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说，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就不会生活在中国；如果中国没有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期间摆脱毛泽东的阴影，他如今也不会生活在中国。
　　
　　


　　卢克，1949年出生在北京的加拿大人，在这里，他与改革开放一起长大。文革期间，他曾经在北京一家金属加工厂工作了几年，这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大不了的。
　　然而，卢克并非仅仅是工业生产线上一位无名之辈。他曾经是一位名叫库鲁克的盎格鲁加拿大少年，如今他仍然生活在中国，是一位中年商人。回忆起喧嚣的青年时代，他表示，那时自己从来没想过最终会在中国做生意，尤其没想过进口酒。“那被视为异想天开。”
　　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卢克不会生活在中国。因为他的父母相信“新中国”，并来到中国工作。但他补充说，如果中国没有在三十年改革开放期间摆脱毛泽东的阴影，他如今也不会生活在中国。
　　他回忆道，那不是因为物质的问题，而是那时有很多不必要的警惕，很多好事者不让邻居安稳睡觉。
　　在卢克的成长时期，中国实际上对西方人并不熟悉，这样，他和他的家人就受到特别的关注。有时候，这没有什么害处：他和家人获准到乡下去的时候，惊讶的路人堵塞了街道。有时候则是灾难：在文革期间，卢克的父母都被当成间谍关起来，而他则被派去工厂。
　　尽管卢克上的是中国学校，和本地人一样说中文，而且取了个中国名字，但他的外貌令他与周围格格不入，很受约束。他回忆道：“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是15公里。”当时，出北京的路有蓝白标记用中文、俄文和英文注明：没有获得许可的外国人不得越界。
　　现如今，那些警告早已消失，而卢克的生活也被改革开放深深改变了，所以他极为珍视“开放”。
　　“在成长过程中，我常常意识到我会成为中国朋友的包袱，要是和我在一起的时候被人看见了，对他们而言会是一个问题，对于那些不把这放在心上的人，我总是很感激。”他表示，如今中国最令他感到高兴的变化之一就是，他可以和人们交谈，而那些人也不用因为和外国人联系而深感忧惧，“现在不用害怕了。”
　　如今有超过40万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大部分是被商机吸引过来的。除非是在小城镇，“长鼻子”已经不再罕见，而且这种对外国人的传统称谓几乎已经完全停用了。
　　谈到以前的同学，卢克表示，“世界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子女有一半在国外生活，这不会令他们震惊。而在那个时候，他们唯一的旅行就是下乡。”
　　这种愿意尝试新事务的新开放精神推动了他的业务——家进口酒公司。中国数量日益增加的富裕消费者对外国奢侈品的胃口很大。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对外国影响不那么害怕了。卢克记得，他每次从海外回来就给父亲带一台新的短波收音机，让这位老英国人收听他所钟爱的BBC，这在以前会构成偷听敌方电台的罪名。
　　如今，卢克和其他人一样，可以在互联网上收听BBC，而且不必担心隔墙有耳。（摘自：《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8年12月19日 编译：何乐）
　　点评：424年前，意大利人利玛窦从中国肇庆的一个小码头上岸，他给中国人带来了一张刚刚绘制好的世界地图。从此，中国人知道地球是圆的。
　　如今，在首都机场T3航站楼里，每天都有几十架国际航班从世界各地降落；每天都有数千名外国人自由地来到北京，学习、工作、旅行或者定居。
　　数年翻云覆雨，有些事实，回头看来竟如此有趣。傅高义先生在他的《共产主义下的广州》一书中，提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待外国人的政策：“在广州的大部分外国人已经离开，大多数在1949年后留下来的外国人怀有一种更为理想主义的坚持，他们是传教士、教育工作者、福利工作者。“
　　留下的这些人，来自世界各地，因为不同的缘由恋上中国。生活在这里，他们不仅是游客或看客，而且是主角，在他们眼中，这个国家的发展如同正在上演的一部纪录片。不管是从小就长在中国的“洋土著”，还是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市场吸引而来的创业者，每个人都在这部片子里演绎着不同外表下的中国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