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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因为政体的失灵，在世界各地发生越来越多对当权者不满而发起的抗争，如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无论立场对错与否，艺术家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其中，并创造了许多代表性的对象，作为活动的精神标志。
英国的街头艺术组合Brandalism也在去年年末发动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与艺术团体，共占领了英国城市中近600处广告牌，他们征集到了各式各样的作品，有的拿大品牌开涮，有的调侃世界各地领导人，有的则是展现濒临绝迹物种的忧伤画面……在各种奇思妙想中，发出改革现状的呼声。
为社会呐喊的艺术？
而如果我们将艺术视为一种表达的手段，那么抗争作为一种诉求也需要得到表达，以此看来，由抗争所诱发出的艺术创作纯属自然。然而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非艺术家创作的“抗争工具”呢？这些为了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特殊对象，是否可以视为艺术呢？
去年七月份，极具当代视野的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便举办了《不服从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展览。在这个展览中，策展人以探索社会运动的发展为使命，跳脱出以往博物馆保守的框架，展出了人民为与政府作对所制造的物品。
即使V&A身为国家文化机构，展览还是大胆地反映了各国人民在不同时空环境之下，对既定规则提出挑战的声音。这项展览搜集了世界各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30多个国家的各类社会运动中最具指标性的99件抗争物品。这些对象来自英国、美国、中东到南美洲，并且涵盖着从学生抗议、女权运动、反核武、反全球化、反各种战争、各种不平等待遇和各种贪污腐败等运动。
策展人凯瑟琳·弗勒德（Catherine Flood）认为，这种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当今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却一直受到艺术与设计界的忽视，透过这个展览， 人们可以开始思考社会运动在推动政治与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展览内容不全然为艺术家创作，有些是单纯是为抗争而创造的对象。而策展人也表示，举办这项展览并非要去赞同各类社会运动，也非要创造将“抗议”归于艺术史中，展览并不强调艺术家或设计师的角色，而是单就物品在人类社会行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
说到底，我们并不用去纠结艺术家们如何参与抗争，若我们将社会运动视为一次大型的“行为艺术”表演，则参与其中的人们都是艺术家，一旦参与，便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者。
德国重量级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强调艺术不仅代表世代对于美学形式和历史结构的诠释，更能从既有现实中，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事实，提供永恒的想象革命。而追寻着“艺术能在单向度社会中产生双向度批判”的思维推演，马尔库塞写下“艺术即反抗”的结论。
艺术到底能介入社会多深？
阿诺德·豪瑟（Arnold Hauser）在《艺术社会学》中曾写过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艺术的社会，但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社会的艺术。”对他来说，艺术要放在社会结构和历史里头看，艺术固然是社会的产物，艺术创作服膺于既定、统治者的阶级意识形态，然而艺术也有可能响应、批评并且挑战既有社会体制的实践。
艺术到底可以对社会运动造成多少影响，可以介入到何种程度呢？或许我们可以从2010年的日本电影：《反安保：艺术之战》中窥之一二。1960 年 5 月日本内阁岸信介十五分钟强行通过《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引发了 650 万人抗议，民众包围羽田机场美国总统秘书，7000 名学生集体冲进国会议事厅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在这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会田诚、中村宏、横尾忠则、桂川宽等数十名艺术家、摄影师乃至于电影导演，他们用各自的艺术创作，以行动表达抗议及不满，形成一股独特的反安保的艺术形态潮流。
虽然这个运动并不是因为艺术家的串连才盛起，但艺术作为社运抗争的一环，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柔性力量无远弗届。
艺术介入的抗争，即使未曾真正改变结果，但却能诱发人们的思考。透过纪录片我们看见艺术家在时局气氛下的内心写照，在那时创造出的作品让运动的动能延续，并提供材料建构出当时的时代场景，让后人能凭借感受体会。
拉近时间距离，泰国将艺术带入抗争的联结则更加明显。现代艺术在泰国以飞跃的速度成长着，在发展本国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政治情势变化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从1970年代学运开始，艺术家、学习艺术的学子、广告设计师及各方人士便集结在一起，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并唤醒大众对于一些热门、棘手的议题的认知。由兰塔纳功欣皇家理工大学（Poh Chang Academy Of Arts）、泰国艺术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Chualalongkon University）的学生组成的艺术家阵线（Artists’ Front）堪称1970年代规模最大的学运组织之一。此阵线力求创造以人民为对象的新艺术，并建立以大众福祉为诉求的新文化价值观，因此作品多以政治为主。他们曾举办两次画展：一次选择在推翻军政府一周年之际，第二次则于1976年并选择在王宫广场周边举行，以此声援反对美国的学生运动。虽然之后活动转为地下化，但活动效应却在全国开花，越来越多视觉艺术家加入其中，堪称“生活的艺术，黄金的艺术”的年代，此时的艺术表现得以敏锐的反映出社会与政治的歧异。
泰国的艺术发展与政治一直紧密联结，政府也熟知艺术语汇发展的力量，并认为这是调停社会抗争的最佳方案。2010年的红黄衫军运动时，泰国民间分歧为两种声音，泰国文化部随即在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er）举办了几场展览，期望透过艺术能够化解社会运动带来的紧张，成为一个艺术界与创意界对于和平发展渴求的平台。这样目的性明确的展览当然也引发了思考，例如艺术家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便举办了《谁怕红、黄、绿》一展（ Who’s afraid of Red， Yellow and Green），探讨在社会充满对立时举办的展览是否真的合乎时宜。而其他的策展人、艺术家、文化推动者也相继举办小型展览，讨论这场运动。2013年曼谷封锁行动时，艺术家们有了“艺术巷弄计划”（Art Lane Project），他们群聚在大道上画画，并用海报批评政府。有不少设计师与名人从中穿针引线，让艺术家在周末得以举办时装秀、音乐会和表演活动，对原本紧张的局势产生了助燃的作用。
即使是泰国艺术家如此入世地参与各项活动，在2014年泰国实行戒严时，多数的艺术家还是选择了缄默。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但表态反对政权会落得何种下场，尤其是当行为艺术家与独立电影工作者高声疾呼的当下，视觉艺术家则相对沉默。归究其因乃是白盒子体制内的当权者都较为保守，激进的作品在当下很难找到愿意资助的人。即使仍然有无所畏惧的艺术家持续发出声音，但是因为展出空间的缺乏，许多艺术家都只能默默在工作室抒发自身情感。泰国政府与反对方一直以来都将艺术当成争取意识形态的利器，在这拉扯中，反而令当代艺术得以蓬勃发展。
呐喊的艺术可以卖么？
然而所有问题都不得不回归于经济：这些在抗争中所产生的艺术作品，该是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呢？又或是得以进入画廊体制进行销售？这又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在 2014年于台湾发生的学运中，某位艺术家与学生一起进入会场，开启他的“战地写生”。然而，在运动结束后，他的作品并未交付给学术机构相关的保存计划，也没有交给政府，而是交给了某些画廊的文化基金会。这样的举动不免引发“学运收割”的质疑，然而在多数批评的声音中，却忽略了艺术家的创作只是一种介入社会的行动，在兼具抗争者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下，重新拉出一条社会与艺术系统的新线，开启了更多讨论的可能性。
在各种抗议发声的今日，举着口号尝试着被听到的人们何尝不是一种新型态艺术的创造者？艺术之于社会运动，或许不在于当下的愤怒与展现形式，也不在于对世界造成的剧烈变动，而是在于那份欲以沟通以求改变的精神。
英国的街头艺术组合Brandalism也在去年年末发动了世界各地的设计师与艺术团体，共占领了英国城市中近600处广告牌，他们征集到了各式各样的作品，有的拿大品牌开涮，有的调侃世界各地领导人，有的则是展现濒临绝迹物种的忧伤画面……在各种奇思妙想中，发出改革现状的呼声。
为社会呐喊的艺术？
而如果我们将艺术视为一种表达的手段，那么抗争作为一种诉求也需要得到表达，以此看来，由抗争所诱发出的艺术创作纯属自然。然而我们该如何看待那些非艺术家创作的“抗争工具”呢？这些为了社会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特殊对象，是否可以视为艺术呢？
去年七月份，极具当代视野的英国伦敦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便举办了《不服从的物件》（Disobedient Objects）展览。在这个展览中，策展人以探索社会运动的发展为使命，跳脱出以往博物馆保守的框架，展出了人民为与政府作对所制造的物品。
即使V&A身为国家文化机构，展览还是大胆地反映了各国人民在不同时空环境之下，对既定规则提出挑战的声音。这项展览搜集了世界各地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30多个国家的各类社会运动中最具指标性的99件抗争物品。这些对象来自英国、美国、中东到南美洲，并且涵盖着从学生抗议、女权运动、反核武、反全球化、反各种战争、各种不平等待遇和各种贪污腐败等运动。
策展人凯瑟琳·弗勒德（Catherine Flood）认为，这种公民不服从运动是当今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却一直受到艺术与设计界的忽视，透过这个展览， 人们可以开始思考社会运动在推动政治与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展览内容不全然为艺术家创作，有些是单纯是为抗争而创造的对象。而策展人也表示，举办这项展览并非要去赞同各类社会运动，也非要创造将“抗议”归于艺术史中，展览并不强调艺术家或设计师的角色，而是单就物品在人类社会行为中扮演的角色进行讨论。
说到底，我们并不用去纠结艺术家们如何参与抗争，若我们将社会运动视为一次大型的“行为艺术”表演，则参与其中的人们都是艺术家，一旦参与，便成了这部作品的创作者。
德国重量级哲学家、社会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强调艺术不仅代表世代对于美学形式和历史结构的诠释，更能从既有现实中，创造出一个不同的事实，提供永恒的想象革命。而追寻着“艺术能在单向度社会中产生双向度批判”的思维推演，马尔库塞写下“艺术即反抗”的结论。
艺术到底能介入社会多深？
阿诺德·豪瑟（Arnold Hauser）在《艺术社会学》中曾写过一句话：“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艺术的社会，但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社会的艺术。”对他来说，艺术要放在社会结构和历史里头看，艺术固然是社会的产物，艺术创作服膺于既定、统治者的阶级意识形态，然而艺术也有可能响应、批评并且挑战既有社会体制的实践。
艺术到底可以对社会运动造成多少影响，可以介入到何种程度呢？或许我们可以从2010年的日本电影：《反安保：艺术之战》中窥之一二。1960 年 5 月日本内阁岸信介十五分钟强行通过《美日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这个不平等条约引发了 650 万人抗议，民众包围羽田机场美国总统秘书，7000 名学生集体冲进国会议事厅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在这场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会田诚、中村宏、横尾忠则、桂川宽等数十名艺术家、摄影师乃至于电影导演，他们用各自的艺术创作，以行动表达抗议及不满，形成一股独特的反安保的艺术形态潮流。
虽然这个运动并不是因为艺术家的串连才盛起，但艺术作为社运抗争的一环，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柔性力量无远弗届。
艺术介入的抗争，即使未曾真正改变结果，但却能诱发人们的思考。透过纪录片我们看见艺术家在时局气氛下的内心写照，在那时创造出的作品让运动的动能延续，并提供材料建构出当时的时代场景，让后人能凭借感受体会。
拉近时间距离，泰国将艺术带入抗争的联结则更加明显。现代艺术在泰国以飞跃的速度成长着，在发展本国当代艺术的过程中，政治情势变化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从1970年代学运开始，艺术家、学习艺术的学子、广告设计师及各方人士便集结在一起，为自己的权益发声，并唤醒大众对于一些热门、棘手的议题的认知。由兰塔纳功欣皇家理工大学（Poh Chang Academy Of Arts）、泰国艺术大学和朱拉隆功大学（Chualalongkon University）的学生组成的艺术家阵线（Artists’ Front）堪称1970年代规模最大的学运组织之一。此阵线力求创造以人民为对象的新艺术，并建立以大众福祉为诉求的新文化价值观，因此作品多以政治为主。他们曾举办两次画展：一次选择在推翻军政府一周年之际，第二次则于1976年并选择在王宫广场周边举行，以此声援反对美国的学生运动。虽然之后活动转为地下化，但活动效应却在全国开花，越来越多视觉艺术家加入其中，堪称“生活的艺术，黄金的艺术”的年代，此时的艺术表现得以敏锐的反映出社会与政治的歧异。
泰国的艺术发展与政治一直紧密联结，政府也熟知艺术语汇发展的力量，并认为这是调停社会抗争的最佳方案。2010年的红黄衫军运动时，泰国民间分歧为两种声音，泰国文化部随即在曼谷艺术与文化中心（Bangkok Art and Culture Center）举办了几场展览，期望透过艺术能够化解社会运动带来的紧张，成为一个艺术界与创意界对于和平发展渴求的平台。这样目的性明确的展览当然也引发了思考，例如艺术家里克力·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便举办了《谁怕红、黄、绿》一展（ Who’s afraid of Red， Yellow and Green），探讨在社会充满对立时举办的展览是否真的合乎时宜。而其他的策展人、艺术家、文化推动者也相继举办小型展览，讨论这场运动。2013年曼谷封锁行动时，艺术家们有了“艺术巷弄计划”（Art Lane Project），他们群聚在大道上画画，并用海报批评政府。有不少设计师与名人从中穿针引线，让艺术家在周末得以举办时装秀、音乐会和表演活动，对原本紧张的局势产生了助燃的作用。
即使是泰国艺术家如此入世地参与各项活动，在2014年泰国实行戒严时，多数的艺术家还是选择了缄默。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但表态反对政权会落得何种下场，尤其是当行为艺术家与独立电影工作者高声疾呼的当下，视觉艺术家则相对沉默。归究其因乃是白盒子体制内的当权者都较为保守，激进的作品在当下很难找到愿意资助的人。即使仍然有无所畏惧的艺术家持续发出声音，但是因为展出空间的缺乏，许多艺术家都只能默默在工作室抒发自身情感。泰国政府与反对方一直以来都将艺术当成争取意识形态的利器，在这拉扯中，反而令当代艺术得以蓬勃发展。
呐喊的艺术可以卖么？
然而所有问题都不得不回归于经济：这些在抗争中所产生的艺术作品，该是作为历史文物保存呢？又或是得以进入画廊体制进行销售？这又是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在 2014年于台湾发生的学运中，某位艺术家与学生一起进入会场，开启他的“战地写生”。然而，在运动结束后，他的作品并未交付给学术机构相关的保存计划，也没有交给政府，而是交给了某些画廊的文化基金会。这样的举动不免引发“学运收割”的质疑，然而在多数批评的声音中，却忽略了艺术家的创作只是一种介入社会的行动，在兼具抗争者与艺术家的双重身份下，重新拉出一条社会与艺术系统的新线，开启了更多讨论的可能性。
在各种抗议发声的今日，举着口号尝试着被听到的人们何尝不是一种新型态艺术的创造者？艺术之于社会运动，或许不在于当下的愤怒与展现形式，也不在于对世界造成的剧烈变动，而是在于那份欲以沟通以求改变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