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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民族身份与价值立场、研究方法与范式、研究的学术史价值与不足三方面对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一书进行了评价，马丽蓉从多元文化的角度切入，操持着鲜明的民族立场，采用动态发展的眼光，来窥探张承志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质素，揭示出文化因素在他的作品构成以及精神构建方面的意义，这一研究著作观点鲜明、视野宏阔，极具参考与学习价值。
关键词： 马丽蓉 《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 张承志
马丽蓉的《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出版于2001年，是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版，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域以及研究者本人鲜明的价值立场，这本著作一经推出便在研究界造成一定的影响，《回族文学》更在2002年第3期为此书开设专栏，陈思和、王金胜、刘群等学者都对此发表了评介文章，贾植芳则为此书作序，众多先辈的肯定足以见得这一研究于整体的张承志研究中的总结性以及推进性意义，此后她更以此为基础，负责了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一书的撰写。
张承志曾自言：“我立命的三块大陆——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①他出生于回族之家，从小在汉文明的熏陶下长大，从身为知青到草原插队、大学毕业后到新疆从事考古工作，直至最终皈依哲合忍耶，作者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张承志足踏多重文化这一特质，从北京、蒙古草原、新疆、回民黄土高原及其在这些土壤上孕育滋长的汉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为基点，从人格论、文体论、作品论三方面对张承志其人及其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分析，窥探张承志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质素，揭示出文化因素在他的作品构成以及精神构建方面的意义，把握住文化与作家之间的互动性生成，正如马学良在对马丽蓉的学位论文的评阅意见中所说，这一论文“为今后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结合的较好范例。
一、民族身份与价值立场
文学研究，尤其是在对有着丰厚的地域、宗教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展开研究时，“田野调查”是一项必要且极有意义的工作，浸润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其审美观、性别观、生死观等观念都有着巨大的悬殊，这些差别包裹在民族心理当中不易察觉，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并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不切身地贴近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很难对研究对象进行真实且有效地解读，现如今，新批评理论下作家的存在已退到幕后，然而在我看来，失去了作家创作初衷在场的文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具体而言，张颐武的《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以及张远山的《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可謂是主观臆断式批评的代表，前者认为张承志自言的反世俗与个人的孤独冷落与他在流行文化中的受推崇构成一组戏谑式的对位，然而他未察觉到的是，正是世俗的喧嚣造成了张承志本人更深的孤独，人人推崇他的崇高姿态，却极少人能参透他的精神内核，而作者所谓的“我根本无意在这里探讨宗教问题”③本身就决定了理解的偏差;后者始终操持着中国主流文化的立场，怀着对一切宗教与信仰的偏见，对张承志进行大肆挞伐，无视作家本人的文化心态必然导致认知的狭隘，而在这种情况下，绝无心怀“诚意”“平等”“交谈”④的可能性。
当下研究界对张承志的回族作家身份已有了明晰的认知，在展开研究时大多能以此为前提进行解读，然而在本世纪之初，张承志的民族身份是被掩盖的，尚未被读者广泛接受，对于张承志皈依宗教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质疑与批判之声喧腾而起，这实则是在文化的隔膜下造成的一定程度的误读。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回族血缘文化背景的马丽蓉挺身而出，凭借着相同民族背景下的文化滋养与心灵体验，试图为张承志正名与辩诬。她认为寻根思潮激发了张承志“寻根问祖的潜念”，而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种血缘上的先在性”，因此“对张承志而言，‘宗教皈依’实为对母族宗教文化的回归，亦即文化上的‘认祖归宗’，更含有寻找自我、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正本清源般的意味。”⑤因而，张承志皈依哲合忍耶（又译作“哲赫忍耶”）无关于迎合时代，更绝非故弄玄虚、自我彰显，而是来源于内心的一种回归冲动，他也曾在自述中吐露过“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⑥。相比于其他研究者而言，马丽蓉的民族身份为她理解作家、解读作品提供了诸种便利，她对西北黄土高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能将个人经验融入文学研究当中，而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那只可意会的精神脉络也唯有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才得以发现并理解，努力为我们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张承志。
在平时的课程学习中，多位老师都强调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问题——你自己在哪儿？你的立场在哪儿？贾植芳对马丽蓉这一研究成果评价是“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⑦，这正是对她的研究中“有我”的肯定，在她的行文尤其是为张承志正名的文字中，我们不难读出她喷薄的民族情感与鲜明的文化立场，她自言：“在完成了这三篇‘人格’体认后，我第一次感到了这种文学研究中自我的隐约存在。”“我解读张承志作品、走近张承志本人的过程也是我体认母族、重新认识自我的双重精神旅程。”⑧谭桂林老师曾谈及自己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这一课题时的经验，并教导我们应该找到具有发展性、增值性、能对自我有所提升的研究角度，马丽蓉的著作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文学、文化研究并不是文字解读游戏，它有着生命的厚度与沉重的使命感，是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以及个人心智的再度成长。
二、研究方法与范式
如果说先天缘定的文化背景为马丽蓉走近张承志打开了一扇门，那么，要战胜前路一系列的坎坷与荆棘则必须依靠个人的智慧与后天的努力，在对张承志进行解读时，马丽蓉能从文化中来，到文学中去，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把握研究对象，避开了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当中的诸多陷阱。 在当下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地域文化研究中，广泛存在着“两张皮”式的研究弊病，即将地域文化（且往往局限于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与文本进行一一对应，到最后，文化与文本二者依然是互不相容的两张皮被硬性粘合在一起，这些研究止步于现象的罗列，文本仅成为了文化的一种例证，并没有深入到作家的意识深层，去思考该文化是否、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人格塑造、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意识，更未进一步探求它以何种方式呈现于文学创作当中。朱晓进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的导言中谈及他研究的基本思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⑨事实上，这一思路适用于一切文学研究，马丽蓉同样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答文学问题，能从文化中来，最终回到文学当中去，只有这样，文化与文学才能融汇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作品论”这一部分，马丽蓉系统分析了张承志的草原小说、母族小说、天山小说中包含的文化因子及其与作家创作的关联，以“终于拥有了一块心灵草地——张承志与他的‘草原小说’”一章为例，她首先分析了“额吉的心灵草原”与“游牧的文化草原”这二者的特性所在，接着进一步结合文本指出草原文化一方面给予了他“某种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创作的题材、体式及题目”、“对艺术的独到把握与理解”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他的爱情观、生命崇拜观以及不安的游荡气质，从文学创作与人格建构两方面全面把握了草原文化之于张承志的深远影响，后者更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于不知不觉中决定着文学的走向，可以想象，若是对张承志赴草原插队这一人生经历视而不见，或是浮光掠影地仅从地域的地理特点入手进行筛选和罗列，而忽略了文化心理这一要素，那么，众多有意味、有价值的文学问题便难逃被掩盖的命运。
马丽蓉贯穿于全书的一条基本研究思路即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把握研究对象的流动不居，她以张承志的人生经历为基线、以其文本创作为参照，来窥探作家的精神走向与成长，深藏在其中的实则是作家逐步体认文化、寻求身份认同的全过程。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对我极具启发性，随着年龄的成长与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人的思想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人的影响也并非一成不变，然而在展开研究时我们往往都会忽略这一“人之常情”，将活生生的研究对象视为“铁板一块”，此种研究的有效性可想而知，此书的第九章“文学操作背后的文化皈依——张承志与他的‘母族小说’”可谓供我们学习的优质范本，作家以张承志不同时期创作的三部回族小说——《残月》《西省暗杀考》《心灵史》为中心，分别从人物塑造、艺术想象、语言运用三方面动态把握了张承志一步步皈依母族文化、由旁观者变为教内人的渐进过程，以语言运用为例，马丽蓉发现张承志逐步从有隔膜的纯艺术语言发展为熟练运用母族的宗教语言、西北方言和地方土语，语言的流变体现出的更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在作品之外，作家的散文、随笔也是我们了解其思想动态的绝佳参照，此书的理论参考极为俭省，相关结论往往都是从文化现场与作家自述生发而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时代、地域的差异而可能导致的理论的死板、停滞与不适用性。当然，话说开去，文化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不适于时代的传统将被掩盖，在文化混融下又必将生发出新的特质，这实则是一个极为复杂、难以言明的过程，就本书而言，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回族黄土高原——这三块西北大陆深居边缘，在这种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下，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得以相对稳固地保存下来，为展开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三、研究的学术史价值与不足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最终要解决的还是文学问题，那么具体到张承志研究上来，在本书中，马丽蓉以文化为切口来透视作家人格及文学创作，这样一个文化的视角究竟为她提供了怎样独到的启发？发现了哪些为前人所忽略或误解的问题？又在张承志的整体研究脉络中产生了多大的意义与价值？
阅读完此书后，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即马丽蓉对语言这一维度的关注，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存在，就地域文化而言，它包括了民风人情、风俗礼仪、民间文艺、宗教信仰、语言方言等各个方面，而其中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又自成文化的维度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语境中，从地缘文化的角度解读张承志的研究不在少数，而从语言的出发来系统地把握张承志与文化的关系，马丽蓉不可不称得上是一名开拓者，从中足以见得她极高的学术敏感度。全书涉及语言学的章节很多，以“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张承志‘清洁精神’之透视”与“语言引领下的文化透视——张承志创作中语言资源考”两章为代表，前者从误读者话语系统、张承志话语系统、汉语话语系统、阿拉伯語话语系统入手，以扎实的语言学知识与学理化的分析驳斥了前人所谓的“刺客说”“红卫兵说”，并分析了造成对张承志“清洁精神”误读的原因，马丽蓉精准的把握到了问题的核心——对语词的不同理解背后透露出的文化隔阂，并单刀直入地围绕语言问题展开，由此避免了泛泛而谈，有着极强的说服力;就“语言资源”这一章而言，要认识到张承志创作中所存在的多种语言的混融并非难事，马丽蓉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未止步于罗列文本中相关语词的借用，而是涉及到了使用效果这一层面，将目光聚焦于这多种语流在语意、内涵、语速、共鸣性等方面的差异，并归纳出专属于张承志的语言形式——“借汉字躯壳，蕴民族文化之魂，在开放的文化态势中使用兼蓄多种文化因子的语词”{11}进而分析了这些语言资源在语言观、艺术观、叙述方法等方面对张承志艺术实践的影响。马丽蓉始终紧紧围绕“文化”与“文学”这两个关键词，不断向更深处挖掘，其努力钻研的精神与不灭的研究热情使我深受鼓舞，反观自身，我所谓的“研究”往往只是隔靴搔痒，常常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望而却步，成果与收获便也可想而知。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此书虽以《踩在几片文化上》为题，这多种文化所占的比例却有所失调，马丽蓉的研究重心依然还是落于母族文化之上，对蒙古草原并未进行更为深入地探寻，而对他从事考古工作的新疆大地仅仅只是草草提及，当然，这与她个人的民族身份有着紧密的关联，正是由于回族同胞间那不可言传的心灵互通性，她才有所发现、有话可说，相比于某些研究者的妄自揣测、信口开河，这也不失为一种严谨与诚实。相比于同时期黄发有对张承志与草原文化的关联研究，马丽蓉对草原文化对张承志人格建构的影响分析稍欠深度，她反复强调着草原文化造就了张承志的生命崇拜观、爱情观以及不安的游荡气质，却并未发现这些精神质素相互之间的碰撞，黄发有则在《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一文中指出草原那“忍辱负重、化苦为乐”的阴性文化与“勇猛骠悍、狂放不羁、自由飘荡”的阳性文化共同哺育了张承志{12}，并造成精神更深处的矛盾，进而影响了他此后的生存状态与人生选择;但是，马丽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更为全面地阐述了草原文化对张承志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创作的内容题材等方面，蒙古族对歌与马的酷爱同时也影响了张承志对文学音乐化的追求，可惜的是，马丽蓉对一方面只是略微提及，并未展开论述，事实上，音乐与张承志创作的关联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论题，他本人在个人的随笔中屡次提及蒙古古歌带给他的语言启蒙与心灵震颤，除了《黑骏马》对存在古歌《刚嘎·哈拉》的化用，其他作品语言的定调、行文的节奏、情感的绵延于有意无意中同样也留存有音乐的痕迹，这一缺口正为后来的研究者敞开了一扇门。 马丽蓉的著作《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有着极为宏阔的研究视野，一方面它足跨新疆、内蒙古、回民黄土高原三块大陆，另一方面更深入地域、民族、宗教、语言等文化的各个方面，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研究能力、学术热情等方面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作为一篇学位论文，马丽蓉交上了用心良苦的答卷，作为张承志研究进程的环节之一，它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项针对文学展开的文化研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本。
注释：
①张承志.美丽的瞬间·自序.无援的思想[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84.
②马学良.《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专家评语[J].回族研究，2002（2）.
③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J].文学自由谈，1995（2）.
④张远山.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J].当代作家评论，1996（1）.
⑤⑦⑩{11}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2，283，172，268.
⑥张承志.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2.
⑧马丽蓉.一次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之旅——关于我的“张承志研究”[J].回族文学，2002（3）.
⑨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0.
{12}黄发有.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1999（2）.
参考文献：
[1]张承志.无援的思想[M].北京：華艺出版社，1995.
[2]马学良.《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专家评语[J].回族研究，2002（2）.
[3]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J].文学自由谈，1995（2）.
[4]张远山.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J].当代作家评论，1996（1）.
[5]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6]张承志.心灵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7]马丽蓉.一次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之旅——关于我的“张承志研究”[J].回族文学，2002（3）.
[8]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9]黄发有.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1999（2）.
关键词： 马丽蓉 《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 张承志
马丽蓉的《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出版于2001年，是她博士学位论文的修订版，因其独特的研究视角、宏阔的研究视域以及研究者本人鲜明的价值立场，这本著作一经推出便在研究界造成一定的影响，《回族文学》更在2002年第3期为此书开设专栏，陈思和、王金胜、刘群等学者都对此发表了评介文章，贾植芳则为此书作序，众多先辈的肯定足以见得这一研究于整体的张承志研究中的总结性以及推进性意义，此后她更以此为基础，负责了严家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一书的撰写。
张承志曾自言：“我立命的三块大陆——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①他出生于回族之家，从小在汉文明的熏陶下长大，从身为知青到草原插队、大学毕业后到新疆从事考古工作，直至最终皈依哲合忍耶，作者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张承志足踏多重文化这一特质，从北京、蒙古草原、新疆、回民黄土高原及其在这些土壤上孕育滋长的汉文化、北方游牧文化、伊斯兰文化为基点，从人格论、文体论、作品论三方面对张承志其人及其创作进行了较为全面且深入的分析，窥探张承志文学作品中体现的文化质素，揭示出文化因素在他的作品构成以及精神构建方面的意义，把握住文化与作家之间的互动性生成，正如马学良在对马丽蓉的学位论文的评阅意见中所说，这一论文“为今后的文学研究、特别是如何理解和评价具有复杂文化背景的少数民族作家作品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②，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将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相互结合的较好范例。
一、民族身份与价值立场
文学研究，尤其是在对有着丰厚的地域、宗教文化底蕴的文学作品展开研究时，“田野调查”是一项必要且极有意义的工作，浸润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其审美观、性别观、生死观等观念都有着巨大的悬殊，这些差别包裹在民族心理当中不易察觉，然而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着，并对作家的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如果不切身地贴近特定的文化背景，我们很难对研究对象进行真实且有效地解读，现如今，新批评理论下作家的存在已退到幕后，然而在我看来，失去了作家创作初衷在场的文学研究是没有意义的。具体而言，张颐武的《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以及张远山的《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可謂是主观臆断式批评的代表，前者认为张承志自言的反世俗与个人的孤独冷落与他在流行文化中的受推崇构成一组戏谑式的对位，然而他未察觉到的是，正是世俗的喧嚣造成了张承志本人更深的孤独，人人推崇他的崇高姿态，却极少人能参透他的精神内核，而作者所谓的“我根本无意在这里探讨宗教问题”③本身就决定了理解的偏差;后者始终操持着中国主流文化的立场，怀着对一切宗教与信仰的偏见，对张承志进行大肆挞伐，无视作家本人的文化心态必然导致认知的狭隘，而在这种情况下，绝无心怀“诚意”“平等”“交谈”④的可能性。
当下研究界对张承志的回族作家身份已有了明晰的认知，在展开研究时大多能以此为前提进行解读，然而在本世纪之初，张承志的民族身份是被掩盖的，尚未被读者广泛接受，对于张承志皈依宗教后发表的一系列言论，质疑与批判之声喧腾而起，这实则是在文化的隔膜下造成的一定程度的误读。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回族血缘文化背景的马丽蓉挺身而出，凭借着相同民族背景下的文化滋养与心灵体验，试图为张承志正名与辩诬。她认为寻根思潮激发了张承志“寻根问祖的潜念”，而回民“信仰伊斯兰教具有一种血缘上的先在性”，因此“对张承志而言，‘宗教皈依’实为对母族宗教文化的回归，亦即文化上的‘认祖归宗’，更含有寻找自我、寻找回来的世界的正本清源般的意味。”⑤因而，张承志皈依哲合忍耶（又译作“哲赫忍耶”）无关于迎合时代，更绝非故弄玄虚、自我彰显，而是来源于内心的一种回归冲动，他也曾在自述中吐露过“一种战士或男子汉的渴望皈依、渴望被征服、渴望巨大的收容的感情”⑥。相比于其他研究者而言，马丽蓉的民族身份为她理解作家、解读作品提供了诸种便利，她对西北黄土高原文化有着天然的亲近感，能将个人经验融入文学研究当中，而植根于民族文化深层的那只可意会的精神脉络也唯有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研究者才得以发现并理解，努力为我们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张承志。
在平时的课程学习中，多位老师都强调了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价值立场问题——你自己在哪儿？你的立场在哪儿？贾植芳对马丽蓉这一研究成果评价是“具有自己独立的学术品格”⑦，这正是对她的研究中“有我”的肯定，在她的行文尤其是为张承志正名的文字中，我们不难读出她喷薄的民族情感与鲜明的文化立场，她自言：“在完成了这三篇‘人格’体认后，我第一次感到了这种文学研究中自我的隐约存在。”“我解读张承志作品、走近张承志本人的过程也是我体认母族、重新认识自我的双重精神旅程。”⑧谭桂林老师曾谈及自己在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与佛学”这一课题时的经验，并教导我们应该找到具有发展性、增值性、能对自我有所提升的研究角度，马丽蓉的著作进一步加深了我对于这一问题的认知，文学、文化研究并不是文字解读游戏，它有着生命的厚度与沉重的使命感，是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以及个人心智的再度成长。
二、研究方法与范式
如果说先天缘定的文化背景为马丽蓉走近张承志打开了一扇门，那么，要战胜前路一系列的坎坷与荆棘则必须依靠个人的智慧与后天的努力，在对张承志进行解读时，马丽蓉能从文化中来，到文学中去，并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把握研究对象，避开了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当中的诸多陷阱。 在当下的文化研究、尤其是地域文化研究中，广泛存在着“两张皮”式的研究弊病，即将地域文化（且往往局限于气候、物产等自然条件）与文本进行一一对应，到最后，文化与文本二者依然是互不相容的两张皮被硬性粘合在一起，这些研究止步于现象的罗列，文本仅成为了文化的一种例证，并没有深入到作家的意识深层，去思考该文化是否、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人格塑造、思维方式以及审美意识，更未进一步探求它以何种方式呈现于文学创作当中。朱晓进在《“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一书的导言中谈及他研究的基本思路：“通过地域文化这一角度来研究和揭示文学现象中的有关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从其它角度难以揭示出和解释清楚的。地域文化的比照只是作为一种研究途径，而文学现象的解释才是最终的研究目的。”⑨事实上，这一思路适用于一切文学研究，马丽蓉同样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解答文学问题，能从文化中来，最终回到文学当中去，只有这样，文化与文学才能融汇成密不可分的整体。“作品论”这一部分，马丽蓉系统分析了张承志的草原小说、母族小说、天山小说中包含的文化因子及其与作家创作的关联，以“终于拥有了一块心灵草地——张承志与他的‘草原小说’”一章为例，她首先分析了“额吉的心灵草原”与“游牧的文化草原”这二者的特性所在，接着进一步结合文本指出草原文化一方面给予了他“某种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创作的题材、体式及题目”、“对艺术的独到把握与理解”⑩，另一方面又形成了他的爱情观、生命崇拜观以及不安的游荡气质，从文学创作与人格建构两方面全面把握了草原文化之于张承志的深远影响，后者更是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于不知不觉中决定着文学的走向，可以想象，若是对张承志赴草原插队这一人生经历视而不见，或是浮光掠影地仅从地域的地理特点入手进行筛选和罗列，而忽略了文化心理这一要素，那么，众多有意味、有价值的文学问题便难逃被掩盖的命运。
马丽蓉贯穿于全书的一条基本研究思路即以动态发展的眼光来把握研究对象的流动不居，她以张承志的人生经历为基线、以其文本创作为参照，来窥探作家的精神走向与成长，深藏在其中的实则是作家逐步体认文化、寻求身份认同的全过程。这样一种研究范式对我极具启发性，随着年龄的成长与人生阅历的不断丰富，人的思想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文化在不同时期对人的影响也并非一成不变，然而在展开研究时我们往往都会忽略这一“人之常情”，将活生生的研究对象视为“铁板一块”，此种研究的有效性可想而知，此书的第九章“文学操作背后的文化皈依——张承志与他的‘母族小说’”可谓供我们学习的优质范本，作家以张承志不同时期创作的三部回族小说——《残月》《西省暗杀考》《心灵史》为中心，分别从人物塑造、艺术想象、语言运用三方面动态把握了张承志一步步皈依母族文化、由旁观者变为教内人的渐进过程，以语言运用为例，马丽蓉发现张承志逐步从有隔膜的纯艺术语言发展为熟练运用母族的宗教语言、西北方言和地方土语，语言的流变体现出的更是一种文化的认同。在作品之外，作家的散文、随笔也是我们了解其思想动态的绝佳参照，此书的理论参考极为俭省，相关结论往往都是从文化现场与作家自述生发而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因时代、地域的差异而可能导致的理论的死板、停滞与不适用性。当然，话说开去，文化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变化当中，随着时间的流逝，某些不适于时代的传统将被掩盖，在文化混融下又必将生发出新的特质，这实则是一个极为复杂、难以言明的过程，就本书而言，内蒙古草原、新疆天山、回族黄土高原——这三块西北大陆深居边缘，在这种封闭性的地理环境下，相关的地域文化特征得以相对稳固地保存下来，为展开研究提供了一定的便利。
三、研究的学术史价值与不足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化研究最终要解决的还是文学问题，那么具体到张承志研究上来，在本书中，马丽蓉以文化为切口来透视作家人格及文学创作，这样一个文化的视角究竟为她提供了怎样独到的启发？发现了哪些为前人所忽略或误解的问题？又在张承志的整体研究脉络中产生了多大的意义与价值？
阅读完此书后，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即马丽蓉对语言这一维度的关注，文化是一个兼容并蓄的存在，就地域文化而言，它包括了民风人情、风俗礼仪、民间文艺、宗教信仰、语言方言等各个方面，而其中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它又自成文化的维度之一，在上世纪90年代的语境中，从地缘文化的角度解读张承志的研究不在少数，而从语言的出发来系统地把握张承志与文化的关系，马丽蓉不可不称得上是一名开拓者，从中足以见得她极高的学术敏感度。全书涉及语言学的章节很多，以“关于‘清洁’的四种话语系统——张承志‘清洁精神’之透视”与“语言引领下的文化透视——张承志创作中语言资源考”两章为代表，前者从误读者话语系统、张承志话语系统、汉语话语系统、阿拉伯語话语系统入手，以扎实的语言学知识与学理化的分析驳斥了前人所谓的“刺客说”“红卫兵说”，并分析了造成对张承志“清洁精神”误读的原因，马丽蓉精准的把握到了问题的核心——对语词的不同理解背后透露出的文化隔阂，并单刀直入地围绕语言问题展开，由此避免了泛泛而谈，有着极强的说服力;就“语言资源”这一章而言，要认识到张承志创作中所存在的多种语言的混融并非难事，马丽蓉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并未止步于罗列文本中相关语词的借用，而是涉及到了使用效果这一层面，将目光聚焦于这多种语流在语意、内涵、语速、共鸣性等方面的差异，并归纳出专属于张承志的语言形式——“借汉字躯壳，蕴民族文化之魂，在开放的文化态势中使用兼蓄多种文化因子的语词”{11}进而分析了这些语言资源在语言观、艺术观、叙述方法等方面对张承志艺术实践的影响。马丽蓉始终紧紧围绕“文化”与“文学”这两个关键词，不断向更深处挖掘，其努力钻研的精神与不灭的研究热情使我深受鼓舞，反观自身，我所谓的“研究”往往只是隔靴搔痒，常常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面前望而却步，成果与收获便也可想而知。
纵观全书，不难发现此书虽以《踩在几片文化上》为题，这多种文化所占的比例却有所失调，马丽蓉的研究重心依然还是落于母族文化之上，对蒙古草原并未进行更为深入地探寻，而对他从事考古工作的新疆大地仅仅只是草草提及，当然，这与她个人的民族身份有着紧密的关联，正是由于回族同胞间那不可言传的心灵互通性，她才有所发现、有话可说，相比于某些研究者的妄自揣测、信口开河，这也不失为一种严谨与诚实。相比于同时期黄发有对张承志与草原文化的关联研究，马丽蓉对草原文化对张承志人格建构的影响分析稍欠深度，她反复强调着草原文化造就了张承志的生命崇拜观、爱情观以及不安的游荡气质，却并未发现这些精神质素相互之间的碰撞，黄发有则在《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一文中指出草原那“忍辱负重、化苦为乐”的阴性文化与“勇猛骠悍、狂放不羁、自由飘荡”的阳性文化共同哺育了张承志{12}，并造成精神更深处的矛盾，进而影响了他此后的生存状态与人生选择;但是，马丽蓉的独特之处在于她更为全面地阐述了草原文化对张承志文学创作方面的影响，这并不仅仅局限于创作的内容题材等方面，蒙古族对歌与马的酷爱同时也影响了张承志对文学音乐化的追求，可惜的是，马丽蓉对一方面只是略微提及，并未展开论述，事实上，音乐与张承志创作的关联是一个值得深入挖掘的论题，他本人在个人的随笔中屡次提及蒙古古歌带给他的语言启蒙与心灵震颤，除了《黑骏马》对存在古歌《刚嘎·哈拉》的化用，其他作品语言的定调、行文的节奏、情感的绵延于有意无意中同样也留存有音乐的痕迹，这一缺口正为后来的研究者敞开了一扇门。 马丽蓉的著作《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有着极为宏阔的研究视野，一方面它足跨新疆、内蒙古、回民黄土高原三块大陆，另一方面更深入地域、民族、宗教、语言等文化的各个方面，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研究能力、学术热情等方面都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作为一篇学位论文，马丽蓉交上了用心良苦的答卷，作为张承志研究进程的环节之一，它更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同时，作为一项针对文学展开的文化研究，也为后来者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范本。
注释：
①张承志.美丽的瞬间·自序.无援的思想[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84.
②马学良.《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专家评语[J].回族研究，2002（2）.
③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J].文学自由谈，1995（2）.
④张远山.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J].当代作家评论，1996（1）.
⑤⑦⑩{11}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2，283，172，268.
⑥张承志.心灵史·走进大西北之前——代前言[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2.
⑧马丽蓉.一次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之旅——关于我的“张承志研究”[J].回族文学，2002（3）.
⑨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10.
{12}黄发有.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1999（2）.
参考文献：
[1]张承志.无援的思想[M].北京：華艺出版社，1995.
[2]马学良.《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专家评语[J].回族研究，2002（2）.
[3]张颐武.张承志神话：后新时期的人间喜剧[J].文学自由谈，1995（2）.
[4]张远山.张承志，一个旧理想主义者[J].当代作家评论，1996（1）.
[5]马丽蓉.踩在几片文化上：张承志新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6]张承志.心灵史[M].广州：花城出版社，1991.
[7]马丽蓉.一次丰富而深刻的精神之旅——关于我的“张承志研究”[J].回族文学，2002（3）.
[8]朱晓进.“山药蛋派”与三晋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
[9]黄发有.游牧灵魂——张承志与草原文化[J].中国文学研究，19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