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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庆本教授的英文新著，立足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语境，在时间与空间统领下，以中国文化主体身份深入探讨了中西文学与美学关系的研究方法与实践问题，并提出超越中/西、古/今二元论的“跨文化多维模式”。该专著跨越了语言、文化与时空疆界藩篱，突显了文学/文化文本在不同时间与空间中的旅行路线以及在此过程中文本之间的交叉互动以及间性关系，考据论证严密、学理分析细致，兼具民族立场与世界视野，对于中西文学与文化的沟通与对话具有方法论价值，是一部具有较高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学术专著。
关键词：跨文化多维模式 中西文学/文化关系 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李庆本教授的新著《以文学与美学为焦点，重思中西关系》（Reflnnkmg the Relafionslnp Between Clnna and theWest Througha Focus on Literature and Aesthetcs）（剑桥学者出版社2018年出版）以文学与美学问题为焦点，从中国文化自身建设出发，以“跨文化”为主线，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探讨了跨文化阐释、跨文化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而扩展至中西文学与美学研究的互动过程与方法问题，为比较文学与美学研究提出了超越中西、古今二元论思想藩篱的方法与路径，格局高远，视野开阔，内容多元，思想丰富，论证严密，为文学与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该专著以“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身份”开篇，探讨了全球化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问题。李庆本教授在该专著中提出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如何看待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又能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带着以上问题，李庆本教授从比较文学研究出发，开始了理论探讨。在他看来，中国比较文学面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在于“中/西二元论”的问题，该问题也导致了“古/今”二元论问题，“中/西”以及“古/今”二元论思维的叠加制造的刻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致使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难以摆脱线性思维困境，成为比较文学遭人诟病的症结之所在。那么，以何种思维与方法指导文学与文化研究，才能冲破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藩篱，又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这也是比较文学理论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李庆本教授给出的回答是“跨文化多维模式”，该模式是他在消解了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中/西、古/今二元论思维后，对中西文学与美学平等对话关系的重建。在宏观层面，该模式本身包含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是时空结合的对话体。在空间维度上，该模式强调“跨文化研究的环形模式”，其主旨在于“重新审视中西文学关系，将以往研究中割裂开来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看待，以彰显文学文本或理论空间上的环形路线图”。通过对《赵氏孤儿》在世界文化中的环形之旅、叔本华悲剧理论的东方旅行路线等具体个案之深入考察与分析，李庆本教授引导我们看向不同文化的文本在世界文化旅行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挪用、移植、转移、改造”，并解释了文本旅行过程中变异的内在合理性与独立逻辑。文本的跨文化旅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单向或单一的。相反，这一过程在空间上，是环形的;在性质上，是复杂的、充满变化的。而生成以上变化的深层原因，则在于接受者期待视野的独立性。这即是说，接受者对于一个外来文化文本的接受并非全然被动，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与该文本形成对话型关系，从而导致文本在跨文化旅行过程中的变异。
在时间维度上，“跨文化多维模式”消解了“古/今”与“中/西”之间的错误对等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价值等级链。李庆本教授指出，在这种二元论思维基础上的文学研究，将“传统”视作“中”，将“现代”视作“西”，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学发展之流断裂的错误看法。通过对原始儒学、汉代经学、宋明道学的现代美学阐释、北京的多元文化景观与现代性、中国微电影与微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等主题的阐释与分析，他向读者呈现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化在时间之流中的具体样态以及不同时期文化之间的间性关系。通过时间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时间的互动方式，并且看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意識形态存在差异，会给传统文化带来冲击，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有其稳定性，因此能够在时间之流中保持自身生命力，至此，李庆本教授证明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延续性，从而也为全球化语境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
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纵横搭建了该专著的宏观结构。在“跨文化”这一主线之上，李庆本教授又将跨文化研究分为跨文化美学、跨文化阐释学两个大类，并在以上两个子系统基础上继续扩展，进而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西方文学/文化文本的跨文化旅行、翻译与世界文学建构、中西不同语境中的跨文化阐释现象等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庆本教授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还在专著中践行了贯穿古今、中西的跨文化多维对话，从而沟通了该专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性关系。他将《易经》这一中国古老的文化文本与西方当代环境美学之间建立了跨文化阐释关系，这一阐释不仅揭示了《易经》蕴含的生态资源，赋予这一古老文化文本当代价值，也为西方环境美学贡献了思想资源。他对王维的《山居秋暝》解读，揭示了禅宗与西方后现代思想中的身体美学之间的共通性，建立了中国传统诗歌、宗教与西方身体美学之间对话的平台。他还沟通了跨文化阐释、翻泽、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指出“跨文化阐释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策略，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一种表现形式”③。在“边缘中心城市北京：多元文化景观与另类现代性”（Margmocentne Beijing.Multicultural Cartography and Alfemative Modermty）中，他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出发，对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的《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Lifem the Vamslnng Backstreets of City Transformed）做了细读与分析，肯定了该作品对于北京作为“边缘中心城市”的定位以及写作中的跨文化视角。然而，他在这一章所做的文本批评并不仅仅限于对迈克尔·麦尔文本的解读，而是在解读的同时，他还结合政治、经济、技术领域的文献与数据对北京的历史遭遇、文化变迁以及当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情况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关于北京叙事的中国版本。“中国微电影与微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Clnna’s Micro Film andS0cialist CulturaI Production）一章则以微观的视角聚焦了微时代语境中的微电影以及其他类型社会主义文化生产问题，该篇首先对处于学术研究边缘地位的微电影进行了学术分析，以此为出发点，该篇还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苏联等多个国家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比较，并归纳总结了中国社会文化生产中的技术发展、阅读/观看视野、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统观整部著作，可以看到，李庆本教授破除“中心主义”思维，以真正的对话思维为指导，为比较文学研究乃至中西文学关系开辟了“跨文化多维模式”这一研究方法，在承认中西文学/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积极为二者之间的沟通确立间性，搭建对话的桥梁，从而确认了中西文学/文化之间同一性的一面。该研究也打开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源头与影响过程之间的疆界，不仅强调影响的源头研究，也强调文学/文化在跨文化时空中的互动过程，认可文本旅行中经历的跨文化阐释、变形与变异，从而破除了变体与原文/源头之间的等级关系。另外，他也打破了纯粹的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之间的界限，打破了理论与批评实践之间的界限，建立了时间与空间、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带有差异的主题或现象之间的交互与沟通，使中西文学/文化中的诸多主题与现象可以在开放的时空中自由穿梭，建立多种对话关系，使其文本时空内的对话获得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所倡导的横截性沟通（transversalcommunication）的维度，也为世界范围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横截性实践的杰出范例。
总之，李庆本教授立足民族文化建设需要，通过研究与实践中的环形之旅，为中西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指南。该专著以英文写成，面向世界公开发行，这也进一步改变了过去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在世界文学中的“失语”状况，成为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从边缘向世界中心迈进的向心力量。
关键词：跨文化多维模式 中西文学/文化关系 中国文化身份建构
李庆本教授的新著《以文学与美学为焦点，重思中西关系》（Reflnnkmg the Relafionslnp Between Clnna and theWest Througha Focus on Literature and Aesthetcs）（剑桥学者出版社2018年出版）以文学与美学问题为焦点，从中国文化自身建设出发，以“跨文化”为主线，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探讨了跨文化阐释、跨文化美学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而扩展至中西文学与美学研究的互动过程与方法问题，为比较文学与美学研究提出了超越中西、古今二元论思想藩篱的方法与路径，格局高远，视野开阔，内容多元，思想丰富，论证严密，为文学与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该专著以“全球化与中国文化身份”开篇，探讨了全球化与文化身份的关系以及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建构自我文化身份的问题。李庆本教授在该专著中提出的问题是：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西方文化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中国如何看待自身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如何成为全球化进程的积极参与者，又能保持自己的文化身份？带着以上问题，李庆本教授从比较文学研究出发，开始了理论探讨。在他看来，中国比较文学面临的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在于“中/西二元论”的问题，该问题也导致了“古/今”二元论问题，“中/西”以及“古/今”二元论思维的叠加制造的刻板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致使比较文学中的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难以摆脱线性思维困境，成为比较文学遭人诟病的症结之所在。那么，以何种思维与方法指导文学与文化研究，才能冲破封闭的自我中心主义的藩篱，又不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神话，这也是比较文学理论要面临的重要问题。
李庆本教授给出的回答是“跨文化多维模式”，该模式是他在消解了文学与文化研究中的中/西、古/今二元论思维后，对中西文学与美学平等对话关系的重建。在宏观层面，该模式本身包含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是时空结合的对话体。在空间维度上，该模式强调“跨文化研究的环形模式”，其主旨在于“重新审视中西文学关系，将以往研究中割裂开来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作为一个整体过程来看待，以彰显文学文本或理论空间上的环形路线图”。通过对《赵氏孤儿》在世界文化中的环形之旅、叔本华悲剧理论的东方旅行路线等具体个案之深入考察与分析，李庆本教授引导我们看向不同文化的文本在世界文化旅行中不可避免地要经历的“挪用、移植、转移、改造”，并解释了文本旅行过程中变异的内在合理性与独立逻辑。文本的跨文化旅行，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是单向或单一的。相反，这一过程在空间上，是环形的;在性质上，是复杂的、充满变化的。而生成以上变化的深层原因，则在于接受者期待视野的独立性。这即是说，接受者对于一个外来文化文本的接受并非全然被动，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式与该文本形成对话型关系，从而导致文本在跨文化旅行过程中的变异。
在时间维度上，“跨文化多维模式”消解了“古/今”与“中/西”之间的错误对等关系以及由此衍生的价值等级链。李庆本教授指出，在这种二元论思维基础上的文学研究，将“传统”视作“中”，将“现代”视作“西”，从而导致了中国文学发展之流断裂的错误看法。通过对原始儒学、汉代经学、宋明道学的现代美学阐释、北京的多元文化景观与现代性、中国微电影与微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等主题的阐释与分析，他向读者呈现了不同时期的中国文化在时间之流中的具体样态以及不同时期文化之间的间性关系。通过时间维度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与时间的互动方式，并且看到，尽管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意識形态存在差异，会给传统文化带来冲击，但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也有其稳定性，因此能够在时间之流中保持自身生命力，至此，李庆本教授证明了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延续性，从而也为全球化语境中保持中国文化自信提供了理论依据。
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的纵横搭建了该专著的宏观结构。在“跨文化”这一主线之上，李庆本教授又将跨文化研究分为跨文化美学、跨文化阐释学两个大类，并在以上两个子系统基础上继续扩展，进而探讨了中国传统文学理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中西方文学/文化文本的跨文化旅行、翻译与世界文学建构、中西不同语境中的跨文化阐释现象等问题。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李庆本教授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还在专著中践行了贯穿古今、中西的跨文化多维对话，从而沟通了该专著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对话性关系。他将《易经》这一中国古老的文化文本与西方当代环境美学之间建立了跨文化阐释关系，这一阐释不仅揭示了《易经》蕴含的生态资源，赋予这一古老文化文本当代价值，也为西方环境美学贡献了思想资源。他对王维的《山居秋暝》解读，揭示了禅宗与西方后现代思想中的身体美学之间的共通性，建立了中国传统诗歌、宗教与西方身体美学之间对话的平台。他还沟通了跨文化阐释、翻泽、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指出“跨文化阐释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一种有效策略，翻译也是跨文化阐释的一种表现形式”③。在“边缘中心城市北京：多元文化景观与另类现代性”（Margmocentne Beijing.Multicultural Cartography and Alfemative Modermty）中，他从空间与时间两个维度出发，对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的《再会，老北京：一座转型的城，一段正在消逝的老街生活》（The Last Days of Old Beijing：Lifem the Vamslnng Backstreets of City Transformed）做了细读与分析，肯定了该作品对于北京作为“边缘中心城市”的定位以及写作中的跨文化视角。然而，他在这一章所做的文本批评并不仅仅限于对迈克尔·麦尔文本的解读，而是在解读的同时，他还结合政治、经济、技术领域的文献与数据对北京的历史遭遇、文化变迁以及当下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等情况以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了分析，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份关于北京叙事的中国版本。“中国微电影与微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生产”（Clnna’s Micro Film andS0cialist CulturaI Production）一章则以微观的视角聚焦了微时代语境中的微电影以及其他类型社会主义文化生产问题，该篇首先对处于学术研究边缘地位的微电影进行了学术分析，以此为出发点，该篇还就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苏联等多个国家的文化政策进行了比较，并归纳总结了中国社会文化生产中的技术发展、阅读/观看视野、政治、经济、文化与中国当代社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统观整部著作，可以看到，李庆本教授破除“中心主义”思维，以真正的对话思维为指导，为比较文学研究乃至中西文学关系开辟了“跨文化多维模式”这一研究方法，在承认中西文学/文化差异的前提下，积极为二者之间的沟通确立间性，搭建对话的桥梁，从而确认了中西文学/文化之间同一性的一面。该研究也打开了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影响源头与影响过程之间的疆界，不仅强调影响的源头研究，也强调文学/文化在跨文化时空中的互动过程，认可文本旅行中经历的跨文化阐释、变形与变异，从而破除了变体与原文/源头之间的等级关系。另外，他也打破了纯粹的横向思维和纵向思维之间的界限，打破了理论与批评实践之间的界限，建立了时间与空间、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带有差异的主题或现象之间的交互与沟通，使中西文学/文化中的诸多主题与现象可以在开放的时空中自由穿梭，建立多种对话关系，使其文本时空内的对话获得凯文·舒拉格（Calvin Schrag）所倡导的横截性沟通（transversalcommunication）的维度，也为世界范围的跨文化研究提供了横截性实践的杰出范例。
总之，李庆本教授立足民族文化建设需要，通过研究与实践中的环形之旅，为中西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指南。该专著以英文写成，面向世界公开发行，这也进一步改变了过去中国文学理论话语在世界文学中的“失语”状况，成为推动中国文学与文化从边缘向世界中心迈进的向心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