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历史经验：前苏联的瓦解及其原因
前苏联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在冷战期间曾一度取得过战略优势。苏联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成绩卓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但苏联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是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帆风顺，改革的道理一直在摸索中前进。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虽有进步，但依然是在艰难的前行，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总体处于劣势。苏联也一直在探索改革的道路，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党的腐败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满渐渐凸显。这时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被不断的灌输到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些问题的国家，自由市场的理念被信奉，被期许，并被改革者所接受，从上到下似乎形成了改革的共识。但有的时候真理未必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共识并不代表先进，共识并不一定就代表符合最大多少人的最大利益。在看似美好的共识面前，苏联改革战略的选择却不合时宜，路径的选择出现了战略性失误。
前苏联领导人所不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邦联制国家更需慎重。虽然这个道理亨廷顿有言在先。也许戈尔巴乔夫明白改革的风险，但在经济改革改不动，社会改革难推行的现实面前，最终选择了冒险的“休克疗法”。在诱惑面前，他放弃了“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早期中期，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而不是一个自由散漫、推崇达尔文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改革理念，最终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伤筋动骨，土崩瓦解。
实际上，前苏联的瓦解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上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并进行了错误的战略决策。当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后，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就解除了对前苏联的敌意。戈尔巴乔夫单纯的以为两大阵营最大的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戈氏不明白利益始终是处理国家关系的底线，两大阵营之间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好心地帮扶另一方发家致富，美国不可能期望一个强大苏联的出现。
当下的中国同样面临前苏联的一些困难和诱惑，民众改革呼声强烈，学派之间争辩激烈，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派获得了较大市场，但这种“共识”并不意味着就是中国改革的最优选择，媒体上的共识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因为还有更多的沉默多数。我们要防止前苏联的悲剧，就必须要仔细辨析改革声音，有序推进改革进程。这是苏联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
二、中国的改革经验与现实选择
新中国建立比前苏联晚，但时间长短与战略选择的正确性并不一定呈正相关。由于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内外环境，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多于一般国家。所以稳定一直是邓小平所强调的。他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中国的近代史充满屈辱，动荡与不安构成了那些年代最典型的时代表情。据张维为估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都没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是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邓小平的伟大政治遗产之一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虽然这一理念被一些地方政府念歪了经，但这并不能否认稳定的重要性。坦率的讲，没有稳定，中国这些年改革成绩的取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稳定的基础上，我国推行的是增量改革与重点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战略。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到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把理论当信仰的偏执，围绕西方话语权评判中国。实际上，西方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仅仅代表其本国家的历史。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并不能真正反映人类历史的全貌，也不是国家发展的最终模式。我们5000年的文明古国完全有能力和自信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创造新的话语权。正如杨光斌所言“中国不仅应成为理论的试验场，更应成为理论的发源地。”当经验不符合理论之时，我们不应当单纯的反思经验，同时也需要检视理论。否则，我们就是把理论当信仰。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国家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同一的。所谓的终极模式不过是一些学者的“一厢情愿”。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失败。
经验的看，西方的那套制度不但治不了病，倒可能害人。第三世界国家在历经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大多数并没有实现良政，倒是给他们带来了社会的失序、政势的动荡。这样的劣质民主并不符合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初衷。暴动的政治参与也许满足了一些民众的激情参政需求，但对这个国家而言，带来的更多是灾难，这是我们时刻需要警醒的教训。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尤其要坚持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不是一味地去迎合西方的理论，用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中国的实践去发现新理论，让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反思他们的理论体系。只有坚持这样的自信，我们才可能创造新的奇迹。
历史的看，中国自邓小平开始就一直提出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些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所探讨的民主制度似乎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基层民主虽然在一些地方实践，但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规模。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就是要多党竞争、一人一票，这是很多人理解的民主。但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民主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民主是否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消费得起的东西？有人说，民主是好东西。但从历史经验看，好的民主是好东西，而坏的民主则可能是极其糟糕的东西。？？？
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民主也不是它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东西。要说民主关乎人权，那么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歧视是最不讲人权和最不讲民主的。英国也不是从“光荣革命”就立马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英国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当今发达国家的改革指手画脚其实是对自己国家历史真相的掩盖，也是揠苗助长的典型。其实，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发展与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道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谁都不能一夜从婴儿长大成人。用成年人的食物去喂养襁褓中的婴儿显然是不恰当的。 建国初期，我们选择的就是一条激进性发展战略。当时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计划都是激进发展的表现，大跃进更是凸显了我们的天真和革命浪漫情怀。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走的就是政治优先道路，当时的领导人以为政治上的“清一色”就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意图扫清改革发展障碍，且不说政治斗争手段本身的好坏，就政治改革优先的本身就已经犯了战略性错误。考察人类发展历史，政治性权利并不是一个天然的人权，而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需要考虑的东西。对于一个一穷二白、满目苍夷的国家而言，重要是不是政治权利，而是保证基本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民众的良好素养。最后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再适时推进政治权利的变革。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一味蛮干，结果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上台后的改革将中国发展重新拉回到了正常的轨道。邓小平选择的改革战略突出稳定优先，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以沿海为突破口，实行非均衡发展，并以非均衡到均衡为发展路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发展理念上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秉持“看一看”、“试一试”的心态，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最终打开了中国改革建设的新局面。
江泽民上台后，延续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保证金融体制的适度封闭，成功应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保证了国内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江泽民所选择的依然是经济主导，社会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江泽民领导期间，除了1989及1990年外，GDP的增长大体维持在10%的水平。财政收入处于稳定的增长，国有企业负担显著减轻，这为下一届政府的改革积累了资金。
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选择了“民生”这个主题，坚持着力改善民生，以化解前期改革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在他们主政期间，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农业税，小学教育免学费，农村医疗社保体系初步建立。虽然基尼系数依然高居不下，社会财富、资源分配不公，腐败现象依然突出，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改革顺应了改革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其所推动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李克强虽初上政位，但习近平的南巡之路，以及近期所着力的抓贪治贪行动，对腐败现象严重的承认以及改善话语风格的新气象，都显示出新领导人对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三、小结
中国自改革开放所遵循的“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时序选择，在变革的频率上选择的是适度，是渐进、增量，而不是超前、激进。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需要培养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是社会稳定的根基。同时要坚决避免社会底层力量的被动员，一旦这股力量动起来中国的发展就会出大麻烦。国家制度建设应比大众民主优先。如果选举来了，国家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那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去建立国家制度了。虽然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但法律的实际运作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法制与法治之间还有一定差距。这时并不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佳时期。当下虽然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但我们不能学戈尔巴乔夫，“休克疗法”已经被实践证明不可行，中国改革必须以史为鉴。
当前最大的危险就在于社会改革的停滞不前，不能起到消化社会矛盾的作用，此时社会的矛盾就会对准政府，政治改革的热情会被调动，并不可遏制。到这个时候，改革就没有退路，同时，改革的风险也会陡增，稍有不慎，亡党亡国的危险就不是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
前苏联曾经取得过辉煌的成就，在冷战期间曾一度取得过战略优势。苏联的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成绩卓著，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改善。但苏联的发展历程充满了“摸着石头过河”的味道，发展的过程并没有因为是社会主义制度就一帆风顺，改革的道理一直在摸索中前进。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前，苏联虽有进步，但依然是在艰难的前行，在两大阵营的对抗中总体处于劣势。苏联也一直在探索改革的道路，几十年的发展积累了不少社会矛盾，党的腐败和人们对社会生活的不满渐渐凸显。这时西方的民主、自由观念被不断的灌输到这个身体本来就有些问题的国家，自由市场的理念被信奉，被期许，并被改革者所接受，从上到下似乎形成了改革的共识。但有的时候真理未必掌握在多数人手中，共识并不代表先进，共识并不一定就代表符合最大多少人的最大利益。在看似美好的共识面前，苏联改革战略的选择却不合时宜，路径的选择出现了战略性失误。
前苏联领导人所不明白的一个道理是：在改革的十字路口，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邦联制国家更需慎重。虽然这个道理亨廷顿有言在先。也许戈尔巴乔夫明白改革的风险，但在经济改革改不动，社会改革难推行的现实面前，最终选择了冒险的“休克疗法”。在诱惑面前，他放弃了“在一个国家的发展早期中期，需要的是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而不是一个自由散漫、推崇达尔文式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的改革理念，最终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伤筋动骨，土崩瓦解。
实际上，前苏联的瓦解并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苏联的解体很大程度上是在错误的时间，选择了错误的领导人，并进行了错误的战略决策。当戈尔巴乔夫推行自由化、市场化改革的政策后，西方国家并没有因此就解除了对前苏联的敌意。戈尔巴乔夫单纯的以为两大阵营最大的问题是意识形态问题，戈氏不明白利益始终是处理国家关系的底线，两大阵营之间的地位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好心地帮扶另一方发家致富，美国不可能期望一个强大苏联的出现。
当下的中国同样面临前苏联的一些困难和诱惑，民众改革呼声强烈，学派之间争辩激烈，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派获得了较大市场，但这种“共识”并不意味着就是中国改革的最优选择，媒体上的共识并不代表真正的民意，因为还有更多的沉默多数。我们要防止前苏联的悲剧，就必须要仔细辨析改革声音，有序推进改革进程。这是苏联给我们提供的一个重要启示。
二、中国的改革经验与现实选择
新中国建立比前苏联晚，但时间长短与战略选择的正确性并不一定呈正相关。由于复杂的民族关系和国内外环境，中国的不稳定因素多于一般国家。所以稳定一直是邓小平所强调的。他说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讲话中还深有感触地说过，“历史给予中国发展的机会不多，国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乱了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中国的近代史充满屈辱，动荡与不安构成了那些年代最典型的时代表情。据张维为估算，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140年间，中国最长的稳定时间都没超过八到九年，农民起义、外敌入侵、军阀割据、内战连绵、政治运动，结果是国无宁日，经济停滞，百姓遭殃。邓小平的伟大政治遗产之一就是稳定压倒一切的理念，虽然这一理念被一些地方政府念歪了经，但这并不能否认稳定的重要性。坦率的讲，没有稳定，中国这些年改革成绩的取得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稳定的基础上，我国推行的是增量改革与重点改革相结合的改革战略。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一个清晰的顺序格局：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改革，后政治改革。绝大多数改革并不谋求一步到位，甚至出现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但总体上，我们保证了改革的持续性，出现的问题得到逐步纠正，最后通过逐步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
我们需要警惕的是把理论当信仰的偏执，围绕西方话语权评判中国。实际上，西方所构建的话语体系仅仅代表其本国家的历史。福山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并不能真正反映人类历史的全貌，也不是国家发展的最终模式。我们5000年的文明古国完全有能力和自信走出不一样的道路，创造新的话语权。正如杨光斌所言“中国不仅应成为理论的试验场，更应成为理论的发源地。”当经验不符合理论之时，我们不应当单纯的反思经验，同时也需要检视理论。否则，我们就是把理论当信仰。我们有理由相信，民族国家所走的道路并不是同一的。所谓的终极模式不过是一些学者的“一厢情愿”。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西方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失败。
经验的看，西方的那套制度不但治不了病，倒可能害人。第三世界国家在历经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后，大多数并没有实现良政，倒是给他们带来了社会的失序、政势的动荡。这样的劣质民主并不符合第三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的改革初衷。暴动的政治参与也许满足了一些民众的激情参政需求，但对这个国家而言，带来的更多是灾难，这是我们时刻需要警醒的教训。
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尤其要坚持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所提出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我们不是一味地去迎合西方的理论，用西方的理论来评判中国。我们更需要的是从中国的实践去发现新理论，让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反思他们的理论体系。只有坚持这样的自信，我们才可能创造新的奇迹。
历史的看，中国自邓小平开始就一直提出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些年来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们所探讨的民主制度似乎还有较大改进空间，基层民主虽然在一些地方实践，但尚未形成全国范围内的规模。按照西方的民主理论，民主就是要多党竞争、一人一票，这是很多人理解的民主。但我们不得不反思的是民主到底意味着什么？民主到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民主是否就是每个国家都可以消费得起的东西？有人说，民主是好东西。但从历史经验看，好的民主是好东西，而坏的民主则可能是极其糟糕的东西。？？？
英美等发达国家的发展史告诉我们：民主也不是它们从一开始就建立起来的东西。要说民主关乎人权，那么美国历史上对黑人的歧视是最不讲人权和最不讲民主的。英国也不是从“光荣革命”就立马建立起了民主制度。英国搞一人一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事情，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对选举权设置了很多限制，如妇女要到30岁才能投票，牛津剑桥的毕业生有双重投票权等。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当今发达国家的改革指手画脚其实是对自己国家历史真相的掩盖，也是揠苗助长的典型。其实，一个国家或王朝的发展与一个人的成长是一个道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谁都不能一夜从婴儿长大成人。用成年人的食物去喂养襁褓中的婴儿显然是不恰当的。 建国初期，我们选择的就是一条激进性发展战略。当时的大炼钢铁，赶英超美计划都是激进发展的表现，大跃进更是凸显了我们的天真和革命浪漫情怀。文化大革命实际上走的就是政治优先道路，当时的领导人以为政治上的“清一色”就能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以政治斗争为手段意图扫清改革发展障碍，且不说政治斗争手段本身的好坏，就政治改革优先的本身就已经犯了战略性错误。考察人类发展历史，政治性权利并不是一个天然的人权，而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才需要考虑的东西。对于一个一穷二白、满目苍夷的国家而言，重要是不是政治权利，而是保证基本的社会秩序，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民众的良好素养。最后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基本制度建立起来之后，再适时推进政治权利的变革。不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一味蛮干，结果我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基于上述考虑，邓小平上台后的改革将中国发展重新拉回到了正常的轨道。邓小平选择的改革战略突出稳定优先，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地位，以沿海为突破口，实行非均衡发展，并以非均衡到均衡为发展路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发展理念上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秉持“看一看”、“试一试”的心态，以点带面逐步推进，最终打开了中国改革建设的新局面。
江泽民上台后，延续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战略，继续坚持市场经济的大方向，抓大放小，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保证金融体制的适度封闭，成功应对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保证了国内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江泽民所选择的依然是经济主导，社会建设以及政治建设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在江泽民领导期间，除了1989及1990年外，GDP的增长大体维持在10%的水平。财政收入处于稳定的增长，国有企业负担显著减轻，这为下一届政府的改革积累了资金。
胡锦涛、温家宝上台后，选择了“民生”这个主题，坚持着力改善民生，以化解前期改革所积累的社会矛盾。在他们主政期间，社会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取消了农业税，小学教育免学费，农村医疗社保体系初步建立。虽然基尼系数依然高居不下，社会财富、资源分配不公，腐败现象依然突出，但总体而言，他们的改革顺应了改革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其所推动的改革也是卓有成效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李克强虽初上政位，但习近平的南巡之路，以及近期所着力的抓贪治贪行动，对腐败现象严重的承认以及改善话语风格的新气象，都显示出新领导人对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对此，我们充满期待。
三、小结
中国自改革开放所遵循的“先易后难”、“先经济后政治”的时序选择，在变革的频率上选择的是适度，是渐进、增量，而不是超前、激进。中国未来的几十年需要培养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是社会稳定的根基。同时要坚决避免社会底层力量的被动员，一旦这股力量动起来中国的发展就会出大麻烦。国家制度建设应比大众民主优先。如果选举来了，国家制度没有建立起来，那可能就永远没有机会去建立国家制度了。虽然我们宣称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但法律的实际运作并未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法制与法治之间还有一定差距。这时并不是推动民主政治建设的最佳时期。当下虽然积累了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但我们不能学戈尔巴乔夫，“休克疗法”已经被实践证明不可行，中国改革必须以史为鉴。
当前最大的危险就在于社会改革的停滞不前，不能起到消化社会矛盾的作用，此时社会的矛盾就会对准政府，政治改革的热情会被调动，并不可遏制。到这个时候，改革就没有退路，同时，改革的风险也会陡增，稍有不慎，亡党亡国的危险就不是一句空话。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