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写事记人的散文首先要了解文章的背景，本文写的是发生在洛阳的一起戕害竹林的事件。明道元年（1032年）八月，开封内廷火灾，烧毁了崇德、长春、滋福等八殿。宰相吕夷简负责修葺工作，下令各地供给建筑用材，洛阳茂密竹林，为之砍伐一空。是时，作者在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对这种不问实际需要而横征暴敛的做法，十分不滿，写了这篇记，并就此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文章先写洛竹之利，养竹之艰辛，竹林之美，主人之好客，“岁尚十数万缗”“治水庸，任土物，简历芟养，率须谨严”“不问辟疆，恬无怪让也”，言简意赅，生动而具体地展现了洛阳竹林既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又有极高的观赏价值。这就为“戕竹”——一场灾难的到来，作了有力的铺垫和反衬。
　　第二节正面写“戕竹”，先点时间，“壬申之秋”，然后写大砍大伐，“人吏”四句，句式简短，用辞斩截，音节急促，写出了“戕竹”的来势之凶猛，行动之快。“不竭不止”将场面渲染得惨烈。“人吏”如此，原来是“守都出令”。长官有令，下属于是卖力邀功，不几天，“樊圃棋错”变“地榛园秃”；而百姓呢？无一表现出吝惜之情。接着，便深感百姓的可怜、可悲，因为他们不但在物质上遭到惨重的牺牲，而且在感情上遭到极大的欺骗和愚弄——“齿王民为悖”。“下亡有啬色少见于颜间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自是意味深长的一笔，老百姓原来是“急上”所以“亡有啬色”，读来让人悲凉无限。
　　此段叙事，正面与侧面，叙事与写人相结合。正面写砍伐之快与凶，侧面写官吏之残；叙事在砍伐，写人在官吏之凶、民之无奈。官吏残暴，百姓苦难隐含其间。
　　作者写过“戕竹之后”，引古证今，加以议论。首先指出“伐山林，纳材苇”的目的是“以经于用”，在这一前提下，地方“不供谓之畔废”，官府若不按时采伐聚敛，则“谓之暴殄”，更何况不“经于用”，现在朝廷长期积压的各种材料，是“衍溢朽蠹”，也就是“官府中积累的材料物资，无不是余裕漫溢，甚至于都被蠹蚀腐朽了”，而只要“非常”就“敛取无艺”，“无艺”在这里是“没有限度”的意思，针对这种情况，文章用《书》上的“不云”两句，委婉而尖锐地批评上述行为，暗含“无益”于民的“戕竹”举动是害民。作为当时地位卑微的欧阳修来说，恐怕人微言轻，不若搬出祖训来，以使自己的观点更有说服力。行文至此，本该结束，但最后作者引发开去说“推类而广之，则竹事犹末”，至此文章境界拓展开来，由“戕竹”一事推开去，说“则竹事犹末”，也就是“伐竹则如同是一桩小事了”，点到为止，留下无尽的思考给读者：究竟有多少大小不一的“戕竹”之事呢？
　　三节的议论精妙在由今及古，由古论今，由今天的伐竹想到“古者伐山林”，同时由古“不供谓之畔废，不时谓之暴殄”想到今的“县官材用，顾不衍溢朽蠹”，古今对比，得出“意者营饰像庙过差乎”的结论，令人信服，自然生出告诫之言：“守官与道，不可以忽也”，最后以点带面，类及其他，提升境界，深化主题。
　　通观全文，叙事正侧结合，古今结合，议理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以鲜明的爱憎，中肯的话语，尖锐的笔触指出戕竹一事的警示性。他站在人民一边，对在滥砍滥伐竹子当中受到损害的广大百姓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对最高统治者进行了劝谏，对封建官吏掠夺人民财富的行径进行了鞭挞。情感鲜明、饱满，充分显现出青年欧阳修仗义执言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