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中国人，离不开三国，说三国，诸葛亮和司马懿这对“搭档”更是绕不过去。
　　他们都是中国人眼中的英雄，诗人所谓的“千古风流人物”。英雄被持续评说着，形象很可能离本相已经越来越远。
　　他们又是中国人对政治人物进行道德评价的两极，一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忠臣贤相的楷模；一个是老谋深算，几起几落，终成乱臣贼子的样本。
　　正好，最近以司马懿为主角的电视剧《虎啸龙吟》也快播完了，为我们再次回味诸葛亮和司马懿的龙争虎斗提供了一个契机。虎，是冢虎司马懿；龙，是卧龙诸葛亮。
　　当诸葛亮成了司马懿的背景
　　諸葛亮和司马懿的对手戏，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是主角，而在《虎啸龙吟》中司马懿是主角。王洛勇和“波叔”吴秀波的表演都很成功，但因为剧情的原因，失败的地方也很突出。
　　先说失败的地方。《三国演义》里的司马懿，在和诸葛亮的智谋较量中总是处于下风，甚至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之后还被戏弄了一番，上演了一出“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而《虎啸龙吟》在很多地方并没有跳出这个窠臼，仍旧使用了空城计、送女装这些桥段，只不过因为诸葛亮成了“配角”，要突出司马懿，于是在剧情上进行了过于大胆的想象。

　　比如空城计，电视剧说，司马懿其实已经看出来是空城，然后通过他的“幻想”来了一次和诸葛亮的对话。司马懿不是因为诸葛亮一生谨慎、绝不弄险而产生狐疑犹豫，真的怕中埋伏而撤军。
　　《三国演义》的这个桥段，其实更合理，因为当时情况下，的确是双方主帅的一场高级心理战。虽然是虚构的，但种种细节的描写所烘托的氛围，比如抚琴自若，几个老弱残兵在城门口扫地，还是让人有很强的紧张感和代入感。而在《虎啸龙吟》中，完全变成了一个惧怕“狡兔死、走狗烹”的功臣的内心独白，诸葛亮更像是一个点燃引线的赌徒—说白了，不是你忽悠我成功了，是我自己迫不得已放你一马。
　　更夸张、也是被人吐槽最多的是，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司马懿坚守不出，诸葛亮送女装想激他出战。《三国演义》中（正史中情节也差不多），司马懿和皇帝上演了一出双簧，淋漓尽致地体现出了司马懿的狡黠和心机。但在电视剧中，情节却变成了司马懿化身女装大佬之后，在渭水河畔，摇动一把破扇子，吟诵《出师表》，活活把诸葛丞相气得吐血倒地。
　　这就很有些无赖的味道了。刻画政治人物的阴谋算计和黑化，处理不好就变得很无聊。如此刻画下来，诸葛丞相是被活活气死的，这其实衬托不出司马懿的厉害之处，反而显得有些拙劣了。《三国演义》已经有把诸葛丞相刻画得近乎妖的毛病，在电视剧中，尽管“妖气”没有了，但最后被“无赖”耍弄致死。情节足够出奇，但阴谋对理想的戏弄也实在是过于赤裸裸了。
　　电视剧中围绕司马懿展开的阴谋实在是太多了，从本国的曹真、张郃、曹爽到帝国的诸葛亮，可以说无处不算计。为了给司马懿“洗白”，不仅是阴谋无处不在，还要刻意贬低司马懿的对手，特别是对曹真的刻画，比《三国演义》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一切都在司马懿掌控之中，于和伟演的曹操不在了，别人都变成了笨蛋。对手输还是赢，全在司马懿一念之间。如果说《三国演义》把诸葛亮描画得近乎妖，电视剧则是把这个手法直接用到了司马懿身上。
　　这是电视剧最大的败笔，没有之一。
　　而成功的地方，恰恰也在于对诸葛亮的去魅—毕竟不能让他变成笨蛋，否则不仅是智商下限的问题，而是根本没有智商，所以只能去魅。很多情节体现出诸葛亮的权臣色彩。尤其是李严在后方捣鬼（没有例外，这次又是司马懿的计谋），回到成都的诸葛亮上殿问罪，直接让魏延带兵上殿抓走李严。并且，诸葛亮还要求后主把李严进献的后妃李氏赶走，痛苦的后主下跪抱着相父的大腿苦苦哀求，但相父无动于衷。
　　那一刻，诸葛亮的做派，让人想到了另一个枭雄。对，正是曹操。
　　权臣的无奈
　　严格说，这样的情节在正史中是不可能的。根据正史，李严同样是托孤大臣，对他的处理是很棘手的，诸葛亮的做法展现了一个大政治家的风采。对李严的处理，是重臣们联合上奏的结果（大政治家可以主导事情，但也尊重程序），不是诸葛亮像皇帝一样乾纲独断。对李严之子也是妥善安排，继续重用。李严毕竟是一派政治势力的代表，诸葛亮的处理既维护了执政和法度权威，同时又把事件对政治大局的冲击降到了最低程度。
　　但对《虎啸龙吟》中的此处情节，还是应当肯定其想象力。如果从中性的角度来看，诸葛丞相的权力就是等同于一个权臣，并且和大多数权臣还不一样，他是直接有废立之权的，正如汉武帝托孤的霍光。但霍光家族的下场很悲惨—等到皇权清算的时候，那是一片腥风血雨。
　　可以设想的是，当诸葛丞相天天在后主耳边念叨先帝的时候，后主首先想到的肯定不是什么亲贤臣、远小人，而是那句“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这也可以合理解释，后主为什么会中反间计，正如曹魏方面也会中诸葛亮针对司马懿的反间计一样。
　　说诸葛丞相是权臣，丝毫没有贬低的意思。他老人家的合法性是足够充分的。司马懿的合法性稍弱一些，但也不一般，因为他同样是托孤大臣。司马懿还更艰难，因为曹睿的托孤安排，结构上是世族军功大家和宗室的平衡。刘备的托孤安排也是势力之间的平衡安排，但它是益州的两股外来势力之间的平衡，并且明确了诸葛亮所代表的势力的首要地位。
　　诸葛亮依法治蜀，大家一碗水端平，自身清廉自守，接班上没有父死子继，所以死后也没有遭到清算，儿子还以身殉国。这在历史上是很少见的。而司马懿的处境，则是一种常态，权臣不是被清算，就是在政治角力中奋起一搏，成功了的就变成了“乱臣贼子”。司马懿又特别能活，做了“四朝元老”，最后还装了近十年的老弱病残，去世前两年才成功发动政变。于是乎，在阴谋论者眼里，司马懿从一开始就蛰伏待机，事事都像是在搞阴谋，都是在为终极一战做着周密准备，正如疑邻盗斧一般。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司马懿才代表了常态，而诸葛丞相只是个案，过于稀缺了。从制度上说，根子要追究到皇权身上。诸葛亮代表的是一种皇权和相权（皇家和国家、皇室和政府、内朝和外朝）的一种分工模式。正如钱穆先生说的，皇权和相权的划分，这是中国政治史上的大题目，如果说中国自秦汉以来都是皇帝专制，那是和历史事实不符的。钱穆先生对明清制度的评价较前代为低，也是因为明清的相权被彻底废掉了，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工没有了。
　　但诸葛亮的相权模式，有太多不可复制的地方。别的不说，就看《出师表》的一句话：“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侍中、侍郎是皇帝身边的工作班子成员。历史上，皇权和相权的博弈的主要线索，正是皇帝不断新设身边办事机构以制约外朝。《虎啸龙吟》一开始，司马懿和陈群在尚书台上班，尚书台在以前是皇帝设置的身边机构，用来制约丞相的，这个时候已经变成了外朝，而皇帝新的身边办事机构是中书省。
　　曹睿安排后事，本来托孤名单里没有司马懿，宗室代表也不是徒有其表的曹爽，是在中书监、中书令等身边人的强力干预下，才变成了后来的模样。曹魏的历史就在这里拐了弯，司马懿的命运也在这个时刻拐了弯。
　　而《出师表》提到的侍中、侍郎都是皇帝的身边人，诸葛丞相说是先帝留给陛下的，其实也是丞相自己信得过的。丞相选择皇帝的身边人，这也根本不是传统政治的常态，是一般皇帝所无法容忍的。我们太感动于诸葛丞相的忠贞不二和鞠躬尽瘁，而忽略了他的执政模式在传统政治中几乎没有可复制性。
　　而司马懿，纵然他想当诸葛亮一样的贤相，但一是没有诸葛亮那样充分的合法性，二是处于和宗亲力量的你死我活的绞杀之中，走向“乱臣贼子”的结局几乎是必然的。至于他成功发动政变之后，坚辞不受“拜丞相、加九锡”的待遇，只不过稍微保留自己的一点清名罢了。后世轮番上演的，几乎没有诸葛亮的故事，而是司马懿的故事，只不过是各种型号的司马懿而已。所谓阴谋家层出不穷的背后，是制度上一直没有打开的死结。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对手
　　如果不考虑纯粹的权力斗争，仅仅从一个主政的政治家这个角度来说，司马懿的风采是不亚于诸葛亮的。这在正史中有大量记载，不赘述了。但这是后代的小说家和剧作家等所不喜言说的。和诸葛亮的对垒，也注定了司马懿被后世评说的命运。
　　其实，诸葛亮和司马懿的对垒这种题材，也体现出我们对政治往往有进行泛道德化处理的倾向。但由此我们也非常纠结一个问题：为什么道德上高尚的最后失敗了？艺术当然可以通过塑造悲剧，来对人们的精神进行净化，但从政治角度来说，还是应当追问：政治竞争一定必须通过压制道德、不择手段才能获得胜利吗？

　　这种事在历史上真的很少，文学艺术作品中也很少有这种题材，但越是看现在的三国影视剧，我就越怀念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故事，在我们关于中国人的叙事中不能缺席。因为，在我们的二十四史中充斥了太多的阴谋，以至于让人忘了我们中国人哪怕是在残酷的权力和军事斗争中，也曾经那么有风度、有风采、顶天立地地活着。羊祜和陆抗政治竞赛的意义，我认为绝对不亚于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工—可惜，它们都是稀缺的。
　　如果让我虚构诸葛亮和司马懿见面聊天的情节，我一定会写他们是怎么谈治国理想的。我相信，如果他们见面，一定会谈这个的—当然，权力巅峰的高处不胜寒也会谈的。我乐见活在今天影视剧中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也来一次治国理念的竞赛，正如真实历史中的羊祜和陆抗两位大帅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