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任弼时戎马一生， 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卓越领导人。在短短46个春秋中，他先后参加土地革命、反“围剿”斗争、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在长期的革命军事实践中，任弼时形成了系统的军事思想，为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和人民军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建设及发展作出了杰出和重要的贡献。
“士兵运动”与“工农”建军思想
早在红军成立之前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任弼时就意识到军队和军事运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性。1927年5月，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国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建军思想，即“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
任弼时认为，通过“士兵运动”影响和改变旧军队，可以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27年5月，任弼时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时，提出共青团应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受党的领导。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5月到7月，任弼时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兵运策略》中，强调要区别对象，运用不同的方式开展兵运工作，要立即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并统一党团组织，对士兵开展政治教育。
任弼时提出要发动工农群众，通过“工农”建军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党的八七会议把发动农民秋收暴动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928年5月，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改订了《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认为要保证暴动的胜利和进一步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大纲》还提出了以工农建军为核心的5项军事运动基本原则：工人群众的军事化;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注意与敌人战斗时的战术。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士兵运动”是任弼时建军思想的重点，“工农”建军则是这一建军思想的核心。
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军事理论实践
任弼时基于对赤色恐怖方式的反对，提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系统意见。在《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任弼时指出游击战争是“为抵抗反革命武力（民团、团防或军警）或向反革命武力进攻（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时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游击战争的基础是群众，“它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开，并且须注意由群众中产生武装的组织”。因此，把游击战争看成“单纯离开群众的杀人放火，沉溺于赤色恐怖的方式”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同时，游击战争必须注意党的政治教育，“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既须由群众中产出，所以党必须经常注意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游击战争也必须进行军事培训，应当“组织农民公开的武装组织，给农民军事训练机会”。随着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针对正规红军与赤卫队，任弼时提出了不同的游击战争策略。在1935年1月6日的《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中，针对赤卫队和游击队等武装，任弼时认为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这是配合主力红军争取决战胜利的一个主要条件”。
1933年5月，任弼时离开瑞金赴湘赣苏区开展工作。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指定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代表，随軍行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这一任命标志着任弼时正式担任红军领导人。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
1935年9月29日，任弼时根据红二、六军团的军事斗争实践作了《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在报告中任弼时要求红二、六军团要以积极的游击行动在敌军侧翼和后方活动，分散吸引敌人的兵力，最终“配合与协助我主力红军顺利地转移和在主要战线上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反“围剿”战胜利以后，针对红军作战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任弼时认真总结了教训。针对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任弼时指出了“地方武装不能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有力配合主力行动的弱点”;针对红军主力部队，任弼时明确指出“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是最有害于进行战斗的”，红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素养的提高还不能适合战争的需要”等。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自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入西康，1936年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接着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肃的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936年11月，任弼时在《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中对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战斗情况进行了总结：首先，“在到达预定根据地地区前，求得运动中取得有利战斗的胜利，求得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并可采取曲线的行军”;其次，“必要时应伸出基本根据地带以外，远出迎击单个前进之敌，或调动敌人于有利地带求得击灭之机动”;再次，“在远征中，不应避免有利的战斗，并应抓住有利时机求得运动中消灭敌人”。任弼时在长征时期的运动战军事实践，为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党指挥枪”是人民的游击战争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1937年8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成立后，任弼时提出了一系列建军思想。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报告中，系统阐述了这一建军思想，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营以上军政干部百分之百为共产党员，连排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各个连队，均有党的支部组织”，体现了“党指挥枪”的思想。
这一时期，任弼时认真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游击战的作战方针，提出要广泛开展八路军游击战和组织发动群众游击战。1937年9月21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八路军各师首长并报毛泽东，发出《八路军作战方针训令》，要求八路军所辖的3个师开展游击战。25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签发第十八集团军军分会“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所属各部队“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 同时，任弼时认真领会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出要进行以游击战为重要方式的持久抗战。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任弼时指出：“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同日寇长期斗争，必须改善我们的作战方法。我们要依靠于持久抗战去消耗敌人，来取得最后胜利，单纯防御的正面抵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任弼时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形成的军事思想、理论
因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斗爭实践中形成了以下军事思想和理论。
一是听党指挥的政治建军。任弼时认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进一步强调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指出：“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因此，任弼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等必须有健全的政治教育和坚强的政治工作机关，以加强对部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始终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是能打胜仗的强军战略。思考和实践包括游击战、运动战等在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尽力确保部队立于不败之地，是任弼时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除了强调政治建军以外，还致力于不断思索和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思想，并在实际战争中实践和运用，保证部队能打胜仗。
三是作风优良的依法治军。任弼时一直非常重视军队的组织纪律，认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加强军队建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证。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提出要把八路军建设成为抗日的模范军队，为群众所爱戴，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军的思想。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随着战争规模日趋加大，作战兵力日益集中，需要统一集中领导，加强军队纪律。为此，任弼时主张迅速完善制度、法令，从而实现依法治军。
四是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任弼时非常强调军队与群众的结合关系。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任弼时指出“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要使一切抗战的军队，不独成为群众亲切爱戴的人民武装，而且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真正达到军民合作一致抗战的要求”。任弼时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强调了军民合作关系，指出新建立的军队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学习进度快，“战场上及对居民的军事和政治的自觉纪律也容易建立起来。他们初脱离生产，知道老百姓生活的疾苦，就不会随意去侵犯人民利益，使着军民合作更能关系密切”。
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任弼时还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战略。针对建立强固的国防军事工业基础，任弼时认为“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逐渐做到在持久抗战中军火之自给，而且能够供给军队以必需的新式武器”。中国地大物博，在长期抗日战争中可以创造雄厚的自卫力量。除了加强自身军事工业外，任弼时认为也要积极争取包括英、美、法和苏联等国在内的一切国际力量的支援，“这些爱好和平、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和人民，是能够给与中国抗战以各种帮助的。中国愈坚决抵抗，这种帮助也必随之而增大”。国防军事工业是“我国坚持抗战到底在目前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因此任弼时提出“应当运用自己现有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加上同情国家可能的帮助，去努力建立并扩大长期抗战的国防军事工业的坚固基础”。
“士兵运动”与“工农”建军思想
早在红军成立之前的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任弼时就意识到军队和军事运动对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性。1927年5月，任弼时主持召开中国共青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在会后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意义》一文中提出了建军思想，即“扩大无产阶级在军队中的影响，并建立工农自卫的武装”。
任弼时认为，通过“士兵运动”影响和改变旧军队，可以使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1927年5月，任弼时等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汇报时，提出共青团应在军队中建立组织，受党的领导。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1928年5月到7月，任弼时在为党中央起草的《兵运策略》中，强调要区别对象，运用不同的方式开展兵运工作，要立即成立士兵运动委员会，并统一党团组织，对士兵开展政治教育。
任弼时提出要发动工农群众，通过“工农”建军正式组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党的八七会议把发动农民秋收暴动作为当前党的主要任务，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1928年5月，任弼时为中共中央改订了《军事工作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大纲》认为要保证暴动的胜利和进一步扩大暴动，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大纲》还提出了以工农建军为核心的5项军事运动基本原则：工人群众的军事化;军事组织的工农群众化;军事行动的系统化、集中化;军事工作的技术化、科学化;注意与敌人战斗时的战术。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士兵运动”是任弼时建军思想的重点，“工农”建军则是这一建军思想的核心。
依靠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军事理论实践
任弼时基于对赤色恐怖方式的反对，提出了发展游击战争的系统意见。在《城市农村工作指南》中，任弼时指出游击战争是“为抵抗反革命武力（民团、团防或军警）或向反革命武力进攻（解除豪绅地主武装）时的一种武装斗争的方式”。游击战争的基础是群众，“它不能和群众斗争相离开，并且须注意由群众中产生武装的组织”。因此，把游击战争看成“单纯离开群众的杀人放火，沉溺于赤色恐怖的方式”是错误的，必须纠正。同时，游击战争必须注意党的政治教育，“游击战争的武装力量既须由群众中产出，所以党必须经常注意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游击战争也必须进行军事培训，应当“组织农民公开的武装组织，给农民军事训练机会”。随着革命根据地和人民武装力量的不断壮大，针对正规红军与赤卫队，任弼时提出了不同的游击战争策略。在1935年1月6日的《目前湘鄂川黔边区的战争形势和党的紧急任务》中，针对赤卫队和游击队等武装，任弼时认为应该广泛发展游击战争，“这是配合主力红军争取决战胜利的一个主要条件”。
1933年5月，任弼时离开瑞金赴湘赣苏区开展工作。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中革军委向红六军团及湘赣军区发出训令，指定任弼时为中共中央代表，随軍行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这一任命标志着任弼时正式担任红军领导人。1934年10月24日，红六军团与红三军会师，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任弼时兼任红二军团政委。
1935年9月29日，任弼时根据红二、六军团的军事斗争实践作了《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与教训》的报告。在报告中任弼时要求红二、六军团要以积极的游击行动在敌军侧翼和后方活动，分散吸引敌人的兵力，最终“配合与协助我主力红军顺利地转移和在主要战线上取得有决定意义的胜利”。反“围剿”战胜利以后，针对红军作战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任弼时认真总结了教训。针对游击队等地方武装，任弼时指出了“地方武装不能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有力配合主力行动的弱点”;针对红军主力部队，任弼时明确指出“部队中游击主义的影响是最有害于进行战斗的”，红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素养的提高还不能适合战争的需要”等。
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自桑植出发开始长征，经贵州、云南，渡金沙江入西康，1936年7月2日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7月初，红二、六军团与红三十二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接着与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月在甘肃的会宁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1936年11月，任弼时在《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中对红二、六军团长征的战斗情况进行了总结：首先，“在到达预定根据地地区前，求得运动中取得有利战斗的胜利，求得消灭敌之有生力量，并可采取曲线的行军”;其次，“必要时应伸出基本根据地带以外，远出迎击单个前进之敌，或调动敌人于有利地带求得击灭之机动”;再次，“在远征中，不应避免有利的战斗，并应抓住有利时机求得运动中消灭敌人”。任弼时在长征时期的运动战军事实践，为日后人民军队的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党指挥枪”是人民的游击战争取得抗战胜利的根本保证
1937年8月，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八路军成立后，任弼时提出了一系列建军思想。1938年5月17日，任弼时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报告中，系统阐述了这一建军思想，提出“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仍然保持共产党的绝对领导”，“营以上军政干部百分之百为共产党员，连排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党员。各个连队，均有党的支部组织”，体现了“党指挥枪”的思想。
这一时期，任弼时认真贯彻和执行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游击战的作战方针，提出要广泛开展八路军游击战和组织发动群众游击战。1937年9月21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致电八路军各师首长并报毛泽东，发出《八路军作战方针训令》，要求八路军所辖的3个师开展游击战。25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签发第十八集团军军分会“关于八路军作战的方针、任务及负担地方工作地区划分问题”的训令，要求八路军所属各部队“立即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广泛的开展游击战争”，使敌人陷入人民群众和游击战争的围困中。 同时，任弼时认真领会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提出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的指示精神，进一步提出要进行以游击战为重要方式的持久抗战。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中，任弼时指出：“战争的经验告诉我们，要同日寇长期斗争，必须改善我们的作战方法。我们要依靠于持久抗战去消耗敌人，来取得最后胜利，单纯防御的正面抵抗，是不能达到目的的。”
任弼时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形成的军事思想、理论
因为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对党的无限忠诚，任弼时在长期的革命斗爭实践中形成了以下军事思想和理论。
一是听党指挥的政治建军。任弼时认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进一步强调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指出：“巩固部队中的共产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过去十年来红军的优良传统，提高一般指战员的政治水平，以最高度的警觉性，防止外界恶劣影响的侵入及托派、汉奸的破坏等。”因此，任弼时要求八路军、新四军等必须有健全的政治教育和坚强的政治工作机关，以加强对部队的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教育，始终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二是能打胜仗的强军战略。思考和实践包括游击战、运动战等在内的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尽力确保部队立于不败之地，是任弼时对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贡献。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还是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除了强调政治建军以外，还致力于不断思索和总结人民军队的作战思想，并在实际战争中实践和运用，保证部队能打胜仗。
三是作风优良的依法治军。任弼时一直非常重视军队的组织纪律，认为严格的组织纪律，是加强军队建设，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要保证。抗日战争时期，任弼时提出要把八路军建设成为抗日的模范军队，为群众所爱戴，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解放战争时期，任弼时明确提出了依法治军的思想。1948年9月13日，任弼时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随着战争规模日趋加大，作战兵力日益集中，需要统一集中领导，加强军队纪律。为此，任弼时主张迅速完善制度、法令，从而实现依法治军。
四是军民融合的国家战略。任弼时非常强调军队与群众的结合关系。在《山西抗战的回忆》一文中，任弼时指出“军队与民众亲密结合起来，创立了与敌人持久抗战的坚强根据地”，“要使一切抗战的军队，不独成为群众亲切爱戴的人民武装，而且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真正达到军民合作一致抗战的要求”。任弼时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强调了军民合作关系，指出新建立的军队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学习进度快，“战场上及对居民的军事和政治的自觉纪律也容易建立起来。他们初脱离生产，知道老百姓生活的疾苦，就不会随意去侵犯人民利益，使着军民合作更能关系密切”。
在《怎样渡过抗战的困难时期》一文中，任弼时还提出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战略。针对建立强固的国防军事工业基础，任弼时认为“在巩固、培养、生息抗战军队与抗战力量当中，必须加紧军事工业的建立与扩大”，“逐渐做到在持久抗战中军火之自给，而且能够供给军队以必需的新式武器”。中国地大物博，在长期抗日战争中可以创造雄厚的自卫力量。除了加强自身军事工业外，任弼时认为也要积极争取包括英、美、法和苏联等国在内的一切国际力量的支援，“这些爱好和平、与日本有利益冲突的国家和人民，是能够给与中国抗战以各种帮助的。中国愈坚决抵抗，这种帮助也必随之而增大”。国防军事工业是“我国坚持抗战到底在目前急待解决的迫切问题”，因此任弼时提出“应当运用自己现有的军事工业和重工业，加上同情国家可能的帮助，去努力建立并扩大长期抗战的国防军事工业的坚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