢永根雕像前，自发来献花的学生络绎不绝，师生们以自己的方式向老师深深致敬。
“可能很多事情没有为什么，因为心中有光，卢院士可以永葆青春矢志奋斗。从今天起，卢院士就是我心中的光。”“原本以为在电视剧里发生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我身边。”“听了卢院士的故事，每一次出国，就会更爱国。”……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党林夕和学生们如是说。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风，是春蚕，更化作护花的春泥。热爱祖国，你要把自己燃烧。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有根，扎根在人们心里！”这是201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卢永根的颁奖词。是的，人如其名，卢永根的爱党爱国爱农精神将永远扎根在人们心里。
有一种坚守，如大地一般厚重，让他深深扎根；
有一种创新，着眼于更广阔的未来，让他奋力开拓。
我国水稻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卢永根，他信念坚定，一生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奋斗不息；他治学严谨，走出育种研究的中国“稻”路；他勇于创新，培养出大批“三农”志士。他似一朵炽热的火花，烛照着奋斗的青春。
2019年8月12日，卢永根永远地走了，带着他对党和国家最深沉的眷恋，带着广大学子对他最不舍的呼唤。
“从70年前，举右手宣誓时，卢院士就要做一名无产阶级战士，他做到了。他一心向党，一心爱国，矢志奋斗，很令人感动。”华南农业大学党委副书记钟仰进说。
不忘初心、拼搏追梦的共产党员，报国一生为“三农”
岁月无声，成长，有迹可循。
卢永根“一心报国、矢志兴农的家国情怀”从哪里来？
一个人的志向选择，与宏观时代背景、家庭教育和独特的心路历程息息相关。
“一名真正的科学家，必须是一名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要把国家和人民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动力。”“我的青春年华已经献给党的科教事业，我准备把晚年继续献给这个事业。”从他日记中，能清晰地刻画出他高尚的内心世界。
这是怎样一位不忘初心、忠诚坚守、奋力拼搏的科学家！
1930年，卢永根生于香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从小在香港接受良好的中西方综合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当时的社会苦难没有认识。
“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田耕，人人有屋住，人人有饭吃“假如那么的一天到来哟，人人有书读，人人都是诗人，都是音乐家……”我们的生活啊，就是诗境。我们的语言啊，就是音乐。”
16岁的卢永根写的一首诗在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大厅展示。字里行间，透露着他对民生疾苦的关注。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占香港，父亲将几位儿女送回老家广州花都乡下避难。在花都，卢永根目睹了日军的凶残暴行。“日本兵稍不满意抬手就是一巴掌，对孩子也不放过。也在那时，他有了对农村的初步认识，民族复兴的种子也开始萌发。”卢永根的夫人、华南农大教授徐雪宾回忆说。
期间，父亲托人捎来亲笔写的两句家训——身劳苦学；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儒者半为农。他牢记在心。
两年后，卢永根返回香港，主动选择在培侨中文学校就读，这是一所进步学校，爱国和民族思想活跃。在这里他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1949年8月9日，在时局还不稳时，卢永根作出了一个重要人生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前，监誓人询问，入党有生命危险，您是否同意？”徐雪宾回忆说，“阿卢坚定地举起右手，面向北方，誓言永远忠诚于党。”这一天成为他的新生，每年他都在这一天为自己过生日。
新中国成立前夕，卢永根受党组织派遣，离开香港，前去广州领导地下学联，迎接广州解放。“我为什么要抛弃安逸的生活而回内地呢？是中国共产党指给我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只有社会主义祖国才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卢永根说。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粮食产量很低，解决温饱问题是当时民生头等大事。在岭南大学农学院（华南农业大学前身之一）学习农学的卢永根自觉将自我发展融入祖国的需要。1953年，大学毕业后卢永根留校任教，成为一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助教。自此，他将革命时期浓浓的爱党爱国之情转化为扎扎实实的水稻研究，开启了他与农业科学的一世情缘。
此后的近70年时间里，农业科学的春天里，疾步如飞的卢永根和百废待兴的中国，一起追赶着世界。
“虽然我现在疾病缠身，无法自由地行走，但是，我的意识是清醒的，我的牵挂是不变的，我的信仰是坚定的！”岁月时光无法磨灭卢永根的初心。
晚年住院期间，卢永根和老伴徐雪宾向党组织郑重申请：“我俩大半辈子都没有离开过党。这个时候，也不能没有组织生活。”对此，校党委决定，由农学院党委书记等几名党员参与，每月在病房开一次党员学习会。
“我全程看了党的十九大开幕直播，听完总书记的报告，热血沸腾，备受鼓舞……”十九大召开第三天，在病房党员学习会上，盧永根笑得格外灿烂，“仿佛回到刚入党的那一刻”。
耄耋之年，他依然关心“三农”，主动学习最新政策。入院治疗前，总是最早来到办公室，回复邮件，拿起放大镜读书、看论文。作为农业领域的专家，他一直在关心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非常关注我国的粮食进口问题。
87岁高龄，为了鼓励师生学农爱农，他捐出毕生积蓄8809446.44元，设立“卢永根·徐雪宾教育基金”，用于扶持农业教育事业。“党培养了我，我将个人财产捐给国家。”在捐赠后，卢永根只说了这一句话。
卢永根的生前秘书赵杏娟回忆说，这不是卢院士第一次为“三农”捐款。多年来，他通过各种途径，为希望工程、扶贫工程等捐款，每次他都捐得不少。2015年，他几经周折，将广州花都价值100多万元的商铺赠予当地罗洞小学作为永久校产。
即使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永根依然不忘党员身份。他嘱托夫人徐雪宾教授将一万元特殊党费交给学校党委。
深扎泥土、身劳苦学的水稻科学家，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
在广袤的土地上，农民看天吃饭，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种品质？这是卢永根毕生科研的命题。 “这片野生稻太好了，我们没白爬上来！”2001年10月的一天，广东佛冈的一个山顶上，71岁的卢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树，开心得像个孩子。
“因为山路很崎岖，我们想把野生稻摘下来，或者拍个照片给老师看就好了。”卢永根的学生、华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刘向东回忆说，“可是为了掌握一手资料，仔细观察野生稻的生长环境，老师坚持拄着手杖、弯着脊背，穿过齐腰深的草丛中，攀爬到山顶。”
刘向东依然清晰地记得老师当时的谆谆教诲：“作为一名农业科学家，你必须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亲自察看现场，不能遗漏一丝一毫的细节。”
野生稻，携带栽培稻不具备的抗虫、抗病基因，是改良水稻的重要种质资源，大都生长在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1962年以来，卢永根跟随“中国稻作科学之父”丁颖教授在全国各地进行调研，搜集、整理野生稻资源。即便年过古稀，他也经常跋山涉水，不辞辛劳，前往山野之间，坚持实地考察。多年来，北至黑龙江漠河、西至新疆伊犁、南至海南岛，他们的足迹遍及祖国南北的诸多偏远、艰苦、荒芜地区。
1964年，丁颖因病去世，留下7000份稻种资源和很多尚未整理的科研数据。怎样保存稻种，传承丁颖院士研究数据成了大家最头疼的问题。
“当时也没有像样的实验室，没有保存稻种的条件。”刘向东介绍说，“相比在实验室搞实验和写论文，这项工作学术成果‘显示度’并不高，每隔两年，要把土壤翻新，重新播种，工作量非常大，费力不讨好，如果一般人就放弃了。”刘向东感慨说。
然而，卢永根始终牢记恩师的殷殷嘱咐——“当为农夫温饱尽责尽力”。在卢永根看来，一个人一辈子要做实实在在的事，要将论文写在大地上。他动员学生去最艰苦的地方时说：“别人不愿去，我们必须去。只要国家需要，再艰苦的科研也要做！”
为此，在没有专门经费支持的条件下，他主动和多位学者一起将丁颖教授留下来的稻种资源和数据小心保存，并总结和编写了《中国水稻品种的光温生态》一书，该书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多年来，卢永根将丁颖留下来的稻种资源逐渐扩充到10000多份，成为我国水稻种质资源收集、保护、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宝库之一。许多业内研究者利用该资源开展研究，其中一些研究者发表多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卢永根从未收过任何费用或要求联合署名。
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卢永根在研究栽培稻杂种不育性的基础上，提出水稻“特异亲和基因”的新学术观点以及应用“特异亲和基因”克服籼粳亚种间不育性的设想，被学界认为是对栽培稻杂种不育性和亲和性比较完整、系统的新认识，在理论上有创新，对水稻育种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一人力量小，众人力量大。作为一名老党员、老教师，卢永根带着对我国水稻研究深厚的感情，通过面谈、书信等形式，邀请一批在国外留学的优秀人才回国到华农发展。他们与卢永根一道在水稻育种等方面拼命赶超。如今，我国多项水稻技术领先世界。
基于在水稻遗传育种的理论和实验研究方面作出的突出贡献，1993年，卢永根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创新突破，砥砺奋进的教育者，架起“三农”人才成长阶梯
卢永根是一位水稻科学家，同时也是目光高远的教育家，他培养学生不仅是“授人以渔”，更是为了农业发展的未来、人才建设的未来、国家战略的未来。
“先党员，后校长；先校长，后教授”，这是1983年开始担任华南农学院院长以来自己谨记的原则。这个简单的原则是他对党的教育事业高度负责、学校利益高于一切的高度责任感的真实写照。
上世纪80年代，高校论资排辈风气严重，年轻科研工作者难以“出头”。怎么办？1987年，卢永根牵头开展人事改革，成为当时全国学校改革热潮中最耀眼的亮色。
他顶住压力，破格晋升8名中青年学术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打开了“三农”人才培养的新格局。如今，这些当年破格晋升的青年才俊，早已在各自领域耕耘出一片天地。
通过大胆改革体制机制，广大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和科研成果转化的市场活力被大大激发，这样的理念在华南农大深深扎根，孕育出以“温氏模式”为代表的农业产学研结合成功经验。
事实上，推进人才改革是他长期致力于为国家培养“三农”人才的一个缩影。
“他十分重视农业教育，将农业教育定位为农业、农村、农民之外的第‘四农’，夙夜思忖，大力推动。在国外访学期间，他自费到牛津、剑桥等15所国外一流大学考察，深入研究其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机制、学校管理等问题，这为他推进学校改革积累了知识和经验。”徐雪宾回忆说。
提拔人才与严格培养人才并举。“坚持实事求是，提倡独立思考；不敢浪头，不随风倒；有三分事实，作三分结论”这是卢永根时刻谨记的治学理念。多年来，他对学生和年轻教师既严格要求又循循善诱，要求学生不仅要掌握学术理论，还要了解生产实际，能够亲自动手，在作物育种和遗传学领域，培养出一批学术骨干。
为了适应农业现代化对综合性人才的需求，他打破单学科发展模式，按现代大学理念办校，走以农业学科为特色的综合性大学之路。1984年，“华南农学院”改名为“华南农业大学”，陆续加速了工程、理学、人文、食品和经济等学科发展，为后来学校进一步综合发展和扩大打下根基。
担任校长12年来，他怀着培养“三农”人才的紧迫感和使命感，陆续发表了《重中之重 基础的基础——加强我省农业基础性研究的意见》《冲破条块分割 走联合办学的道路》和《从严治校 加强学生管理工作》等多篇富有思想性的文章。
身教胜于言传。在广大学子心里，卢永根既是校长、严师，又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他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无声地感染着身边人。
他奉献的多，索取的少。笔记本扉页上，写着四个“一点”：多干一点；少拿一点；腰板硬一点，说话响一点，时刻自勉。
他如慈父一般，关爱学生。办公桌上的便签纸上记录着学生的生日，学生刘向东去香港大学进修，盧永根主动借给他1500元，还将自己出国用的行李箱与一套新西服送给学生。
他公私分明，秉公办事。学生们经常能看到他背着双肩包、头戴遮阳帽，挤公交、换地铁的身影；对于找他“走后门”接工程的亲戚，坚决拒之门外；办公室自备邮票，私人信件绝不花费公家一分钱。
他淡泊节俭，对物质生活要求很低。到了饭点，他常常拎着饭盒，和学生一起在食堂排队打饭，吃得一粒米都不剩；把单面打印的纸张保留好，将反面用作草稿纸；办公室和家中的陈设大都跟了他大半辈子，破损了修葺后继续用；病危时坚持不抢救、不插管，不浪费国家资源……
卢永根，不忘初心、拼搏追梦的共产党员，如一道亮眼的红光，点亮了人们心中的灯。学校昭阳湖畔静静伫立的卢永根雕像前，自发来献花的学生络绎不绝，师生们以自己的方式向老师深深致敬。
“可能很多事情没有为什么，因为心中有光，卢院士可以永葆青春矢志奋斗。从今天起，卢院士就是我心中的光。”“原本以为在电视剧里发生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我身边。”“听了卢院士的故事，每一次出国，就会更爱国。”……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辅导员党林夕和学生们如是说。
“种得桃李满天下，心唯大我育青禾。是春风，是春蚕，更化作护花的春泥。热爱祖国，你要把自己燃烧。稻谷有根，深扎在泥土。你也有根，扎根在人们心里！”这是2017年“感动中国”组委会给予卢永根的颁奖词。是的，人如其名，卢永根的爱党爱国爱农精神将永远扎根在人们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