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兴三诏(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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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二千石修职诏》是汉景帝于西汉后元二年,公元前142 年的一道诏书。刘启在位十七年,这是他去世前一年颁布的诏书,全文183 个字。
  全文如下:
  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朕亲耕,后亲桑,以奉宗庙粢盛祭服,为天下先。不受献,减太官,省繇赋,欲天下务农蚕,素有畜积,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今岁或不登,民食颇寡,其咎安在?或诈伪为吏,吏以货赂为市,渔夺百姓,侵牟万民。县丞,长吏也,奸法与盗盗,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修其职!不事官职耗乱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诏书第一个特点,就是守法有为。汉景帝继承了其父汉文帝治国理政的理念,关注民生、与民休息、生活节俭、亲履农桑,寻找施政的误咎,就是行文造句也学汉文帝。古人有种说法,怎样的皇帝才称得上好皇帝?敬天法祖,下视听上,垂衣拱手,没有苛捐杂税,就是好皇帝。汉景帝亦步亦趋在文帝之后,确实少有创新,垂拱无为,但在官吏的治理上,最后他还是很有作为的。司马迁说:"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现在的历史学家认为《孝景本纪赞》、《楚元王世家赞》、《匈奴列传赞》等篇皆述此理。汉景帝尽管错诛晁错,但他知错改错,深刻的教训告诫他,法令和任用官员是多么重要。这份诏书就是他垂拱治国十几年有所不为,而又有所为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诏书第二个特点,就是汉景帝接受了晁错的"贵粟论"。诏书上的开篇第一句,即是"雕文刻镂,伤农事者也;锦绣纂组,害女红者也。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红害,则寒之原也"。汉代管理农业社会生产的最高官员为大司农。经费的主要收入则为农业人口的田赋、算赋、口赋。所以专制的农业社会,总希望农业人口不断增长,自耕农越多越好,人口越多国家的税赋也越多。在汉景帝看来,汉朝开国之初,他爷爷刘邦乘车"不能具钧驷",他父亲刘恒"常衣绨衣"。对大工商业者重利豪富的伤农行径,他是力主限制、压制的。这是他重农、保农、扶农的开明政策。
  诏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汉景帝具有唯物论的治安观。他在诏书中说:"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矣。""为非者"即是那些违反法律治安的人。在他看来,百姓若不得温饱,则"为非者"就不会少,若长期处于饥寒的境地,那秦末农民起义就是举国"为非者"的大起义!和唐太宗一样,都能以农民起义为戒,以唯物论的观点看待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他们都是统治阶级中的明君,不是一味认为世世代代天祐永祚的帝王!
  诏书的第四个特点,就是汉景帝清楚认识到封建王朝官吏的重要性。汉景帝敏锐的发现随着农业、工商业迅速发展,官员们"或诈伪为吏, 吏以货赂为市, 渔夺百姓, 侵牟万民"的现象大量出现。此话的意思是品行奸诈虚伪的人做了官吏,官吏又以贿赂财物"而行请托",破坏市场交易,这就像鱼肉百姓,就像蚕食稻根的牟虫!这是一种什么行为呢,汉景帝认为,这就是官吏知法犯法,帮助盗贼去盗窃。应该说汉景帝对贪官污吏的认识是相当深刻、非常到位的。汉景帝即位之初,便有吴楚七国之乱。他当时的态度是软弱和期待妥协了事的。虽然以后吴楚叛乱平息,但是中央集权的安危一直是汉景帝心中挥之不去的阴霾。他看到官吏鱼肉侵牟百姓的恶例一定不少,时间一定不短,为家国社稷的长治久安,他决定整饬吏制,但怎么整饬,何时进行,似乎他犹豫了很长时间,直至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才下定决心,突破了他垂拱无为的消极一面。
  汉景帝决心肃清官场积习,整饬腐败的第一招,也是最后一招就是颁发《令二千石修职诏》。我认为诏书有两点意义,值得今人研究。
  第一,知存亡之道,以法治官。
  二千石者,是指年俸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等级的官员群体。具体讲就是全国各郡的郡守,诸侯国的国相,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干部。汉景帝要求他们"各修其职",意即每个二千石官员都要明确、坚守、完成自己之职。"职"的含意很广,如职务,官员是否尽职于朝庭公务;如职权,官员是否越权、擅权,变公权为私权;如职分,犹职责,这是体现官员的忠诚良心所在,诸葛亮的职分观是:"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如职志,职志最原始的意义是旗帜,可引申为职务、职权、职责的最高宗旨和方向,是军中、皇朝极具尊严的象征。旗帜若被敌人获掠则是莫大的耻辱,如果旗帜折损则是莫大的凶兆,如果改旗易帜那将意味着主人、主权的更替。
  当刘邦起义,还是沛公的时候,军中掌管旗帜的主官是周昌,即开国时的御史大夫、国相。"沛公以周昌为职志。"那么周昌掌管的旗帜是什么颜色的呢?汉代文献记载刘邦起义造反时,自认"赤帝子",建立的汉朝又称炎汉,炎汉在天命五行中尚红,所以我认为周昌主管的旗帜应是红色。
  我想汉景帝要求二千石修其职的诏书,包含的内容涉及到职务、职权、职责、职志诸方面。如果官员"不事官职耗乱者",即失职、渎职、内耗、胡作非为者,"丞相以闻,请其罪。"即上报朝廷最高长官,以法治罪。汉代法律是参照秦国之律,由萧何增添三章而成九章之律的。
  官有官职,民则有士农工商职业之分。汉景帝"欲天下务农蚕, 素有畜积, 以备灾害;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如果官员是"诈伪为吏"者,那就是"奸法与盗盗"。那么依法治罪是很严厉的,汉律的第一律改秦律《盗法》为《盗贼律》。第二律改《贼法》为《诈伪律》,《盗贼律》治民,《诈伪律》惩官。汉景帝的诏文,既分清了官职和民职的界限,又视盗贼和诈伪同罪,这对统治阶级来说,能够做到知己知彼,这是他法治思想难得的进步,哪怕是小小的进步。
  第二,国家制度,三权设置。
  在汉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官员依次是:丞相,又称大司徒,是掌管行政的最高首长;御史大夫,又称大司空,是掌握监察的最高首长(含有司法职能);太尉,又称大司马,是统领军队的最高首长,太尉也有资格任副丞相,进入政府部门。汉承秦制,其国家制度的行政和监察司法是分设的。哪个部门代表立法权力机关呢?立法的人格化代表者则是皇帝一人,而不是什么部门。皇帝口含天宪,朕即国家,朕即法律,汉朝皇帝颁布的诏书,严格说来都是法律!我认为汉代的立法、行政、监察司法是有一定程度划分的。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的三权设置,还谈不上三权分立,更不是三权制衡,因为国家是一人一姓的家天下,三公九卿只是皇帝的臣仆奴才,皇帝的专制权力在封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集权,到明清时已达巅峰。秦汉国家制度的三权设置模式,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国家理论的历史资料,今人应倍加珍惜。历史上任何形制完备的国家,总有立法、行政、司法的三项基本职能。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都要面对这三个问题。当然这只是国家学说,并不排斥阶级斗争理论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
  封建社会中,皇帝是立法的寡人,是法律的化身,在历史中起什么作用呢?我同意范文澜同志的观点:"以皇帝为首的内外各级统治机构,是用来压迫广大劳动民众的。但在表现上,却被当作各方面利害冲突的调节器,皇帝被当作各阶级、阶层的最高保护人和公证人。"斯大林看清了这个问题,所以他说农民是皇权主义者。毛泽东也明白《水浒传》中的绿林好汉,上山造反也只是反贪官,不反赵官家。
  汉景帝在这份诏书中,成功扮演了这种角色。他把官府中的"诈伪"者比作民间的"盗贼",同样要绳之以法,就是对社会矛盾的调节。若这些矛盾尖锐到不可调节的时期,社会就会动乱,或引发起义。汉景帝经过吴楚七国之乱以后,能触动封建官吏的劣行恶迹,反映了他对国家学说理解的程度。汉初的文景帝之治在历史上之所以留下美名,这和汉景帝整饬吏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而这篇诏书也是他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经典之作。
  2013 年2 月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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