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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后来我父亲就是在这个医院里去世的。
我出生在军区总医院，是因为那时我的父母都是军人。我父亲去世在这个医院里，跟是否军人已没有关系，只不过因为家在附近。
系列长篇《中国兔子德国草》的作者署名是周锐和周双宁。曾有不少人猜想周双宁是我的儿子，他们没猜出周双宁其实是我的妹妹，因为这两个名字很像父亲和儿子，而不像哥哥和妹妹。我和妹妹的名字曾经很接近的，但后来我的名字被自己改过了。
1953年，那时我父亲在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工作，有时需要奉命出差。那年的1月28日，我父亲正在安徽的安庆出差，而我的母亲在南京分娩了。因为南京简称“宁”，就跟安庆的“庆”结合到一起，我被命名为“庆宁”。后来生我大妹妹时，我父亲在北京出差，所以大妹妹叫“京宁”。我的二妹叫“华宁”，生她时我父亲继续出差，去了浙江金华。生小妹妹时，我父亲总算不出差了，两个人都在南京，所以叫“双宁”。
我最早的两块记忆的碎片来自两岁以前，都跟我住院接受疝气手术有关。碎片一：我站在床上，护士正用尿壶接我的小便；碎片二：祖父从露天的靠椅起身，他是来接我出院的。
两岁后的记忆渐渐完整。幼年时期的各种感觉令人怀念。过了幼年时期的我们也能闻到花香和茶香，但由于嗅觉的退化，那些香味已不再那样沁人心脾。小时候，电车的“当当”声、酒酿的醉甜以及金边瓷碗的精致无不引起强烈的感官愉悦，长大以后就“恍如隔世”了。不过幼年时那些负面的感觉也同样强烈。在幼儿园，厕所里那块有着很多洞洞的长板上有时会出现大便，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因为太臭啦，长大以后就再也闻不到如此难忍的臭味了。
我进的是部队的全托幼儿园，星期六下午被集体用军用卡车送回家。我很喜欢站在车厢前沿被风强劲地吹拂，当然这是在夏天。部队幼儿园的滑梯比一般幼儿园的高，也许因为军人子弟应该比老百姓的孩子有胆量。那里的草坪上可以放露天电影。夏天，放电影以前，阿姨会挥舞着涂上肥皂的脸盆，我们就可以惊喜地看见一只只蚊子粘到脸盆上。至于放过的片子，我至今记得的有两部。一部是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说那将军得胜后很少练习武艺，射雁的箭也会被雁叼走。后来将军肥胖得连狗洞都钻不出，就被敌人抓住了。另一部是故事片，后来根据情景回忆，应该是相声演员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讲的是一个喜欢戏弄动物的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其中一个细节是他的口琴在大象的肚子里被吹响了。
在幼儿园的另一种记忆，是午睡时睡不着倾听外面的动静。能听见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的敲击竹筒和吆喝的声音：“笃！笃！笃！糖芋苗——”
还有，我们会在土里掘出一些碎瓷砖，擦洗干净了，用它反射阳光，照来照去。
还记得班里有个玩偶，叫小明。哪个小朋友从家里带来吃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苹果，会被切成许多小片。大家围成一圈，阿姨在中间抱着小明，苹果的主人则端着放苹果片的盘子。小朋友们依次向前领取一片苹果，然后对小明说：“谢谢小明。”每人都希望自家能拿出东西跟大家分享，而都没有因为东西分给别人时别人只谢小明不谢自己感到不快。
后来我离开南京，来到上海。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我父亲已被划为右派去农场劳改，我母亲无法抚养四个孩子，这才把我送到祖父祖母身边。
在上海，我的新幼儿园是一所有着彩绘玻璃的教堂。这是一种废物利用，因为那时的教堂已不能举行宗教活动。
入园第一天，午睡时，旁边的女孩悄悄拿出一个灰色的颗粒给我吃。
我接过来看一看，那实在不像是能吃的东西。她也许想捉弄我，我不肯吃。
她就把那颗粒放进自己嘴里。
我看她吃得津津有味，这才除疑，也要了一粒来吃。咸咸的，有鲜味。
她告诉我：“这叫盐津枣。”
不知怎么，我没喜欢这个给我吃盐津枣的女孩，却喜欢上了另一个，她叫洁。
洁没有向我表示过任何好感，但我喜欢这个静静的女孩。她穿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但我很快就从教堂幼儿园“毕业”了。我成了小学生。
小学生活使我兴奋的是，洁居然跟我同一所学校，并且同一个班级！
每天放学要“排路队”，就是排着队走出校门，一路走到家，队伍渐渐散尽。洁正好排在我前面，还穿那件连衣裙。我经常会踢她一下，惹她嗔骂一句。多年后读郑渊洁的作品，他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就会常常欺负她”，我就在心底惊呼：原来不仅我这样啊。
对洁的欺负阶段不久结束，进入送礼阶段。
那时同学中常会有人带来一些小东西送人，在大家的争抢中获得富豪感。记得一种是成叠的小硬纸板，可以折成一个个小方盒子。还有那种圆柱形水果糖的包装纸，亮闪闪的，金碧辉煌。还有插在戏曲演员发髻上的一枚枚镶嵌着“宝石”的头饰，虽然都是废弃的次品，可也足够让小孩子眼花缭乱啦。
得到这些好东西后，我会毫无例外地送给洁。
我跟洁住在同一条大弄堂的不同小弄堂里。放学后，我会不远不近地尾随其后。到洁快拐进她的小弄堂时，我就快步上前，一言不发地把礼物递给她。
她从没拒绝过我的礼物。
这些只能算借花献佛，但我也送过她真正的重礼。从四年级起，每年暑假我都会去南京探亲，祖父送我上火车时会给我两元钱，回来时妈妈会给我五元钱。这些钱我会全部用来买书。我买了我喜欢的《诸葛亮》《孙悟空》《李密和瓦岗军》《方腊起义》等等，翻书时很当心，翻了许多遍还跟新书一样。但“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本一本把我的书送给洁，我从没心疼过。
尽管我这样喜欢洁，可我总是没有跟她说话的机会。那时的风气是，男女生之间不能随便交谈，哪个男生跟哪个女生说了话，就会引起不得了的嘲笑和议论。
不能交谈，我就争取合理的肢体接触。有一次排队去少年宫，洁排在我后面，我就时时“刹车”造成追尾，让她撞到我身上。
我跟洁畅所欲言的机会终于出现。
学校有个图书室，由一位姓杨的老师负责管理，但他忙不过来，还需要在学生中找一些课余管理员。我们班由班主任指定了三位同学，将在每周三下午协助杨老师管理图书。这三位同学中就包括了我和洁，还有另一位女生。
我读小学时由于学生多，只能半天上课，半天自习。周三下午不上课。图书室原是礼堂舞台一侧的化妆间（另一侧的化妆间用来堆放体育器材了），在门上开了借书窗口。下课铃一响，我们就打开门上的这扇窗。我们那时已是五年级，来借书的都是小弟弟小妹妹，借书时大呼小叫的。热闹了10分钟，便又安静下来。我们在上课时间整理图书，按杨老师教的，把新书的编号和出版日期什么的登记到簿子上。不过有时并无新书需要登记，杨老师也不在，我们就可以自由聊天了。聊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时聊到下课还未尽兴，那些小弟弟小妹妹就在外面敲窗户了。
五年级时我第一次遭受了沉重打击。
这以前我一直比较顺利，功课较好，作文第一，还是个小队长。可就在队干部改选前夕，风云突变。
我们集体观看了电影《地下游击队》。剧情已不能详述，关键细节是好人化装成坏人，他在通过岗哨时掏出一本国民党的军官证，神气十足地说一声：“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我就也用硬纸做了本军官证，打开来可见一张戴大盖帽的军官照片。
我把它放进上衣的左边口袋，一见人就掏出来递过去：“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一些男生纷纷仿效，也做了军官证，但他们的美术底子不如我，画的照片不如我的像样。
没想到有人把这事报告给老师。在改选队干部时，老师特别指出：“有的队干部思想反动，做了国民党的军官证……”
所有目光向我集中。
接着开始选举。
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根据举手计票，由老师写出票数。我的名字也在黑板上。我心里想，被老师这么一讲，没有人会选我了，没有人敢选一个反动的人。
终于老师说：“同意周庆宁的举手。”
她犀利的目光扫遍全场。
使我意外的是，尽管稀稀拉拉，但还是有人举手。
我扭头看洁……她的手举得很坚决，使我心头发热。
举手的这些同学真是“威武不能屈”啊。
和我同桌的周长寿也举着手。但他环顾前后，嘴里嘟哝：“举手的人这么少？我也不举了。”
周长寿撤票后，我只得13票，以一票之差没当上小队长。
周庆宁的反动事件渐渐被时间吹淡吹散，我还是我，不当小队长也算不了什么。
升到六年级后，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1965年6月1日（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我小学毕业那年的儿童节），各小学美术小组派代表去市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连环画座谈会。
来到现场，长桌上摊满“小人书”，而且都是崭新的。组织者让大家随意翻看。
这是真正的盛宴。要知道，在小书摊1分钱租看一本的都是些被翻得又破又脏的旧货。
看了一本又一本……终于要开会了。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眉目清秀的男青年。他说他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另一位女同事是文字编辑。这次他们带来了本社出版的连环画书，想听听读者的意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发言说：“我喜欢《林海雪原》，不喜欢《李双双》。”
那男编辑便耐心地解释：《李双双》的白描技法与《林海雪原》的黑白块面其实各有特点……
会后，男编辑把他去海南画的一些人物素描拿给我们看，一下子把大家镇得目瞪口呆。
这两位编辑还在我们的本子上签了名。原来，男的叫郑波，女的叫钱志清。
当我以后在报刊上见到郑波画的劳模肖像时，就会兴奋地对别人说：“郑波，我认识他的！”
我没想到24年后我会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能见到郑波，没想到我和钱志清的办公桌靠在一起。
我现在也会在各种活动中接触到小朋友，这段经历使我将心比心——将儿时在乎偶像的心比现时读者在乎我的心。我会在电脑输入“周锐”进行搜索，看读者说我什么。有个小学生在她的博客上写了篇《周锐来了》，其中写到我在给她签名时低着头——“他没看我”。从这以后，签名再忙碌我也会抬起头来看对方一眼。
要考中学了。
在填写志愿以前，我和同班同学朱士孟去看了我们有意选择的金陵中学。它坐落在黄浦江边，宽阔的操场两头有东西二楼，还有许多粗大的法国梧桐树——它原来就是法国领事馆呢。
六年级时不管理图书了，我和洁又不能说话了，我不清楚洁会考哪所中学。发榜后才知道，我们班有5个同学考上了金陵中学，洁也是其中一个。但这次没有幼儿园升小学时那样幸运了，我们被分散到各个班级，只有朱士孟跟洁分在一个班，我好妒忌朱士孟。
我更无法跟洁说话了，但我还能看到她。
每天早上，在学校蒸饭的学生要在水池边淘米。这时临近升旗仪式，国歌一奏响大家就必须原地立正，直至礼毕。我会在国歌奏响时站到洁的对面，合理合法地盯着她看（她总是被看得羞涩地垂下眼帘），直到唱完“前进！前进！进”。
初一那年的暑假，我照例去南京探亲。但暑假还没结束，班主任就写信要我快回去，因为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以后，每个学校每个班要选学生去北京见毛主席。要知道，那时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和光荣就是见到毛主席。
我很快回到上海，回到学校。可是同学们告诉我已经选过了，选出韩建军和张志敏去见毛主席。我要求重选，得到班里红卫兵的支持。那时学校已成立了红卫兵大队部，各班“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子女成了红卫兵。但我们班的三个红卫兵没有一个被选上去北京，所以他们支持重选，希望自己在重选时被选上。
于是重新选举。我获票第一，与韩建军一起当选。
过了些日子，校门口贴出大红喜报，公布全校进京同学名单。
我将这喜报看了几遍，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上面只有第一次选出的韩建军和张志敏。
不是重选了吗？怎么会这样？我去问班里的红卫兵。
他们的回答是——重选的结果没有报上去。重选依然没能选上他们，他们自然不会积极上报。我要求红卫兵陪我去大队部说清楚。
红卫兵大队部在东楼，一个穿绿军装戴红袖章很有些耀武扬威的高年级学生接待了我们。
得知来意，他说：“要改一改？怎么改？名单都报到国务院了！”
他掉转枪头，盛气凌人地问我：“你是什么成分？”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种问题。
我每天看到家里挂着的父母的军装结婚照。
我回答：“革命军人。”
他立即逼问：“领章有吗？帽徽有吗？”
原来，只有现役军人才能被称为“革命军人”，我父母早就没有领章帽徽了。
我灰溜溜地回到家，把失去见毛主席机会的烦恼事告诉了祖父祖母。
祖父神色凝重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觉得不能再对我保守秘密了。他把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被定为右派的事告诉了我。从这时起，我开始切身感受到由父辈所投下的浓重的阴影。
不过，第一批红卫兵很快便无法盛气凌人了，他们被造反派掀翻。造反组织山头林立，几乎每个教室都有一个组织。这确实很像小娃娃的“办家家”，每个组织都会张罗一套家当，由学校总务处乖乖出钱。我和韩建军筹建了“红色战斗兵团”，去旗篷厂定制了公章和袖章。如同《锯子与手风琴的合奏》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我们用钉上小黑板的课桌做成弯弯曲曲的迷宫，好半天才能走完我们的地盘。我们还用铁笔、蜡纸、油印机一期又一期地出版自己的刊物，挺有成就感的。
那时候校园里贴满大字报，而且更新速度极快。我会模仿毛主席诗词，用大字报贴出一首首《满江红》《沁园春》什么的。
一次，一个高中学生问我：“你写的这些诗词，合格律吗？”
我瞠目以对。我不懂什么是格律。
那个高中生就借给我一本王力写的《诗词格律》。原来写旧体诗词不是按照一定字数押点韵就行了，还得严格讲究平仄、对仗等。我就照着这本书练习写旧体诗词，从别别扭扭到渐渐像样。
我后来曾在童话《九重天》里按格律写过一首：
山外青山楼外楼，
九重天界乐悠悠。
若非改却千年错，
咕噜叽哩总未休。
在《宋街》里的对联还被教古汉语的孙幼军老师赞为工整：
宋街仿宋，好稀奇，令游客今古难分，真个远追八百年
眼镜离眼，实难过，叫书生东西不辨，只因近视一千度
炼字，炼句，词汇的挑拣和运用……现在看来这是很有益处的文字操练，就像先穿皮鞋再穿球鞋，会走得更加轻松自如。
我的另一种自学也是由大字报引起的。
贴出大字报后，我会在不远处观察反应。
听见有人叹道：“文章不错，怎么字写得跟蟹爬似的。”
这话使我很受刺激。还有，对立派的两个男孩，简直是小流氓，有一个还拖鼻涕，但他们写起大标语来令我佩服——一个的隶书写得很漂亮，一个能写铁画银钩的魏体。
我把以前上书法课时用过的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找出来，埋头苦练，同时也学魏体和隶书。
“复课闹革命”开始后，我从班上同学处借来《篆体千字文》，用透明纸描了一份。还临写王羲之的草书帖，“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后赏游各地名胜古迹时，那些匾额、楹联、碑刻上的字迹一般都能顺利读出。最近去台湾朋友桂文亚家作客，见墙上挂着一幅画家田原送的诗配画。那首诗是用草书写的，十几年来桂小姐一直无法读通，她很高兴我能帮她破解。
文化革命还给我造成一个持续至今的变化，这就是——我革了自己名字的命，把“周庆宁”改成了“周锐”。新名字充满阳刚的血气，锋芒毕露。改名是自主意识的张扬，但也算是传统。我父亲16岁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去苏北当新四军时，也是把原名“周文华”改成了“周行”。周行是大道的意思，《诗经》中有“示我周行”句。我去派出所改名时，心里就想着：以后，我会给我的儿子起一个过渡性的名字，等他想改时就让他改掉。
有人或许会感到诧异，我一生读书最多的时期竟然是在文革那段。学校不上课了，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大把时间。上海家中的书主要是父亲、姑姑留下的三四十年代的文艺书籍。南京家中的书更多，都是我父亲五十年代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用稿费买下的大量中外文学经典。但那些书在文革中成了“毒草”，一包包地被母亲封存起来。我只好冒险偷读，在回上海时再偷运一些。学校图书室那时已无人管理，会有学生去那里“自助”借书，我和韩建军也去过。这些公家的书会在社会上无数次地被交换阅读，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它们的自身价值。
前些时候有位在职读研的台湾女子和她的丈夫儿女一起来访问我，因为她的硕士论文以我的童话为研究课题。当她知道我还保存着少年时的读书笔记，立刻要求拍照。
打开这些笔记，我确实也有很长时间没想到要打开它们了。
忽然见到自己四十几年前的稚嫩笔迹，难免会心跳加速吧。
最初，我的笔记中雅俗并存地夹杂着随时摘录的警句、格言和谚语什么的。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把旧有的成见抛到爪哇国了王顾左右而言他大度优容尿不到一个壶里有了芥蒂虎心隔毛翼，人心隔肚皮■轲的道路把眼药吃到肚里了
这跟现在的孩子摘录“好词好句”有点像。记下的不一定都能用上，比如“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句话（形容装傻、转移话题），直到今年才被用进我的武侠小说里，而“尿不到一个壶里”估计这辈子很难用上了。但这样的摘录确实为建筑语言大厦做了捡砖拾瓦的准备。
后来我开始了成篇甚至成本的抄写，如鲁迅语录，《中华活页文选》里的古文，《中国古代笑话集》《李贺诗选》，等等等等。
如今这些发黄变脆的簿子堆在面前，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并没有人命令或建议我这样做。
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虽然只上了一年课，但也不能不毕业。接下来没有高中可上，有七个去向可供选择：黑龙江，吉林，内蒙，江西，安徽，云南，贵州。除了在黑龙江可以当有工资的农场职工，其他地方一律是农民的干活。
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可以穿令人羡慕的军装，两年后还可以回到城市工作。
但当时的口号是：以征兵推动上山下乡。参加征兵体检以前必须表态——你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如果不能入伍你打算去哪儿？
祖父曾带我看过纪录片《美丽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密林中》，使我早就心向往之。我说服了韩建军一起报名去云南。
体检时，别的项目全都顺利通过，但我的血压偏高了。
那女医生说：“你太紧张了，过20分钟再来量吧。”
我等了20分钟，再次面对血压计。
女医生说：“你还是有点紧张，再到旁边坐一会儿，尽量放松。”
我又坐了20分钟。
血压还是偏高！
我对女医生说：“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紧张……再让我等20分钟吧。”
宽厚的女医生点了点头。
记不得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我的血压终于正常了。
体检合格后，紧接着进行政治审查。
父亲的历史问题使我心中有“鬼”。但父亲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呀，我还没泯灭最后的希望。
过了些日子，班主任唐老师通知我：“你要去云南，已经批准了。”
于是抹掉了最后一丝侥幸，死心塌地。
韩建军去问唐老师：“我和周锐一起报名的……”
唐老师言语闪烁：“你嘛，另有安排。”
第二天韩建军就接到了入伍通知。
自从不上课不蒸饭不奏国歌以后，我就很少见到洁了。小学同学一起考进金陵的还有个李明，他跟洁是同一个楼层的邻居。我不喜欢李明，他是个吹牛大王。他知道我崇拜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就指着家里桌上的香烟票（那时买什么都凭票）说：“周信芳刚刚来过，还送给我爸爸香烟票。”这谎言当时使我深信不疑。但为了有机会看洁一眼（去李明家可以经过洁的门口），我不得不一次次去找我不喜欢的李明。在派出所迁走户口以后，我去向李明告别，回头经过洁家门口，我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洁和妈妈住在舅舅家里，连外婆、舅妈和两个表妹，一间屋子要住六七个人。
我从未跟洁的妈妈打过照面，但她对我很客气，显然早就听说过我。想想也是，她女儿常常带礼物和书籍回来，她不会不过问吧。
我们聊了一会儿。说到洁的去向，妈妈坚定地说：“我们娘俩死也要死在一起！”
看来洁哪里都不会去，她会留在母亲身边。
1969年3月9日，我跟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记得同样清楚（虽然那时还未相识），那一天我们登上同一列火车。这是从上海彭浦车站开往昆明的知青专列，四天的火车再加四天的汽车……
与洁再次面对面坐着是在12年后。
这中间我在中缅边境的勐海县见识了水田和旱地的两种蚂蟥（写进小说《老街》）。以后又迁到父亲下放的苏北农村，用大锹深翻黄海造成的盐碱地，种植棉花和玉米（写进小说《爸爸的红门》）。因为劳动表现好，被推荐去南京河运学校学习，毕业后在长江油轮上当了一名轮机工。偶尔回上海时在路上遇见洁一次，她匆匆忙忙的，说要去医院看外婆，我们几乎什么都来不及说。后来我在弄堂里碰到洁的表妹，从她口里得知洁和妈妈已经搬走了。“搬到哪里不知道。”她和洁之间显然发生了不愉快。
81年回上海，祖母告诉我，有个女人来找过我，说她的女儿跟我是同学，还留了地址。
我心里一动，这个女人应该是洁的母亲吧。
星期天，我找到那地方，敲了门，听到洁的声音。在我眼中，已30岁的她变化不算大。
她注意到我手上的金戒指。
我解释说，是祖母送我的，我戴着是为了让她高兴。
那时我刚登记结婚，还没办喜事，我祖母送给我一只压箱的方戒。
她说：“原来是这样，我想你怎么会戴这种东西。”
我开始一吐为快，回忆起送给她书、在水池旁相对立正等等事情。
她说：“那些书都在，一本也没少。”
我愣住了，没想到会这样。
她继续幽幽地说：“这么多年，我总以为会有机会碰到你。”
我说：“我们碰到过一次的。”
“可那天我外婆病危了，我急匆匆要去看她……”
沉默。
我说：“我一直以为……你妈妈不会把独生女儿嫁给户口在外地的人的。她说过，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她说：“那你就误解我妈妈了，我妈妈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这时门外传来动静。
洁对门外说：“妈，周庆宁来了。”
好长时间没人叫我这个名字了。
曾经用过的名字可以改掉，但曾经有过的故事还在那里——那些能被记忆看到的地方。
我出生在军区总医院，是因为那时我的父母都是军人。我父亲去世在这个医院里，跟是否军人已没有关系，只不过因为家在附近。
系列长篇《中国兔子德国草》的作者署名是周锐和周双宁。曾有不少人猜想周双宁是我的儿子，他们没猜出周双宁其实是我的妹妹，因为这两个名字很像父亲和儿子，而不像哥哥和妹妹。我和妹妹的名字曾经很接近的，但后来我的名字被自己改过了。
1953年，那时我父亲在南京军区文化部创作组工作，有时需要奉命出差。那年的1月28日，我父亲正在安徽的安庆出差，而我的母亲在南京分娩了。因为南京简称“宁”，就跟安庆的“庆”结合到一起，我被命名为“庆宁”。后来生我大妹妹时，我父亲在北京出差，所以大妹妹叫“京宁”。我的二妹叫“华宁”，生她时我父亲继续出差，去了浙江金华。生小妹妹时，我父亲总算不出差了，两个人都在南京，所以叫“双宁”。
我最早的两块记忆的碎片来自两岁以前，都跟我住院接受疝气手术有关。碎片一：我站在床上，护士正用尿壶接我的小便；碎片二：祖父从露天的靠椅起身，他是来接我出院的。
两岁后的记忆渐渐完整。幼年时期的各种感觉令人怀念。过了幼年时期的我们也能闻到花香和茶香，但由于嗅觉的退化，那些香味已不再那样沁人心脾。小时候，电车的“当当”声、酒酿的醉甜以及金边瓷碗的精致无不引起强烈的感官愉悦，长大以后就“恍如隔世”了。不过幼年时那些负面的感觉也同样强烈。在幼儿园，厕所里那块有着很多洞洞的长板上有时会出现大便，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因为太臭啦，长大以后就再也闻不到如此难忍的臭味了。
我进的是部队的全托幼儿园，星期六下午被集体用军用卡车送回家。我很喜欢站在车厢前沿被风强劲地吹拂，当然这是在夏天。部队幼儿园的滑梯比一般幼儿园的高，也许因为军人子弟应该比老百姓的孩子有胆量。那里的草坪上可以放露天电影。夏天，放电影以前，阿姨会挥舞着涂上肥皂的脸盆，我们就可以惊喜地看见一只只蚊子粘到脸盆上。至于放过的片子，我至今记得的有两部。一部是动画片《骄傲的将军》，说那将军得胜后很少练习武艺，射雁的箭也会被雁叼走。后来将军肥胖得连狗洞都钻不出，就被敌人抓住了。另一部是故事片，后来根据情景回忆，应该是相声演员侯宝林主演的《游园惊梦》。讲的是一个喜欢戏弄动物的游客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其中一个细节是他的口琴在大象的肚子里被吹响了。
在幼儿园的另一种记忆，是午睡时睡不着倾听外面的动静。能听见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的敲击竹筒和吆喝的声音：“笃！笃！笃！糖芋苗——”
还有，我们会在土里掘出一些碎瓷砖，擦洗干净了，用它反射阳光，照来照去。
还记得班里有个玩偶，叫小明。哪个小朋友从家里带来吃的东西，比如说一个苹果，会被切成许多小片。大家围成一圈，阿姨在中间抱着小明，苹果的主人则端着放苹果片的盘子。小朋友们依次向前领取一片苹果，然后对小明说：“谢谢小明。”每人都希望自家能拿出东西跟大家分享，而都没有因为东西分给别人时别人只谢小明不谢自己感到不快。
后来我离开南京，来到上海。
当时我不知道的是，我父亲已被划为右派去农场劳改，我母亲无法抚养四个孩子，这才把我送到祖父祖母身边。
在上海，我的新幼儿园是一所有着彩绘玻璃的教堂。这是一种废物利用，因为那时的教堂已不能举行宗教活动。
入园第一天，午睡时，旁边的女孩悄悄拿出一个灰色的颗粒给我吃。
我接过来看一看，那实在不像是能吃的东西。她也许想捉弄我，我不肯吃。
她就把那颗粒放进自己嘴里。
我看她吃得津津有味，这才除疑，也要了一粒来吃。咸咸的，有鲜味。
她告诉我：“这叫盐津枣。”
不知怎么，我没喜欢这个给我吃盐津枣的女孩，却喜欢上了另一个，她叫洁。
洁没有向我表示过任何好感，但我喜欢这个静静的女孩。她穿一件蓝底白点的连衣裙。但我很快就从教堂幼儿园“毕业”了。我成了小学生。
小学生活使我兴奋的是，洁居然跟我同一所学校，并且同一个班级！
每天放学要“排路队”，就是排着队走出校门，一路走到家，队伍渐渐散尽。洁正好排在我前面，还穿那件连衣裙。我经常会踢她一下，惹她嗔骂一句。多年后读郑渊洁的作品，他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就会常常欺负她”，我就在心底惊呼：原来不仅我这样啊。
对洁的欺负阶段不久结束，进入送礼阶段。
那时同学中常会有人带来一些小东西送人，在大家的争抢中获得富豪感。记得一种是成叠的小硬纸板，可以折成一个个小方盒子。还有那种圆柱形水果糖的包装纸，亮闪闪的，金碧辉煌。还有插在戏曲演员发髻上的一枚枚镶嵌着“宝石”的头饰，虽然都是废弃的次品，可也足够让小孩子眼花缭乱啦。
得到这些好东西后，我会毫无例外地送给洁。
我跟洁住在同一条大弄堂的不同小弄堂里。放学后，我会不远不近地尾随其后。到洁快拐进她的小弄堂时，我就快步上前，一言不发地把礼物递给她。
她从没拒绝过我的礼物。
这些只能算借花献佛，但我也送过她真正的重礼。从四年级起，每年暑假我都会去南京探亲，祖父送我上火车时会给我两元钱，回来时妈妈会给我五元钱。这些钱我会全部用来买书。我买了我喜欢的《诸葛亮》《孙悟空》《李密和瓦岗军》《方腊起义》等等，翻书时很当心，翻了许多遍还跟新书一样。但“该出手时就出手”，一本一本把我的书送给洁，我从没心疼过。
尽管我这样喜欢洁，可我总是没有跟她说话的机会。那时的风气是，男女生之间不能随便交谈，哪个男生跟哪个女生说了话，就会引起不得了的嘲笑和议论。
不能交谈，我就争取合理的肢体接触。有一次排队去少年宫，洁排在我后面，我就时时“刹车”造成追尾，让她撞到我身上。
我跟洁畅所欲言的机会终于出现。
学校有个图书室，由一位姓杨的老师负责管理，但他忙不过来，还需要在学生中找一些课余管理员。我们班由班主任指定了三位同学，将在每周三下午协助杨老师管理图书。这三位同学中就包括了我和洁，还有另一位女生。
我读小学时由于学生多，只能半天上课，半天自习。周三下午不上课。图书室原是礼堂舞台一侧的化妆间（另一侧的化妆间用来堆放体育器材了），在门上开了借书窗口。下课铃一响，我们就打开门上的这扇窗。我们那时已是五年级，来借书的都是小弟弟小妹妹，借书时大呼小叫的。热闹了10分钟，便又安静下来。我们在上课时间整理图书，按杨老师教的，把新书的编号和出版日期什么的登记到簿子上。不过有时并无新书需要登记，杨老师也不在，我们就可以自由聊天了。聊了些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只记得有时聊到下课还未尽兴，那些小弟弟小妹妹就在外面敲窗户了。
五年级时我第一次遭受了沉重打击。
这以前我一直比较顺利，功课较好，作文第一，还是个小队长。可就在队干部改选前夕，风云突变。
我们集体观看了电影《地下游击队》。剧情已不能详述，关键细节是好人化装成坏人，他在通过岗哨时掏出一本国民党的军官证，神气十足地说一声：“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我就也用硬纸做了本军官证，打开来可见一张戴大盖帽的军官照片。
我把它放进上衣的左边口袋，一见人就掏出来递过去：“老子是警备司令部的！”
一些男生纷纷仿效，也做了军官证，但他们的美术底子不如我，画的照片不如我的像样。
没想到有人把这事报告给老师。在改选队干部时，老师特别指出：“有的队干部思想反动，做了国民党的军官证……”
所有目光向我集中。
接着开始选举。
候选人的名字写在黑板上，根据举手计票，由老师写出票数。我的名字也在黑板上。我心里想，被老师这么一讲，没有人会选我了，没有人敢选一个反动的人。
终于老师说：“同意周庆宁的举手。”
她犀利的目光扫遍全场。
使我意外的是，尽管稀稀拉拉，但还是有人举手。
我扭头看洁……她的手举得很坚决，使我心头发热。
举手的这些同学真是“威武不能屈”啊。
和我同桌的周长寿也举着手。但他环顾前后，嘴里嘟哝：“举手的人这么少？我也不举了。”
周长寿撤票后，我只得13票，以一票之差没当上小队长。
周庆宁的反动事件渐渐被时间吹淡吹散，我还是我，不当小队长也算不了什么。
升到六年级后，有一件事值得一提。
1965年6月1日（为什么记得这样清楚，因为是我小学毕业那年的儿童节），各小学美术小组派代表去市工人文化宫参加一个连环画座谈会。
来到现场，长桌上摊满“小人书”，而且都是崭新的。组织者让大家随意翻看。
这是真正的盛宴。要知道，在小书摊1分钱租看一本的都是些被翻得又破又脏的旧货。
看了一本又一本……终于要开会了。
主持会议的是一个眉目清秀的男青年。他说他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美术编辑，另一位女同事是文字编辑。这次他们带来了本社出版的连环画书，想听听读者的意见——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我发言说：“我喜欢《林海雪原》，不喜欢《李双双》。”
那男编辑便耐心地解释：《李双双》的白描技法与《林海雪原》的黑白块面其实各有特点……
会后，男编辑把他去海南画的一些人物素描拿给我们看，一下子把大家镇得目瞪口呆。
这两位编辑还在我们的本子上签了名。原来，男的叫郑波，女的叫钱志清。
当我以后在报刊上见到郑波画的劳模肖像时，就会兴奋地对别人说：“郑波，我认识他的！”
我没想到24年后我会调入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还能见到郑波，没想到我和钱志清的办公桌靠在一起。
我现在也会在各种活动中接触到小朋友，这段经历使我将心比心——将儿时在乎偶像的心比现时读者在乎我的心。我会在电脑输入“周锐”进行搜索，看读者说我什么。有个小学生在她的博客上写了篇《周锐来了》，其中写到我在给她签名时低着头——“他没看我”。从这以后，签名再忙碌我也会抬起头来看对方一眼。
要考中学了。
在填写志愿以前，我和同班同学朱士孟去看了我们有意选择的金陵中学。它坐落在黄浦江边，宽阔的操场两头有东西二楼，还有许多粗大的法国梧桐树——它原来就是法国领事馆呢。
六年级时不管理图书了，我和洁又不能说话了，我不清楚洁会考哪所中学。发榜后才知道，我们班有5个同学考上了金陵中学，洁也是其中一个。但这次没有幼儿园升小学时那样幸运了，我们被分散到各个班级，只有朱士孟跟洁分在一个班，我好妒忌朱士孟。
我更无法跟洁说话了，但我还能看到她。
每天早上，在学校蒸饭的学生要在水池边淘米。这时临近升旗仪式，国歌一奏响大家就必须原地立正，直至礼毕。我会在国歌奏响时站到洁的对面，合理合法地盯着她看（她总是被看得羞涩地垂下眼帘），直到唱完“前进！前进！进”。
初一那年的暑假，我照例去南京探亲。但暑假还没结束，班主任就写信要我快回去，因为毛主席8·18接见红卫兵以后，每个学校每个班要选学生去北京见毛主席。要知道，那时一个人一辈子最大的幸福和光荣就是见到毛主席。
我很快回到上海，回到学校。可是同学们告诉我已经选过了，选出韩建军和张志敏去见毛主席。我要求重选，得到班里红卫兵的支持。那时学校已成立了红卫兵大队部，各班“出身好”的所谓红五类子女成了红卫兵。但我们班的三个红卫兵没有一个被选上去北京，所以他们支持重选，希望自己在重选时被选上。
于是重新选举。我获票第一，与韩建军一起当选。
过了些日子，校门口贴出大红喜报，公布全校进京同学名单。
我将这喜报看了几遍，没找到自己的名字。上面只有第一次选出的韩建军和张志敏。
不是重选了吗？怎么会这样？我去问班里的红卫兵。
他们的回答是——重选的结果没有报上去。重选依然没能选上他们，他们自然不会积极上报。我要求红卫兵陪我去大队部说清楚。
红卫兵大队部在东楼，一个穿绿军装戴红袖章很有些耀武扬威的高年级学生接待了我们。
得知来意，他说：“要改一改？怎么改？名单都报到国务院了！”
他掉转枪头，盛气凌人地问我：“你是什么成分？”
这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种问题。
我每天看到家里挂着的父母的军装结婚照。
我回答：“革命军人。”
他立即逼问：“领章有吗？帽徽有吗？”
原来，只有现役军人才能被称为“革命军人”，我父母早就没有领章帽徽了。
我灰溜溜地回到家，把失去见毛主席机会的烦恼事告诉了祖父祖母。
祖父神色凝重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觉得不能再对我保守秘密了。他把我父亲写了一篇文章被定为右派的事告诉了我。从这时起，我开始切身感受到由父辈所投下的浓重的阴影。
不过，第一批红卫兵很快便无法盛气凌人了，他们被造反派掀翻。造反组织山头林立，几乎每个教室都有一个组织。这确实很像小娃娃的“办家家”，每个组织都会张罗一套家当，由学校总务处乖乖出钱。我和韩建军筹建了“红色战斗兵团”，去旗篷厂定制了公章和袖章。如同《锯子与手风琴的合奏》这部小说中所描述的，我们用钉上小黑板的课桌做成弯弯曲曲的迷宫，好半天才能走完我们的地盘。我们还用铁笔、蜡纸、油印机一期又一期地出版自己的刊物，挺有成就感的。
那时候校园里贴满大字报，而且更新速度极快。我会模仿毛主席诗词，用大字报贴出一首首《满江红》《沁园春》什么的。
一次，一个高中学生问我：“你写的这些诗词，合格律吗？”
我瞠目以对。我不懂什么是格律。
那个高中生就借给我一本王力写的《诗词格律》。原来写旧体诗词不是按照一定字数押点韵就行了，还得严格讲究平仄、对仗等。我就照着这本书练习写旧体诗词，从别别扭扭到渐渐像样。
我后来曾在童话《九重天》里按格律写过一首：
山外青山楼外楼，
九重天界乐悠悠。
若非改却千年错，
咕噜叽哩总未休。
在《宋街》里的对联还被教古汉语的孙幼军老师赞为工整：
宋街仿宋，好稀奇，令游客今古难分，真个远追八百年
眼镜离眼，实难过，叫书生东西不辨，只因近视一千度
炼字，炼句，词汇的挑拣和运用……现在看来这是很有益处的文字操练，就像先穿皮鞋再穿球鞋，会走得更加轻松自如。
我的另一种自学也是由大字报引起的。
贴出大字报后，我会在不远处观察反应。
听见有人叹道：“文章不错，怎么字写得跟蟹爬似的。”
这话使我很受刺激。还有，对立派的两个男孩，简直是小流氓，有一个还拖鼻涕，但他们写起大标语来令我佩服——一个的隶书写得很漂亮，一个能写铁画银钩的魏体。
我把以前上书法课时用过的柳公权的《玄秘塔碑》找出来，埋头苦练，同时也学魏体和隶书。
“复课闹革命”开始后，我从班上同学处借来《篆体千字文》，用透明纸描了一份。还临写王羲之的草书帖，“草圣最为难，龙蛇竞笔端”。这样做的好处是，以后赏游各地名胜古迹时，那些匾额、楹联、碑刻上的字迹一般都能顺利读出。最近去台湾朋友桂文亚家作客，见墙上挂着一幅画家田原送的诗配画。那首诗是用草书写的，十几年来桂小姐一直无法读通，她很高兴我能帮她破解。
文化革命还给我造成一个持续至今的变化，这就是——我革了自己名字的命，把“周庆宁”改成了“周锐”。新名字充满阳刚的血气，锋芒毕露。改名是自主意识的张扬，但也算是传统。我父亲16岁在上海地下党的安排下去苏北当新四军时，也是把原名“周文华”改成了“周行”。周行是大道的意思，《诗经》中有“示我周行”句。我去派出所改名时，心里就想着：以后，我会给我的儿子起一个过渡性的名字，等他想改时就让他改掉。
有人或许会感到诧异，我一生读书最多的时期竟然是在文革那段。学校不上课了，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大把时间。上海家中的书主要是父亲、姑姑留下的三四十年代的文艺书籍。南京家中的书更多，都是我父亲五十年代在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期间用稿费买下的大量中外文学经典。但那些书在文革中成了“毒草”，一包包地被母亲封存起来。我只好冒险偷读，在回上海时再偷运一些。学校图书室那时已无人管理，会有学生去那里“自助”借书，我和韩建军也去过。这些公家的书会在社会上无数次地被交换阅读，更大程度地实现了它们的自身价值。
前些时候有位在职读研的台湾女子和她的丈夫儿女一起来访问我，因为她的硕士论文以我的童话为研究课题。当她知道我还保存着少年时的读书笔记，立刻要求拍照。
打开这些笔记，我确实也有很长时间没想到要打开它们了。
忽然见到自己四十几年前的稚嫩笔迹，难免会心跳加速吧。
最初，我的笔记中雅俗并存地夹杂着随时摘录的警句、格言和谚语什么的。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兵临城下，将至壕边把旧有的成见抛到爪哇国了王顾左右而言他大度优容尿不到一个壶里有了芥蒂虎心隔毛翼，人心隔肚皮■轲的道路把眼药吃到肚里了
这跟现在的孩子摘录“好词好句”有点像。记下的不一定都能用上，比如“王顾左右而言他”这句话（形容装傻、转移话题），直到今年才被用进我的武侠小说里，而“尿不到一个壶里”估计这辈子很难用上了。但这样的摘录确实为建筑语言大厦做了捡砖拾瓦的准备。
后来我开始了成篇甚至成本的抄写，如鲁迅语录，《中华活页文选》里的古文，《中国古代笑话集》《李贺诗选》，等等等等。
如今这些发黄变脆的簿子堆在面前，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当时并没有人命令或建议我这样做。
我是六八届初中毕业生。虽然只上了一年课，但也不能不毕业。接下来没有高中可上，有七个去向可供选择：黑龙江，吉林，内蒙，江西，安徽，云南，贵州。除了在黑龙江可以当有工资的农场职工，其他地方一律是农民的干活。
当兵是最好的出路，可以穿令人羡慕的军装，两年后还可以回到城市工作。
但当时的口号是：以征兵推动上山下乡。参加征兵体检以前必须表态——你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吗？如果不能入伍你打算去哪儿？
祖父曾带我看过纪录片《美丽的西双版纳》《西双版纳的密林中》，使我早就心向往之。我说服了韩建军一起报名去云南。
体检时，别的项目全都顺利通过，但我的血压偏高了。
那女医生说：“你太紧张了，过20分钟再来量吧。”
我等了20分钟，再次面对血压计。
女医生说：“你还是有点紧张，再到旁边坐一会儿，尽量放松。”
我又坐了20分钟。
血压还是偏高！
我对女医生说：“不知怎么搞的，我还是紧张……再让我等20分钟吧。”
宽厚的女医生点了点头。
记不得是第四次还是第五次，我的血压终于正常了。
体检合格后，紧接着进行政治审查。
父亲的历史问题使我心中有“鬼”。但父亲的右派帽子已经摘掉了呀，我还没泯灭最后的希望。
过了些日子，班主任唐老师通知我：“你要去云南，已经批准了。”
于是抹掉了最后一丝侥幸，死心塌地。
韩建军去问唐老师：“我和周锐一起报名的……”
唐老师言语闪烁：“你嘛，另有安排。”
第二天韩建军就接到了入伍通知。
自从不上课不蒸饭不奏国歌以后，我就很少见到洁了。小学同学一起考进金陵的还有个李明，他跟洁是同一个楼层的邻居。我不喜欢李明，他是个吹牛大王。他知道我崇拜京剧艺术家周信芳，就指着家里桌上的香烟票（那时买什么都凭票）说：“周信芳刚刚来过，还送给我爸爸香烟票。”这谎言当时使我深信不疑。但为了有机会看洁一眼（去李明家可以经过洁的门口），我不得不一次次去找我不喜欢的李明。在派出所迁走户口以后，我去向李明告别，回头经过洁家门口，我鼓足勇气走了进去。
洁和妈妈住在舅舅家里，连外婆、舅妈和两个表妹，一间屋子要住六七个人。
我从未跟洁的妈妈打过照面，但她对我很客气，显然早就听说过我。想想也是，她女儿常常带礼物和书籍回来，她不会不过问吧。
我们聊了一会儿。说到洁的去向，妈妈坚定地说：“我们娘俩死也要死在一起！”
看来洁哪里都不会去，她会留在母亲身边。
1969年3月9日，我跟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记得同样清楚（虽然那时还未相识），那一天我们登上同一列火车。这是从上海彭浦车站开往昆明的知青专列，四天的火车再加四天的汽车……
与洁再次面对面坐着是在12年后。
这中间我在中缅边境的勐海县见识了水田和旱地的两种蚂蟥（写进小说《老街》）。以后又迁到父亲下放的苏北农村，用大锹深翻黄海造成的盐碱地，种植棉花和玉米（写进小说《爸爸的红门》）。因为劳动表现好，被推荐去南京河运学校学习，毕业后在长江油轮上当了一名轮机工。偶尔回上海时在路上遇见洁一次，她匆匆忙忙的，说要去医院看外婆，我们几乎什么都来不及说。后来我在弄堂里碰到洁的表妹，从她口里得知洁和妈妈已经搬走了。“搬到哪里不知道。”她和洁之间显然发生了不愉快。
81年回上海，祖母告诉我，有个女人来找过我，说她的女儿跟我是同学，还留了地址。
我心里一动，这个女人应该是洁的母亲吧。
星期天，我找到那地方，敲了门，听到洁的声音。在我眼中，已30岁的她变化不算大。
她注意到我手上的金戒指。
我解释说，是祖母送我的，我戴着是为了让她高兴。
那时我刚登记结婚，还没办喜事，我祖母送给我一只压箱的方戒。
她说：“原来是这样，我想你怎么会戴这种东西。”
我开始一吐为快，回忆起送给她书、在水池旁相对立正等等事情。
她说：“那些书都在，一本也没少。”
我愣住了，没想到会这样。
她继续幽幽地说：“这么多年，我总以为会有机会碰到你。”
我说：“我们碰到过一次的。”
“可那天我外婆病危了，我急匆匆要去看她……”
沉默。
我说：“我一直以为……你妈妈不会把独生女儿嫁给户口在外地的人的。她说过，死也要跟你死在一起。”
她说：“那你就误解我妈妈了，我妈妈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
这时门外传来动静。
洁对门外说：“妈，周庆宁来了。”
好长时间没人叫我这个名字了。
曾经用过的名字可以改掉，但曾经有过的故事还在那里——那些能被记忆看到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