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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报告文学本体论中的传统“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文本内涵的学理性”等新“五性”。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以往学界对报告文学的轻视，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文体。实际上，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现代文论现代性的重要特色。报告文学“学理性”与“理性美”的凸显，说明我们的时代仍是一个需要高扬“理性”而没有进入“真正的审美”的时代，也说明文学的“功利性”价值观仍值得尊重与肯定。
[关键词]报告文学；本体论；学理性；功利性；理性美
关于报告文学的本体属性，笔者认为传统的“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经过时，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復合性。本文专论新“五性”之一；文本内涵的学理性。
一
有学者指出：“表现出哲理性深度，并非为报告文学所独有，但通过纪实性形象来显示和通过作者的主观评论来展示这一哲理深度，则成为报告文学的独特之点。”。笔者认为，“哲理深度”的确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但如以此来概括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学理性”则更为准确：它不只包含“政论性”、“哲理性”、科学理性与历史理性等，还包括学术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等。也就是说，从创作主体来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它典型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庄严虔敬”、感时忧国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一点表现在创作客体即作品中，就形成了“文本内涵的学理性”，表现出的审美特征则为“理性美”——它是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最大区别。因为按照经典文论，虚构文学的倾向性不能“特别指点”，而只能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流露”，不然，就成了思想与观念的“传声筒”，而报告文学的倾向性不但可以“特别指点”，而且是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这一点，我们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就可清楚看出。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且内容较单一、浅薄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这一点，又以问题报告文学与史传报告文学表现得最为集中、突出。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大凡思想解放的时代必是理论活跃的时代，只有理论活跃才能推动思想解放，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我国先秦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因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给我们留下了先秦理性精神与诸子散文的思想文化遗产；五四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因而也出现了散文和问题小说等文学繁荣的景象，尤其是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而我国新时期也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思想解放与文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先后出现了问题小说与问题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而相对于新时期初期的问题小说而言，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问题报告文学来势更猛，规模更大，探讨问题更全面、深入，干预现实更直接、有力，因而其理论含量更重，理性精神更强。这一点又主要体现为哲理思辨精神、文化启蒙精神、历史反思精神和现实批判精神。总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从总体上来说，表现为政治理性、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与启蒙理性的有机融合。它以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方式有力地参与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与现代化进程。至20世纪90年代，虽然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知识分子和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大众化、世俗化文化使报告文学失去昔日风采；虽然“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并不代表文学艺术的全部精神”。“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
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一百多年来，人在生存中所遭受的挫折感不断弥漫，从东方到西方，由西方而东方。一种是有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例如列强的侵略压迫、掠夺屠杀，使被压迫者的生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它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连绵不绝，至今犹存。由于日本侵略者失败后来受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们的后裔至今未有公开的认罪感。一种是无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它是由社会环境促成，人身上深层的精神生存的挫折感。它几乎无处不在，显得持久而震动人心。
新理性精神难挽狂澜于既倒，但它绝不会去推波助澜。它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种“新理性精神”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胡平、赵瑜、徐刚、卢跃刚、何建明、陈桂棣、邢军纪和梅洁、曲兰等问题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坚持操守，执著理想，抵排流俗，守望并解读“沉重”，的确表现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的人文精神；邓贤的《大国之魂》、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程童一等的《开埠》和金辉的《恸问苍冥》等创作，的确表现了对列强侵略、民族苦难等“有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王宗仁的“青藏风景线”系列、罗盘的《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文乐然的《走向圣殿》等“地质人”系列以及冷梦的《黄河大移民》、《沧海横流》等，也的确表现了人在自然、社会、历史等环境面前的“无形的”“生存挫折感”——它们的确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新“审视”了“人的生存意义”，表现了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坚守与追求。
而自新世纪以来，这种“新理性精神”不但没有丝毫削减，相反，却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中发展到新的高度，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审美趋向。如歌颂与批判、倾向性与真实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进一步融合，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与求真务实精神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向现实人生的深入开掘和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等等。具体来说，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色；一是清醒、理智的态度与深邃、细密的分析。如果说，五四文学启蒙的重点是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反思的对象主要是盘根错节的封建历史传统，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点是继承五四传统。继续高举民主、科学与反封建旗帜，反思的对象主要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十年“文革”等极“左”政治统治的历史，那么，在新世纪以来的问题报告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启蒙，其重点则是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反 思的对象主要是新时期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行历史，呼唤的是新的政治文明和人的解放。因此，这次启蒙既是以往启蒙的继续，又是以往启蒙的深化。二是“三农”问题与现代化。与“热情与冷静”的态度及深邃、细密的分析相一致，近年来问题报告文学在理性启蒙方面的另一特点是，其内容大多集中于“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与现代化。三是“人”的重新发现。笔者认为，目前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第四次“人的发现”：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发现”了“一群被中国封建专制压弯了的灵魂，一群在地狱中痛苦挣扎的带着死相的活人”，第二次主要是“发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第三次主要是“发现”了被极“左”政治所异化的人，那么，这次则主要是“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出巨大牺牲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包括他们生存的艰难、遭遇的不幸和精神的顽强。这一点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大迁徙》(杨豪)和《血泪打工妹》(胡传永)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然，总的来说，在“学理性”或“理性美”的追求中，祖慰、胡平、麦天枢、李鸣生和王宏甲等作家最有代表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智慧的探求”构成祖慰报告文学世界的“主要特色”。“祖慰是跋涉于报告文学领域中智慧的追求者和探索者，他以智为真，以智为善，以智为美，并将智推荐给那些追求真善美的人们。”麦天枢等人则认为：“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尤其是胡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报告文学作家中理性特色最鲜明、理论思考最深入者之一。他不但全面继承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忧患意识、文化启蒙、现实批判与宏观综合等“理性”传统，而且将其发展成为新的学术体。这一点在他新世纪出版的《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两部力作中表现得最为集中。胡平明确提出，“思想新颖，思想饱满，思想深刻”是他所“感兴趣”和“看重”的美学追求；他第一次提到了“思想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具有“历史脊椎骨的分量”，具有“大快大畅大奇大雄的审美意义”。在这里，胡平发展了前人关于“真理是艺术最上乘的原料”的思想，独具慧眼地指出了“理性美”具有“历史脊椎骨分量”的价值和意义。如在《战争状态》中，他纵览古今，旁涉中外，在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法制等“人文学科诸多领域的前沿学理与本人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间游走”，对许多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与探讨，表现出挑战经典、颠覆传统的非凡胆识与勇气，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與振聋发聩的感受。
总之，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
二
就理论意义而言，首先当然是史传报告文学等对历史学的贡献。它们通过调查采访与史料挖掘等，主要为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军史、国民党等各民主党派史、文学艺术史以及科技史、体育史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叶永烈的“红色系列”与“黑色系列”，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也是其党内斗争史。《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更是“中国革命斗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象历史。此外，从徐迟、陈祖芬等人的科学家与知识分子系列，到李鸣生、徐剑等人的国防高科技系列及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历程；从鲁光、尹卫星等的体育系列作品到赵瑜的“体育三部曲”等，我们认识了中国体育的历史与现状；从王家达的《敦煌之恋》和刘晓庆的《我的自白录》等，我们在领略艺术家风采的同时窥探了中国的古今艺术；如此等等。报告文学的巨大认识价值是虚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不少作品具有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甚至宗教、心理等学科的意义。如《包身工》等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揭露，《阴阳大裂变》和《性别悲剧》等对婚姻性爱问题的反思，《大沉浮》和《中国农民调查》等对农村改革经验的总结，《唐山大地震》与《唐山警世录》之于防灾减灾，《神圣忧思录》和《中国新教育风暴》之于教育改革，《中国的“小皇帝”》与《东方大爆炸》之于计划生育，《灵魂何归》与《黑脸》等之于反腐倡廉，《第一种危险》与《昂贵的选票》之于民主法制等等，均是其例。关庚寅的《审判》“不仅再现了当年查办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污吏的过程，而且深刻剖析了‘慕马’等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及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喻世、醒世、警世的好书”。“我相信不管是纪检监察干部，还是检察官、法官等办案人员，还是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人员，或是国营、民营的企业人员……看后都会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的确，作品从“慕马大案”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发人深省，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和所研究探索的对策措施等也启人心智。如慕绥新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犯罪的根源是：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私心膨胀，贪欲不止；“人情往来”掩盖着权钱交易。作者认为：
从今天的角度看，高官慕绥新腐败不是孤立的，并有“前腐后继”上升之势。追根溯源，笔者认为不能把账完全算在个人头上。因为从客观上看，我们社会现实确实存在着的伸缩度很大的“三大空间”，是造成了慕绥新“三大悲剧”的根本原因；一是党的最高理想与历史转型期之间，往往有一个真空——人性的弱点，不是极度萎缩，就是极度膨胀，是欲望无限膨胀造成了幕绥新的性格悲剧；二是民主与法制之间同样也有一个真空——使权力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这个体制悲剧空间，使腐败乘虚而入腐蚀了慕绥新的权力；更可怕的是第三，最，我国现行的“弹性法律”，让无数贪赃枉法的高官感到有机可乘……所以说，我们治理腐败。清除腐败的土壤，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一项整个中华民族综合治理的大工程，需要全社会一起营造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良好环境。
作者这里所提出的“三大空间”造成“三大悲剧”之说，的确有独到的深刻之处。此外，作品引用的新华社记者所写的关于慕绥新腐败案的调查与反思，也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文从“带病提拔酿恶果”的新角度，认为慕绥新的被“带病”提拔为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提供了新的教训：一是选干部必须德才兼备；二是被提拔的干部要真正“管”起来；三是一些党员不讲实话；四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要处理好党委与人大的关系；五是后备干部有没有终身制的问题。同时，作品也介绍了中央和地方反腐的新措施、新动向，如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以及实施问责制、财产申报制、特种审计制和“一二三工程”等。正是由于作品具有较大的教育、警示意义与实用价值，该书在版权页的分类项中标明为“教育工作一研究”。也正是由于不少作品和《审判》一样，越来越注重现实意义与理论学术价值，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也越来越表现出向“非文学”扩张的“大文学”趋势。 就实践意义而言。报告文学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参与，對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直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更是通过潜移默化而“间接”发生作用的虚构文学所不可比拟的。如《西行漫记》等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宣传，《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对志愿军战士和全国人民的鼓舞，《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对党风与干部队伍的建设，《哥德巴赫猜想》等对科学与人才的呼唤，《淮河的警告》等对环保国策的制定，《强国梦》等对体育体制的干预，《落泪是金》等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中国农民调查》等对“三农”问题的推进，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报告文学对于启迪思想、激励斗志、陶冶情操，更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如王家达的《敦煌之恋》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是因为它“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而是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它也不是一般地写他们如何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而是写出了一条条殉道者们滴血的人生道路”。因此，他们的精神感天动地、撼人心魄。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记事》、《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和《陈永贵沉浮录》等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的史传报告文学，也无不以深沉的理性启示人们正视“失败”、“战俘”、“冤案”、“失误”等政治、历史问题。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认为；“没有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全的历史。不了解失败的历史就会患营养缺乏症。”因此，作品在肯定、歌颂西路军战士的不屈精神与历史贡献的同时，着重反思了我党在对待被俘战士问题上的失误，从而呼吁人们以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失败和被俘。《志愿军战俘记事》也认为战俘并不是不光彩、丢面子的事，人们不应该忌讳和歧视。因为就像战争要流血和死人一样，战争也必然会有人被俘；俘虏的多少既不能说明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说明战争的胜负。这就启示人们破除封建传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俘。这一切的确再次说明：“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而报告文学则把“诗”和“真理”同时给了读者。
至此，我们还须探讨的是：报告文学中这种功利性很强的“学理性”，能不能认定为“理性美”?怎样看待它与“文学性”的关系?这就不但牵涉到“文学性”与文学的价值观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当今整个文学的认识与评价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在现代中国，文学何为?这是告别古典文学理论“文以载道”的传统所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不是“文以载道”，那么文学究竟应该“载”什么，或应该什么也不“栽”?——文学应该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或根本无须承担什么使命?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实际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文学价值问题上的诸多分歧的直接因素。
……
再来看文学理论启蒙话语与文学理论审美话语对于文学价值的把握，虽然从表面上看，文学理论启蒙话语在文学价值取向上是“功利主义”，抑或是“审美”、“非功利”，但从实质上看两者的区别只是实现“功利性目的”的直接与间接：两者都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意义，只是两者设想的路径不同。
可以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构中，在文艺价值观问题上，始终是以“功利性”为目的的(不管是表述为“直接的”，还是表述为“间接的”)。
笔者认为，以上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意义、特性与价值，以及建设“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新的学科体系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可以说，以往我们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不重视及纪实文学理论的落后等，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学的价值观，即对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在认识上的“含混”。具体来说，即没有认识到“功利”与“审美”两者的“殊途同归”：“两者都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意义”，都有功利目的，其区别只在于“直接”与“间接”、“近期”与“远期”的“实现功利性目的”的路径不同；同时，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确，由于风云激荡、灾难频仍的特定时代与特殊国情，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革命话语”和“启蒙话语”占主导地位，也一直是“客观再现抑制主观表现”。新时期开始后，出于对走向极端的“为政治”的“革命话语”的反感与反拨，人们试图强化“审美话语”，加强“纯文学”等“审美”建设。因而不但在文学史中肯定了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纯文学”作家的地位，而且积极引进和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等形式、方法，在小说、诗歌、戏剧等各领域掀起“探索”热潮。然而好景不长。形式主义等“为艺术”的“审美”探索不久就走入了死胡同，代之而起的是“问题报告文学”、“新写实”小说与“纪实文学”等思潮和流派。实际上，这又是以“为政治”的“革命话语”和“为人生”的“启蒙话语”为中心的“功利”文学观占了主导地位。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文学史编写中，对“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给予了热情关注与充分肯定，但相对而言，对“问题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等则明显重视不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的现状认识与把握不够外，关键还是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文学观问题。表面上看是文体观念问题，即对小说等虚构文学的重视和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轻视——因“新写实”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是小说，而“问题报告文学”等是纪实文学。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特殊”文体，人们对这种“功利性”是否应充分肯定还心存疑虑；加之它在“为政治”的“革命话语”中曾究当过急先锋，比诗歌等虚构文学更“直接”地服务过“政治”，人们就更对其持怀疑态度了。因此，要确立报告文学的文学地位，就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其“学理性”与“理性美”；要确立其“学理性”与“理性美”，就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其“功利性”；而要承认其“功利性”，又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和正确认识整个文学的“功利性”——当然，还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即它已不是过去的“散文附庸”和“政治化的新闻”，而是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独立大国”与“文化复合体”。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它表明，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宏大“工程”中，中国的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建构意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确证自己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存在价值与主体地位，始终没有放弃人文学者应有的关注现实与人生的人文情怀。如果别除“为政治”(政策)的理论褊狭，我们不能不承认，百年文学理论中对文学“功利性”价值的肯定，对于在文化生态、文学的生存方式与文学理论话语的表述方式等方面都已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仍是一个值得尊重与借鉴的传统。。
事实的确如此，报告文学之所以表现出鲜明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我们之所以要“尊重和借鉴”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利性”传统，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情怀”，究其原因就在于存在决定意识。即：我们今天的时代仍是一
[关键词]报告文学；本体论；学理性；功利性；理性美
关于报告文学的本体属性，笔者认为传统的“三性”——新闻性、文学性、政论性已经过时，不能规范和指导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而必须代之以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復合性。本文专论新“五性”之一；文本内涵的学理性。
一
有学者指出：“表现出哲理性深度，并非为报告文学所独有，但通过纪实性形象来显示和通过作者的主观评论来展示这一哲理深度，则成为报告文学的独特之点。”。笔者认为，“哲理深度”的确是新时期以来报告文学的显著特点之一，但如以此来概括报告文学的文体特性，“学理性”则更为准确：它不只包含“政论性”、“哲理性”、科学理性与历史理性等，还包括学术性、资料性和知识性等。也就是说，从创作主体来说，报告文学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它典型地表现了知识分子“庄严虔敬”、感时忧国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这一点表现在创作客体即作品中，就形成了“文本内涵的学理性”，表现出的审美特征则为“理性美”——它是报告文学与小说等虚构文学的最大区别。因为按照经典文论，虚构文学的倾向性不能“特别指点”，而只能通过场面和情节“自然流露”，不然，就成了思想与观念的“传声筒”，而报告文学的倾向性不但可以“特别指点”，而且是评价作品优劣的标准之一。这一点，我们从新时期以来的创作“实践”就可清楚看出。如果说，新时期以前的报告文学侧重的主要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政论性”，且内容较单一、浅薄的话，那么，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则不但将其潜在的批判理性与政治理性发展至新的阶段，而且还增加了批判传统、反思历史、文化启蒙与学术性、知识性等理性内涵，从而形成了以追寻“现代性”、高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新理性精神”。这一点，又以问题报告文学与史传报告文学表现得最为集中、突出。
纵观历史可以发现，大凡思想解放的时代必是理论活跃的时代，只有理论活跃才能推动思想解放，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我国先秦时代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因而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给我们留下了先秦理性精神与诸子散文的思想文化遗产；五四时期是思想解放的时代，因而也出现了散文和问题小说等文学繁荣的景象，尤其是产生了鲁迅、郭沫若这样的思想家与文学家；而我国新时期也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个思想解放与文学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也先后出现了问题小说与问题报告文学等文学样式。而相对于新时期初期的问题小说而言，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问题报告文学来势更猛，规模更大，探讨问题更全面、深入，干预现实更直接、有力，因而其理论含量更重，理性精神更强。这一点又主要体现为哲理思辨精神、文化启蒙精神、历史反思精神和现实批判精神。总之，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报告文学从总体上来说，表现为政治理性、科学理性、历史理性与启蒙理性的有机融合。它以知识分子的“特殊”写作方式有力地参与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建设与现代化进程。至20世纪90年代，虽然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知识分子和文学从中心退居边缘，大众化、世俗化文化使报告文学失去昔日风采；虽然“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下滑，人文精神的淡化与贬抑”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但这“并不代表文学艺术的全部精神”。“一些人文知识分子正在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重新理解与阐释人的生存与文学艺术意义、价值的立足点，新的人文精神的立足点，这就是新理性精神。”
新理性精神将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首先来审视人的生存意义。一百多年来，人在生存中所遭受的挫折感不断弥漫，从东方到西方，由西方而东方。一种是有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例如列强的侵略压迫、掠夺屠杀，使被压迫者的生存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它给人们留下的伤痛连绵不绝，至今犹存。由于日本侵略者失败后来受应有的惩罚，所以他们的后裔至今未有公开的认罪感。一种是无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它是由社会环境促成，人身上深层的精神生存的挫折感。它几乎无处不在，显得持久而震动人心。
新理性精神难挽狂澜于既倒，但它绝不会去推波助澜。它要在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照下，弘扬人文精神，以新的人文精神充实人的精神。
笔者认为，这种“新理性精神”在报告文学创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胡平、赵瑜、徐刚、卢跃刚、何建明、陈桂棣、邢军纪和梅洁、曲兰等问题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坚持操守，执著理想，抵排流俗，守望并解读“沉重”，的确表现出“对民族，对人的关怀，对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的追求与确认”的人文精神；邓贤的《大国之魂》、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程童一等的《开埠》和金辉的《恸问苍冥》等创作，的确表现了对列强侵略、民族苦难等“有形的人的生存的挫折感”；王宗仁的“青藏风景线”系列、罗盘的《塔克拉玛干，生命的辉煌》、文乐然的《走向圣殿》等“地质人”系列以及冷梦的《黄河大移民》、《沧海横流》等，也的确表现了人在自然、社会、历史等环境面前的“无形的”“生存挫折感”——它们的确从“大视野的历史唯物主义”出发，重新“审视”了“人的生存意义”，表现了对新的人文精神的坚守与追求。
而自新世纪以来，这种“新理性精神”不但没有丝毫削减，相反，却在新的时代环境和政治文化生态中发展到新的高度，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与审美趋向。如歌颂与批判、倾向性与真实性、主旋律与多样化的进一步融合，忧患意识、社会责任感与求真务实精神的进一步强化。以及向现实人生的深入开掘和对底层民众的深切关怀，等等。具体来说，它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特色；一是清醒、理智的态度与深邃、细密的分析。如果说，五四文学启蒙的重点是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反思的对象主要是盘根错节的封建历史传统，新时期文学的启蒙重点是继承五四传统。继续高举民主、科学与反封建旗帜，反思的对象主要是五四以来的历史尤其是十年“文革”等极“左”政治统治的历史，那么，在新世纪以来的问题报告文学中所表现出的启蒙，其重点则是人权、人性和人道主义。反 思的对象主要是新时期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中心的现行历史，呼唤的是新的政治文明和人的解放。因此，这次启蒙既是以往启蒙的继续，又是以往启蒙的深化。二是“三农”问题与现代化。与“热情与冷静”的态度及深邃、细密的分析相一致，近年来问题报告文学在理性启蒙方面的另一特点是，其内容大多集中于“三农”(农村、农业、农民)问题与现代化。三是“人”的重新发现。笔者认为，目前在报告文学创作中主要表现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第四次“人的发现”：如果说，第一次主要是“发现”了“一群被中国封建专制压弯了的灵魂，一群在地狱中痛苦挣扎的带着死相的活人”，第二次主要是“发现”了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第三次主要是“发现”了被极“左”政治所异化的人，那么，这次则主要是“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进程中作出巨大牺牲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包括他们生存的艰难、遭遇的不幸和精神的顽强。这一点在《我向总理说实话》(李昌平)、《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大迁徙》(杨豪)和《血泪打工妹》(胡传永)等作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当然，总的来说，在“学理性”或“理性美”的追求中，祖慰、胡平、麦天枢、李鸣生和王宏甲等作家最有代表性。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智慧的探求”构成祖慰报告文学世界的“主要特色”。“祖慰是跋涉于报告文学领域中智慧的追求者和探索者，他以智为真，以智为善，以智为美，并将智推荐给那些追求真善美的人们。”麦天枢等人则认为：“当思想的深度构成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普遍要求的时候，思想性就表现为一种美。”尤其是胡平，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报告文学作家中理性特色最鲜明、理论思考最深入者之一。他不但全面继承了问题报告文学的忧患意识、文化启蒙、现实批判与宏观综合等“理性”传统，而且将其发展成为新的学术体。这一点在他新世纪出版的《战争状态》与《100个理由》两部力作中表现得最为集中。胡平明确提出，“思想新颖，思想饱满，思想深刻”是他所“感兴趣”和“看重”的美学追求；他第一次提到了“思想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认为它具有“历史脊椎骨的分量”，具有“大快大畅大奇大雄的审美意义”。在这里，胡平发展了前人关于“真理是艺术最上乘的原料”的思想，独具慧眼地指出了“理性美”具有“历史脊椎骨分量”的价值和意义。如在《战争状态》中，他纵览古今，旁涉中外，在历史、经济、政治、社会、法制等“人文学科诸多领域的前沿学理与本人的历史经验、现实感受间游走”，对许多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问题进行了重新思考与探讨，表现出挑战经典、颠覆传统的非凡胆识与勇气，从而给人以耳目一新的启迪與振聋发聩的感受。
总之，报告文学的“学理性”与“理性美”的价值和意义有三：一是在理论上补充和丰富了哲学社会科学；二是在实践上推动和促进了社会历史的发展；三是在精神上启迪心智、激励斗志、陶冶情操。
二
就理论意义而言，首先当然是史传报告文学等对历史学的贡献。它们通过调查采访与史料挖掘等，主要为中国现当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军史、国民党等各民主党派史、文学艺术史以及科技史、体育史等，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如叶永烈的“红色系列”与“黑色系列”，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也是其党内斗争史。《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和《中国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更是“中国革命斗争”与“中国抗日战争”的形象历史。此外，从徐迟、陈祖芬等人的科学家与知识分子系列，到李鸣生、徐剑等人的国防高科技系列及何建明的“教育三部曲”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代科技与教育的发展历程；从鲁光、尹卫星等的体育系列作品到赵瑜的“体育三部曲”等，我们认识了中国体育的历史与现状；从王家达的《敦煌之恋》和刘晓庆的《我的自白录》等，我们在领略艺术家风采的同时窥探了中国的古今艺术；如此等等。报告文学的巨大认识价值是虚构文学所无法比拟的。
其次，不少作品具有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甚至宗教、心理等学科的意义。如《包身工》等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揭露，《阴阳大裂变》和《性别悲剧》等对婚姻性爱问题的反思，《大沉浮》和《中国农民调查》等对农村改革经验的总结，《唐山大地震》与《唐山警世录》之于防灾减灾，《神圣忧思录》和《中国新教育风暴》之于教育改革，《中国的“小皇帝”》与《东方大爆炸》之于计划生育，《灵魂何归》与《黑脸》等之于反腐倡廉，《第一种危险》与《昂贵的选票》之于民主法制等等，均是其例。关庚寅的《审判》“不仅再现了当年查办慕绥新、马向东等贪官污吏的过程，而且深刻剖析了‘慕马’等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心路历程及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根源，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喻世、醒世、警世的好书”。“我相信不管是纪检监察干部，还是检察官、法官等办案人员，还是各级各部门的领导人员，或是国营、民营的企业人员……看后都会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的确，作品从“慕马大案”中所总结的经验教训发人深省，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和所研究探索的对策措施等也启人心智。如慕绥新在《我的罪行与反思》中认识到自己犯罪的根源是：不讲政治原则，放弃思想改造；私心膨胀，贪欲不止；“人情往来”掩盖着权钱交易。作者认为：
从今天的角度看，高官慕绥新腐败不是孤立的，并有“前腐后继”上升之势。追根溯源，笔者认为不能把账完全算在个人头上。因为从客观上看，我们社会现实确实存在着的伸缩度很大的“三大空间”，是造成了慕绥新“三大悲剧”的根本原因；一是党的最高理想与历史转型期之间，往往有一个真空——人性的弱点，不是极度萎缩，就是极度膨胀，是欲望无限膨胀造成了幕绥新的性格悲剧；二是民主与法制之间同样也有一个真空——使权力不是倒向这一边，就是倒向那一边。这个体制悲剧空间，使腐败乘虚而入腐蚀了慕绥新的权力；更可怕的是第三，最，我国现行的“弹性法律”，让无数贪赃枉法的高官感到有机可乘……所以说，我们治理腐败。清除腐败的土壤，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而是一项整个中华民族综合治理的大工程，需要全社会一起营造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良好环境。
作者这里所提出的“三大空间”造成“三大悲剧”之说，的确有独到的深刻之处。此外，作品引用的新华社记者所写的关于慕绥新腐败案的调查与反思，也具有较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该文从“带病提拔酿恶果”的新角度，认为慕绥新的被“带病”提拔为现行干部人事制度提供了新的教训：一是选干部必须德才兼备；二是被提拔的干部要真正“管”起来；三是一些党员不讲实话；四是在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要处理好党委与人大的关系；五是后备干部有没有终身制的问题。同时，作品也介绍了中央和地方反腐的新措施、新动向，如由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由权力反腐转向制度反腐，由事后监督转向事前监督，以及实施问责制、财产申报制、特种审计制和“一二三工程”等。正是由于作品具有较大的教育、警示意义与实用价值，该书在版权页的分类项中标明为“教育工作一研究”。也正是由于不少作品和《审判》一样，越来越注重现实意义与理论学术价值，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也越来越表现出向“非文学”扩张的“大文学”趋势。 就实践意义而言。报告文学对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参与，對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推进，“直接”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这一点，更是通过潜移默化而“间接”发生作用的虚构文学所不可比拟的。如《西行漫记》等对中国共产党与中国革命的宣传，《谁是最可爱的人》等对志愿军战士和全国人民的鼓舞，《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等对党风与干部队伍的建设，《哥德巴赫猜想》等对科学与人才的呼唤，《淮河的警告》等对环保国策的制定，《强国梦》等对体育体制的干预，《落泪是金》等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中国农民调查》等对“三农”问题的推进，等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
就精神文明建设而言，报告文学对于启迪思想、激励斗志、陶冶情操，更是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如王家达的《敦煌之恋》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具有强烈魅力的、激动人心的作品”，“读来令人回肠荡气，壮怀激烈”，是因为它“不是一般地写知识分子，而是写了一群艺术上的殉道者，精神上的民族魂，它也不是一般地写他们如何吃苦耐劳，默默奉献，而是写出了一条条殉道者们滴血的人生道路”。因此，他们的精神感天动地、撼人心魄。而《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志愿军战俘记事》、《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和《陈永贵沉浮录》等以当代意识反思历史的史传报告文学，也无不以深沉的理性启示人们正视“失败”、“战俘”、“冤案”、“失误”等政治、历史问题。如《西路军女战士蒙难记》认为；“没有失败就不会有成功；没有失败的历史是不完全的历史。不了解失败的历史就会患营养缺乏症。”因此，作品在肯定、歌颂西路军战士的不屈精神与历史贡献的同时，着重反思了我党在对待被俘战士问题上的失误，从而呼吁人们以唯物主义观点历史地、实事求是地看待失败和被俘。《志愿军战俘记事》也认为战俘并不是不光彩、丢面子的事，人们不应该忌讳和歧视。因为就像战争要流血和死人一样，战争也必然会有人被俘；俘虏的多少既不能说明战争的性质，也不能说明战争的胜负。这就启示人们破除封建传统观念，正确认识和对待战俘。这一切的确再次说明：“艺术的本质是诗。而诗的本质是真理的创建。”而报告文学则把“诗”和“真理”同时给了读者。
至此，我们还须探讨的是：报告文学中这种功利性很强的“学理性”，能不能认定为“理性美”?怎样看待它与“文学性”的关系?这就不但牵涉到“文学性”与文学的价值观问题，而且关系到对当今整个文学的认识与评价问题。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在现代中国，文学何为?这是告别古典文学理论“文以载道”的传统所必须首先考虑的一个理论问题。如果不是“文以载道”，那么文学究竟应该“载”什么，或应该什么也不“栽”?——文学应该在现代生活中发挥什么作用，或根本无须承担什么使命?对这一问题的不同思考，实际是形成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在文学价值问题上的诸多分歧的直接因素。
……
再来看文学理论启蒙话语与文学理论审美话语对于文学价值的把握，虽然从表面上看，文学理论启蒙话语在文学价值取向上是“功利主义”，抑或是“审美”、“非功利”，但从实质上看两者的区别只是实现“功利性目的”的直接与间接：两者都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意义，只是两者设想的路径不同。
可以说，百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建构中，在文艺价值观问题上，始终是以“功利性”为目的的(不管是表述为“直接的”，还是表述为“间接的”)。
笔者认为，以上论述为我们重新认识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意义、特性与价值，以及建设“严肃文学”、“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新的学科体系有很大启发和帮助。可以说，以往我们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不重视及纪实文学理论的落后等，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学的价值观，即对文学的功利性与审美性在认识上的“含混”。具体来说，即没有认识到“功利”与“审美”两者的“殊途同归”：“两者都强调了文学艺术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意义”，都有功利目的，其区别只在于“直接”与“间接”、“近期”与“远期”的“实现功利性目的”的路径不同；同时，它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辅相成。的确，由于风云激荡、灾难频仍的特定时代与特殊国情，中国现代文学一直是“革命话语”和“启蒙话语”占主导地位，也一直是“客观再现抑制主观表现”。新时期开始后，出于对走向极端的“为政治”的“革命话语”的反感与反拨，人们试图强化“审美话语”，加强“纯文学”等“审美”建设。因而不但在文学史中肯定了徐志摩、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纯文学”作家的地位，而且积极引进和吸收西方现代主义等形式、方法，在小说、诗歌、戏剧等各领域掀起“探索”热潮。然而好景不长。形式主义等“为艺术”的“审美”探索不久就走入了死胡同，代之而起的是“问题报告文学”、“新写实”小说与“纪实文学”等思潮和流派。实际上，这又是以“为政治”的“革命话语”和“为人生”的“启蒙话语”为中心的“功利”文学观占了主导地位。对于这种现象。我们的学术界尤其是在文学史编写中，对“新写实”、“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给予了热情关注与充分肯定，但相对而言，对“问题报告文学”与“纪实文学”等则明显重视不够。究其原因，笔者认为，除了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创作的现状认识与把握不够外，关键还是包括价值观在内的文学观问题。表面上看是文体观念问题，即对小说等虚构文学的重视和对报告文学等纪实文学的轻视——因“新写实”与“现实主义冲击波”等是小说，而“问题报告文学”等是纪实文学。实际上，主要是因为报告文学是一种“功利性”很强的“特殊”文体，人们对这种“功利性”是否应充分肯定还心存疑虑；加之它在“为政治”的“革命话语”中曾究当过急先锋，比诗歌等虚构文学更“直接”地服务过“政治”，人们就更对其持怀疑态度了。因此，要确立报告文学的文学地位，就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其“学理性”与“理性美”；要确立其“学理性”与“理性美”，就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其“功利性”；而要承认其“功利性”，又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和正确认识整个文学的“功利性”——当然，还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当今的报告文学“现实”，即它已不是过去的“散文附庸”和“政治化的新闻”，而是个性鲜明、内涵丰富的“独立大国”与“文化复合体”。实际上，正如有学者所说的：
注重文学价值的“功利性”，是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它表明，在中国现代性建构的宏大“工程”中，中国的文学家与文学理论家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建构意识，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工作”来确证自己在中国现代性建构中的存在价值与主体地位，始终没有放弃人文学者应有的关注现实与人生的人文情怀。如果别除“为政治”(政策)的理论褊狭，我们不能不承认，百年文学理论中对文学“功利性”价值的肯定，对于在文化生态、文学的生存方式与文学理论话语的表述方式等方面都已发生很大变化的今天，仍是一个值得尊重与借鉴的传统。。
事实的确如此，报告文学之所以表现出鲜明的“学理性”与“功利性”，我们之所以要“尊重和借鉴”中国现代文学的“功利性”传统，中国的文学家和文学理论家之所以“具有强烈的参与意识”与“关注现实人生的人文情怀”，究其原因就在于存在决定意识。即：我们今天的时代仍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