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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雁《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的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与文学史，其背后流露出作者对乌托邦理想的执著坚守与热切期待。
关键词： 乌托邦 新时期小说研究 理想
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理想的向往与追求从未止步。正是它的存在，才有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西方，把这种对理想和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命名为“乌托邦”，进而赋予其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与之相对应，以感性思维见长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学理上的爬梳与演绎，但中国文学不乏对乌托邦精神的追求与书写。李雁博士选择新时期小说作为样本，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乌托邦想象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梳理，既可以视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次视角转换与理论重构，又是对乌托邦精神中国化、文学化的一次接轨与论证。她的努力体现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的论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独特的、视角选择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及纵向的历史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
相比于其他艺术类型，文学无论是在思想内蕴上还是在审美特征上都具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或者经典性的作品都有着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正是因为如此，从微观层面，评论者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从宏观层面，文学史观的建构与文学史的书写同样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不难理解，新时期小说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到“先锋小说”等的命名，尽管成为诸多文学史惯用的称谓，但这些概念最多只能概括该类小说的某一或几个方面的特征，要么是主题层面，要么是审美层面，抑或是作者层面。这种命名的方便与简洁，同时遮蔽了文本自身包含的丰富内涵与艺术特征。文学研究的突围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寻求对简单命名的去蔽过程，把文本具有的其他内蕴及艺术魅力展示给读者。李雁正是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与文学史界定。
从整体上，她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较为浓厚，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精神的式微，乃至反乌托邦倾向逐渐明晰。就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而言，这种概括是有着极强的合理性的。当然，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文学创作更为复杂，高张乌托邦精神大旗的作品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不过从主流地位流落到了边缘，或者说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由于作者关注的作品的范围局限，因此这一现象在论著中涉及较少。
根据小说文本表现乌托邦精神的方式和侧重点，作者把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分为五大类型，分别是政治乌托邦小说、乡土乌托邦小说、爱情乌托邦小说、语言乌托邦小说和宗教乌托邦小说。当然，这种分类更多地侧重于主题学的角度，把语言乌托邦与其他四类相并列，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对于这些小说的重新归类与命名的努力，显示出作者以新的研究理论——乌托邦——对新时期小说创作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的积极尝试。这种尝试，对于新时期小说及文学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杂形态：一方面，“借助于十年梦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热情消退，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反思，由意识形态所构造的完美的政治社会显露出内在的裂隙，知识分子的理性复苏，乌托邦的否定精神复苏，被掩盖的历史真实发出声音，社会主义时期的苦难经验开始浮凸于文学话语符号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思维仍潜在地影响着新时期的作家，它部分颠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的某些精神，又有意无意地延续了其中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理想主义。在控诉‘极左’政治思想的同时，仍然寻找另一种美好的政治力量，在控诉政治苦难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党、国家、人民的信赖，保留着对历史正义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出政治乌托邦的倾向”[1]。这种概括对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创作心态及文学表达是极为准确的。这些作家对于苦难的描摹并不是其创作的终极追求，而是借助苦难反思历史、反思政治；反思历史与政治的潜在意识，就是对新的理想型的政治形态与制度的想象与呼唤。这种表达方式在否定性思维极为突出的鲁迅先生那里同样如此：“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与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二
尽管与文学创作相比，在文学批评与文學研究的过程中，理性思维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实际批评与研究实践中，由于批评者或研究者对客体的主观偏好，经常会出现批评或研究的主观情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一点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而言，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为对研究对象的喜好与赞美导致论点的片面乃至于偏执，则是研究的大忌。因此，如何在强烈的情感中保持清醒的理性思维，对于研究客体尽可能地保持辩证的态度，是文学研究要关注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李雁在论著中很好地避免了过多地拘泥于研究对象的一端而相对忽视另一端的误区，进而使论证的过程更加合理，推演出来的结论更具有客观性。
这种辩证性思维在《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她在论述乡土乌托邦的本质特点及创作表现之后，对其存在的意义进行了总结，指出：
乡土乌托邦话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新思考，它显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逐渐萌醒的知识分子立场，显示出知识分子重建理想社会的努力。乡土乌托邦话语中的乡土既是现实的乡土，又是理想的乡土，既是形而下的世界，又是价值的世界，是包含着乡土乌托邦作家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的形而上的世界……它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凝聚着作家私人情感的生存时空上升为这个民族文化未来的生存图景，包含了乡土作家在目前复杂的文化资源面前独到的思考。乡土乌托邦描摹的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审美的世界，它借助回望的视角，跨越城市与乡村的现实距离而实现了精神的还乡，安妥了漂泊于城市文明中的孤独灵魂[2]。作者对于乡土乌托邦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迪意义的概括是极为合理的。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而言，无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对故乡思想落后愚昧精神的批判与哀悯，还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美好人情人性的眷恋与哀愁，都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和流浪的灵魂无处安放的内在焦虑，深层次上更暗含着对内心深处乡土世界的乌托邦想象的期待。这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包括汪曾祺、高晓声、贾平凹、李佩甫乃至刘庆邦等作家的创作中。其实，这正是所有的乌托邦想象的积极意义所在：“乌托邦关于未来的幻想……促进人们按照乌托邦的理想改造现状。”[3] 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乡土乌托邦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的归纳总结，而是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乡土乌托邦的局限性所在：乡土乌托邦在思维指向上更多地集中在了过去，导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和隔膜。与此同时，它的未来指向难免带有浓郁的理想化的空幻色彩。作者分析：从文化心理来说，乡土乌托邦作家对家园意识的感性留恋与理性自觉常出现矛盾的情况……乡土作家内心的情感与理性向两个方向发展，乡土依然是他们温暖的家园，特别回忆中的乡土依然给予了他们深切的慰藉，然而他们接受的现代启蒙促使理性的觉醒，乡土生活的负面是不可忽视的存在[4]。这种现象的确客观地存在于众多乡土作家的笔下。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鲁迅、许杰、许钦文、彭家煌、废名等作家，还是后来的沈从文、赵树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晓声，新时期的路遥、李佩甫、贾平凹、刘庆邦等作家，一方面在乡土乌托邦世界中充溢着浓郁的温情与眷恋，另一方面现代性诉求的理性渴望又时时流露出来，二者之间的纠葛成为作品在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上的张力所在。
最后，作者对乡土乌托邦面临的困惑进行了究根溯源式的总结并指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乡土乌托邦所面临的文化悖论实际上是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乡土乌托邦作家主体身份的局限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困境之一……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时的资源困乏和精神孱弱……当代文化环境复杂，乡土乌托邦正在路上，还远未到达探索的终点。如果它在全球化的思潮中保持一种清醒、博大、理性的立场，克服自身的偏激与谬误，那么必然会对当代文化重建提供养料，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5]。
可见，作者对乡土乌托邦创作的概括与分析，对其短板存在的原因及未来发展路径的指向，体现出了冷静、理性的辩证思维特点。这正是成就该论著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作者把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为新时期，而实际上更多地关注新时期开始到新世纪之间的小说创作情况，只有短短的二十四、五年的光景。但是，即使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乌托邦的想象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外部特征和内在含蕴，既不同于外国文学对乌托邦的书写，又有别于近代以来包括五四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更进一步讲，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区限内，作家对乌托邦的表达与追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中国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及作家的创作观念、心态和创作手法的转型就是发生在这看似短暂的时限之内，作家对乌托邦的态度及表述方式同样有了明显的转型特征。可贵的是，李雁发现了这一点，还尝试着对这种转变进行追踪和描述。她敏锐地发现，在新时期文学初期，作家对乡土的描述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与欢欣，在高晓声、汪曾祺、李佩甫等人的笔下，乡土的乌托邦色彩得以凸显；但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乡土乌托邦逐渐褪去了它的浪漫色彩，显出了她内在的虚幻性”[6]。无论是李佩甫还是阎连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乡土乌托邦幻灭的悲哀，“当代具有民间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文化交锋中逐渐丧失了自信”。值得指出的是，李雁在对这一乌托邦理想的幻灭的论述并没有一味地追悔和怨天尤人，更没有过多地指责和批判，而是持难得的宽容和理解，她指出，这种变化是所有的乌托邦者都必然要经历的转化。“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必然要在真实的现实面前张开眼睛，但面对真实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的全面退却，只有弱者才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放弃内心的信仰……在乡土乌托邦作家身上，由传统赋予的乌托邦精神在乡土现实家园的废墟中重新焕发出追求的勇气。与后现代主义相比，乡土乌托邦具有珍贵的信仰、热情和勇气，他们借助对生命和理性的信赖，穿过荒芜的现实家园重建了他们的乌托邦，他们把家园放在精神的空间中，运用想象创造了精神的天堂，体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智慧”[7]。这种发现，一方面是作者在细读新时期乡土小说文本的过程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及作家内心世界的准确概括与归纳，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符合乌托邦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它以异端的姿态提出批判，与此同时，通过描述理想的未来，鼓励人们向着新的目标进发，从而给人以希望和勇气。有效避免因否定而有可能产生的悲观，这正是乌托邦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论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眼光及冷静的理性态度正是文学研究尤其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在《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一书中，这一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发展的眼光更需要文本的支撑，文学的研究同样如此。李雁在其论著中很好地處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为纵线，梳理各类乌托邦精神的嬗变轨迹及演化过程，同时辅以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从横切面上形成对纵线的论证和支撑，同样是这部学术论著的重要特点之一。而在论据的选择上，作者有策略地进行了详略处理，以突出重点。例如她在论述“爱情乌托邦”的演变过程时，对王安忆、张抗抗、皮皮、陈染的作品进行了简单评述，随后重点剖析了当代女作家张洁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爱情乌托邦”的变化轨迹，以点带面，形成了对论点的有力论证。而在“语言乌托邦”一章，作者则以部分出生于60年代的知识女性的群像作为例证，发掘出她们通过语言世界的建构，放纵被现实中压抑的灵魂，缓解与现实世界处于紧张对峙关系中的心灵，进而开始所谓“语言乌托邦”世界的抒写实践。这种纵横交错、宏观论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思路，成就了论著的另一个亮点。
正是作者在对“爱情乌托邦”和“语言乌托邦”进行分类和论述时，所涉及的女性作家存在较大的交叉点，如陈染、林白等，因此容易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即对乌托邦类型的归纳显得边界不够鲜明。如果作者再把这一问题交代清楚，无疑就会使论著显得更优秀。
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进行研究，本身就是对文学理想的一次检阅和梳理，其背后流露出来的正是作者对乌托邦理想的执著坚守与热切期待。正是这种对乌托邦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执著与追寻，才赋予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动力，为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2][4][5][6][7]李雁.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6，106-107，107-108，108-109，103，105-106.
[3][美]莫里斯·迈斯纳.张宁，陈铭康，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9.
关键词： 乌托邦 新时期小说研究 理想
古今中外，人们对于理想的向往与追求从未止步。正是它的存在，才有了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西方，把这种对理想和未来的向往与追求命名为“乌托邦”，进而赋予其形而上的哲学意味；与之相对应，以感性思维见长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并没有像西方学者那样进行学理上的爬梳与演绎，但中国文学不乏对乌托邦精神的追求与书写。李雁博士选择新时期小说作为样本，对其中体现出来的乌托邦想象进行了细致而全面的梳理，既可以视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的一次视角转换与理论重构，又是对乌托邦精神中国化、文学化的一次接轨与论证。她的努力体现在由博士论文修改而成的著作《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
通读全书，可以发现作者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的论述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独特的、视角选择辩证性的思维方式及纵向的历史梳理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方式。下面将分别加以论述。
一
相比于其他艺术类型，文学无论是在思想内蕴上还是在审美特征上都具有极大的可阐释空间，或者经典性的作品都有着多元阐释的可能性与现实性。正是因为如此，从微观层面，评论者对同一作家、同一作品，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结论；而从宏观层面，文学史观的建构与文学史的书写同样呈现出不尽相同的面貌。这就不难理解，新时期小说从“伤痕小说”“反思小说”“改革小说”“新写实小说”“女性小说”到“先锋小说”等的命名，尽管成为诸多文学史惯用的称谓，但这些概念最多只能概括该类小说的某一或几个方面的特征，要么是主题层面，要么是审美层面，抑或是作者层面。这种命名的方便与简洁，同时遮蔽了文本自身包含的丰富内涵与艺术特征。文学研究的突围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中寻求对简单命名的去蔽过程，把文本具有的其他内蕴及艺术魅力展示给读者。李雁正是抓住乌托邦想象这条主线，借助文化研究和审美研究方法，包括社会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叙事学研究等理论，通过文本细读和比较阅读方法，对新时期小说进行重新观照和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对这些小说的重新解读与文学史界定。
从整体上，她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大致分为两个阶段：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文学中的乌托邦精神较为浓厚，九十年代之后，由于社会转型，导致乌托邦精神的式微，乃至反乌托邦倾向逐渐明晰。就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而言，这种概括是有着极强的合理性的。当然，二十一世纪之后的文学创作更为复杂，高张乌托邦精神大旗的作品并没有完全销声匿迹，只不过从主流地位流落到了边缘，或者说是众声喧哗中的一种声音。由于作者关注的作品的范围局限，因此这一现象在论著中涉及较少。
根据小说文本表现乌托邦精神的方式和侧重点，作者把八九十年代的小说分为五大类型，分别是政治乌托邦小说、乡土乌托邦小说、爱情乌托邦小说、语言乌托邦小说和宗教乌托邦小说。当然，这种分类更多地侧重于主题学的角度，把语言乌托邦与其他四类相并列，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但是，对于这些小说的重新归类与命名的努力，显示出作者以新的研究理论——乌托邦——对新时期小说创作予以再认识和再评价的积极尝试。这种尝试，对于新时期小说及文学研究在方法和结论上无疑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例如，作者敏锐地发现了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杂形态：一方面，“借助于十年梦魇，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热情消退，知识分子开始了全面反思，由意识形态所构造的完美的政治社会显露出内在的裂隙，知识分子的理性复苏，乌托邦的否定精神复苏，被掩盖的历史真实发出声音，社会主义时期的苦难经验开始浮凸于文学话语符号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思维仍潜在地影响着新时期的作家，它部分颠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政治乌托邦的某些精神，又有意无意地延续了其中的一些因素，特别是其中的政治理想主义。在控诉‘极左’政治思想的同时，仍然寻找另一种美好的政治力量，在控诉政治苦难的同时，仍然保留着对党、国家、人民的信赖，保留着对历史正义的信心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显示出政治乌托邦的倾向”[1]。这种概括对新时期初期的作家创作心态及文学表达是极为准确的。这些作家对于苦难的描摹并不是其创作的终极追求，而是借助苦难反思历史、反思政治；反思历史与政治的潜在意识，就是对新的理想型的政治形态与制度的想象与呼唤。这种表达方式在否定性思维极为突出的鲁迅先生那里同样如此：“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与否定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二
尽管与文学创作相比，在文学批评与文學研究的过程中，理性思维的成分更多一些。在实际批评与研究实践中，由于批评者或研究者对客体的主观偏好，经常会出现批评或研究的主观情感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一点对于文学批评和研究而言，是正常的，也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因为对研究对象的喜好与赞美导致论点的片面乃至于偏执，则是研究的大忌。因此，如何在强烈的情感中保持清醒的理性思维，对于研究客体尽可能地保持辩证的态度，是文学研究要关注的课题。就这一点而言，李雁在论著中很好地避免了过多地拘泥于研究对象的一端而相对忽视另一端的误区，进而使论证的过程更加合理，推演出来的结论更具有客观性。
这种辩证性思维在《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中表现得比较充分。例如，她在论述乡土乌托邦的本质特点及创作表现之后，对其存在的意义进行了总结，指出：
乡土乌托邦话语具有特殊的意义，是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对现代化的新思考，它显示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逐渐萌醒的知识分子立场，显示出知识分子重建理想社会的努力。乡土乌托邦话语中的乡土既是现实的乡土，又是理想的乡土，既是形而下的世界，又是价值的世界，是包含着乡土乌托邦作家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的形而上的世界……它由一个具体的、历史的凝聚着作家私人情感的生存时空上升为这个民族文化未来的生存图景，包含了乡土作家在目前复杂的文化资源面前独到的思考。乡土乌托邦描摹的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审美的世界，它借助回望的视角，跨越城市与乡村的现实距离而实现了精神的还乡，安妥了漂泊于城市文明中的孤独灵魂[2]。作者对于乡土乌托邦对当代文化建设的启迪意义的概括是极为合理的。就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的乡土小说而言，无论是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对故乡思想落后愚昧精神的批判与哀悯，还是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美好人情人性的眷恋与哀愁，都包含着作家对现实的不满和流浪的灵魂无处安放的内在焦虑，深层次上更暗含着对内心深处乡土世界的乌托邦想象的期待。这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包括汪曾祺、高晓声、贾平凹、李佩甫乃至刘庆邦等作家的创作中。其实，这正是所有的乌托邦想象的积极意义所在：“乌托邦关于未来的幻想……促进人们按照乌托邦的理想改造现状。”[3] 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止步于对乡土乌托邦积极作用和现实意义的归纳总结，而是敏锐地发现并指出了乡土乌托邦的局限性所在：乡土乌托邦在思维指向上更多地集中在了过去，导致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和隔膜。与此同时，它的未来指向难免带有浓郁的理想化的空幻色彩。作者分析：从文化心理来说，乡土乌托邦作家对家园意识的感性留恋与理性自觉常出现矛盾的情况……乡土作家内心的情感与理性向两个方向发展，乡土依然是他们温暖的家园，特别回忆中的乡土依然给予了他们深切的慰藉，然而他们接受的现代启蒙促使理性的觉醒，乡土生活的负面是不可忽视的存在[4]。这种现象的确客观地存在于众多乡土作家的笔下。无论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鲁迅、许杰、许钦文、彭家煌、废名等作家，还是后来的沈从文、赵树理，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高晓声，新时期的路遥、李佩甫、贾平凹、刘庆邦等作家，一方面在乡土乌托邦世界中充溢着浓郁的温情与眷恋，另一方面现代性诉求的理性渴望又时时流露出来，二者之间的纠葛成为作品在价值取向和审美追求上的张力所在。
最后，作者对乡土乌托邦面临的困惑进行了究根溯源式的总结并指出了摆脱困境的出路：乡土乌托邦所面临的文化悖论实际上是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一方面是乡土乌托邦作家主体身份的局限的反映，另一方面是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困境之一……体现出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建构社会理想和人性理想时的资源困乏和精神孱弱……当代文化环境复杂，乡土乌托邦正在路上，还远未到达探索的终点。如果它在全球化的思潮中保持一种清醒、博大、理性的立场，克服自身的偏激与谬误，那么必然会对当代文化重建提供养料，为当代文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5]。
可见，作者对乡土乌托邦创作的概括与分析，对其短板存在的原因及未来发展路径的指向，体现出了冷静、理性的辩证思维特点。这正是成就该论著特色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作者把研究的时间范围界定为新时期，而实际上更多地关注新时期开始到新世纪之间的小说创作情况，只有短短的二十四、五年的光景。但是，即使在这有限的时间内，乌托邦的想象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外部特征和内在含蕴，既不同于外国文学对乌托邦的书写，又有别于近代以来包括五四到“文革”结束这一时期的文学中的乌托邦想象。更进一步讲，在这二十几年的时间区限内，作家对乌托邦的表达与追求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因为中国社会形态、经济结构、文化环境及作家的创作观念、心态和创作手法的转型就是发生在这看似短暂的时限之内，作家对乌托邦的态度及表述方式同样有了明显的转型特征。可贵的是，李雁发现了这一点，还尝试着对这种转变进行追踪和描述。她敏锐地发现，在新时期文学初期，作家对乡土的描述寄予了更多的希望与欢欣，在高晓声、汪曾祺、李佩甫等人的笔下，乡土的乌托邦色彩得以凸显；但是80年代中后期，随着社会转型的日益深入，“乡土乌托邦逐渐褪去了它的浪漫色彩，显出了她内在的虚幻性”[6]。无论是李佩甫还是阎连科，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乡土乌托邦幻灭的悲哀，“当代具有民间文化情怀的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文化交锋中逐渐丧失了自信”。值得指出的是，李雁在对这一乌托邦理想的幻灭的论述并没有一味地追悔和怨天尤人，更没有过多地指责和批判，而是持难得的宽容和理解，她指出，这种变化是所有的乌托邦者都必然要经历的转化。“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必然要在真实的现实面前张开眼睛，但面对真实并不意味着理想主义的全面退却，只有弱者才会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放弃内心的信仰……在乡土乌托邦作家身上，由传统赋予的乌托邦精神在乡土现实家园的废墟中重新焕发出追求的勇气。与后现代主义相比，乡土乌托邦具有珍贵的信仰、热情和勇气，他们借助对生命和理性的信赖，穿过荒芜的现实家园重建了他们的乌托邦，他们把家园放在精神的空间中，运用想象创造了精神的天堂，体现了人生的另外一种智慧”[7]。这种发现，一方面是作者在细读新时期乡土小说文本的过程中，运用比较的方法，对八九十年代文学及作家内心世界的准确概括与归纳，具有极强的真实性和针对性。另一方面符合乌托邦精神的重要内涵之一：它以异端的姿态提出批判，与此同时，通过描述理想的未来，鼓励人们向着新的目标进发，从而给人以希望和勇气。有效避免因否定而有可能产生的悲观，这正是乌托邦一直存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作者在论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发展的眼光及冷静的理性态度正是文学研究尤其文学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在《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一书中，这一特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其实，发展的眼光更需要文本的支撑，文学的研究同样如此。李雁在其论著中很好地處理了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宏观的历史发展脉络作为纵线，梳理各类乌托邦精神的嬗变轨迹及演化过程，同时辅以作家作品个案研究，从横切面上形成对纵线的论证和支撑，同样是这部学术论著的重要特点之一。而在论据的选择上，作者有策略地进行了详略处理，以突出重点。例如她在论述“爱情乌托邦”的演变过程时，对王安忆、张抗抗、皮皮、陈染的作品进行了简单评述，随后重点剖析了当代女作家张洁的创作中表现出来的“爱情乌托邦”的变化轨迹，以点带面，形成了对论点的有力论证。而在“语言乌托邦”一章，作者则以部分出生于60年代的知识女性的群像作为例证，发掘出她们通过语言世界的建构，放纵被现实中压抑的灵魂，缓解与现实世界处于紧张对峙关系中的心灵，进而开始所谓“语言乌托邦”世界的抒写实践。这种纵横交错、宏观论述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论述思路，成就了论著的另一个亮点。
正是作者在对“爱情乌托邦”和“语言乌托邦”进行分类和论述时，所涉及的女性作家存在较大的交叉点，如陈染、林白等，因此容易给读者留下一种印象，即对乌托邦类型的归纳显得边界不够鲜明。如果作者再把这一问题交代清楚，无疑就会使论著显得更优秀。
对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进行研究，本身就是对文学理想的一次检阅和梳理，其背后流露出来的正是作者对乌托邦理想的执著坚守与热切期待。正是这种对乌托邦的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的执著与追寻，才赋予文学创作源源不断的动力，为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带来勃勃生机。
参考文献：
[1][2][4][5][6][7]李雁.新时期小说中的乌托邦想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6，106-107，107-108，108-109，103，105-106.
[3][美]莫里斯·迈斯纳.张宁，陈铭康，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