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1792年，当英使马嘎尔尼要求与中国进一步开放通商时，乾隆皇帝给出了这样的拒绝答复。这一年，距离1514年葡萄牙人首次从新航线抵达中国，已经过去278年。
　　在这段漫长的中西贸易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在不断地接近中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同时，也在积极改变着自己、开拓着世界。而同样的时间、同样的机会，当西方人对中国不再感到神秘，当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开始变得越来越淡的时候，中国上至帝王下至百姓，却还在做着“帝王居中，抚驭万国”的美梦。
　　中国对世界的探索其实开始得很早，汉代张骞便已与西域相通，同时也听到了关于欧洲的零星传闻。到后汉时，进驻西域的班超曾派下属甘英渡“西海”（地中海）前往传闻中的“大秦”（古罗马帝国），但船人畏惧，“英不能渡”。唐代，一位叫杜环的士兵做了俘虏，被带到了“大食”（古代波斯），在现在的中东地区生活游历了十多年后回到了中国，将所见所闻著成《经行记》一书。“亦曰大秦。其人颜色红白，男子悉着素衣，妇人皆服珠锦。好饮酒，尚干饼……其俗每七日一假，不买卖，不出纳，唯饮酒谑浪终日。”书中虽然对“拂”（东罗马帝国）有了这样的记载，但杜环的经历并没有引起当时太多人的注意，中国人也未能就此深入接触欧洲，以至这本书最终散佚。而在此后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对于西方世界的认识，基本上只是一些志怪传说，其来源无外乎是半路传闻。
　　明代郑和下西洋虽然到达了非洲东海岸，但却不知好望角，更不知真正的大西洋和欧洲。即使当利玛窦给万历皇帝献上了他所绘制的世界地图后，大多数官员也是不予承认，依然用古代四大部洲之说来统属西洋，甚至认为“天朝大国”之外便是“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等“僻居荒远”的“外化”，很难相信这些外国传教士所描绘的世界，更不能准确分清金发碧眼的欧洲人所说的这些国家。
　　到了康熙时期，樊守义被派遣与四位西洋传教士到罗马传递信息，在那里生活了十多年，归来后写下了《身见录》，介绍欧洲见闻，可惜书稿并未刊行。而被译成中文的介绍世界各国风情的《职方外纪》，也被很多士大夫视为齐谐志怪一类的书籍。纪晓岚在编撰《四库全书》时，此类书籍也被认为是“多奇异，不可究诘”，只能“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
　　当然，随着中西贸易的扩展，大量西洋货流入中国，能工巧匠云集京师，引起了中国人不少兴趣。钟表、眼镜、玻璃器皿、机械制品等，在中国也很受欢迎，特别是18世纪，中国社会上出现过一种追求西洋货、仿造西洋货的风气，洋人、洋器、洋画已经成了不足为奇的景象。
　　但是，当时西方文明所展现出来的先进潮流并没能真正把中国领进世界的大舞台，中国人对西方的兴趣更多时候仅仅止于那些奇巧的器具和那可以点缀生活的似懂非懂的异邦风情。固有的传统依旧强大，中国人始终满足于自给自足、优哉游哉的生活方式和节奏，从皇帝到平民，他们都不想改变。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想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人们才突然发现，世界原来这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