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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艺术品拍卖巨头佳士得公司将于2009年2月23日至25日举办专场拍卖，拍品中包括1860年英法联军自圆明园掠走，流失海外多年的鼠首和兔首铜像，总估价高达人民币两亿元。”2008年10月23日，法国佳士得拍卖行的一纸声明在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国度里掀起了一场“海啸”。这条消息迅速充斥了中国的各种媒体。一时间，网络抗议民间声援，中国各界舆论谴责声一片。
然而，在一片嘈杂声中，一个人的声音却愈加清晰。除了愤怒，辱骂，无奈，他给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路径——通过国际诉讼阻止拍卖，争取将这两件流失文物回归中国。这个人就是刘洋。
追索“兽首”——以法律的名义
2008年11月，刘洋在博客上以《诉讼追讨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谋划》为题，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召集组建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律师团，以诉讼的方式尝试追回流失海外的文物。
在人们一片愤怒无奈的喧嚣中，刘洋的声音让人耳目一新，还有这种路径?通过这种路径又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这同样是刘洋正在思考的问题。他明白，即使通过法律途径，依然面临着法律主体等一系列问题。首先，由谁来起诉?显然，以国家为主体，由国家文物局出面进行起诉是最理想的结果。可是，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刘洋决定尝试。不久，他找到了民革中央的刘英琦先生。“他不但支持我将《诉讼谋划》修改后上传，而且还给我出主意，如何将这篇文章写得精简。于是，裁将《诉讼谋划》缩写成1500字送了上去。后来，他告诉我，当天他便把我的稿子编成了448号提案，发给了全国政协。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刊登出来。”
时间显然已经等不及了，刘洋决定另觅它途。于是，他又想到了圆明园管理处，能由它来起诉显然也是另一种可能。“在我的整个诉讼计划里，圆明园承担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很好的原告，这是因为从法国新《民事诉讼法》来看，圆明园和本次诉讼结果有着直接利益，它作为主体的适合性毋庸讳言。最重要的是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诉讼资料。许多的证据将可以从那儿发掘，包括他们的专家，而专家证人在本案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后来，刘洋又分别找到北京律协、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等单位请求帮助，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拍卖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可符合法律的诉讼人还没有找到。何去何从?此时的刘洋仿佛陷入了一个永远跳不出来的怪圈，努力了许久，却发现自己仍停留在原点。
在一系列碰壁之后，刘洋灵机一动，他决定破釜沉舟，自己注册一个组织作为原告提出诉讼。“我不能永远深陷在诉讼主体问题上，求天不应，告地不灵。我是不是组织一个什么会?例如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以自己的什么会直接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刘洋将凭一己之力与一个财阀进行一场看似平等的对决。然而，这注定将不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为了应对可能来自中国的诉讼，拍卖行早已聘请了全巴黎最好的律师组成强大的律师团等待着他们。而此时的刘洋，除了决心，一无所有。
刘洋注定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个法国来电让他至今难以忘记，“一串长长的号码出现在我的手机上，一个陌生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打电话的并非是我的朋友，而是一位热心的华侨，电话来自法国。”刘洋回忆，“他告诉我，起诉之事已经传到法国。这几天，法国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法国的华侨更是支持这次诉讼，如果有必要的话，起诉之日，他们将会组织声援我。这让我倍感亲切。”
这位热心的华侨还告诉刘洋，法国同胞建议刘洋，无论如何不能轻视这次诉讼，要用百倍的努力来进行。针对拍卖行所聘请的强大律师困阵营，他建议刘洋也要组织一个强大律师团。这个来电给刘洋带来了巨大的信心与感动。“拳拳之心，暖我心肠。我为此感动得几乎落泪。我告诉他，相信我吧，相信我们，我们定会竭尽全力。”
此时，刘洋征集律师团赴法追索兽首的消息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当刘洋的博客点击率达到两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个主动和他联系的律师。在接了一些电话之后，刘洋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主动出击。于是，他在网上搜索，寻找伙伴。他有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通讯本，上面也有不少被划掉的电话，那些都是拒绝刘洋邀请的律师。就这样，以刘洋作为首席律师的律师团迅速地成立起来，人员一度达到近百人。
2009年2月9日，刘洋代表律师团正式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去了律师函。意外的是，到了2月11日上午刘洋突然接到了个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他海外媒体已经发布消息说佳士得迫于中国舆论的压力决定将两件兽首撤拍了，一时间，整个律师团喜气洋洋。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急转直下。2月13日，佳士得向求证的各媒体发布声明，他们木会撤。刘洋知道最后的程序终于要来了。
在拍卖会的前几周，刘洋飞赴法国。不会法语，对法国的法律诉讼程序也并不熟悉，当初在国内所设想的诉讼程序在法国也步步受阻，刘洋此行的难度可想而知。
2009年2月19日，拍卖前一周，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正式向法院递交了阻止拍卖的请求。然而，他所呈上的诉讼主体能够被法庭接受吗?这是刘洋心里悬着的问题。
几天后，法国法院宣布裁决结果，驳回诉讼请求原因正是刘洋所担心的问题，原告主体不适合。
听到这个消息，坐在法庭听判的刘洋泪流满面。他一个人走出法庭，来到了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寒风刺骨。当他再次来到拍卖会的大门前时，所感受到的更是心酸与痛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在法国巴黎这个巨大的法庭里面，我们终于发出了中国人正当的声音。”
诉讼追索海外文物
刘洋是江苏人，小时候跟随父母落户新疆，大学念的是中文专业。在1980年代的经商热中，他只身一人跑到海南创业。原本做的是“经商梦”，却机缘巧合成为了律师，在海南执业将近20年，直到2005年才举家迁往北京。
业余时间里，刘洋是一名“收藏爱好者”，对古玩文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由此十分注意中国文物的海外流失情况。
2005年来北京之后，他成立了“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起诉办公室”，虽然机构名称很长，但固定成员却只有他一个人。对于成立这个机构，他最初的想法是“尝试着做一些关于流失文物的法律工作”。他曾经给许多文物单位发函，想了解流失文物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起步的基础，“至少要先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却是“做了许多无用功”。他也亲自去过一些地方的文物单位，可任他说得多么热情洋溢，任他如何表态自己可以不收取律师费，甚至倒贴路费，还是四处碰壁，有时甚至“连 办公楼大门都进不去”。
2006年，刘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法律追索文物的尝试。有一天和朋友闲聊时，他意外地得知了两颖龙门石窟佛首的下落。朋友告诉他，一名住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男子向洛杉矶中美收藏家协会透露，自己的先辈曾以两块大洋的价钱在中国买到了两颖价值连城的龙门佛首，现在他想对这两颗佛首的价值进行鉴定并出售。刘洋很兴奋，他说服了中美收藏家协会出来为他作证。然而，找谁来当起诉人?他陷入了困境。
洛阳市文物局拒绝充当原告，龙门石窟也没有回应。刘洋不想干等，他以自己为原告在2006年6月18日向洛阳市中院提交了诉状。然而，虽然立案成功，可在之后却被漫长地搁置下来。直到今天，法院也没有给刘洋任何正式回复。这让刘洋直到现在都深感遗憾。
2006年这场诉状一度让刘洋成了风云人物，并由此获得了“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的称号。
谈到6年前的这件事情，刘洋说：“我希望这个案子不要火热地开始，却无声无息地结束，而是变成一个长期的工作。之前大家觉得这件事情阻力很大，事实上经过我的体验后，希望大家知道这是可行的，就够了。我很愿意做一个开路者，探索者。”
此后，对于中国流失文物的法律追索，刘洋也一直没有放弃，2007年传出苏富比要拍卖马首的消息，他又主动和同样积极参与此事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联系，想通过法律路径来追索这项文物。不过后来因为何鸿燊以高价购得马首并捐赠给国家，也让刘洋的这次追索尝试“不战而胜”。
“让事情回到它应有的样子”
在巴黎被拍卖的圆明园兽首也许能够视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2008年，著名作家吴树在一本新著《谁在收藏中国?》里更是揭露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中国走私文物现象。
如何有效地截断中国文物大量流失到海外?对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又该如何追回?刘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通过法律来追索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一步步走下去，事情也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在巴黎，有外国记者这样问刘洋：“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你到底想要什么?”刘洋回答：“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让事情回到它应有的样子。”对刘洋而言，无论是龙门佛首还是圆明园兽首，都不仅仅是一件件冰冷的文物，它们也意味着个民族的历史，追索它们，是在捍卫民族的尊严。
追索龙门佛首败了，追索圆明园兽首又败了，败多胜少的刘洋如今仍在坚持着，努力着。“即使做不到，至少也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刘洋说。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您是怎样决定到法国起诉的?
刘洋(以下简称刘)：本来没想到官司能径直地打到法国去，一开始先是把我们诉讼的想法，把物品的权利现状，把这个事情告诉社会，让社会有判断。告诉大家，佳士得的行为是不义的行为，非法持有和买卖他国文物本身就是不受现在法律保护的。我们要的就是高调诉讼，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这是个烫手山芋，别随便就揽在怀里。事实也证明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青：您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的律师函，有人认为太情绪化，太不专业。对此，您如何看待?
刘：2004年，我曾经在一个大学的培训班里专门讲律师函。严格来讲，律师函有一定章程吗?那是没有的。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律师函应该怎么说，它不像诉讼状似的有一定的格式。它就是律师对普通人所写的一封信，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太专业了不行的。我认为我发给贝杰的律师函是我最成功的一封。
青：达到这种目的了吗?
刘；对他们产生了巨大震动。佳士得分析，要是坚持卖的话，不见得卖出去，会遇到没人买的情况。如果卖不出去，那就会没有赢家，这个商业帝国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将毁于一旦。我想律师函在其中应该起了很大作用。在欧洲总部，一些人是赞成撤拍的。但是，主战派的反对意见后来又占了上风。他们的意思是对方做工作你就撤了，那以后的东西怎么办?他们有一大堆有争议的业务，所以硬着头皮也要干，一定把它拍下去。我本想律师函能够解决问题，结果并没有解决问题。那只有采取第二个动作，就是去法国法院申请禁止拍卖，在程序上阻止拍卖。
青：您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准备不足，不是我们主观上不够重视，不是工作不够积极，而是中国多少年积淀形成的制度上的缺陷无法抗拒。我们得不到合适的原告。好比我们进了摔跤场，还没有进到栏杆里面，就在场外被推下去了。所以这个官司输得非常窝囊。佳士得的代理人说合适的原告应该是中国政府，或者文物保护部门，或者圆明园，如果有他们的申请，我们至少不会走不到里面就被推下去了，可以到栏杆里面真刀实枪地干一场。
青：输了官司之后，您的感受如何?
刘：当时是比较伤感、比较悲怆的。那天我情绪很低落，宣判完，我就来到了大皇宫门口(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展览地)。天气非常冷，路人稀少，我一个人站在大皇宫的门口，看着大皇宫。我在想，两个兽首就在里面，和我近在咫尺，感觉就像一个寻子的母亲见不到近在咫尺的孩子一样，很难受。
青：从法国回来，您认为这次赴法起诉对文物的保护与追索有何促进?
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我们的行动至少促进了两个议项的出台，一是，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开表态，对于丢失的文物要进行普查，建立普查机制，这为我们的追索积累了基本素材。二是，最高法院已经对公益诉讼有所表态，看来要解决公益诉讼的问题了。如果在立法上解决公益诉讼的问题，那么我想，将来有义务充当原告的人，再也不能缩手缩脚，否则就违反法律了。
然而，在一片嘈杂声中，一个人的声音却愈加清晰。除了愤怒，辱骂，无奈，他给这个看似无解的问题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的路径——通过国际诉讼阻止拍卖，争取将这两件流失文物回归中国。这个人就是刘洋。
追索“兽首”——以法律的名义
2008年11月，刘洋在博客上以《诉讼追讨圆明园流失文物的谋划》为题，接连发表三篇文章，召集组建追索圆明园流失文物的律师团，以诉讼的方式尝试追回流失海外的文物。
在人们一片愤怒无奈的喧嚣中，刘洋的声音让人耳目一新，还有这种路径?通过这种路径又有多少成功的可能性?
这同样是刘洋正在思考的问题。他明白，即使通过法律途径，依然面临着法律主体等一系列问题。首先，由谁来起诉?显然，以国家为主体，由国家文物局出面进行起诉是最理想的结果。可是，这却是一个巨大的难题。
刘洋决定尝试。不久，他找到了民革中央的刘英琦先生。“他不但支持我将《诉讼谋划》修改后上传，而且还给我出主意，如何将这篇文章写得精简。于是，裁将《诉讼谋划》缩写成1500字送了上去。后来，他告诉我，当天他便把我的稿子编成了448号提案，发给了全国政协。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才能刊登出来。”
时间显然已经等不及了，刘洋决定另觅它途。于是，他又想到了圆明园管理处，能由它来起诉显然也是另一种可能。“在我的整个诉讼计划里，圆明园承担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它是很好的原告，这是因为从法国新《民事诉讼法》来看，圆明园和本次诉讼结果有着直接利益，它作为主体的适合性毋庸讳言。最重要的是它有着非常重要的诉讼资料。许多的证据将可以从那儿发掘，包括他们的专家，而专家证人在本案中将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后来，刘洋又分别找到北京律协、抢救流失海外文物基金会等单位请求帮助，不过，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
拍卖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可符合法律的诉讼人还没有找到。何去何从?此时的刘洋仿佛陷入了一个永远跳不出来的怪圈，努力了许久，却发现自己仍停留在原点。
在一系列碰壁之后，刘洋灵机一动，他决定破釜沉舟，自己注册一个组织作为原告提出诉讼。“我不能永远深陷在诉讼主体问题上，求天不应，告地不灵。我是不是组织一个什么会?例如在法国这样的国家，以自己的什么会直接提起诉讼。”这意味着，刘洋将凭一己之力与一个财阀进行一场看似平等的对决。然而，这注定将不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为了应对可能来自中国的诉讼，拍卖行早已聘请了全巴黎最好的律师组成强大的律师团等待着他们。而此时的刘洋，除了决心，一无所有。
刘洋注定将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一个法国来电让他至今难以忘记，“一串长长的号码出现在我的手机上，一个陌生的声音从遥远的地方传过来。打电话的并非是我的朋友，而是一位热心的华侨，电话来自法国。”刘洋回忆，“他告诉我，起诉之事已经传到法国。这几天，法国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法国的华侨更是支持这次诉讼，如果有必要的话，起诉之日，他们将会组织声援我。这让我倍感亲切。”
这位热心的华侨还告诉刘洋，法国同胞建议刘洋，无论如何不能轻视这次诉讼，要用百倍的努力来进行。针对拍卖行所聘请的强大律师困阵营，他建议刘洋也要组织一个强大律师团。这个来电给刘洋带来了巨大的信心与感动。“拳拳之心，暖我心肠。我为此感动得几乎落泪。我告诉他，相信我吧，相信我们，我们定会竭尽全力。”
此时，刘洋征集律师团赴法追索兽首的消息也逐渐为更多人所知，当刘洋的博客点击率达到两万的时候，终于出现了第一个主动和他联系的律师。在接了一些电话之后，刘洋突然意识到自己还可以主动出击。于是，他在网上搜索，寻找伙伴。他有个写得密密麻麻的小通讯本，上面也有不少被划掉的电话，那些都是拒绝刘洋邀请的律师。就这样，以刘洋作为首席律师的律师团迅速地成立起来，人员一度达到近百人。
2009年2月9日，刘洋代表律师团正式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去了律师函。意外的是，到了2月11日上午刘洋突然接到了个朋友的电话。朋友告诉他海外媒体已经发布消息说佳士得迫于中国舆论的压力决定将两件兽首撤拍了，一时间，整个律师团喜气洋洋。
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急转直下。2月13日，佳士得向求证的各媒体发布声明，他们木会撤。刘洋知道最后的程序终于要来了。
在拍卖会的前几周，刘洋飞赴法国。不会法语，对法国的法律诉讼程序也并不熟悉，当初在国内所设想的诉讼程序在法国也步步受阻，刘洋此行的难度可想而知。
2009年2月19日，拍卖前一周，中国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正式向法院递交了阻止拍卖的请求。然而，他所呈上的诉讼主体能够被法庭接受吗?这是刘洋心里悬着的问题。
几天后，法国法院宣布裁决结果，驳回诉讼请求原因正是刘洋所担心的问题，原告主体不适合。
听到这个消息，坐在法庭听判的刘洋泪流满面。他一个人走出法庭，来到了空空荡荡的大街上，寒风刺骨。当他再次来到拍卖会的大门前时，所感受到的更是心酸与痛苦。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他只说了一句话：“在法国巴黎这个巨大的法庭里面，我们终于发出了中国人正当的声音。”
诉讼追索海外文物
刘洋是江苏人，小时候跟随父母落户新疆，大学念的是中文专业。在1980年代的经商热中，他只身一人跑到海南创业。原本做的是“经商梦”，却机缘巧合成为了律师，在海南执业将近20年，直到2005年才举家迁往北京。
业余时间里，刘洋是一名“收藏爱好者”，对古玩文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由此十分注意中国文物的海外流失情况。
2005年来北京之后，他成立了“海外流失文物追索起诉办公室”，虽然机构名称很长，但固定成员却只有他一个人。对于成立这个机构，他最初的想法是“尝试着做一些关于流失文物的法律工作”。他曾经给许多文物单位发函，想了解流失文物的情况。他觉得这是起步的基础，“至少要先明白是怎么回事”。结果却是“做了许多无用功”。他也亲自去过一些地方的文物单位，可任他说得多么热情洋溢，任他如何表态自己可以不收取律师费，甚至倒贴路费，还是四处碰壁，有时甚至“连 办公楼大门都进不去”。
2006年，刘洋开始了他的第一次法律追索文物的尝试。有一天和朋友闲聊时，他意外地得知了两颖龙门石窟佛首的下落。朋友告诉他，一名住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男子向洛杉矶中美收藏家协会透露，自己的先辈曾以两块大洋的价钱在中国买到了两颖价值连城的龙门佛首，现在他想对这两颗佛首的价值进行鉴定并出售。刘洋很兴奋，他说服了中美收藏家协会出来为他作证。然而，找谁来当起诉人?他陷入了困境。
洛阳市文物局拒绝充当原告，龙门石窟也没有回应。刘洋不想干等，他以自己为原告在2006年6月18日向洛阳市中院提交了诉状。然而，虽然立案成功，可在之后却被漫长地搁置下来。直到今天，法院也没有给刘洋任何正式回复。这让刘洋直到现在都深感遗憾。
2006年这场诉状一度让刘洋成了风云人物，并由此获得了“中国诉讼追索海外文物第一人”的称号。
谈到6年前的这件事情，刘洋说：“我希望这个案子不要火热地开始，却无声无息地结束，而是变成一个长期的工作。之前大家觉得这件事情阻力很大，事实上经过我的体验后，希望大家知道这是可行的，就够了。我很愿意做一个开路者，探索者。”
此后，对于中国流失文物的法律追索，刘洋也一直没有放弃，2007年传出苏富比要拍卖马首的消息，他又主动和同样积极参与此事的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联系，想通过法律路径来追索这项文物。不过后来因为何鸿燊以高价购得马首并捐赠给国家，也让刘洋的这次追索尝试“不战而胜”。
“让事情回到它应有的样子”
在巴黎被拍卖的圆明园兽首也许能够视为中国文物流失的一个缩影。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劫掠、盗凿、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海外。2008年，著名作家吴树在一本新著《谁在收藏中国?》里更是揭露了让人触目惊心的中国走私文物现象。
如何有效地截断中国文物大量流失到海外?对于那些已经流失的文物又该如何追回?刘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通过法律来追索那些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在他看来，只要能够坚持一步步走下去，事情也一定能够得到解决。
在巴黎，有外国记者这样问刘洋：“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你到底想要什么?”刘洋回答：“我什么也不想要，只想让事情回到它应有的样子。”对刘洋而言，无论是龙门佛首还是圆明园兽首，都不仅仅是一件件冰冷的文物，它们也意味着个民族的历史，追索它们，是在捍卫民族的尊严。
追索龙门佛首败了，追索圆明园兽首又败了，败多胜少的刘洋如今仍在坚持着，努力着。“即使做不到，至少也要把历史的真相告诉世人。”刘洋说。
青联刊(以下简称青)：您是怎样决定到法国起诉的?
刘洋(以下简称刘)：本来没想到官司能径直地打到法国去，一开始先是把我们诉讼的想法，把物品的权利现状，把这个事情告诉社会，让社会有判断。告诉大家，佳士得的行为是不义的行为，非法持有和买卖他国文物本身就是不受现在法律保护的。我们要的就是高调诉讼，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这是个烫手山芋，别随便就揽在怀里。事实也证明了，这是非常重要的。
青：您给佳士得和皮埃尔·贝杰发的律师函，有人认为太情绪化，太不专业。对此，您如何看待?
刘：2004年，我曾经在一个大学的培训班里专门讲律师函。严格来讲，律师函有一定章程吗?那是没有的。并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定律师函应该怎么说，它不像诉讼状似的有一定的格式。它就是律师对普通人所写的一封信，主要目的是解决问题，太专业了不行的。我认为我发给贝杰的律师函是我最成功的一封。
青：达到这种目的了吗?
刘；对他们产生了巨大震动。佳士得分析，要是坚持卖的话，不见得卖出去，会遇到没人买的情况。如果卖不出去，那就会没有赢家，这个商业帝国建立起来的商业信誉将毁于一旦。我想律师函在其中应该起了很大作用。在欧洲总部，一些人是赞成撤拍的。但是，主战派的反对意见后来又占了上风。他们的意思是对方做工作你就撤了，那以后的东西怎么办?他们有一大堆有争议的业务，所以硬着头皮也要干，一定把它拍下去。我本想律师函能够解决问题，结果并没有解决问题。那只有采取第二个动作，就是去法国法院申请禁止拍卖，在程序上阻止拍卖。
青：您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失败的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准备不足，不是我们主观上不够重视，不是工作不够积极，而是中国多少年积淀形成的制度上的缺陷无法抗拒。我们得不到合适的原告。好比我们进了摔跤场，还没有进到栏杆里面，就在场外被推下去了。所以这个官司输得非常窝囊。佳士得的代理人说合适的原告应该是中国政府，或者文物保护部门，或者圆明园，如果有他们的申请，我们至少不会走不到里面就被推下去了，可以到栏杆里面真刀实枪地干一场。
青：输了官司之后，您的感受如何?
刘：当时是比较伤感、比较悲怆的。那天我情绪很低落，宣判完，我就来到了大皇宫门口(圆明园流失文物鼠首和兔首展览地)。天气非常冷，路人稀少，我一个人站在大皇宫的门口，看着大皇宫。我在想，两个兽首就在里面，和我近在咫尺，感觉就像一个寻子的母亲见不到近在咫尺的孩子一样，很难受。
青：从法国回来，您认为这次赴法起诉对文物的保护与追索有何促进?
刘在今年全国“两会”上，我们的行动至少促进了两个议项的出台，一是，国家文物局已经公开表态，对于丢失的文物要进行普查，建立普查机制，这为我们的追索积累了基本素材。二是，最高法院已经对公益诉讼有所表态，看来要解决公益诉讼的问题了。如果在立法上解决公益诉讼的问题，那么我想，将来有义务充当原告的人，再也不能缩手缩脚，否则就违反法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