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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的未来之路
应该同新竹一样
由官方驱动发展
转变为市场驱动发展
真正的创新生态何在？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关村的阶层相当简单而扁平，而今越来越分化的阶层使得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越发无从构建。尤其是最利于良性循环，并能够稳定持久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未能出现，而代之以倒金字塔的分层结构。其实，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可怕，贫富差距的拉开也不可怕，只要各层次之间能够产生互动互换，就有可能实现共赢。比如：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阶层，应该是要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和象征。但是，这个阶层本身为了自己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促进中低层的发展。中低层的创新和活力是他们发展的源泉。如果断了这个源泉，对于自身也是一个必输的结局。可怕的是这种分层越来越绝缘，越来越构成矛盾和冲突。这不但不利于稳定发展，而且少数人越来越集聚大部分社会稀缺资源，如同乌云一样，笼罩着中关村，使中下层的创新源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抑制了活力。反过来也将使最上层的群体失去持久发展的源头。因此，为了各个阶层的共赢，中关村急需扭转发展方向，纠正不正常的趋势。尤其是政府的角色，是其中的关键。
中关村的成绩，政府机制创新的功劳不可低估。但是随着中关村影响越来越大，其资源（政治资源、市场资源和其它资源）越来越丰富，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能量”。这时，要保持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裁决者的相对中立身份，挑战也越来越大。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角色十分重要，但是，高科技需要的是“聪明”的政府。
美国政府从来不直接插手硅谷的发展，而是通过研究支持、院校建设和宏观政策方面，来影响硅谷的创业和研究。当然我国台湾的情况又不一样，早期是官方驱动发展，但是到后来就明显转变成市场驱动发展。
台湾新竹能够崛起，不能不提一个人物，这就是有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的李国鼎亲自倡导推动，于1979年成立了驱动台湾高科技腾飞的“思想库”——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这个机构成为台湾产业情报、产业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大脑。1981年，李国鼎与一群理念前瞻的“技术官僚”群体一起促成了台湾第一座科学工业园在新竹成立，并使之成为后来台湾科技腾飞的翅膀。
今天，新竹依然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新竹面临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多倚重制造业，没能与硅谷一样繁衍出真正的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在代表全球趋势的软件、服务和互联网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集群。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缺乏持续推出后起之秀的活力。面对今日台湾高科技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不少业界人士由衷地发出感叹：“台湾还会不会有下一个李国鼎？”
为何会落败于新竹？
与新竹对比，中关村的发展起码缺乏两大要素：一个李国鼎式对高科技发展具有长远眼光和理想的人物，他不但可以在政府高层直接策动政策、人才和资源，而且可以将影响力和执行力贯穿至整个产业界和学术界。另一个不能不提的要素，就是类似“资策会”这样政府推动、独立立场的强大的产业“思想库”，为高科技园区的近期、远期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而且，与台湾新竹相比，中关村的畸形发展已经十分明显：因为项目不符合技术创新的要求，新竹可以理直气壮将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公司赶出去，而中关村依然以面向大公司的招商引资为主要方向；新竹在发展过程中，外资比例不断下降，最后占不到10%，而中关村依然以引进外资为主要业绩；新竹在发展中，不断将非高科技企业自然淘汰和排挤出局，而现在中关村的非高科技企业反而远比高科技企业欣欣向荣，极大地排挤了高科技公司的存在。新竹严格控制地价和房价，极力控制土地的买卖，而中关村依然热衷于房地产的开发和土地的炒作。的确，中关村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诱人。但是这一切，是不应该轻易兑现的“财富”。它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关村房地产的狂热开发，正在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逐步恶化自己的生态环境……
高科技园区的目标应该是要建造一个环境，使得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生存成本最低，而中关村的发展方向与此完全背道而驰。
中关村的未来之路，也应该同新竹一样，由政府驱动发展，转变为市场驱动发展。正如段永基说过的三句话：“中关村的成就是政府‘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中关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在园区建设方面的角色很重要，但是需要足够‘聪明’。”
谁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如今在中国，“企业家”就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企业老板，是以财富的数量、企业的规模和名望的高低来衡量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概念，更是被用错的理念。在企业家的大本营——美国，企业家主要是指那些开办中小企业、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人。彼得·杜拉克就指出：“在美国，企业家往往指创建自己的、新的小企业的人。最近盛行于美国商业学校的‘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课程就源自30年前的‘如何建立自己的小企业’的课程。”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创新者，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如威廉·洪堡最早创建大学。但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创业活动肯定是针对中小企业而言的。这也就是“创业”和“守成”区别的本意。而大企业的CEO们，更多被称为经理人和管理者。企业家的含义更强调自主的创新，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小企业创业的精神。它是一个更加具有战斗冲动的概念，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个人独立并实现自我价值。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中，价值取向往往是“重大轻小”。在轻视个人努力而重集体力量的观念下，往往是守业者而不是创业者，成了“企业家”。这也是一个概念方向性的错误，也引导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过去中关村的胜利，是真正市场原发性的创新与创业的胜利，曾经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说，是中关村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比较纯粹的“企业家精神”，并推动其成为社会主流接受的观念。但是如今，无论是媒体、政府还是大众，都习惯把那些功成名就、兴趣点已由技术创新转向资本运作的产业名流继续称为企业家。而且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殊不知，企业家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这些“巨头”们牢牢抢占了“企业家”这个概念山头，而现在真正在努力拼搏创业、促进产业新陈代谢的无数还没有崛起的创业者，却被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也越来越缺乏成长的空间，甚至生存的空间。
历史明白无疑地证明了：高科技产业，尤其是IT业，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和呼唤企业家精神，重新启动这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之源!
作者简介：方兴东，IT评论家，中国“数字论坛”发起成员，中国信息化专家论坛主要学者。曾被媒体冠为中国的“网络旗手”。1999年对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批评及提出的“知识霸权”概念，引发社会强烈争论，并影响了中国IT业的走向。1999年共同发起并创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互联网研究和咨询机构——互联网实验室（Chinalabs.com），任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家。目前已经出版IT相关著作15本，正在攻读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相关链接：新竹为什么能成功？
新竹科学园被公认为亚洲三个主要科学园区（另两个为日本筑波、韩国大德）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新竹科学园区不仅成功地将台湾地区推向信息产业全球第三、半导体产业全球第四的地位，而且台湾当今10大企业当中有7家来自新竹。作为全球唯一成功翻版硅谷的科学园，新竹的经验究竟何在？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台湾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工业维持其经济发展。台湾当局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只能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应运而生。
硅谷亚洲版
台湾在对美国的硅谷、马萨诸塞州18国道以及日本的筑波等三个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后，最终选定了硅谷模式。美国曾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高科技的领先地位，有4个与教育体系无关的原因，即：鼓励冒险和允许失败的硅谷精神；创新得到足够的奖励；风险资本机制使高科技新公司得以脱颖而出；政府基本不干预，使企业家可以放开手脚。按照硅谷模式发展起来的台湾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从硅谷学到和得到了不少经验。
新竹工业园是按照当局研究所、大学和私人高技术公司在当局统管下的“三角合作”模式所发展起来的。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也是硅谷模式的创始人之一）建议：新竹科技园应该吸引移居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回去创业，就像硅谷曾经从东海岸吸引工程师一样。台湾当局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即邀请一批工程师和科学家回台湾参观，并为他们此行提供费用，同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详见下文）。这些做法相当成功，到1998年，新竹有40％的公司是由从美国回来的科技人员开办的。
此外，新竹在吸引国外名牌大企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自己的企业。为给新生企业提供资金，新竹一方面给未上市的公司股票提供灰色市场，同时又在80年代中期建立了风险基金。长期以来，新竹与硅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纽带是在硅谷的台湾人。
成长四部曲
但新竹园区又不同于美国“硅谷”，有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引进—消化—出口的发展模式。之所以采用这种模式是由台湾岛内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台湾岛内资源匮乏，科技基础相当薄弱，资金不足，难以进行自主技术开发，必须靠引进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本岛的经济。我们可把新竹园区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大规模基建、制定优惠政策阶段
本阶段从筹划建园开始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时期活动的主体是台湾当局，只有少数企业或科研机构进驻园区。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于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设立“单一窗口”行政服务体系，着力创造一个“优惠、便利”的高科技企业特区，以吸引园区外的高科技公司来投资设厂。
新竹工业园区管理局在对申请进入公司的审查内容包括：必须适合园区的整体产业发展战略，招募相当数量的研究开发人员，使用先进设备，无污染等。
而对于符合这些审查标准，并批推进入园区的企业，当局都可以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优惠，如：园区内公司5年内免税，或可以享受机器设备的加速折旧；5年免税期满后，所有应纳税收的税率不超过20%；园区内公司可免税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对于战略性的关键产业，投资回报的200%均为免税，其余部分以l0%的减低税率征收。对外国投资所占比重不作上限规定，且投资所获收益可以转移出台湾；园区内公司可以申请加入有当局设立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或其它风险资本投资，当局投资比重最高可达49%等。
2、高科技标准化生产主导阶段
本阶段直到1990年左右民间资本开始大量介入。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园区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但企业活动主要以高科技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主。在1990年以前，园区的研发总经费基本上处于一个数量少、增长慢的时期。少量的研发活动也主要由当局支持的科研院所承担。跨国公司在园区内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园区作为他们在东南亚的生产或销售据点。 由于企业数目的增长，新竹科学园区开始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竞争－排挤”和“外溢－关联”作用。
“竞争－排挤”作用主要表现在园区内新兴产业的工资福利比原先的传统产业高出许多，使得后者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而被迫外迁。“外溢－关联”作用则表现在随着园区的发展，地方原有厂商与园区内厂商形成日益密切的委托加工、原材料供应等协作关系。
由于园区的技术外溢，园区附近新设立的高科技企业也逐步增多。新竹地区原来的主要工业部门有照明设备业、玻璃业、陶瓷业、纺织业和化学材料制造业，这些部门的布局基本上都跟当地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到了90年代，微电子关联产业集中了大量资本与劳动力，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主力，其它工业部门几乎无一幸免地面临衰退。
3、研发与生产平分秋色阶段
从1990年开始，直到1998年新竹园区向南部扩张。新竹园区经过80年代的开发建设，园区创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局支持的部分研发项目也在园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时，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园区。当局不再是惟一先进技术资源的代理者与主要资本引导者。跨国公司的地位也在削弱。如1986年，外资占园区实收资本的比例为30%左右，而到1996年外资的比例仅为10%左右。跨国公司在台策略也较先前有明显的改变，不再以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与相关优惠政策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寻求当地技术合作资源、加强本地化进程等方面。园区内已成熟的技术与资金也开始输出国外，进行各种跨国联盟合作。1996年，园区国内专利数为226件，国外专利数为0；1999年园区国内外专利数合计为2536件，这表明新竹科学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4、力图研发活动为主的阶段
经过20年的迅速发展，园区基础资源已不敷使用，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也相应地不断提高。为了解决土地瓶颈，高科技园区开始向新竹园区外部扩张。同时，台湾当局也在反思过去过分强调“制造”导向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转而倡导研发设计类产业的发展。台湾当局力图通过南北两个核心园区的建设，使台湾成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科技岛。
中关村之镜
与硅谷不同的是，新竹缺少硅谷奖励创新胜于眼前利润的商业文化，这使新竹的产业结构不能跟上网络时代。目前，台湾当局已注意并开始改善这一局面。 新竹的产业结构偏重芯片制造和电脑硬件，其中尤以芯片制造业为主。新竹的一些企业抱怨当局过于注重半导体制造，对采购设备予以免税优惠，这不利于小型互联网公司的成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说：“新竹正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
仿效硅谷模式创建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促使台湾成为了全球第三大高科技产业地区，但是过分倚重硬件制造，缺乏鼓励创新的商业文化，特别是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是新竹科技园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这也为中关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应该同新竹一样
由官方驱动发展
转变为市场驱动发展
真正的创新生态何在？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关村的阶层相当简单而扁平，而今越来越分化的阶层使得以平等互惠为基础的产业生态和市场生态越发无从构建。尤其是最利于良性循环，并能够稳定持久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未能出现，而代之以倒金字塔的分层结构。其实，社会阶层的分化并不可怕，贫富差距的拉开也不可怕，只要各层次之间能够产生互动互换，就有可能实现共赢。比如：位于金字塔顶端的第一阶层，应该是要整个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和象征。但是，这个阶层本身为了自己的持续发展，也需要促进中低层的发展。中低层的创新和活力是他们发展的源泉。如果断了这个源泉，对于自身也是一个必输的结局。可怕的是这种分层越来越绝缘，越来越构成矛盾和冲突。这不但不利于稳定发展，而且少数人越来越集聚大部分社会稀缺资源，如同乌云一样，笼罩着中关村，使中下层的创新源头得不到充足的“阳光”，抑制了活力。反过来也将使最上层的群体失去持久发展的源头。因此，为了各个阶层的共赢，中关村急需扭转发展方向，纠正不正常的趋势。尤其是政府的角色，是其中的关键。
中关村的成绩，政府机制创新的功劳不可低估。但是随着中关村影响越来越大，其资源（政治资源、市场资源和其它资源）越来越丰富，政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越来越有“能量”。这时，要保持游戏规则的制订者和裁决者的相对中立身份，挑战也越来越大。在发展高科技方面，政府角色十分重要，但是，高科技需要的是“聪明”的政府。
美国政府从来不直接插手硅谷的发展，而是通过研究支持、院校建设和宏观政策方面，来影响硅谷的创业和研究。当然我国台湾的情况又不一样，早期是官方驱动发展，但是到后来就明显转变成市场驱动发展。
台湾新竹能够崛起，不能不提一个人物，这就是有台湾科技教父之称的李国鼎。曾经担任台湾“经济部长”、“财政部长”等要职的李国鼎亲自倡导推动，于1979年成立了驱动台湾高科技腾飞的“思想库”——资讯工业策进会（资策会），这个机构成为台湾产业情报、产业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大脑。1981年，李国鼎与一群理念前瞻的“技术官僚”群体一起促成了台湾第一座科学工业园在新竹成立，并使之成为后来台湾科技腾飞的翅膀。
今天，新竹依然处于发展的鼎盛时期。当然，新竹面临的挑战也是有目共睹的：过多倚重制造业，没能与硅谷一样繁衍出真正的技术创新文化，因此，在代表全球趋势的软件、服务和互联网方面一直没有建立起新的产业集群。其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中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缺乏持续推出后起之秀的活力。面对今日台湾高科技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不少业界人士由衷地发出感叹：“台湾还会不会有下一个李国鼎？”
为何会落败于新竹？
与新竹对比，中关村的发展起码缺乏两大要素：一个李国鼎式对高科技发展具有长远眼光和理想的人物，他不但可以在政府高层直接策动政策、人才和资源，而且可以将影响力和执行力贯穿至整个产业界和学术界。另一个不能不提的要素，就是类似“资策会”这样政府推动、独立立场的强大的产业“思想库”，为高科技园区的近期、远期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而且，与台湾新竹相比，中关村的畸形发展已经十分明显：因为项目不符合技术创新的要求，新竹可以理直气壮将摩托罗拉这样的跨国公司赶出去，而中关村依然以面向大公司的招商引资为主要方向；新竹在发展过程中，外资比例不断下降，最后占不到10%，而中关村依然以引进外资为主要业绩；新竹在发展中，不断将非高科技企业自然淘汰和排挤出局，而现在中关村的非高科技企业反而远比高科技企业欣欣向荣，极大地排挤了高科技公司的存在。新竹严格控制地价和房价，极力控制土地的买卖，而中关村依然热衷于房地产的开发和土地的炒作。的确，中关村的发展使得土地的含金量越来越高，越来越诱人。但是这一切，是不应该轻易兑现的“财富”。它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资源，是保证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中关村房地产的狂热开发，正在把这片土地持续发展的资源一次性兑现、一次性开采，逐步恶化自己的生态环境……
高科技园区的目标应该是要建造一个环境，使得创业成本、交易成本、制度成本和生存成本最低，而中关村的发展方向与此完全背道而驰。
中关村的未来之路，也应该同新竹一样，由政府驱动发展，转变为市场驱动发展。正如段永基说过的三句话：“中关村的成就是政府‘放’出来的，不是‘管’出来的”；“中关村建设的主体应该是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在园区建设方面的角色很重要，但是需要足够‘聪明’。”
谁才是真正的企业家？
如今在中国，“企业家”就是那些功成名就的大企业老板，是以财富的数量、企业的规模和名望的高低来衡量的。实际上，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概念，更是被用错的理念。在企业家的大本营——美国，企业家主要是指那些开办中小企业、具有强烈创新精神的人。彼得·杜拉克就指出：“在美国，企业家往往指创建自己的、新的小企业的人。最近盛行于美国商业学校的‘企业家精神’方面的课程就源自30年前的‘如何建立自己的小企业’的课程。”他进一步指出：社会中任何一个领域的创新者，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如威廉·洪堡最早创建大学。但毫无疑问，大规模的创业活动肯定是针对中小企业而言的。这也就是“创业”和“守成”区别的本意。而大企业的CEO们，更多被称为经理人和管理者。企业家的含义更强调自主的创新，所谓的企业家精神实际上也就是小企业创业的精神。它是一个更加具有战斗冲动的概念，主要的驱动力来自个人独立并实现自我价值。
但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观念中，价值取向往往是“重大轻小”。在轻视个人努力而重集体力量的观念下，往往是守业者而不是创业者，成了“企业家”。这也是一个概念方向性的错误，也引导着截然不同的观念。
过去中关村的胜利，是真正市场原发性的创新与创业的胜利，曾经涌现出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可以说，是中关村孕育出中国最早的比较纯粹的“企业家精神”，并推动其成为社会主流接受的观念。但是如今，无论是媒体、政府还是大众，都习惯把那些功成名就、兴趣点已由技术创新转向资本运作的产业名流继续称为企业家。而且好像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企业家。殊不知，企业家其实是一个阶段性的概念。
这些“巨头”们牢牢抢占了“企业家”这个概念山头，而现在真正在努力拼搏创业、促进产业新陈代谢的无数还没有崛起的创业者，却被挡在人们的视野之外，也越来越缺乏成长的空间，甚至生存的空间。
历史明白无疑地证明了：高科技产业，尤其是IT业，其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我们需要重新塑造和呼唤企业家精神，重新启动这个产业、乃至整个社会的创新之源!
作者简介：方兴东，IT评论家，中国“数字论坛”发起成员，中国信息化专家论坛主要学者。曾被媒体冠为中国的“网络旗手”。1999年对微软“维纳斯计划”的批评及提出的“知识霸权”概念，引发社会强烈争论，并影响了中国IT业的走向。1999年共同发起并创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互联网研究和咨询机构——互联网实验室（Chinalabs.com），任董事长兼首席分析家。目前已经出版IT相关著作15本，正在攻读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相关链接：新竹为什么能成功？
新竹科学园被公认为亚洲三个主要科学园区（另两个为日本筑波、韩国大德）当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新竹科学园区不仅成功地将台湾地区推向信息产业全球第三、半导体产业全球第四的地位，而且台湾当今10大企业当中有7家来自新竹。作为全球唯一成功翻版硅谷的科学园，新竹的经验究竟何在？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世界高新技术飞速发展，台湾无法再依靠劳动密集型工业维持其经济发展。台湾当局意识到：要发展经济，只能改变以轻工业为主的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发展高技术产业。新竹科学工业园区应运而生。
硅谷亚洲版
台湾在对美国的硅谷、马萨诸塞州18国道以及日本的筑波等三个高科技园区的发展模式进行比较后，最终选定了硅谷模式。美国曾公布了一项调查报告，认为20世纪90年代美国取得高科技的领先地位，有4个与教育体系无关的原因，即：鼓励冒险和允许失败的硅谷精神；创新得到足够的奖励；风险资本机制使高科技新公司得以脱颖而出；政府基本不干预，使企业家可以放开手脚。按照硅谷模式发展起来的台湾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从硅谷学到和得到了不少经验。
新竹工业园是按照当局研究所、大学和私人高技术公司在当局统管下的“三角合作”模式所发展起来的。当时，斯坦福大学教授特曼（也是硅谷模式的创始人之一）建议：新竹科技园应该吸引移居美国的台湾工程师回去创业，就像硅谷曾经从东海岸吸引工程师一样。台湾当局接受了这个建议，随即邀请一批工程师和科学家回台湾参观，并为他们此行提供费用，同时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详见下文）。这些做法相当成功，到1998年，新竹有40％的公司是由从美国回来的科技人员开办的。
此外，新竹在吸引国外名牌大企业的同时，还大力发展自己的企业。为给新生企业提供资金，新竹一方面给未上市的公司股票提供灰色市场，同时又在80年代中期建立了风险基金。长期以来，新竹与硅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其中最重要的纽带是在硅谷的台湾人。
成长四部曲
但新竹园区又不同于美国“硅谷”，有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即引进—消化—出口的发展模式。之所以采用这种模式是由台湾岛内的现实情况决定的。台湾岛内资源匮乏，科技基础相当薄弱，资金不足，难以进行自主技术开发，必须靠引进外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发展本岛的经济。我们可把新竹园区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阶段：
1、大规模基建、制定优惠政策阶段
本阶段从筹划建园开始到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为止。这一时期活动的主体是台湾当局，只有少数企业或科研机构进驻园区。当局一方面投入大量资金于园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颁布一系列优惠政策、设立“单一窗口”行政服务体系，着力创造一个“优惠、便利”的高科技企业特区，以吸引园区外的高科技公司来投资设厂。
新竹工业园区管理局在对申请进入公司的审查内容包括：必须适合园区的整体产业发展战略，招募相当数量的研究开发人员，使用先进设备，无污染等。
而对于符合这些审查标准，并批推进入园区的企业，当局都可以给予财政和税收上的优惠，如：园区内公司5年内免税，或可以享受机器设备的加速折旧；5年免税期满后，所有应纳税收的税率不超过20%；园区内公司可免税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半成品；对于战略性的关键产业，投资回报的200%均为免税，其余部分以l0%的减低税率征收。对外国投资所占比重不作上限规定，且投资所获收益可以转移出台湾；园区内公司可以申请加入有当局设立的科学技术发展基金或其它风险资本投资，当局投资比重最高可达49%等。
2、高科技标准化生产主导阶段
本阶段直到1990年左右民间资本开始大量介入。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园区的基础设施初具规模，企业数量增长迅速，但企业活动主要以高科技产品的标准化生产为主。在1990年以前，园区的研发总经费基本上处于一个数量少、增长慢的时期。少量的研发活动也主要由当局支持的科研院所承担。跨国公司在园区内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把园区作为他们在东南亚的生产或销售据点。 由于企业数目的增长，新竹科学园区开始对周边产业结构产生“竞争－排挤”和“外溢－关联”作用。
“竞争－排挤”作用主要表现在园区内新兴产业的工资福利比原先的传统产业高出许多，使得后者劳动力成本大幅度提高而被迫外迁。“外溢－关联”作用则表现在随着园区的发展，地方原有厂商与园区内厂商形成日益密切的委托加工、原材料供应等协作关系。
由于园区的技术外溢，园区附近新设立的高科技企业也逐步增多。新竹地区原来的主要工业部门有照明设备业、玻璃业、陶瓷业、纺织业和化学材料制造业，这些部门的布局基本上都跟当地的自然资源密切相关。到了90年代，微电子关联产业集中了大量资本与劳动力，成为区域制造业中占绝对优势的主力，其它工业部门几乎无一幸免地面临衰退。
3、研发与生产平分秋色阶段
从1990年开始，直到1998年新竹园区向南部扩张。新竹园区经过80年代的开发建设，园区创业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当局支持的部分研发项目也在园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此时，民间资本开始大举进入园区。当局不再是惟一先进技术资源的代理者与主要资本引导者。跨国公司的地位也在削弱。如1986年，外资占园区实收资本的比例为30%左右，而到1996年外资的比例仅为10%左右。跨国公司在台策略也较先前有明显的改变，不再以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与相关优惠政策为主，而是把重点放在寻求当地技术合作资源、加强本地化进程等方面。园区内已成熟的技术与资金也开始输出国外，进行各种跨国联盟合作。1996年，园区国内专利数为226件，国外专利数为0；1999年园区国内外专利数合计为2536件，这表明新竹科学园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日益增强。
4、力图研发活动为主的阶段
经过20年的迅速发展，园区基础资源已不敷使用，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也相应地不断提高。为了解决土地瓶颈，高科技园区开始向新竹园区外部扩张。同时，台湾当局也在反思过去过分强调“制造”导向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转而倡导研发设计类产业的发展。台湾当局力图通过南北两个核心园区的建设，使台湾成为以高科技产业为主的科技岛。
中关村之镜
与硅谷不同的是，新竹缺少硅谷奖励创新胜于眼前利润的商业文化，这使新竹的产业结构不能跟上网络时代。目前，台湾当局已注意并开始改善这一局面。 新竹的产业结构偏重芯片制造和电脑硬件，其中尤以芯片制造业为主。新竹的一些企业抱怨当局过于注重半导体制造，对采购设备予以免税优惠，这不利于小型互联网公司的成长。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前校长田长霖说：“新竹正面临下一步怎么走的问题。”
仿效硅谷模式创建的新竹科技工业园区促使台湾成为了全球第三大高科技产业地区，但是过分倚重硬件制造，缺乏鼓励创新的商业文化，特别是小企业的成长空间受到挤压，是新竹科技园当前面临的最大困境。这也为中关村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