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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一吟是中国著名画家丰子恺先生的女儿。丰子恺与我父亲孔另境同为桐乡人，丰子恺家在石门，父亲家在乌镇，相距车程只有半个多小时。
丰一吟比我妈妈金韵琴小十岁，按我父亲与丰子恺先生同乡又是同代作家、好朋友的情谊来说，我妈妈的辈分大，但依丰一吟与我妈妈同事兼朋友的关系，我称她一吟阿姨。
我知道妈妈与一吟阿姨关系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妈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科当校对员。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出版社与全国一样，正常的工作节奏都已打乱。“封、资、修”图书出版都停了下来，改为学习与大批判。1968年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在郊区奉贤海滨建立，空白的海滩边上，由“尖刀连”去盖了一些茅草房子，新闻出版系统知识分子分期、分批下去改造思想，并且要用双手把自己吃的米与菜种出来，像延安整风时那样自给自足。
奉贤文化“五七干校”在一个叫柘林的地方，从上海过去走颛桥到闵行渡口，坐轮渡过了江即是浦江对岸的西渡，再换公共汽车坐一个多小时才到。据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城回忆，他第一次去干校是走着去的，从绍兴路5号出版局出发，“由闵行乘船过江到奉贤，坐车到柘林车站下来，再走到干校的。”这种集体行动在当时叫做“拉练”。
我妈妈大约是1970年被下放去的，她去的时候，干校条件已稍微好了一点，住上了简陋的水泥砖瓦平房。妈妈与丰一吟阿姨住同一间宿舍，天天劳动与生活都在一起。妈妈每月回上海市区探亲，总要与爸爸聊起干校的事情。我当时中学还没毕业，关于干农活的事我听不懂，对农村比城里艰苦到什么程度也一无所知，关于宿舍里的日常我倒很听得进去，比如睡上下铺、端脸盆去老虎灶泡水、集中食堂吃饭等等感觉很新鲜，特别是对于丰一吟阿姨在干校还带着一个叫小明的女儿一起住很好奇。
之前一吟阿姨带着小明与外公丰子恺在陕西南路的“日月楼”一起生活。分配一吟阿姨下放去干校时，丰子恺正患病住院，保姆抽不出空再照顾一个小孩。小明当时上幼儿园大班，只能跟着妈妈去奉贤干校，白天干校有简陋的幼儿园，晚上与丰一吟阿姨挤一个小床铺睡觉。干校里小孩很少，似乎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她，有逗她玩的，有帮忙送她上学的，有动手帮她拔乳牙的。有时赖学还能跟到田地里去种豆子。听着听着，我完全忽略知识分子无法在出版社做熟悉的工作，离开家集中思想改造干农活的苦，很羡慕小明能跟着妈妈在自由天地里生活。
因为父亲与丰子恺先生是文坛好友，在奉贤干校，妈妈与丰一吟自然走近，她们同病相怜，说说心里话，互相帮助，妈妈把这些告诉父亲，说起一吟阿姨不擅长家务，一个人照顾小明经常束手无策。不久小明去柘林镇上基口小学读一年级，天天要接送，出干校路上有一个斜坡，下雨的时候，一吟阿姨撑把雨伞拉着小明爬上去滑下来，弄得一头泥水，后来还是一吟阿姨的同事，翻译《牛虻》的翻译家李俍民伸出援手，每天负责送小明上学。妈妈说，一吟阿姨为了送女儿上学甚至还学过骑自行车，最后还是没有学会……父亲听了只好摇头叹气。
我当时十六岁，学校经常停课，被困在家里做家务，照顾病瘫在家的老父亲，感觉很憋屈，好向往集体生活的“五七干校”。一次，在奉贤星火农场连队里下乡的三姐为了省路费，妈妈帮她接洽到出版社每周两三次清早出发去干校送东西的卡车，可以让姐姐搭顺风车到南桥或者钱家桥。我求姐姐把我捎上，去“五七干校”探望妈妈。
记得姐姐赶路，她下车之后就让我随大卡车直接去找妈妈。去的路上，我站在卡车一堆生活物资旁边，在摇晃得很厉害的车厢里，紧紧拉住铁栏杆，大风吹起头发，倒也有女战士奔赴战场的豪迈，挺神气的。等颠簸三四个小时来到妈妈所在的驻地，我大吃一惊，原来“五七干校”根本不是在蔚蓝大海的海滨，四周空旷泥泞，寒风呼呼吹，比上海城里冷多了。妈妈他们住的是那么破旧、低矮、黑黢黢的砖房。当时妈妈已从大田排调到裁缝组干比较轻松的活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踩缝纫机补裤子。那是一条深色的男裤，屁股后面破了，妈妈在内里垫了一块厚厚的布头，一圈一圈踩线，将两个半圆形缝得很结实。妈妈招呼我之后也没停下工作，指指裤子对我说，这条裤子的主人是巴金先生，他就在这里干农活。我听了更是吃惊不已，巴金先生不是著名的老作家吗？他那么大年纪还下地干活，劳动强度那么大，把卡其裤子都磨破了。
妈妈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人，她好像已经习惯了干校的生活，收工时间到了，她领我回宿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丰一吟阿姨，丰阿姨戴着眼镜，镜片很厚，好像近视度数蛮高，她语速快，脸上看得出被生活重担压迫的疲惫。匆匆打招呼后，大家各自去食堂买饭吃。
妈妈与丰一吟阿姨的宿舍是长条形的，记得有两排共六张双层床，妈妈住在最里面靠窗的上铺，她的下铺是翻译家左海，一个性格有点怪的老姑娘。一吟阿姨带小明睡靠门的床，是下铺。干完农活还要照顾小明吃睡漱洗，以前家里用惯保姆的一吟阿姨真的是受苦了。
我在妈妈寝室睡了一晚，第二天出门看到田埂上有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老年男人共同抬一桶大粪，动作很不协调，歪歪斜斜抬一段路就不行了，放下担子歇一会儿，过后又摇摇晃晃往前走，一会儿又歇下。我站在那里看他们对那桶臭飘千里的大粪小心翼翼很珍惜的样子，想笑又不敢笑。
其实“五七干校”除了要在体力上改造知识分子之外，思想改造、学习大批判任务更重，早请示晚汇报，经常在茅草蓋的大食堂召开批斗大会。干校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少，除了巴金先生，还有局长罗竹风，散文家黄裳，编辑家徐铸成、刘金，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画家刘旦宅等等。
之后1971年我中学毕业也被分配到奉贤星火农场种地，患病的父亲没有人照顾，妈妈打了几次报告才在1972年3月底抽调回上海，去我家不远的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妈妈虽然不在出版社，但是与门房间管车辆调度的老王还说得上话，我回家探亲有时仍旧去绍兴路74号搭卡车，来去匆匆没有再见到一吟阿姨。
妈妈与丰一吟阿姨走得更近是在阿姨也回到上海后，她们被调回出版社，1975年共同参与一项重大的、秘密的项目，那就是重新编排、校对、印刷毛泽东主席点名要读的“二十四史”（大字本）。我妈妈原本是文艺出版社资深校对员，而丰一吟阿姨原先是当俄文翻译的，组里面还有一些懂古籍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组成了“二十四史”编辑校对组，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那是一套浩瀚的大部头典籍，合起来可装满一个大书柜，所谓大字本就是将这套书印刷字号放得很大，是为年近八十健康欠佳的伟大领袖读起来方便。这是项政治任务，对外绝对保密，事关重大，编校组人员每天战战兢兢工作，不敢有一点差池。
丰一吟比我妈妈金韵琴小十岁，按我父亲与丰子恺先生同乡又是同代作家、好朋友的情谊来说，我妈妈的辈分大，但依丰一吟与我妈妈同事兼朋友的关系，我称她一吟阿姨。
我知道妈妈与一吟阿姨关系好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初，妈妈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校对科当校对员。文化大革命风起云涌，出版社与全国一样，正常的工作节奏都已打乱。“封、资、修”图书出版都停了下来，改为学习与大批判。1968年上海文化“五七干校”在郊区奉贤海滨建立，空白的海滩边上，由“尖刀连”去盖了一些茅草房子，新闻出版系统知识分子分期、分批下去改造思想，并且要用双手把自己吃的米与菜种出来，像延安整风时那样自给自足。
奉贤文化“五七干校”在一个叫柘林的地方，从上海过去走颛桥到闵行渡口，坐轮渡过了江即是浦江对岸的西渡，再换公共汽车坐一个多小时才到。据原上海古籍出版社总编辑钱伯城回忆，他第一次去干校是走着去的，从绍兴路5号出版局出发，“由闵行乘船过江到奉贤，坐车到柘林车站下来，再走到干校的。”这种集体行动在当时叫做“拉练”。
我妈妈大约是1970年被下放去的，她去的时候，干校条件已稍微好了一点，住上了简陋的水泥砖瓦平房。妈妈与丰一吟阿姨住同一间宿舍，天天劳动与生活都在一起。妈妈每月回上海市区探亲，总要与爸爸聊起干校的事情。我当时中学还没毕业，关于干农活的事我听不懂，对农村比城里艰苦到什么程度也一无所知，关于宿舍里的日常我倒很听得进去，比如睡上下铺、端脸盆去老虎灶泡水、集中食堂吃饭等等感觉很新鲜，特别是对于丰一吟阿姨在干校还带着一个叫小明的女儿一起住很好奇。
之前一吟阿姨带着小明与外公丰子恺在陕西南路的“日月楼”一起生活。分配一吟阿姨下放去干校时，丰子恺正患病住院，保姆抽不出空再照顾一个小孩。小明当时上幼儿园大班，只能跟着妈妈去奉贤干校，白天干校有简陋的幼儿园，晚上与丰一吟阿姨挤一个小床铺睡觉。干校里小孩很少，似乎叔叔阿姨都很喜欢她，有逗她玩的，有帮忙送她上学的，有动手帮她拔乳牙的。有时赖学还能跟到田地里去种豆子。听着听着，我完全忽略知识分子无法在出版社做熟悉的工作，离开家集中思想改造干农活的苦，很羡慕小明能跟着妈妈在自由天地里生活。
因为父亲与丰子恺先生是文坛好友，在奉贤干校，妈妈与丰一吟自然走近，她们同病相怜，说说心里话，互相帮助，妈妈把这些告诉父亲，说起一吟阿姨不擅长家务，一个人照顾小明经常束手无策。不久小明去柘林镇上基口小学读一年级，天天要接送，出干校路上有一个斜坡，下雨的时候，一吟阿姨撑把雨伞拉着小明爬上去滑下来，弄得一头泥水，后来还是一吟阿姨的同事，翻译《牛虻》的翻译家李俍民伸出援手，每天负责送小明上学。妈妈说，一吟阿姨为了送女儿上学甚至还学过骑自行车，最后还是没有学会……父亲听了只好摇头叹气。
我当时十六岁，学校经常停课，被困在家里做家务，照顾病瘫在家的老父亲，感觉很憋屈，好向往集体生活的“五七干校”。一次，在奉贤星火农场连队里下乡的三姐为了省路费，妈妈帮她接洽到出版社每周两三次清早出发去干校送东西的卡车，可以让姐姐搭顺风车到南桥或者钱家桥。我求姐姐把我捎上，去“五七干校”探望妈妈。
记得姐姐赶路，她下车之后就让我随大卡车直接去找妈妈。去的路上，我站在卡车一堆生活物资旁边，在摇晃得很厉害的车厢里，紧紧拉住铁栏杆，大风吹起头发，倒也有女战士奔赴战场的豪迈，挺神气的。等颠簸三四个小时来到妈妈所在的驻地，我大吃一惊，原来“五七干校”根本不是在蔚蓝大海的海滨，四周空旷泥泞，寒风呼呼吹，比上海城里冷多了。妈妈他们住的是那么破旧、低矮、黑黢黢的砖房。当时妈妈已从大田排调到裁缝组干比较轻松的活了，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踩缝纫机补裤子。那是一条深色的男裤，屁股后面破了，妈妈在内里垫了一块厚厚的布头，一圈一圈踩线，将两个半圆形缝得很结实。妈妈招呼我之后也没停下工作，指指裤子对我说，这条裤子的主人是巴金先生，他就在这里干农活。我听了更是吃惊不已，巴金先生不是著名的老作家吗？他那么大年纪还下地干活，劳动强度那么大，把卡其裤子都磨破了。
妈妈是一个性格温顺的女人，她好像已经习惯了干校的生活，收工时间到了，她领我回宿舍。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丰一吟阿姨，丰阿姨戴着眼镜，镜片很厚，好像近视度数蛮高，她语速快，脸上看得出被生活重担压迫的疲惫。匆匆打招呼后，大家各自去食堂买饭吃。
妈妈与丰一吟阿姨的宿舍是长条形的，记得有两排共六张双层床，妈妈住在最里面靠窗的上铺，她的下铺是翻译家左海，一个性格有点怪的老姑娘。一吟阿姨带小明睡靠门的床，是下铺。干完农活还要照顾小明吃睡漱洗，以前家里用惯保姆的一吟阿姨真的是受苦了。
我在妈妈寝室睡了一晚，第二天出门看到田埂上有两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老年男人共同抬一桶大粪，动作很不协调，歪歪斜斜抬一段路就不行了，放下担子歇一会儿，过后又摇摇晃晃往前走，一会儿又歇下。我站在那里看他们对那桶臭飘千里的大粪小心翼翼很珍惜的样子，想笑又不敢笑。
其实“五七干校”除了要在体力上改造知识分子之外，思想改造、学习大批判任务更重，早请示晚汇报，经常在茅草蓋的大食堂召开批斗大会。干校文化界大名鼎鼎的人物不少，除了巴金先生，还有局长罗竹风，散文家黄裳，编辑家徐铸成、刘金，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画家刘旦宅等等。
之后1971年我中学毕业也被分配到奉贤星火农场种地，患病的父亲没有人照顾，妈妈打了几次报告才在1972年3月底抽调回上海，去我家不远的新华书店当营业员。妈妈虽然不在出版社，但是与门房间管车辆调度的老王还说得上话，我回家探亲有时仍旧去绍兴路74号搭卡车，来去匆匆没有再见到一吟阿姨。
妈妈与丰一吟阿姨走得更近是在阿姨也回到上海后，她们被调回出版社，1975年共同参与一项重大的、秘密的项目，那就是重新编排、校对、印刷毛泽东主席点名要读的“二十四史”（大字本）。我妈妈原本是文艺出版社资深校对员，而丰一吟阿姨原先是当俄文翻译的，组里面还有一些懂古籍的专家学者，这些人组成了“二十四史”编辑校对组，夜以继日加班加点。“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正史的总称，那是一套浩瀚的大部头典籍，合起来可装满一个大书柜，所谓大字本就是将这套书印刷字号放得很大，是为年近八十健康欠佳的伟大领袖读起来方便。这是项政治任务，对外绝对保密，事关重大，编校组人员每天战战兢兢工作，不敢有一点差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