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读同龄人的小说总是很有意思。相似的成长经验常常让我们更容易对小说中的某些描写感同身受。同时，同龄作家的写作技巧和艺术手法就像一面镜子，与自己的平日的阅读和观察互为印证，甚至能启发新的学术思考。
梁宝星的小说《海边别墅》，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派的气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文学史上的两大思潮。尽管在此名目下的流派林林总总，对其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但总体而言，读者和学者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感知：现实主义在于对生活的真实描摹，现代主义在于打破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而试图颠覆、超越、打破真实。想到现实主义，我们会想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福楼拜等，而现代主义则让人想起了卡夫卡、伍尔夫和加缪等。
小说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野海边废弃的别墅里偷偷居住，而在别墅对面有另一幢“平行时空”里的别墅，里面生活着与这对青年男女互为镜像的人。小说充满了悬疑意味。一万三千字的小说里，似乎总有个“钩子”，吸引着读者不断追问故事该如何发展。“我”与司徒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在平行时空里的别墅里究竟生活着谁？另一个“我”与另一个“司徒”究竟是谁？诸多的悬念让小说显得引人入胜。小说的语言感觉很好，寥寥数语就把读者带到那个荒凉空旷的海滩，把整个氛围营造得如梦如幻、扑朔迷离。
让人惊喜的是，梁宝星的小说似乎在隐隐地探索一种破碎的、分裂的主体性。小说的主人公“我”与另一个世界里的“我”构成了互相映照的关系。在各自的世界里“我”都是肯定地存在着，而这形成了作者似乎想探索的问题：究竟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我”之为何？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解构叙事的同时，还有某些确定性存在，比如时间观、爱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书写中，一切都被消解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言之凿凿的日常生活消散了，连自我的意义都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宝星的小说显示出了探索性和创新性。
当然，小说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在“我”与司徒的关系中，作者又触及到了青年男女爱恨中的复杂与隐秘。一对男女被抛置于无人之境，眼前只有大海和废弃的别墅。尽管这幢别墅依旧体面、豪华，所有物品一应俱全，但作者所創造的空间是隔绝人世的，连时间也是模糊的。这样的时空无关乎政治、经济、社会，无关乎任何外部因素，只是将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动作语言和爱恨情仇无限放大。于是，我们看到了爱的关系中那些虐待与被虐待，控制与被控制，逃脱与无法逃脱的挣扎。
倘若将男女的情爱放在现实的逻辑中写未免显得俗套，于是作者创造了一幢“平行镜像”里的别墅，这幢别墅既是男女主人公生活的投射，也是“我”欲望的投射。在这幢别墅里，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出现了置换，施虐者变为了受虐者，控制者变为被控制者，而唯唯诺诺的“我”也酝酿着和另一个温暖、充满关爱的“司徒”私奔逃亡。然而，小说的结局却是这场逃亡的失败。另一个“司徒”没有出现，而“我摸索着把灯打开，别墅里面一团乱，满地都是陶瓷和玻璃的碎片，所有房间的门都敞开着，风四处乱窜。我从一个房间出来再进入另一个房间，一直走到天台。”这个结局指涉了这种逃脱的不可能性。一段关系，以爱的名义，或以疼痛的方式，将人紧紧地包裹住，让人无处呼吸却又无法挣脱。
前段时间，年轻人因为两性关系问题而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有的饱受对方的精神折磨和压迫，有的无法挣脱深层的依恋而一步步走向深渊。见此新闻，人们总是惊讶于日常生活中云淡风轻的表面下那些情感纠葛的暗流涌动。事实上，人类的内心世界、情感机制、人性和欲望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幽深。在这个意义上，梁宝星的这篇小说仿佛撕开了一道口子，他探寻了两性中那些纠结的、复杂的关系，那些难以名状却又让人泥足深陷的东西。
除此之外，那幢别墅也可以解读为两位失意年轻人的避难所。小说中多次提到了主人公靠艺术来生活，工作并不顺利。因此，这幢装修豪华典雅的别墅就像两个人的白日梦成真。小说中的“我”对是否继续住在这幢奇怪的别墅里产生了怀疑，而司徒则斩钉截铁地说“为什么不，我们这么辛苦工作不就是为了过得好一些，现在找到这个地方，跟飞来横财一样，我们还要装作这里的主人……” 每当“我”犹豫着要走时，司徒又说“你不要再想着回去了，外面什么都没有，我们是这里的亚当和夏娃”。在“我”的独白中，也出现了“他害怕出去以后再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他害怕失败”。尽管表达得有些隐晦，但这样一幢神秘的豪华别墅似乎是年轻人逃离尘世的想象，是躲避现实压力的途径，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修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整天做爱，他们平静却又痛苦的关系，他们毫无缘由的脾气和怒火似乎有了解释。有趣的是，在一千多年前，蒲松龄笔下失意的文人和书生幻想的是貌美的年轻女性，而如今的年轻作家希望的是宽敞明亮的临海别墅，舒适安逸的写作环境。
抛开对这篇小说主题或是艺术手法的探究，梁宝星的小说不断地让我想起自己在学术之余藏于抽屉里的练笔之作，还有平日里断断续续通过网络和期刊阅读到的其他同龄人的作品。“经验的同质化”是许多评论家反复提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
作为90后的我们，确实是很少与历史发生联系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前辈学者试图重返的人文主义精神蓬勃发展的80年代，也没有先锋作家童年经历的革命年代的恐怖与吊诡，抑或是革命的热情高涨。人文学科的式微让热爱文学的青年对前景的想象普遍暗淡，电子信息化及阅读碎片化也使严肃的智性的写作变得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所拥有的是日常生活，无穷无尽的、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视角不再是自己与宇宙，那似乎过于宏大，而是眼前的草木与爱人。通过日常生活来反思与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关系， 去探讨生命中面临的普遍困惑。
我想，这大概是为什么我常常在同龄人的写作中看到许多情感和欲望的表达，也是为什么看到了一个现象：直面过去与现实的勇气正在退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派的手法、情绪的描写、意境的渲染。与革命文学朴素的感情或者先锋文学的关系暧昧不同，甚至与90年代卫慧、棉棉等作家笔下带着思想解放意味的“新新人类”不同，就像梁宝星的小说主题一样，同龄人作家写的很多是一种不能称之为爱情的爱情。偷情、出轨、背叛、虐待，情感被解构、扭曲、践踏，成为一种空虚的、痛苦的、惆怅的、没来由的愤怒和情绪。在众多类似的主题下，大家总是被冠以“经验的同质化”。确实，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放眼所及，正如本雅明所说的“故事正在消亡”。互联网让消息瞬间传遍千家万户，而语言文字所能捕获的那种让人惊艳的惊诧的瞬间越来越少。写作，对于新一代作家而言，既有媒介传播上的优势，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难。 我相信无论作者对何种创作方式的选择，都应该扬长避短，也相信无论何种创作方式都是殊途同归的，因为相比摄像机镜头中他者的“注视”，以及新闻报道中讨好读者的简洁明了，我相信文学在表达细微的幽深的经验时是无可比拟的，无论这种经验来自于作者的现实经历还是知识转化而成的想象。借由对现实的还原，文字构造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一个来自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空间，其中传递着作者智性的思考。而作者希望这些思考给读者带来看待生活的不同视角，甚至是启迪心智。
就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作为女性，我在阅读梁宝星的小说时，能很鲜明地感受到他在经验还原时的无力。小说写的是一对情侣在密闭空间中的相处。主人公司徒脾气暴戾，而“我”则唯唯诺诺。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对话描写很少，主要依靠动作描写和心理独白去推动情节。题材要求作者写得非常细腻，阅读中也能感受到作者试图贴近他的主人公。但是，作者从一开始对“我”的刻画就是暧昧不清的。作为读者，我一开始阅读时，并不确定“我”的性别，直到小说的不断暗示自我身份“作为女人”，以及后半部分，出现了另一幢别墅里的另一个“我”和另一个“司徒”，我才明白主人公的性别身份。这样一种叙事上的游移不定主要源于作者在细节处理上不够贴合。
比如，小说在刻画司徒这一主人公的性格时，依赖的细节是他“摔酒瓶子”和“斥骂”。这些细节被反复提及，如“司徒把我甩开，斥骂道，你走啊，有本事现在就走。我摔倒在地上磨破了膝盖，司徒走上二楼，我听见他在楼上砸瓶子”“司徒朝墙上砸瓶子，酒瓶从墙上绽开，红酒再一次染红了地板”和“司徒摔门而去，我站在窗口张望，深沉的夜色中，那座别墅像一座高塔”。这些细节固然能突出人物的暴脾气，但却也有让描写落入程式化的危险，使得人物形象变得比较单一和平面。
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故事，写一位在情感关系中受困的女性，但是作者几次的描写并非贴近女性的内心想法，而是显示出了一种“男性的凝视”。其中的一些身体描写，如：“我只穿着白色背心，胸罩忘记戴了，黑色荷叶裙下面是一条四角打底裤，脚上是一双人字拖，尽管穿得这样少，胸前背后还是冒出了汗”“海雾洋洋洒洒，我抱着脑袋在花园前蹲下，背心已经完全湿透，乳头凸显出来”以及“目送司徒去钓鱼以后，我走进浴室，想洗个澡来缓解疲惫。解开背心，脱下内裤，面对喷洒而下的热水，我一只手抓住头发，一只手在乳峰间搓洗，浴室里蒸汽腾腾，灯光和镜子变得模糊。我把镜面的水汽擦去，认真端详起自己的身体。我的身材不算好，只是较为平衡均匀。乳房因为近期过于疲累而下垂，它们已经失去了活力，不再上翘。”这样的描写并非第一人称的视角，而是第三人称。这是一种男人对女性身体的想象，而非女性对自己的真切感知。尤其是写到女性乳房因为疲惫而下垂这一细节，很明显是与生理现实不符合的。而这种描写与故事架构的脱节，显然让读者对小说产生了隔阂。
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来看，年轻的写作者在丰沛的想象力的驱动下，常常不满足于现实描写的平白，从而不断折叠故事的核心，笔墨在种种光怪陆离处逡巡。现代主义的动力在于对叙事的颠覆，对故事的瓦解，就像梁宝星的小说中那两幢平行的别墅，似有似无的逃离的人。想象力弥补了试图表达的主题与现实逻辑之间的缝隙，这当然是好的，显示了新的写作者不断探索的勇气和抱负。但如今迷恋现代主义的写作者们不应该忽略的一点是，现代派的作家们从未放弃创造一种感官上的真实，让读者去贴近他笔下的人物。或者说，在文字空间里，小说中人物自有逻辑，而并非是由作者操控的，文字应该唤起某种程度上的共鸣，而并非只是作者想象力的发泄。
事实上，如何超越经验的藩篱，如何走出已有的知识对想象力的禁锢，是所有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在我们所共同经历的混乱和不确定下，在“经验同质化”成为问题时，读者对作家的期待不一定是故事的幽深曲折，也不是情节的跌宕起伏，反倒是描写能否贴近人物，对经验的处理能否真正打动人心。由作者所创造的那个文字空间是否足够有张力，是否能够真正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感情、体悟和思考。这种描写是个人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是直达人心的。在我看来，可能也是穿越被同质化的日常生活的有效路径。
我相信梁宝星在创作上非常有潜力，这从他小说的故事架构、叙述中的想象力、描写都可以看出来。但“青年写作”之所以突出“青年”二字，是因为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而言，“青年时代”还是在探索、试错、挣扎和不断修改的时期。“年轻”所代表的那种对世界的新鲜的理解，好奇的探索欲望却是难能可贵的。写作的路“道阻且长”，但正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所写的，“写作吧，这是最佳的方式，让你阅读自己，聆听世界”。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施冰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剑桥大学东亚系博士在读。研究兴趣包括小說的电影改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记忆与媒介问题等。有文章发表在《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芒种》和《长城》等期刊。
梁宝星的小说《海边别墅》，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现代派的气息。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是文学史上的两大思潮。尽管在此名目下的流派林林总总，对其定义也是众说纷纭，但总体而言，读者和学者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一个基本的感知：现实主义在于对生活的真实描摹，现代主义在于打破文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而试图颠覆、超越、打破真实。想到现实主义，我们会想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福楼拜等，而现代主义则让人想起了卡夫卡、伍尔夫和加缪等。
小说讲述了一对青年男女在野海边废弃的别墅里偷偷居住，而在别墅对面有另一幢“平行时空”里的别墅，里面生活着与这对青年男女互为镜像的人。小说充满了悬疑意味。一万三千字的小说里，似乎总有个“钩子”，吸引着读者不断追问故事该如何发展。“我”与司徒的关系会变成什么样？在平行时空里的别墅里究竟生活着谁？另一个“我”与另一个“司徒”究竟是谁？诸多的悬念让小说显得引人入胜。小说的语言感觉很好，寥寥数语就把读者带到那个荒凉空旷的海滩，把整个氛围营造得如梦如幻、扑朔迷离。
让人惊喜的是，梁宝星的小说似乎在隐隐地探索一种破碎的、分裂的主体性。小说的主人公“我”与另一个世界里的“我”构成了互相映照的关系。在各自的世界里“我”都是肯定地存在着，而这形成了作者似乎想探索的问题：究竟哪一个“我”才是真正的“我”？“我”之为何？如果说，现代主义文学解构叙事的同时，还有某些确定性存在，比如时间观、爱等等。在后现代主义的书写中，一切都被消解了，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言之凿凿的日常生活消散了，连自我的意义都不复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梁宝星的小说显示出了探索性和创新性。
当然，小说也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理解。在“我”与司徒的关系中，作者又触及到了青年男女爱恨中的复杂与隐秘。一对男女被抛置于无人之境，眼前只有大海和废弃的别墅。尽管这幢别墅依旧体面、豪华，所有物品一应俱全，但作者所創造的空间是隔绝人世的，连时间也是模糊的。这样的时空无关乎政治、经济、社会，无关乎任何外部因素，只是将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动作语言和爱恨情仇无限放大。于是，我们看到了爱的关系中那些虐待与被虐待，控制与被控制，逃脱与无法逃脱的挣扎。
倘若将男女的情爱放在现实的逻辑中写未免显得俗套，于是作者创造了一幢“平行镜像”里的别墅，这幢别墅既是男女主人公生活的投射，也是“我”欲望的投射。在这幢别墅里，男女主人公的关系出现了置换，施虐者变为了受虐者，控制者变为被控制者，而唯唯诺诺的“我”也酝酿着和另一个温暖、充满关爱的“司徒”私奔逃亡。然而，小说的结局却是这场逃亡的失败。另一个“司徒”没有出现，而“我摸索着把灯打开，别墅里面一团乱，满地都是陶瓷和玻璃的碎片，所有房间的门都敞开着，风四处乱窜。我从一个房间出来再进入另一个房间，一直走到天台。”这个结局指涉了这种逃脱的不可能性。一段关系，以爱的名义，或以疼痛的方式，将人紧紧地包裹住，让人无处呼吸却又无法挣脱。
前段时间，年轻人因为两性关系问题而自杀的新闻屡见报端。有的饱受对方的精神折磨和压迫，有的无法挣脱深层的依恋而一步步走向深渊。见此新闻，人们总是惊讶于日常生活中云淡风轻的表面下那些情感纠葛的暗流涌动。事实上，人类的内心世界、情感机制、人性和欲望远比想象的要复杂幽深。在这个意义上，梁宝星的这篇小说仿佛撕开了一道口子，他探寻了两性中那些纠结的、复杂的关系，那些难以名状却又让人泥足深陷的东西。
除此之外，那幢别墅也可以解读为两位失意年轻人的避难所。小说中多次提到了主人公靠艺术来生活，工作并不顺利。因此，这幢装修豪华典雅的别墅就像两个人的白日梦成真。小说中的“我”对是否继续住在这幢奇怪的别墅里产生了怀疑，而司徒则斩钉截铁地说“为什么不，我们这么辛苦工作不就是为了过得好一些，现在找到这个地方，跟飞来横财一样，我们还要装作这里的主人……” 每当“我”犹豫着要走时，司徒又说“你不要再想着回去了，外面什么都没有，我们是这里的亚当和夏娃”。在“我”的独白中，也出现了“他害怕出去以后再受到别人的冷嘲热讽，他害怕失败”。尽管表达得有些隐晦，但这样一幢神秘的豪华别墅似乎是年轻人逃离尘世的想象，是躲避现实压力的途径，是对过去的自己的修补。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整天做爱，他们平静却又痛苦的关系，他们毫无缘由的脾气和怒火似乎有了解释。有趣的是，在一千多年前，蒲松龄笔下失意的文人和书生幻想的是貌美的年轻女性，而如今的年轻作家希望的是宽敞明亮的临海别墅，舒适安逸的写作环境。
抛开对这篇小说主题或是艺术手法的探究，梁宝星的小说不断地让我想起自己在学术之余藏于抽屉里的练笔之作，还有平日里断断续续通过网络和期刊阅读到的其他同龄人的作品。“经验的同质化”是许多评论家反复提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确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写作中遇到的问题。
作为90后的我们，确实是很少与历史发生联系的一代。我们没有经历过前辈学者试图重返的人文主义精神蓬勃发展的80年代，也没有先锋作家童年经历的革命年代的恐怖与吊诡，抑或是革命的热情高涨。人文学科的式微让热爱文学的青年对前景的想象普遍暗淡，电子信息化及阅读碎片化也使严肃的智性的写作变得艰难。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所拥有的是日常生活，无穷无尽的、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我们的视角不再是自己与宇宙，那似乎过于宏大，而是眼前的草木与爱人。通过日常生活来反思与更为广阔的世界的关系， 去探讨生命中面临的普遍困惑。
我想，这大概是为什么我常常在同龄人的写作中看到许多情感和欲望的表达，也是为什么看到了一个现象：直面过去与现实的勇气正在退却，取而代之的是现代派的手法、情绪的描写、意境的渲染。与革命文学朴素的感情或者先锋文学的关系暧昧不同，甚至与90年代卫慧、棉棉等作家笔下带着思想解放意味的“新新人类”不同，就像梁宝星的小说主题一样，同龄人作家写的很多是一种不能称之为爱情的爱情。偷情、出轨、背叛、虐待，情感被解构、扭曲、践踏，成为一种空虚的、痛苦的、惆怅的、没来由的愤怒和情绪。在众多类似的主题下，大家总是被冠以“经验的同质化”。确实，在我们生活的世界，放眼所及，正如本雅明所说的“故事正在消亡”。互联网让消息瞬间传遍千家万户，而语言文字所能捕获的那种让人惊艳的惊诧的瞬间越来越少。写作，对于新一代作家而言，既有媒介传播上的优势，也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艰难。 我相信无论作者对何种创作方式的选择，都应该扬长避短，也相信无论何种创作方式都是殊途同归的，因为相比摄像机镜头中他者的“注视”，以及新闻报道中讨好读者的简洁明了，我相信文学在表达细微的幽深的经验时是无可比拟的，无论这种经验来自于作者的现实经历还是知识转化而成的想象。借由对现实的还原，文字构造了一个广阔的空间，一个来自于现实却又超越现实的空间，其中传递着作者智性的思考。而作者希望这些思考给读者带来看待生活的不同视角，甚至是启迪心智。
就我自己的阅读体验而言，作为女性，我在阅读梁宝星的小说时，能很鲜明地感受到他在经验还原时的无力。小说写的是一对情侣在密闭空间中的相处。主人公司徒脾气暴戾，而“我”则唯唯诺诺。在这样一种不对等的关系中，对话描写很少，主要依靠动作描写和心理独白去推动情节。题材要求作者写得非常细腻，阅读中也能感受到作者试图贴近他的主人公。但是，作者从一开始对“我”的刻画就是暧昧不清的。作为读者，我一开始阅读时，并不确定“我”的性别，直到小说的不断暗示自我身份“作为女人”，以及后半部分，出现了另一幢别墅里的另一个“我”和另一个“司徒”，我才明白主人公的性别身份。这样一种叙事上的游移不定主要源于作者在细节处理上不够贴合。
比如，小说在刻画司徒这一主人公的性格时，依赖的细节是他“摔酒瓶子”和“斥骂”。这些细节被反复提及，如“司徒把我甩开，斥骂道，你走啊，有本事现在就走。我摔倒在地上磨破了膝盖，司徒走上二楼，我听见他在楼上砸瓶子”“司徒朝墙上砸瓶子，酒瓶从墙上绽开，红酒再一次染红了地板”和“司徒摔门而去，我站在窗口张望，深沉的夜色中，那座别墅像一座高塔”。这些细节固然能突出人物的暴脾气，但却也有让描写落入程式化的危险，使得人物形象变得比较单一和平面。
更重要的是，作者以第一人称“我”来展开故事，写一位在情感关系中受困的女性，但是作者几次的描写并非贴近女性的内心想法，而是显示出了一种“男性的凝视”。其中的一些身体描写，如：“我只穿着白色背心，胸罩忘记戴了，黑色荷叶裙下面是一条四角打底裤，脚上是一双人字拖，尽管穿得这样少，胸前背后还是冒出了汗”“海雾洋洋洒洒，我抱着脑袋在花园前蹲下，背心已经完全湿透，乳头凸显出来”以及“目送司徒去钓鱼以后，我走进浴室，想洗个澡来缓解疲惫。解开背心，脱下内裤，面对喷洒而下的热水，我一只手抓住头发，一只手在乳峰间搓洗，浴室里蒸汽腾腾，灯光和镜子变得模糊。我把镜面的水汽擦去，认真端详起自己的身体。我的身材不算好，只是较为平衡均匀。乳房因为近期过于疲累而下垂，它们已经失去了活力，不再上翘。”这样的描写并非第一人称的视角，而是第三人称。这是一种男人对女性身体的想象，而非女性对自己的真切感知。尤其是写到女性乳房因为疲惫而下垂这一细节，很明显是与生理现实不符合的。而这种描写与故事架构的脱节，显然让读者对小说产生了隔阂。
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下来看，年轻的写作者在丰沛的想象力的驱动下，常常不满足于现实描写的平白，从而不断折叠故事的核心，笔墨在种种光怪陆离处逡巡。现代主义的动力在于对叙事的颠覆，对故事的瓦解，就像梁宝星的小说中那两幢平行的别墅，似有似无的逃离的人。想象力弥补了试图表达的主题与现实逻辑之间的缝隙，这当然是好的，显示了新的写作者不断探索的勇气和抱负。但如今迷恋现代主义的写作者们不应该忽略的一点是，现代派的作家们从未放弃创造一种感官上的真实，让读者去贴近他笔下的人物。或者说，在文字空间里，小说中人物自有逻辑，而并非是由作者操控的，文字应该唤起某种程度上的共鸣，而并非只是作者想象力的发泄。
事实上，如何超越经验的藩篱，如何走出已有的知识对想象力的禁锢，是所有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在我们所共同经历的混乱和不确定下，在“经验同质化”成为问题时，读者对作家的期待不一定是故事的幽深曲折，也不是情节的跌宕起伏，反倒是描写能否贴近人物，对经验的处理能否真正打动人心。由作者所创造的那个文字空间是否足够有张力，是否能够真正地唤起人们内心的感情、体悟和思考。这种描写是个人的，也是独一无二的，是直达人心的。在我看来，可能也是穿越被同质化的日常生活的有效路径。
我相信梁宝星在创作上非常有潜力，这从他小说的故事架构、叙述中的想象力、描写都可以看出来。但“青年写作”之所以突出“青年”二字，是因为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生涯而言，“青年时代”还是在探索、试错、挣扎和不断修改的时期。“年轻”所代表的那种对世界的新鲜的理解，好奇的探索欲望却是难能可贵的。写作的路“道阻且长”，但正如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所写的，“写作吧，这是最佳的方式，让你阅读自己，聆听世界”。
【责任编辑】 陈昌平
作者简介：
施冰冰，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剑桥大学东亚系博士在读。研究兴趣包括小說的电影改编、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记忆与媒介问题等。有文章发表在《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芒种》和《长城》等期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