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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洱源到法国
杨达宽出生在大理洱源罗坪山麓、黑■江畔的乔后小镇一个普通白族人家。
杨达宽虽然出生在贫困年代、普通家庭，但幸运的是，杨达宽的父亲是位颇有学识和涵养的“教书先生”，在当时好多农家都没有识字的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有限，父亲是位“先生”，年幼的杨达宽从父亲那得到了很多启蒙教育，时常听父亲讲故事，《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等，往往让年幼的杨达宽听得着了迷。杨达宽的母亲是位贤惠勤俭的农村妇女，为人厚道诚恳，时常教导他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他的伯父则是远近知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淳朴、善良的家庭环境中，受到长辈的谆谆教诲和熏陶。
他上小学时，总爱一放学就跑到伯父家里帮着碾药、切药片，还时常站在一旁看伯父把脉、开药单、抓药。其他的小伙伴很怕中药味，闻到总是要远远躲开，但年幼的杨达宽却并不觉得中药味难闻，看到伯父从这个小抽屉抓一点，那个小抽屉抓一点，又拿小杆秤称下，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他很奇怪伯父怎么知道根据不同的病人抓不同的药，对伯父简直佩服得不得了。一次伯父问他：你不怕中药难闻的味道？年幼的杨达宽说：不怕，我觉得好闻呢！伯父再逗他说：那以后你来替我给病人看病了。年幼的杨达宽高兴地说：好啊！不过等我长大了再替你看。年幼的杨达宽的话逗得全屋子的人都笑。
杨达宽的话，当时也只是为了好玩，能多到伯父家凑热闹看稀奇。但经伯父这么一说，上小学的杨达宽也觉得，如果真能像伯父那样当一名济世救民、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好医生也很好啊。
几年后，杨达宽考上了洱源一中，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可刚读完初中一年级时，便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了课，学习中断了。紧接着又参加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行列之中。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中，他们集体户的知青们与农民一道犁田、插秧、种菜、砍柴，学了不少农活，增长了许多农业知识，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在这段农村生活里，他积极上进，吃苦耐劳，杨达宽入了党，不久又被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他表现好，1973年，他被推荐上大学，当杨达宽填写推荐表格的时候，他感觉到，命运可能就此拐弯了，他要认真填写这份掌握他命运的纸，却发现自己握笔的手微微有些抖，怎么也觉得写不好字。当年，杨达宽的高考报考志愿已填上了师范类院校，但昆明医学院招生老师看过其档案后对他非常满意，觉得他更应该填报医生志愿，招生老师征得他同意后调档招收，使他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圆了他多年的医生梦。
当年伯父的一句笑谈，现在杨达宽实现了，他知道学成后，他不仅仅是给乔后小镇及其附近乡邻看病，还给山外的人也看。
1976年杨达宽从昆明医学院毕业，正式穿上白大褂，来到昆医附二院做医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让年轻的杨达宽感觉到，他们这一代的机会来了。广播、报纸越来越开放，知识、文化、科学成了那年代最时髦的词语。他感到知识越来越受到重视，使他充满了一种要为国家出力，为民族的振兴，施展自己才能的激情。他欣喜搜集各种医学图书，才发现十年文革动乱期间，自己的好多专业知识都应该更新了，所学的专业知识也并不牢靠，没有人要求他，他给自己顶了目标，加了压，他倍加努力地工作，苦练本领，专业上精益求精。无论是从事最基础的护理工作，还是一些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1979年到1983年，杨达宽刚毕业不久，下乡到弥渡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做女扎和男扎手术，由于精心细致，未出现一例手术失误。还下到保山、开远等地为高位食道癌、肿瘤、肺癌病症患者治疗，因手术精湛，受到好评。
无数个夜晚，他都挑灯夜战，边学习边思考边总结，他越来越感觉到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时间总也不够用，总觉得这个领域要想做到最好，难度不小，前面的路长着呢！还需要不断摸索前行。
这期间，单是笔记杨达宽就写了厚厚的几大本。
这时，省里有了派公费留学生的消息。
消息传来，全省骚动。
杨达宽没有想到，幸运再次降临到自己头上，杨达宽幸运地成为“科技春天”的受益者。1988年，他成为我省为数不多的公派留学人员，被派往法国学习。
杨达宽实现了儿时的幻想，从乔后到洱源、从洱源到昆明，再从昆明迈向法国，杨达宽不但走出了大山，而且，飞越万水千山，走出国门，到达浪漫之都，实现人生的浪漫之旅。
这个过程看似浪漫，好似幸运，但年轻的杨达宽知道，在这背后，无数个日夜其实与浪漫毫无关系，借书、还书、翻阅资料、听讲座、做笔记、请教专家，琢磨病情，挑灯夜战、甚至为一个病情焦头烂额、烦躁不安。
他知道这个机会多么来之不易，出发前，父亲与他长谈了一次，说到现在好多人出国就不回来了，并要求他学成后一定要回来，不要留在国外。杨达宽知道父亲的担心，他只是对父亲说：放心，我绝对要回来，我记得是谁养育了我。我也记得是谁给我出国的机会。
他走出国门，走在国外的街头，有如梦幻，他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第一次看到了我国、云南省医学技术与国际的差距。他学的是心脏，重点是冠脉搭桥和换瓣，过去，在国内几乎没有接触过。国外的医学技术让他大开眼界。为了珍惜这次机会，他全身心地用在业务工作上面去，法国先进的科技、全新的医疗理念、富裕的生活水平对杨达宽触动很大，他一头扎到这些新技术中去，如饥似渴学了起来，在学习操作时，他总是很细致，站到最前面，看着导师的一举一动，生怕漏过了每一个细微的技术环节。在外国学生眼中，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是最简朴的，也是最认真的。
杨达宽总是有股子钻劲，不到最好不到最明白，就是不罢休，他总在想，国家出那么多钱，学不好对得起谁？一定要学最好的技术带回祖国。
在学习过程中，杨达宽了解到，法国里昂贝尔纳大学的心血管医院技术很高，法国的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这里做成功的，他便积极争取，来到这家医院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法国的各种休假很多，但他很少休息。省吃俭用，生活简朴，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勤奋的工作态度给导师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评语中指出：（导师统计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参加了400多台体外循环的手术，200多台血管手术。
在学习期间，杨达宽永远忘不了他参观的梦寐以求的心脏移植手术——
心脏，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它永远在不知疲倦地跳动！人的一天它竟要跳动100800次，一年中累计跳动36792000次！人的一生呢？心脏简直是人类生命奇迹中的奇迹！它一秒钟都不曾停歇啊！杨达宽第一次看到，心脏移植上去后，那红红的心脏就跳动起来，那一分钟，他感到万分的惊诧和激动。这一刻，他铭心刻骨，多少年后都不能忘记那一刻的心情。也许从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起，他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技术带回国来！让祖国的病人能享受到这一高科技带来的福音。
在那个年代，很多像杨达宽这样的留学人员选择留在了国外，毕竟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那里有高工资待遇、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杨达宽的法国导师也很器重他，在学业完成之后，极力挽留他，导师诚恳地对他说：“我可以帮助你，把你的夫人也办出来法国，希望你能够留下。”
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了。
1989年10月，杨达宽学成回到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他还带回了一些医疗器械，杨达宽把在法国学到的先进技术全部应用到临床中，这期间，为打好基础，学好技术，他多年放弃了探亲假，作废了节假日等加班补休800余天。这些努力换来的是过硬的全面专业能力的提升。他做了很多例当时的血管栓塞手术，腹主动脉搭桥，都是领先的，国内也做得很少。他当副院长后，又组织和带领医院专家，率先在省内成功开展了肾动脉成形治疗肾性高血压、人造血管、大隐静脉移植等多种血管旁路术治疗动脉闭塞症等多种高难手术；2002年在云南又率先成功开展“动脉腔内隔绝术”，为云南省胸心血管外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医院还有个小故事：曾有一位消化道大出血的休克病人，许多护士尝试后都打不进针，病人生命危在旦夕。在此危急时刻，杨达宽接过护士手中的针头，在患者的中指静脉上成功插进了针，为患者及时输进液体，赢得了手术时间，使其成功获救。
杨达宽的手术得到行内的普遍称赞。
医生不但要具备仁术，更高具备仁心。
1989年，他刚一回国，就碰上一位患肾性高血压病的13岁女孩，按常规治疗，要对其切除肾脏或做自体肾脏移植手术，对患者来说，不仅痛苦而且损伤很大。杨达宽就运用他在法国进修时所掌握的医术，直接对患者进行了血管成型、肾动脉成型手术。手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此后，他还成功做过多例人造血管旁路搭桥、自体大隐静脉旁路移植搭桥、治疗四肢动脉狭管手术。
1996年，丽江发生大地震。杨达宽同脑外科医生周明锐，成功地做了第一例脑外伤深昏迷手术，在15天内共做了27例特大手术，作为副院长，他还精心组织抢救91位重伤员，并无一例死亡。在当时那种条件简陋和混乱的情况下，作为一位组织领导者，他忙而有序，一边安排现场搭棚建手术室，一边很快建立起良好的医疗秩序。同时，那段时间他还组织抢救了村寨的病危患者，抢救率达100%。
1998年6月，一位急性肾动脉栓塞危急病人，14小时无尿液。肾脏完全缺血30分钟就会失去功能，不可救治。在这危急之中，时任副院长的杨达宽亲自主刀，到凌晨5时，从右肾动脉内取出长5厘米的栓子，手术圆满成功。
2003年9月，两台手术同时进行，一位是55岁的女性终末期肝硬化，一例是30岁的男性原发性肝癌，杨达宽亲自实施手术，在大家的配合下，从中午11点半开始到晚上8时全部结束，出血很少，手术顺利，3天就从重病区转入普通病房。肝动脉供应肝脏的血流达70%，动脉细，缝合困难，要求水平高，是这类手术的关键技术。血管吻合要在火柴棍细的血管上缝合十几针，缝不好会堵塞，或者会漏，都会失败，造成病人死亡。在国际上，一般吻合率失败达10%。杨达宽没有一例因这个失败。
杨达宽精湛的手术来源于他刻苦的学习。向老一辈学习，向医书上学习，向病人学习。杨达宽的妻子回忆说，他当医生时没有好好地休息一分钟。他对病人认真负责，常常是第二天要手术了，头天晚上他就在家将手术方案画好图，咋进入咋做才能给病人减少痛苦。他总是从整体上为病人着想和考虑。精心细心地做好术前准备。有一个肺癌晚期病人，杨达宽认真地做了整整10个小时手术。由于体位的关系，他已经走不动路了，是让人搀扶着出来的。他吃力地对病人家属说：“病人很好，你放心。”看到他那样，家属非常感动。到今天人家还感谢他这种对病人负责的精神。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杨达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那年孩子才4岁，而妻子远在国外，那会儿，半夜三更要手术，杨达宽就把孩子背在背上，骑车到医院，把孩子放在值班室睡觉，或者请同事帮忙哄孩子，他上手术室去手术。因此他同病患的关系特别好。同时因为他是大理人，他对家乡热爱，始终不忘大理哺育了他，情系云南，心系大理。凡是大理的人找他求他，认不认识的人，他都全力帮助安排就医、住院。他妻子说，每年找他看病求医的人不下100次，都是妻子帮忙接待。
杨达宽1976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医疗系，1988年10月～1989年9月在法国里昂胸心血管医院任访问学者，回国后先后任附二院胸外科讲师、副主任、副教授；1995年7月起先后任附二院副院长、院长、外科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工作以来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6项，培养硕士研究生10名、博士研究生8名。获省人民政府奖励3次。2001年被中共云南省委授予“基层先进党务工作者”光荣称号，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院长。如今，他还是云南省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心胸血管外科学会全国理事，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副会长，中华康复学会全国理事，中华云南康复理事会副会长等职。
自担任昆医附二院院长以来，带领全院职工努力拼搏，实现了门诊、住院人数翻两番；手术人数翻三番；业务收入近5亿元的跨越式发展。在医生和医院的管理者两个角色间，是如何都做到胜任有余的？杨达宽说，这是一种责任心的转换，把医生责任提升到社会责任。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推动下，杨达宽带领他的团队一次次以实际行动来诠释“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操守。
“换心术”的神话与现实
器官移植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器官移植从梦想变成了现实，成为治疗人类终末期器官疾病的惟一有效手段，被列入２０世纪人类医学的两大进步之一，誉为“２１世纪医学之巅”。
“换心术”我们只在神话、传说或科幻小说中出现。而在今天，却成了现实。
附二院敢于进行“换心术”，要从杨达宽说起——
附二院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是在2000年。
杨达宽在1995年任附二院副院长。1999年任附二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做不做、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杨达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患者是一名发电厂的工人，50多岁。他患有扩张性心肌病，全心扩大，反复心衰，肺动脉压力一直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能换心吗？请来国内著名的心脏移植会诊的的专家都认为，这个患者条件太差，危险性太高，不适宜手术。到底做不做呢？当时医院的专家通过实际观察，一次次认真地评估其心肺功能。杨达宽亲自陪同病人进行体能评估，慎之又慎，反复研究。当时患者已濒于死亡，不进行心脏移植将死于心衰。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杨达宽以博大的仁爱之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综合分析后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比较高。
最后，杨达宽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拍板决定进行手术。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经受住了考验，手术成功了！
但术后，患者由于长期心、肝、肾功能不好，出现了肺动脉高压、急性排斥反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移植组的医护人员接连几天不回家，饿了吃盒饭，困了就打个盹，２４小时守候在病床旁，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连换洗的衣物都是家属送来，直到病人转危为安。院长杨达宽当然也比任何人都急，这个手术关系到附二院在这个领域的成败，既有重大的医疗技术的风险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他也像普通医生一样守候在病床前，随时指挥、协调抢救工作，和大家并肩战斗、甘苦与共。
ＳＩＣＵ监护病房条件十分苛刻，空气不流通，还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医护人员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在里面工作６－８个小时，护理、观察患者。她们常常连水都不敢多喝，怕解小便。闷热的环境，常常使人汗流浃背；病房内外温差大，感冒又成了家常便饭。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工作，“职业病”是难免的，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杨达宽时时到这里观察和处理出现的新情况。直到看到患者病情稳定转入到其他科室，他才放下心来。
终于，患者平安出院后，健康地生活了5年。一度他还能每天到西山去爬山，西山上有一处山泉特别好，一些昆明人就有了去取山泉水的习惯，于是，这名换心的患者也加入到了背山泉水回家的行列。这让医院回访的医生们感到莫大的安慰。这次“换心术”，在云南是首次，在西南地区地方医院中也是首例。
大器官移植的风险和荣光
从换肝胆到换心到换各类脏器，附二院走上了大器官移植之路，攀援着医学的奇峰。
回眸二十世纪医学发展史，器官移植无疑是人类攻克疾病的征程中一座屹立的丰碑。在这其中，肝移植又是难度最大的项目，这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外科队伍，同时要有相关学科的大量丰富知识，才能为晚期肝病的患者提供再生的机会。1977年10月，国内开展了第一例人体原位肝移植。2001年7月，国内第一个施行劈离式肝移植。2004年11月，上海第一个开展小肠和肝脏的联合移植。2004年12月，国内第一例7个脏器的联合移植。2005年7月，国内第一例运用肝移植成功救治一名妊娠合并急性脂肪肝患者。2005年9月，上海第一个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与肝移植结合。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经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第17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世界上首例肝心肾器官移植成功是1989年12月3日。这一天，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位器官移植专家，经过21个半小时的努力，成功地为一名患者进行了世界首例心脏、肝脏和肾脏多器官移植手术。这位名叫辛迪－马丁的妇女那年26岁，是第二次接受移植手术治疗。三年前她曾做过心脏移植手术，但她体内对移入的心脏产生了排斥作用，并患了肝炎和肾功能障碍。马丁手术后情况正常。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器官移植经历了实验研究、临床应用、发展推广、逐步成熟这样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唯其“峰高路险”，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敢于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的医院不超过10家，并且成活率都不高，甚至于像北京、上海等地国内知名的医院都还没敢涉足这一领域。
上世纪90年代，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审时度势，发出向器官移植进军的宣言。从此，云南医学发展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从1999年开始，医院以抓器官移植为主，促进全院医疗卫生技术提高，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对医院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仅仅是个器官移植手术，当首次肝移植取得成功之后，对整个云南震动非常大，外界一片惊叹之声！附二院器官移植手术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在当时绝对是代表国家医疗技术的水平，也是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反映。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医院决定从肝移植入手，准备攀登这座壮丽的高峰时，院内外舆论仍一片哗然：
“北京、上海等地的医院都还没有开展，我们凭什么上？”
“省内医疗条件比我们好的都不敢做，逞什么强？”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高峰也要从最低处开始攀登，不能一下就站在最高点。”
……
面对质疑、担忧，杨达宽和院领导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
云南省是肝脏终末期疾病的高发地区之一，开展器官移植，将使患者就近得到救治，手术费用也将大幅降低。这是来自广大患者的需求，医院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救治他们。
医院肝胆胰外科自１９６２年由著名外科学专家蓝瑚教授、武丕光教授创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肝胆胰外科在省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培养出一大批肝胆胰外科人才，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云南省肝胆外科中心”就设在医院肝胆胰外科。云南要开展肝脏移植，附二院似乎责无旁贷。
附二院关于肝胆外科的开设，还要从头说起。
云南由于气候、地理、水土和生活习惯的因素，肝胆病人特别多，当初刚组建的普外科病房中有1/3的病种是胆道疾患。蓝瑚教授当时就建议医院开展对肝胆外科的专门研究探索。他一边带领普外科的全体医生共同学习胆道外科的基础理论知识，一边总结临床实践经验，提高大家开展胆道外科手术治疗的水平。恰好那时他收到一本从法国寄来的胆道外科学书籍，内容丰富、详实，于是，他在诊治之余急忙着手翻译，以每日翻译千字的进度，一边尽快翻译，一边向科室全体医生讲授，历时半年多。医生们边学边用于临床，以致附二院的年轻医生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起，就对肝胆病的发生、发展、诊疗有了一些相对完整、系统的认知。这为以后附二院的肝胆一科、二科从普外科独立分出来奠定了基础。而普外科则成了专门的胃肠外科。
受世界肝移植技术发展的影响，1991年以来，我国掀起了肝移植的第二个高潮，每一个肝胆外科专家都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时机稍纵即逝。杨达宽分析：地处西部不发达省份，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医院综合医疗实力还有一定差距，不可能做“全能冠军”，但是举全院之力，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单项冠军”。
一个个不眠之夜，让他冷静地回顾这些年为了做这种手术所做的努力——
云南长期医疗技术水平落后，像肝移植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仅凭当时的人才储备、医疗设备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从1995年，医院就有针对性地开始了长期的人才、技术、设备的准备。
医院先后派了６人赴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学习器官移植技术，３人到法国、澳大利亚学习移植麻醉技术；多次邀请国外、省外移植专家到院内讲学；派遣技术骨干到中山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学习移植及相关技术。
为锻炼队伍，积累经验，从1985年起，张炳彦老院长就组织了实验小组，杨达宽在实验小组先后对猕猴（恒河猴）、猪成功地施行原位肝移植术，不断熟悉肝移植的手术要领，门、腔静脉的体外转流及围手术期管理等相关环节。医院３次派出精兵强将，前往西双版纳灵长类研究中心，开展猴子的肝移植试验。用动物做移植试验，已经移植了好几年，技术早已经做纯熟。但不能老在动物上做实验，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完全可以开展临床工作了。
然而就当时的各方面条件来说，附二院赶不上附一院，赶不上昆华医院，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做这样的手术，压力很大，必须要拿出魄力与勇气。
的确，以院长杨达宽为首的一班人并不是盲目的，凭血气之勇，当初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同时建立在信心之上的。科学决策，不但体现着勇气，更多的还是自信，是科学的态度。肝脏移植为代表的大器官移植，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肝胆外科、麻醉科、ＩＣＵ、呼吸科、肾内科、心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血液科、神经内科、输血科、超声科、检验科、放射科、药剂科等10余个临床相关科室，检验着一所医院的综合实力。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一早。杨达宽向省卫生厅打报告。报告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为了保证手术的万无一失。附二院请了省外某著名医院来支持他们共同完成这个手术。但在手术临近时，此医院却不允许专家前来支援。
这个消息让杨达宽茶饭不思。那天晚上11点钟，他不得已拨通了对方院长的电话求助。不料换来的却是一番刻骨铭心的话语：
“杨院长，你知道我们这里肝移植死了多少人？”
杨达宽一时懵了，说不出话。
院长接着说：“我们做了5例死了4例。如果我这专家去了，没有做成功，岂不是砸我自己的牌子？以你们医院现在的条件，怎么做这样的手术啊？”
杨达宽在电话里沉默了。这一晚上他失眠了。眼看手术要进行了，请的专家打了退堂鼓，这戏怎么唱下去啊？怎么办呢？
第二天杨达宽还在看门诊。多少有些心神不定。
不断地有人来，怯怯地小声打听：“杨院长，这手术做，还是不做？”
杨达宽下了决心，明确回答：“箭在弦上，决定不变。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成功！”
当时杨达宽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因为在这之前，他就安排麻醉科主任和外科骨干到中山医院学习过，又安排了10几个外科、内科、麻醉、消化、血液、肾脏的医生到华西医院学习过，更重要的是张炳彦老院长花了多年心血抓这项工作，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为此项目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同事们向他推荐，说中山医科大学做得也不错，能不能请他们的专家。病情不等人，求助不成，转向他人。杨达宽立即拿起电话给中山医科大学的黄洁夫校长联系。黄校长是我们国家第二代肝脏移植专家，从澳大利亚回来后，就把我国的肝脏移植带动起来了。他原来曾在昆明钢铁厂工作过8年，从昆钢考取中山医科大的研究生，后来又到澳大利亚，专门从事肝移植的临床应用研究，这样的手术当时在中山医学院都已经做了10多例了，华西医院也做了5例。杨达宽打电话请求他的支持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当即从中山抽调了专家赶来支持这个手术。
多学科协作是大器官移植成功的基础。
总结先进地区肝移植手术成功的经验，医院科学地制订了手术方案：由杨达宽院长挂帅，张炳彦老院长作技术总协调，组成包括麻醉、开腹切肝、修肝、肝动脉吻合、胆管吻合、静脉吻合等在内的9个手术组，每个组都由数名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从而发挥“兵团作战”的优势和每一个专家的专业特长。为此，医院还专门成立了专家顾问委员会，所有科室的主任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样，所有科室都成了大器官移植工作的“责任人”。一时间，群英荟萃，将星云集，几代肝胆外科专家和众多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都投入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战役中。为鼓舞士气，院长杨达宽在统揽全局的同时还身先士卒，亲自承担了血管以及肝动脉吻合的工作，集统帅与士兵的职责于一身，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医院党政一班人对成功的自信和决心。
术前，医院有关科室就对患者开展大会诊，摸清病情，确诊诊断，对病人各器官耐受手术的情况以及对手术不利的因素进行评估。
众志成城，手术获得了巨大成功。
众志成城还源于每一位参与者的敬业精神。新鲜“供体”是大器官移植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白天黑夜，一有捐献的“供体”，就必须马上做手术。而“供体”取得并不是现成的，有时是突然出现的机会，一刻也不能耽误。“供体”的保存安全期在低温下4至6个小时。一般情况下，通常是取要半小时，路途要1至2个小时，移入要一个多小时。因此移植手术时，所有相关的医护人员都是召之即来，来则能战。每次器官移植手术，就是一次全院的动员，一场艰苦的战斗，无论周末假期，还是深更半夜，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白衣战士的身影，加班加点已成家常便饭，大家都把大器官移植当成一项关系医院长远发展的事业，在它面前，个人的一切都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
1999年10月22日这一天，成了下岗女工林女士新的生日，她永远铭记这个难忘的日子。她是由于胆汁性肝硬化晚期，时年55岁的她随时都有可能告别人世。对生的眷恋促使她四处求医，高昂的手术费用一次次地浇灭她生的希望。正当她即将被“死神”彻底摧毁的时候，昆医附二院再一次点燃了她几近熄灭的生命之火——她成为了我省第一例接受肝移植手术患者。
如今，12年过去了，她仍然健康地活着，看着儿子结婚，陪着孙子上幼儿园，尽享天伦之乐……
接着，1999年12月，附二院做了第二例手术。
袁先生，乙肝后性肝硬化晚期，住院期间３次出现大吐血，最多的一次达到3000毫升。年仅36岁的他，对生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附二院的专家这一次决心通过肝移植手术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这一次，时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的黄洁夫教授亲临医院指导，机会难得。其他医院的医生都来观摩黄洁夫教授的手术。当黄教授看了杨达宽缝肝动脉的时候禁不住对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说：“想不到云南有吻合血管这么漂亮的外科医生！”对杨达宽影响很大，给了他极大地鼓舞。
肝脏移植手术是个复杂的手术，做好手术仅仅是一方面。手术做了三天后，病人的情况并不好。经过会诊，大家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肝脏有排斥反应。另一个原因是血管阻塞了。医院为此请了中山医科大的专家们来指导。当时，病理专家诊断病人没有排斥反应，打了B超后，B超显示是血管阻塞。专家的意见是即刻需做介入，放一个支架，把血管撑开。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
杨达宽当时对这个手术病人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他再次检查病人的肝脏觉得肝脏有些大，认为不一定是血管堵塞，考虑可能是肝脏压迫血管肿胀造成堵塞。
于是，他就提出重新打B超。可是，大家都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应抢时间放血管内支架。他们对杨达宽说：“这位专家是国内著名的B超检查专家，B超打得很准，所有人都等着对病人做介入，病人也不能再耽误了。”
杨达宽再次阐述了他的道理：“病人肝脏比较大，肝脏在前，血管在后，躺着打B超，肝脏肿胀，有可能把血管压扁。让病人侧卧重新打一次，解除对血管的压迫。如果证实确实血管堵塞，再做介入。”
专家们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
就这样，同意尝试着侧卧再次打B超。结果显示，病人在侧卧的时候血管是通的。请来的专家大为惊异地说：“你们院长太有经验了，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没有见过这么细心和善于思考的医生呢。”
就这样，由于诊断正确。简单的体位改变，避免了再放支架，就让病人转危为安。结果这个病人一直活到现在。术后，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并办起了家政公司。每次想起自己在生死一线间游走的经历，他都感慨万千：“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将死之人还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昆医附二院专家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时附二院做第一例的时候，全国不到10家，心脏移植也就5到6家，当时在全国属于比较早的，湖南湘雅医科大，在2001年做了肝移植手术，在附二院后面两年，获得了当年的湖南省政府颁发的二等奖和20万元奖金。而附二院当时是没有什么奖金的。有人觉得有点委屈。杨达宽却说：做这样一个开创性的手术，挑战性的手术并不是为了要获什么奖励，只是对自我的挑战，对医学的攀登和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其后，附二院在1999年，被云南省政府评为三等奖，当时杨达宽没有去领奖。之后，又推他去申报五一劳动奖章，杨达宽也表态说不用推我，我只是为老百姓做点踏踏实实的事情，其他都不重要。杨达宽一直在强调作为医生的责任与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永不停止的脚步
附二院出名了。
一个又一个的肝病患者得到了康复。
这个动人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一位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姑娘，在进入手术室前冷静地作出决定：如果我在肝移植手术中出现意外，请把我体内的器官无偿捐给急等器官移植的朋友；如果手术成功了，我会永记医务人员为我创造第二次生命的时刻。
躺在病床上的阿艳（化名）双眼紧紧盯住输血袋，一滴滴血液正进入自己的体内，她在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盼望着上苍给她带来好运，千万不要再过敏，否则她将再次失去比其他肝移植病人准备更为复杂细致的手术机会。医生眼里闪着泪花，他们舍不得放弃也不能放弃这样一位好姑娘的生命。尽管阿艳几天前在即将开台的肝移植手术时，突然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一切准备就绪的手术不得不停了下来。
那年阿艳23岁，从３年前开始不明原因地多次发生消化道大出血及吐血后，她跑遍了昆明多家大医院甚至省外医院求医，但病情没有得到好转。两个月前，阿艳突发大出血入住昆明市某医院，由于病情危急，该院请求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专家进行会诊。6月11日，阿艳转入昆医附二院肝胆一外科（省器官移植中心）救治。经诊断，患者病情为“肝硬化并肝功能衰竭”。由于阿艳疾病治疗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经多种化验及影像学检查提示，患者目前尚有肝移植指征。7月4日，专家们在为患者预备进行肝移植手术时，阿艳突发过敏性支气管炎哮喘及左心衰竭，被立即停止手术。经多方查找过敏原因及更加周密的术前抗过敏等多项准备，7月18日，专家再次上台历经了9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为阿艳成功实施了“人体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
她终于战胜了病魔。这是勇敢的病人同勇敢的医生共同的胜利。手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换肝后恢复良好的阿艳，对手术后医务人员２４小时站在病床前守护感动不已。阿艳称，这是有生以来她所接受过的、超过母亲般的护理。为纪念自己新生命的起点，也为感谢医务人员，阿艳将自己１月２３日的生日，改为她肝脏移植成功之日：7月18日。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
附二院至今已进行的69例肝移植手术，该院手术完成量占到全省肝移植手术总数的一半左右。手术中，杨达宽吻合了69根肝动脉，无一例失败。移植术后长期存活22例，一年生存率达95%，存活最长者已达12年以上。同时，实施临床心脏移植５例，其中，1例健在，两例存活5年以上，两例死于其他原因。手术成功率及术后存活率均达到省内领先、国内先进水平。在此过程中，附二院成功创我省该领域4项第一：我省首例肝移植、首例心脏移植、首例肝肾联合移植、首例亲体肝移植。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陈洁女士实地考察了医院的大器官移植手术后，也以惊讶的口吻表示：云南这样一个边疆落后的地区，也能实施这样高水平的手术，昆医附二院真是卧虎藏龙啊。
医院占领大器官移植制高点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很快就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短时间内肝脏、心脏移植在附二院相继取得成功，引起了全省乃至全国的瞩目，使医院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之后，医院的专家受重庆医科大学邀请，协助其附属医院开展肝移植获得成功。指导省外省级医院的专家开展手术，这在云南省医学界还是第一次。从受制于人到输出技术，杨达宽对此感慨万千：在高端的医学领域，云南的医院终于有了发言权。后来，在广东举行的全国肝移植专家论坛，又邀请云南省３位专家出席，附二院就有两位。这些，充分显示出医院的大器官移植水平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尊重和认可。
血药浓度监测及免疫抑制药物的研究要涉及药理学、药物动力学、药物分析学等。因此，器官移植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相关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我省医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有着重大意义。
面对业内人士不时地追问“医院当初怎么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杨达宽心里最清楚：对病人的爱心和具有一流的技术水平才是真正的底气。
器官移植工作的开展，还推动了医院乃至云南省医学事业的全面发展。昆医附二院已成为一所科室齐全、名医荟萃、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先进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承担着全省相应的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涉外医疗等任务，被卫生部首批认定为“三级甲等医院”和全国“百佳医院”。
石林天奇医院的创建
2005年，一所股份制医院——昆医附二院石林天奇医院建成开业。以前的工人医院又派生出一所天奇医院，令人联想到：工人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天字。不知是偶合还是寓意，这家医院总投资超过1亿元，建筑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这是云南省社会投资规模最大的与省级三甲医院合作的医院，目前已经成为卫生部首推的石林模式。
城市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一直与日俱增，不见一丝缓解的迹象。
固然由于人们对健康的重视与需求日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城市医院与乡村农村医院的差距、公立与民营医院的差距。我国医生人均每天接诊4.5人次，而许多大医院医生每天接诊达五六十人次。有关资料也显示，我国每千人的医师数为1.67，而英国只有1.37，日本也不过1.96。这组数字和城市医院排队现象的反差意味着巨大的医生资源的不平衡和浪费。目前，在全省的医疗资源中，民营医疗机构只占2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一度把精力放在农村医疗事业发展上，但发展缓慢。90年代后，医疗的投入重点则放在了大中城市，呈倒三角形态，和国外的正三角(社区医疗发达)模式正相反。对县级医院几乎没什么投入，每年的本科学生中，临床医学人才分配到县乡级医院只有2%至3%，大部分充实到地市级医院或南方开放城市的私人医院中。留下来的则技术平平，老百姓得了大病肯定会选大医院。病患一到医院就找“专家”，这种“专家崇拜”降低了就医效率，是导致名医名院排长队的重要原因。
怎么改变城市医院拥挤不堪的现象？
怎样改变山区和乡村依然缺医少药的状况？
省级医院如何才能长期地把一流医术送到贫困地区？
如何变“病人选医生”为“病人选医院”呢？
实力企业能不能或怎样才能投资医疗卫生事业？
杨达宽院长认为：“中国这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社会发展不一样，应该允许各地根据各自的情况去做，咱们如果用同一个模式去做，往往事业会造成损失。”于是他在任上，一直想为乡村办一个高水准的医院，让盲目进城找大医院、求名医的状况得到改善。因为国家不可能大量投资，那么能不能搞一个民营医院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县区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相对滞后，就医环境相对较差，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旅游业发展。阿诗玛的故乡——石林县委县政府正为这事着急呢。
而企业呢？石林电力工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昆明耀龙供用电有限责任公司也想为农村医疗事业尽力。企业家尹卫民动情地说，我从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亲身感受过亲朋好友看病贵，看病难的苦楚，还亲眼目睹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状。5年前我们就萌发了建医院的想法。我们也想通过建一家一流的，规范的民营医院，改变人们对近年来少数民营医院不讲社会效益，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不良形象看法。几年前，正值石林县东城区开发建设，县委、县政府决定招商引资建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我们两家企业积极响应，确定要做就只跟省里有名的大医院合作，建一家高水平的综合性的医院。我们自然就瞄准了昆明的有名大医院——昆医附二院。
这样，地方政府、企业和昆医附二院，三家一拍即合，开始了谋划这一合作。在省卫生厅和昆明市卫生局的支持下，在石林县的大力配合下，在较短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土地、环保、建设、执业许可等方面的问题。2003年7月，石林电力工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1%，昆明耀龙供用电有限公司出资37%，昆明医学院附二院以技术和无形资产作价12%，共同组建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尹卫民出任董事长，昆医附二院院长杨达宽出任石林天奇医院院长，副院长闫东教授担任执行院长。
建设期间，杨达宽几乎每星期都往工地跑。打桩时，杨达宽是开完会也要跑石林。规划的图纸、医院流程的设计都是杨达宽亲自把关的。
石林天奇医院占地面积82亩，建筑面积近40000平方米，绿化率达50.4%，总投资9000万元。设置病床300张，开设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中医科、急诊等临床科室。医技科室有：放射、检验、麻醉、心功能、超声、内窥镜、手术室等。另设有套房式设计的VIP病区，外科重症监护SICU病房，配置了西南地区唯一的气动物流传输系统，全部采用中心供氧，专门的医患分离和污物通道，普通病房全部是拥有宽带网、有线电视、卫生间、淋浴、24小时热水等设施的标准间配置，所有病区均为全进口塑胶地板。配套服务设施还有独具特色的康复健身中心、营养餐厅、咖啡厅、超市等。
医院拥有5间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一、二级层流手术室，手术过程全电脑监控，配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双层螺旋CT、数字减影心血管造影机DSA、多功能数字胃肠机、日本阿洛卡彩色超声系列，美国GE黑白超声系列、PB呼吸机、欧美达麻醉机，贝克曼库尔特全套生化分析、血细胞分析、血凝分析系列，日本富士能胃肠镜系列，美国史赛克腹腔镜系列以及日本奥林巴斯胆道纤维镜系列等先进设备，可满足多种疾病的诊疗要求和各类高洁净度手术的需求。石林天奇医院追求的办院理念是：“关爱生命、尊重你我、崇尚完美、创新无限”。用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疗技术，星际酒店式的服务，县级医院的消费水平，满足彝乡各族人民的就医需求。同时，把功能辐射到陆良、宜良、泸西、弥勒等周边县区，让患者在诊疗和康复的过程中，处处体验到人性化的服务和亲情式的关怀，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生病住院，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阿诗玛的故乡，终于建起了一家集医疗、护理、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国际化交流为一体的现代化中等综合型医院。
医院所有的医疗骨干、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均从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具有多年临床治疗经验的专家、教授中选派，组成强大的专家阵容。其余公开从医学院校毕业生中招聘选拔的医护人员，均经过附二院长达一年多的岗前培训。
2005年天奇医院开业的头两天，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派出了60余人的专家到天奇医院坐诊，免收挂号费。营业后，医院正式挂牌成为昆明医学院海源学院附属医院，承担起大学本专科生的临床教学任务；将免费为全县的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承担起进修培训的责任，根据需要随时向县内的其它医疗机构给于专家支援，推动了石林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
省市卫生部门领导对天奇医院的建院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石林天奇医院的建设，是云南省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一例有益尝试，也是医疗机构在有限责任制公司与省级大型医院的合作史上开创的省内先例，不仅大大推进了石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为云南省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07年底，门诊人数上升到4786人次、手术台数达到1320台，出院人数达到4562人次。年收入达到2252万元。到2010年底，门诊人数达到7000人左右，手术台数约为1500多台，出院人数为7600人次。
有一天，一位约50多岁的美国人不幸在石林摔伤，陷入昏迷，立刻被送到石林天奇医院。闻讯后的杨达宽立即率专家赶往天奇医院，终于将病人抢救过来。这次的美国游团多是医护人员，他们对天奇医院的救治都表示感谢。如果没有天奇医院，病人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她住院10多天，闫东教授就一直守在那里。这件事旅行社也很感激。而国外还为此送了一块匾来感谢石林天奇医院。以后，逢节日，比如圣诞节，地处成都的美国领事馆都会致贺信来。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位叫李树梅的农村中年妇女，因久治不愈的妇科疑难杂症来到天奇医院，挂了我省知名妇产科专家赵茂娟教授的专家门诊号，从挂号、诊断、B超检查、CT扫描一直到交费取药，全程仅1个半小时。原来院方为加快看病流程，做出了严格规定，如拍片15分钟必须出片等。而同样的专家号，在昆明各大医院，没有半天到一天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李树梅感慨地说：“为了这个病，三年多来，我和丈夫跑了不少昆明的大医院，看一次专家门诊，往返得三、四天，想不到，如今在家门口就看了病，而且这么容易和方便！”有人算了一笔账，比如在昆明的手术是1000元，这里要800元；在昆明的两人间标准病房是40元/天，这里只要27元/天；一个全髋关节置换术，在这里要省1500元。石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说：“1500元意味着什么？按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计算，这是一个农民整整半年的收入啊！”
石林天奇医院是由云南省卫生厅批准的一所非盈利性的民营股份制医院。天奇医院的建立，以新的理念、新的机制发展卫生事业，摸索建立一套完备、有力的医疗管理体制，让在公立大医院工作几十年的杨达宽院长感到十分宽慰。人的一生有时能做一两件有益于老百姓的事就了不起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这种机缘。有了人生的理念和追求、有了机会和机缘，对有准备的人，就会成就一桩有益于社会的事业。
新大楼新纪元
附二院原有的建筑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怎么办？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附二院和它的领导班子面前。
2001年，为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以及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刚开始想在门诊部建一栋楼，但只是杯水车薪，这样修修补补根本不解决问题。但要扩建，医院没有地。院长杨达宽决定与一墙之隔的昆明开关厂联系，争取把这块地拿过来。这时的开关厂举步维难，他们也想通过土地置换，盘活资产，好发展企业。一接触，开关厂提出：地可以不要钱，但要解决开关厂的职工工作问题。这就难了，医院接收开关厂的工人干什么呢？这里都是专业医护人员啊。为此同开关厂多轮谈判，不接收工人，谈妥价为5760万元。这事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土地性质改变的办法将土地卖给了附二院。
杨达宽着眼长远发展，取得了先机。又是他拍板率先征得了这块对附二院来说万分宝贵的土地。
这个项目批复总建筑面积为185455.5平方米，概算总投资74341.69万元，系云南省“三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
新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后，全院总建筑面积将达到约25万平方米，病床扩大到1300至1400张，绿化率为40.1%。医院医疗环境将得到根本改善，社会服务能力、生存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有效地缓解广大患者“看病难”问题。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功能必将得到极大提升，成为一所覆盖全省、面向东南亚、管理科学、设备先进、学科齐全、特色突出、服务优良，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现代化综合性高等医科院校附属医院。
如今，在现有附二院的旧楼旁，已巍然屹立了一座新大楼，即将投入使用。从马路上走过，可以看到长273米、高99.9米的大楼巍峨地耸立在路边。它像一座丰碑，象征着附二院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早在新世纪开始的那一年，云南有一家报纸采访杨达宽，用了一个标题是：济世救民平生愿，旷达宽仁赤子心。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杨达宽的心愿和梦想正在一个个地实现。
责任编辑 杨义龙
杨达宽出生在大理洱源罗坪山麓、黑■江畔的乔后小镇一个普通白族人家。
杨达宽虽然出生在贫困年代、普通家庭，但幸运的是，杨达宽的父亲是位颇有学识和涵养的“教书先生”，在当时好多农家都没有识字的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有限，父亲是位“先生”，年幼的杨达宽从父亲那得到了很多启蒙教育，时常听父亲讲故事，《隋唐演义》、《三侠五义》等等，往往让年幼的杨达宽听得着了迷。杨达宽的母亲是位贤惠勤俭的农村妇女，为人厚道诚恳，时常教导他做人做事的一些道理。他的伯父则是远近知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他从小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和睦、淳朴、善良的家庭环境中，受到长辈的谆谆教诲和熏陶。
他上小学时，总爱一放学就跑到伯父家里帮着碾药、切药片，还时常站在一旁看伯父把脉、开药单、抓药。其他的小伙伴很怕中药味，闻到总是要远远躲开，但年幼的杨达宽却并不觉得中药味难闻，看到伯父从这个小抽屉抓一点，那个小抽屉抓一点，又拿小杆秤称下，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他很奇怪伯父怎么知道根据不同的病人抓不同的药，对伯父简直佩服得不得了。一次伯父问他：你不怕中药难闻的味道？年幼的杨达宽说：不怕，我觉得好闻呢！伯父再逗他说：那以后你来替我给病人看病了。年幼的杨达宽高兴地说：好啊！不过等我长大了再替你看。年幼的杨达宽的话逗得全屋子的人都笑。
杨达宽的话，当时也只是为了好玩，能多到伯父家凑热闹看稀奇。但经伯父这么一说，上小学的杨达宽也觉得，如果真能像伯父那样当一名济世救民、为病人解除痛苦的好医生也很好啊。
几年后，杨达宽考上了洱源一中，开始如饥似渴地学习，可刚读完初中一年级时，便便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学校停了课，学习中断了。紧接着又参加到“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青行列之中。在那段难忘的岁月中，他们集体户的知青们与农民一道犁田、插秧、种菜、砍柴，学了不少农活，增长了许多农业知识，同时也锻炼了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在这段农村生活里，他积极上进，吃苦耐劳，杨达宽入了党，不久又被推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由于他表现好，1973年，他被推荐上大学，当杨达宽填写推荐表格的时候，他感觉到，命运可能就此拐弯了，他要认真填写这份掌握他命运的纸，却发现自己握笔的手微微有些抖，怎么也觉得写不好字。当年，杨达宽的高考报考志愿已填上了师范类院校，但昆明医学院招生老师看过其档案后对他非常满意，觉得他更应该填报医生志愿，招生老师征得他同意后调档招收，使他成为一名医学院学生，圆了他多年的医生梦。
当年伯父的一句笑谈，现在杨达宽实现了，他知道学成后，他不仅仅是给乔后小镇及其附近乡邻看病，还给山外的人也看。
1976年杨达宽从昆明医学院毕业，正式穿上白大褂，来到昆医附二院做医生。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让年轻的杨达宽感觉到，他们这一代的机会来了。广播、报纸越来越开放，知识、文化、科学成了那年代最时髦的词语。他感到知识越来越受到重视，使他充满了一种要为国家出力，为民族的振兴，施展自己才能的激情。他欣喜搜集各种医学图书，才发现十年文革动乱期间，自己的好多专业知识都应该更新了，所学的专业知识也并不牢靠，没有人要求他，他给自己顶了目标，加了压，他倍加努力地工作，苦练本领，专业上精益求精。无论是从事最基础的护理工作，还是一些高难度的外科手术，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1979年到1983年，杨达宽刚毕业不久，下乡到弥渡县开展计划生育工作，做女扎和男扎手术，由于精心细致，未出现一例手术失误。还下到保山、开远等地为高位食道癌、肿瘤、肺癌病症患者治疗，因手术精湛，受到好评。
无数个夜晚，他都挑灯夜战，边学习边思考边总结，他越来越感觉到要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时间总也不够用，总觉得这个领域要想做到最好，难度不小，前面的路长着呢！还需要不断摸索前行。
这期间，单是笔记杨达宽就写了厚厚的几大本。
这时，省里有了派公费留学生的消息。
消息传来，全省骚动。
杨达宽没有想到，幸运再次降临到自己头上，杨达宽幸运地成为“科技春天”的受益者。1988年，他成为我省为数不多的公派留学人员，被派往法国学习。
杨达宽实现了儿时的幻想，从乔后到洱源、从洱源到昆明，再从昆明迈向法国，杨达宽不但走出了大山，而且，飞越万水千山，走出国门，到达浪漫之都，实现人生的浪漫之旅。
这个过程看似浪漫，好似幸运，但年轻的杨达宽知道，在这背后，无数个日夜其实与浪漫毫无关系，借书、还书、翻阅资料、听讲座、做笔记、请教专家，琢磨病情，挑灯夜战、甚至为一个病情焦头烂额、烦躁不安。
他知道这个机会多么来之不易，出发前，父亲与他长谈了一次，说到现在好多人出国就不回来了，并要求他学成后一定要回来，不要留在国外。杨达宽知道父亲的担心，他只是对父亲说：放心，我绝对要回来，我记得是谁养育了我。我也记得是谁给我出国的机会。
他走出国门，走在国外的街头，有如梦幻，他明白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第一次看到了我国、云南省医学技术与国际的差距。他学的是心脏，重点是冠脉搭桥和换瓣，过去，在国内几乎没有接触过。国外的医学技术让他大开眼界。为了珍惜这次机会，他全身心地用在业务工作上面去，法国先进的科技、全新的医疗理念、富裕的生活水平对杨达宽触动很大，他一头扎到这些新技术中去，如饥似渴学了起来，在学习操作时，他总是很细致，站到最前面，看着导师的一举一动，生怕漏过了每一个细微的技术环节。在外国学生眼中，这位来自东方的学生是最简朴的，也是最认真的。
杨达宽总是有股子钻劲，不到最好不到最明白，就是不罢休，他总在想，国家出那么多钱，学不好对得起谁？一定要学最好的技术带回祖国。
在学习过程中，杨达宽了解到，法国里昂贝尔纳大学的心血管医院技术很高，法国的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就是在这里做成功的，他便积极争取，来到这家医院学习。在学习过程中，法国的各种休假很多，但他很少休息。省吃俭用，生活简朴，把所有的时间几乎都用在了学习上，刻苦学习的精神和勤奋的工作态度给导师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予了高度评价，并在评语中指出：（导师统计的，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参加了400多台体外循环的手术，200多台血管手术。
在学习期间，杨达宽永远忘不了他参观的梦寐以求的心脏移植手术——
心脏，人体最重要的器官，它永远在不知疲倦地跳动！人的一天它竟要跳动100800次，一年中累计跳动36792000次！人的一生呢？心脏简直是人类生命奇迹中的奇迹！它一秒钟都不曾停歇啊！杨达宽第一次看到，心脏移植上去后，那红红的心脏就跳动起来，那一分钟，他感到万分的惊诧和激动。这一刻，他铭心刻骨，多少年后都不能忘记那一刻的心情。也许从那激动人心的一刻起，他便下定决心，要把这个技术带回国来！让祖国的病人能享受到这一高科技带来的福音。
在那个年代，很多像杨达宽这样的留学人员选择留在了国外，毕竟那时候，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生活条件与国外不可同日而语，那里有高工资待遇、优厚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杨达宽的法国导师也很器重他，在学业完成之后，极力挽留他，导师诚恳地对他说：“我可以帮助你，把你的夫人也办出来法国，希望你能够留下。”
他毅然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条件，义无反顾地回国了。
1989年10月，杨达宽学成回到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他还带回了一些医疗器械，杨达宽把在法国学到的先进技术全部应用到临床中，这期间，为打好基础，学好技术，他多年放弃了探亲假，作废了节假日等加班补休800余天。这些努力换来的是过硬的全面专业能力的提升。他做了很多例当时的血管栓塞手术，腹主动脉搭桥，都是领先的，国内也做得很少。他当副院长后，又组织和带领医院专家，率先在省内成功开展了肾动脉成形治疗肾性高血压、人造血管、大隐静脉移植等多种血管旁路术治疗动脉闭塞症等多种高难手术；2002年在云南又率先成功开展“动脉腔内隔绝术”，为云南省胸心血管外科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医院还有个小故事：曾有一位消化道大出血的休克病人，许多护士尝试后都打不进针，病人生命危在旦夕。在此危急时刻，杨达宽接过护士手中的针头，在患者的中指静脉上成功插进了针，为患者及时输进液体，赢得了手术时间，使其成功获救。
杨达宽的手术得到行内的普遍称赞。
医生不但要具备仁术，更高具备仁心。
1989年，他刚一回国，就碰上一位患肾性高血压病的13岁女孩，按常规治疗，要对其切除肾脏或做自体肾脏移植手术，对患者来说，不仅痛苦而且损伤很大。杨达宽就运用他在法国进修时所掌握的医术，直接对患者进行了血管成型、肾动脉成型手术。手术后患者恢复良好。此后，他还成功做过多例人造血管旁路搭桥、自体大隐静脉旁路移植搭桥、治疗四肢动脉狭管手术。
1996年，丽江发生大地震。杨达宽同脑外科医生周明锐，成功地做了第一例脑外伤深昏迷手术，在15天内共做了27例特大手术，作为副院长，他还精心组织抢救91位重伤员，并无一例死亡。在当时那种条件简陋和混乱的情况下，作为一位组织领导者，他忙而有序，一边安排现场搭棚建手术室，一边很快建立起良好的医疗秩序。同时，那段时间他还组织抢救了村寨的病危患者，抢救率达100%。
1998年6月，一位急性肾动脉栓塞危急病人，14小时无尿液。肾脏完全缺血30分钟就会失去功能，不可救治。在这危急之中，时任副院长的杨达宽亲自主刀，到凌晨5时，从右肾动脉内取出长5厘米的栓子，手术圆满成功。
2003年9月，两台手术同时进行，一位是55岁的女性终末期肝硬化，一例是30岁的男性原发性肝癌，杨达宽亲自实施手术，在大家的配合下，从中午11点半开始到晚上8时全部结束，出血很少，手术顺利，3天就从重病区转入普通病房。肝动脉供应肝脏的血流达70%，动脉细，缝合困难，要求水平高，是这类手术的关键技术。血管吻合要在火柴棍细的血管上缝合十几针，缝不好会堵塞，或者会漏，都会失败，造成病人死亡。在国际上，一般吻合率失败达10%。杨达宽没有一例因这个失败。
杨达宽精湛的手术来源于他刻苦的学习。向老一辈学习，向医书上学习，向病人学习。杨达宽的妻子回忆说，他当医生时没有好好地休息一分钟。他对病人认真负责，常常是第二天要手术了，头天晚上他就在家将手术方案画好图，咋进入咋做才能给病人减少痛苦。他总是从整体上为病人着想和考虑。精心细心地做好术前准备。有一个肺癌晚期病人，杨达宽认真地做了整整10个小时手术。由于体位的关系，他已经走不动路了，是让人搀扶着出来的。他吃力地对病人家属说：“病人很好，你放心。”看到他那样，家属非常感动。到今天人家还感谢他这种对病人负责的精神。她回忆，上世纪80年代，杨达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那年孩子才4岁，而妻子远在国外，那会儿，半夜三更要手术，杨达宽就把孩子背在背上，骑车到医院，把孩子放在值班室睡觉，或者请同事帮忙哄孩子，他上手术室去手术。因此他同病患的关系特别好。同时因为他是大理人，他对家乡热爱，始终不忘大理哺育了他，情系云南，心系大理。凡是大理的人找他求他，认不认识的人，他都全力帮助安排就医、住院。他妻子说，每年找他看病求医的人不下100次，都是妻子帮忙接待。
杨达宽1976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医疗系，1988年10月～1989年9月在法国里昂胸心血管医院任访问学者，回国后先后任附二院胸外科讲师、副主任、副教授；1995年7月起先后任附二院副院长、院长、外科教授、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工作以来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6项，培养硕士研究生10名、博士研究生8名。获省人民政府奖励3次。2001年被中共云南省委授予“基层先进党务工作者”光荣称号，2002年被评为全国优秀院长。如今，他还是云南省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中华心胸血管外科学会全国理事，中华医学会云南分会副会长，中华康复学会全国理事，中华云南康复理事会副会长等职。
自担任昆医附二院院长以来，带领全院职工努力拼搏，实现了门诊、住院人数翻两番；手术人数翻三番；业务收入近5亿元的跨越式发展。在医生和医院的管理者两个角色间，是如何都做到胜任有余的？杨达宽说，这是一种责任心的转换，把医生责任提升到社会责任。正是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推动下，杨达宽带领他的团队一次次以实际行动来诠释“救死扶伤”的崇高职业操守。
“换心术”的神话与现实
器官移植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愿望。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飞速发展，器官移植从梦想变成了现实，成为治疗人类终末期器官疾病的惟一有效手段，被列入２０世纪人类医学的两大进步之一，誉为“２１世纪医学之巅”。
“换心术”我们只在神话、传说或科幻小说中出现。而在今天，却成了现实。
附二院敢于进行“换心术”，要从杨达宽说起——
附二院首例心脏移植手术是在2000年。
杨达宽在1995年任附二院副院长。1999年任附二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做不做、能不能做这个手术，杨达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患者是一名发电厂的工人，50多岁。他患有扩张性心肌病，全心扩大，反复心衰，肺动脉压力一直居高不下。这样的患者能换心吗？请来国内著名的心脏移植会诊的的专家都认为，这个患者条件太差，危险性太高，不适宜手术。到底做不做呢？当时医院的专家通过实际观察，一次次认真地评估其心肺功能。杨达宽亲自陪同病人进行体能评估，慎之又慎，反复研究。当时患者已濒于死亡，不进行心脏移植将死于心衰。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杨达宽以博大的仁爱之心、高度的责任感和丰富的临床经验，综合分析后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比较高。
最后，杨达宽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拍板决定进行手术。
事实证明，这一决策经受住了考验，手术成功了！
但术后，患者由于长期心、肝、肾功能不好，出现了肺动脉高压、急性排斥反应，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移植组的医护人员接连几天不回家，饿了吃盒饭，困了就打个盹，２４小时守候在病床旁，随时观察病情的变化，连换洗的衣物都是家属送来，直到病人转危为安。院长杨达宽当然也比任何人都急，这个手术关系到附二院在这个领域的成败，既有重大的医疗技术的风险也有重大的社会责任，他也像普通医生一样守候在病床前，随时指挥、协调抢救工作，和大家并肩战斗、甘苦与共。
ＳＩＣＵ监护病房条件十分苛刻，空气不流通，还必须保持一定的温度，医护人员每次都要穿着厚厚的隔离服在里面工作６－８个小时，护理、观察患者。她们常常连水都不敢多喝，怕解小便。闷热的环境，常常使人汗流浃背；病房内外温差大，感冒又成了家常便饭。长期在这样的环境里夜以继日地工作，“职业病”是难免的，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喊累。杨达宽时时到这里观察和处理出现的新情况。直到看到患者病情稳定转入到其他科室，他才放下心来。
终于，患者平安出院后，健康地生活了5年。一度他还能每天到西山去爬山，西山上有一处山泉特别好，一些昆明人就有了去取山泉水的习惯，于是，这名换心的患者也加入到了背山泉水回家的行列。这让医院回访的医生们感到莫大的安慰。这次“换心术”，在云南是首次，在西南地区地方医院中也是首例。
大器官移植的风险和荣光
从换肝胆到换心到换各类脏器，附二院走上了大器官移植之路，攀援着医学的奇峰。
回眸二十世纪医学发展史，器官移植无疑是人类攻克疾病的征程中一座屹立的丰碑。在这其中，肝移植又是难度最大的项目，这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外科队伍，同时要有相关学科的大量丰富知识，才能为晚期肝病的患者提供再生的机会。1977年10月，国内开展了第一例人体原位肝移植。2001年7月，国内第一个施行劈离式肝移植。2004年11月，上海第一个开展小肠和肝脏的联合移植。2004年12月，国内第一例7个脏器的联合移植。2005年7月，国内第一例运用肝移植成功救治一名妊娠合并急性脂肪肝患者。2005年9月，上海第一个将胰十二指肠切除术与肝移植结合。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已经2007年3月21日国务院第171次常务会议通过，自2007年5月1日起施行。
世界上首例肝心肾器官移植成功是1989年12月3日。这一天，美国匹兹堡大学的一位器官移植专家，经过21个半小时的努力，成功地为一名患者进行了世界首例心脏、肝脏和肾脏多器官移植手术。这位名叫辛迪－马丁的妇女那年26岁，是第二次接受移植手术治疗。三年前她曾做过心脏移植手术，但她体内对移入的心脏产生了排斥作用，并患了肝炎和肾功能障碍。马丁手术后情况正常。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器官移植经历了实验研究、临床应用、发展推广、逐步成熟这样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唯其“峰高路险”，到20世纪90年代，国内敢于在这条路上艰难跋涉的医院不超过10家，并且成活率都不高，甚至于像北京、上海等地国内知名的医院都还没敢涉足这一领域。
上世纪90年代，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审时度势，发出向器官移植进军的宣言。从此，云南医学发展史掀开了崭新的一页。从1999年开始，医院以抓器官移植为主，促进全院医疗卫生技术提高，这是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对医院发展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不仅仅是个器官移植手术，当首次肝移植取得成功之后，对整个云南震动非常大，外界一片惊叹之声！附二院器官移植手术在全国都是比较早的，在当时绝对是代表国家医疗技术的水平，也是一个医院综合实力的反映。
然而，上世纪90年代初，当医院决定从肝移植入手，准备攀登这座壮丽的高峰时，院内外舆论仍一片哗然：
“北京、上海等地的医院都还没有开展，我们凭什么上？”
“省内医疗条件比我们好的都不敢做，逞什么强？”
“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高峰也要从最低处开始攀登，不能一下就站在最高点。”
……
面对质疑、担忧，杨达宽和院领导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形势：
云南省是肝脏终末期疾病的高发地区之一，开展器官移植，将使患者就近得到救治，手术费用也将大幅降低。这是来自广大患者的需求，医院有责任也有义务去救治他们。
医院肝胆胰外科自１９６２年由著名外科学专家蓝瑚教授、武丕光教授创建。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肝胆胰外科在省内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在国内也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培养出一大批肝胆胰外科人才，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云南省肝胆外科中心”就设在医院肝胆胰外科。云南要开展肝脏移植，附二院似乎责无旁贷。
附二院关于肝胆外科的开设，还要从头说起。
云南由于气候、地理、水土和生活习惯的因素，肝胆病人特别多，当初刚组建的普外科病房中有1/3的病种是胆道疾患。蓝瑚教授当时就建议医院开展对肝胆外科的专门研究探索。他一边带领普外科的全体医生共同学习胆道外科的基础理论知识，一边总结临床实践经验，提高大家开展胆道外科手术治疗的水平。恰好那时他收到一本从法国寄来的胆道外科学书籍，内容丰富、详实，于是，他在诊治之余急忙着手翻译，以每日翻译千字的进度，一边尽快翻译，一边向科室全体医生讲授，历时半年多。医生们边学边用于临床，以致附二院的年轻医生们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初起，就对肝胆病的发生、发展、诊疗有了一些相对完整、系统的认知。这为以后附二院的肝胆一科、二科从普外科独立分出来奠定了基础。而普外科则成了专门的胃肠外科。
受世界肝移植技术发展的影响，1991年以来，我国掀起了肝移植的第二个高潮，每一个肝胆外科专家都希望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时机稍纵即逝。杨达宽分析：地处西部不发达省份，受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医院综合医疗实力还有一定差距，不可能做“全能冠军”，但是举全院之力，我们完全有条件做“单项冠军”。
一个个不眠之夜，让他冷静地回顾这些年为了做这种手术所做的努力——
云南长期医疗技术水平落后，像肝移植这样的高难度手术，仅凭当时的人才储备、医疗设备是不可能完成的。于是，从1995年，医院就有针对性地开始了长期的人才、技术、设备的准备。
医院先后派了６人赴美国、法国、澳大利亚学习器官移植技术，３人到法国、澳大利亚学习移植麻醉技术；多次邀请国外、省外移植专家到院内讲学；派遣技术骨干到中山医科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哈尔滨医科大学进修学习移植及相关技术。
为锻炼队伍，积累经验，从1985年起，张炳彦老院长就组织了实验小组，杨达宽在实验小组先后对猕猴（恒河猴）、猪成功地施行原位肝移植术，不断熟悉肝移植的手术要领，门、腔静脉的体外转流及围手术期管理等相关环节。医院３次派出精兵强将，前往西双版纳灵长类研究中心，开展猴子的肝移植试验。用动物做移植试验，已经移植了好几年，技术早已经做纯熟。但不能老在动物上做实验，通过多年来的实践，完全可以开展临床工作了。
然而就当时的各方面条件来说，附二院赶不上附一院，赶不上昆华医院，在这样的条件下要做这样的手术，压力很大，必须要拿出魄力与勇气。
的确，以院长杨达宽为首的一班人并不是盲目的，凭血气之勇，当初做出这个艰难的决定同时建立在信心之上的。科学决策，不但体现着勇气，更多的还是自信，是科学的态度。肝脏移植为代表的大器官移植，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肝胆外科、麻醉科、ＩＣＵ、呼吸科、肾内科、心内科、消化科、内分泌科、血液科、神经内科、输血科、超声科、检验科、放射科、药剂科等10余个临床相关科室，检验着一所医院的综合实力。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第二天一早。杨达宽向省卫生厅打报告。报告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为了保证手术的万无一失。附二院请了省外某著名医院来支持他们共同完成这个手术。但在手术临近时，此医院却不允许专家前来支援。
这个消息让杨达宽茶饭不思。那天晚上11点钟，他不得已拨通了对方院长的电话求助。不料换来的却是一番刻骨铭心的话语：
“杨院长，你知道我们这里肝移植死了多少人？”
杨达宽一时懵了，说不出话。
院长接着说：“我们做了5例死了4例。如果我这专家去了，没有做成功，岂不是砸我自己的牌子？以你们医院现在的条件，怎么做这样的手术啊？”
杨达宽在电话里沉默了。这一晚上他失眠了。眼看手术要进行了，请的专家打了退堂鼓，这戏怎么唱下去啊？怎么办呢？
第二天杨达宽还在看门诊。多少有些心神不定。
不断地有人来，怯怯地小声打听：“杨院长，这手术做，还是不做？”
杨达宽下了决心，明确回答：“箭在弦上，决定不变。做好充分准备，确保成功！”
当时杨达宽还是有一定把握的。因为在这之前，他就安排麻醉科主任和外科骨干到中山医院学习过，又安排了10几个外科、内科、麻醉、消化、血液、肾脏的医生到华西医院学习过，更重要的是张炳彦老院长花了多年心血抓这项工作，做了许多基础性的工作，为此项目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时，同事们向他推荐，说中山医科大学做得也不错，能不能请他们的专家。病情不等人，求助不成，转向他人。杨达宽立即拿起电话给中山医科大学的黄洁夫校长联系。黄校长是我们国家第二代肝脏移植专家，从澳大利亚回来后，就把我国的肝脏移植带动起来了。他原来曾在昆明钢铁厂工作过8年，从昆钢考取中山医科大的研究生，后来又到澳大利亚，专门从事肝移植的临床应用研究，这样的手术当时在中山医学院都已经做了10多例了，华西医院也做了5例。杨达宽打电话请求他的支持时，他爽快地答应了，当即从中山抽调了专家赶来支持这个手术。
多学科协作是大器官移植成功的基础。
总结先进地区肝移植手术成功的经验，医院科学地制订了手术方案：由杨达宽院长挂帅，张炳彦老院长作技术总协调，组成包括麻醉、开腹切肝、修肝、肝动脉吻合、胆管吻合、静脉吻合等在内的9个手术组，每个组都由数名专家和医护人员组成，从而发挥“兵团作战”的优势和每一个专家的专业特长。为此，医院还专门成立了专家顾问委员会，所有科室的主任都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这样，所有科室都成了大器官移植工作的“责任人”。一时间，群英荟萃，将星云集，几代肝胆外科专家和众多相关学科的知名专家都投入到了这一前所未有的重大战役中。为鼓舞士气，院长杨达宽在统揽全局的同时还身先士卒，亲自承担了血管以及肝动脉吻合的工作，集统帅与士兵的职责于一身，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医院党政一班人对成功的自信和决心。
术前，医院有关科室就对患者开展大会诊，摸清病情，确诊诊断，对病人各器官耐受手术的情况以及对手术不利的因素进行评估。
众志成城，手术获得了巨大成功。
众志成城还源于每一位参与者的敬业精神。新鲜“供体”是大器官移植能够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无论白天黑夜，一有捐献的“供体”，就必须马上做手术。而“供体”取得并不是现成的，有时是突然出现的机会，一刻也不能耽误。“供体”的保存安全期在低温下4至6个小时。一般情况下，通常是取要半小时，路途要1至2个小时，移入要一个多小时。因此移植手术时，所有相关的医护人员都是召之即来，来则能战。每次器官移植手术，就是一次全院的动员，一场艰苦的战斗，无论周末假期，还是深更半夜，无论烈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有白衣战士的身影，加班加点已成家常便饭，大家都把大器官移植当成一项关系医院长远发展的事业，在它面前，个人的一切都显得渺小和微不足道！
1999年10月22日这一天，成了下岗女工林女士新的生日，她永远铭记这个难忘的日子。她是由于胆汁性肝硬化晚期，时年55岁的她随时都有可能告别人世。对生的眷恋促使她四处求医，高昂的手术费用一次次地浇灭她生的希望。正当她即将被“死神”彻底摧毁的时候，昆医附二院再一次点燃了她几近熄灭的生命之火——她成为了我省第一例接受肝移植手术患者。
如今，12年过去了，她仍然健康地活着，看着儿子结婚，陪着孙子上幼儿园，尽享天伦之乐……
接着，1999年12月，附二院做了第二例手术。
袁先生，乙肝后性肝硬化晚期，住院期间３次出现大吐血，最多的一次达到3000毫升。年仅36岁的他，对生命已经不抱任何希望。附二院的专家这一次决心通过肝移植手术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
这一次，时任中山医科大学校长的黄洁夫教授亲临医院指导，机会难得。其他医院的医生都来观摩黄洁夫教授的手术。当黄教授看了杨达宽缝肝动脉的时候禁不住对在场的所有医护人员说：“想不到云南有吻合血管这么漂亮的外科医生！”对杨达宽影响很大，给了他极大地鼓舞。
肝脏移植手术是个复杂的手术，做好手术仅仅是一方面。手术做了三天后，病人的情况并不好。经过会诊，大家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肝脏有排斥反应。另一个原因是血管阻塞了。医院为此请了中山医科大的专家们来指导。当时，病理专家诊断病人没有排斥反应，打了B超后，B超显示是血管阻塞。专家的意见是即刻需做介入，放一个支架，把血管撑开。大家都同意这个方案。
杨达宽当时对这个手术病人的情况是很了解的。他再次检查病人的肝脏觉得肝脏有些大，认为不一定是血管堵塞，考虑可能是肝脏压迫血管肿胀造成堵塞。
于是，他就提出重新打B超。可是，大家都觉得已经没有必要，应抢时间放血管内支架。他们对杨达宽说：“这位专家是国内著名的B超检查专家，B超打得很准，所有人都等着对病人做介入，病人也不能再耽误了。”
杨达宽再次阐述了他的道理：“病人肝脏比较大，肝脏在前，血管在后，躺着打B超，肝脏肿胀，有可能把血管压扁。让病人侧卧重新打一次，解除对血管的压迫。如果证实确实血管堵塞，再做介入。”
专家们觉得他的意见有道理。
就这样，同意尝试着侧卧再次打B超。结果显示，病人在侧卧的时候血管是通的。请来的专家大为惊异地说：“你们院长太有经验了，我们走了很多地方，没有见过这么细心和善于思考的医生呢。”
就这样，由于诊断正确。简单的体位改变，避免了再放支架，就让病人转危为安。结果这个病人一直活到现在。术后，他通过自学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并办起了家政公司。每次想起自己在生死一线间游走的经历，他都感慨万千：“没有想到像我这样一个将死之人还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是昆医附二院专家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时附二院做第一例的时候，全国不到10家，心脏移植也就5到6家，当时在全国属于比较早的，湖南湘雅医科大，在2001年做了肝移植手术，在附二院后面两年，获得了当年的湖南省政府颁发的二等奖和20万元奖金。而附二院当时是没有什么奖金的。有人觉得有点委屈。杨达宽却说：做这样一个开创性的手术，挑战性的手术并不是为了要获什么奖励，只是对自我的挑战，对医学的攀登和为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其后，附二院在1999年，被云南省政府评为三等奖，当时杨达宽没有去领奖。之后，又推他去申报五一劳动奖章，杨达宽也表态说不用推我，我只是为老百姓做点踏踏实实的事情，其他都不重要。杨达宽一直在强调作为医生的责任与价值，比什么都重要。
永不停止的脚步
附二院出名了。
一个又一个的肝病患者得到了康复。
这个动人的故事发生在2003年。一位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姑娘，在进入手术室前冷静地作出决定：如果我在肝移植手术中出现意外，请把我体内的器官无偿捐给急等器官移植的朋友；如果手术成功了，我会永记医务人员为我创造第二次生命的时刻。
躺在病床上的阿艳（化名）双眼紧紧盯住输血袋，一滴滴血液正进入自己的体内，她在一分钟一分钟地等待，盼望着上苍给她带来好运，千万不要再过敏，否则她将再次失去比其他肝移植病人准备更为复杂细致的手术机会。医生眼里闪着泪花，他们舍不得放弃也不能放弃这样一位好姑娘的生命。尽管阿艳几天前在即将开台的肝移植手术时，突然出现严重的过敏反应，导致一切准备就绪的手术不得不停了下来。
那年阿艳23岁，从３年前开始不明原因地多次发生消化道大出血及吐血后，她跑遍了昆明多家大医院甚至省外医院求医，但病情没有得到好转。两个月前，阿艳突发大出血入住昆明市某医院，由于病情危急，该院请求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肝胆外科专家进行会诊。6月11日，阿艳转入昆医附二院肝胆一外科（省器官移植中心）救治。经诊断，患者病情为“肝硬化并肝功能衰竭”。由于阿艳疾病治疗的最佳时机已经错过，经多种化验及影像学检查提示，患者目前尚有肝移植指征。7月4日，专家们在为患者预备进行肝移植手术时，阿艳突发过敏性支气管炎哮喘及左心衰竭，被立即停止手术。经多方查找过敏原因及更加周密的术前抗过敏等多项准备，7月18日，专家再次上台历经了9个小时的紧张工作，为阿艳成功实施了“人体同种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
她终于战胜了病魔。这是勇敢的病人同勇敢的医生共同的胜利。手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换肝后恢复良好的阿艳，对手术后医务人员２４小时站在病床前守护感动不已。阿艳称，这是有生以来她所接受过的、超过母亲般的护理。为纪念自己新生命的起点，也为感谢医务人员，阿艳将自己１月２３日的生日，改为她肝脏移植成功之日：7月18日。
这样的故事太多太多……
附二院至今已进行的69例肝移植手术，该院手术完成量占到全省肝移植手术总数的一半左右。手术中，杨达宽吻合了69根肝动脉，无一例失败。移植术后长期存活22例，一年生存率达95%，存活最长者已达12年以上。同时，实施临床心脏移植５例，其中，1例健在，两例存活5年以上，两例死于其他原因。手术成功率及术后存活率均达到省内领先、国内先进水平。在此过程中，附二院成功创我省该领域4项第一：我省首例肝移植、首例心脏移植、首例肝肾联合移植、首例亲体肝移植。
2001年，世界卫生组织干事陈洁女士实地考察了医院的大器官移植手术后，也以惊讶的口吻表示：云南这样一个边疆落后的地区，也能实施这样高水平的手术，昆医附二院真是卧虎藏龙啊。
医院占领大器官移植制高点的前瞻性和科学性很快就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短时间内肝脏、心脏移植在附二院相继取得成功，引起了全省乃至全国的瞩目，使医院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之后，医院的专家受重庆医科大学邀请，协助其附属医院开展肝移植获得成功。指导省外省级医院的专家开展手术，这在云南省医学界还是第一次。从受制于人到输出技术，杨达宽对此感慨万千：在高端的医学领域，云南的医院终于有了发言权。后来，在广东举行的全国肝移植专家论坛，又邀请云南省３位专家出席，附二院就有两位。这些，充分显示出医院的大器官移植水平得到了国内同行的尊重和认可。
血药浓度监测及免疫抑制药物的研究要涉及药理学、药物动力学、药物分析学等。因此，器官移植水平的提高也带动了相关基础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对我省医学科研及人才培养有着重大意义。
面对业内人士不时地追问“医院当初怎么有勇气走出这一步？”杨达宽心里最清楚：对病人的爱心和具有一流的技术水平才是真正的底气。
器官移植工作的开展，还推动了医院乃至云南省医学事业的全面发展。昆医附二院已成为一所科室齐全、名医荟萃、设备精良、技术力量雄厚、管理先进的大型综合性医院。承担着全省相应的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涉外医疗等任务，被卫生部首批认定为“三级甲等医院”和全国“百佳医院”。
石林天奇医院的创建
2005年，一所股份制医院——昆医附二院石林天奇医院建成开业。以前的工人医院又派生出一所天奇医院，令人联想到：工人两个字加起来就是一个天字。不知是偶合还是寓意，这家医院总投资超过1亿元，建筑面积达4万多平方米。这是云南省社会投资规模最大的与省级三甲医院合作的医院，目前已经成为卫生部首推的石林模式。
城市医院人满为患的状况一直与日俱增，不见一丝缓解的迹象。
固然由于人们对健康的重视与需求日增，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城市医院与乡村农村医院的差距、公立与民营医院的差距。我国医生人均每天接诊4.5人次，而许多大医院医生每天接诊达五六十人次。有关资料也显示，我国每千人的医师数为1.67，而英国只有1.37，日本也不过1.96。这组数字和城市医院排队现象的反差意味着巨大的医生资源的不平衡和浪费。目前，在全省的医疗资源中，民营医疗机构只占20%。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一度把精力放在农村医疗事业发展上，但发展缓慢。90年代后，医疗的投入重点则放在了大中城市，呈倒三角形态，和国外的正三角(社区医疗发达)模式正相反。对县级医院几乎没什么投入，每年的本科学生中，临床医学人才分配到县乡级医院只有2%至3%，大部分充实到地市级医院或南方开放城市的私人医院中。留下来的则技术平平，老百姓得了大病肯定会选大医院。病患一到医院就找“专家”，这种“专家崇拜”降低了就医效率，是导致名医名院排长队的重要原因。
怎么改变城市医院拥挤不堪的现象？
怎样改变山区和乡村依然缺医少药的状况？
省级医院如何才能长期地把一流医术送到贫困地区？
如何变“病人选医生”为“病人选医院”呢？
实力企业能不能或怎样才能投资医疗卫生事业？
杨达宽院长认为：“中国这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社会发展不一样，应该允许各地根据各自的情况去做，咱们如果用同一个模式去做，往往事业会造成损失。”于是他在任上，一直想为乡村办一个高水准的医院，让盲目进城找大医院、求名医的状况得到改善。因为国家不可能大量投资，那么能不能搞一个民营医院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县区的医疗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相对滞后，就医环境相对较差，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高质量医疗卫生和健康保障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当地的投资环境和旅游业发展。阿诗玛的故乡——石林县委县政府正为这事着急呢。
而企业呢？石林电力工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和昆明耀龙供用电有限责任公司也想为农村医疗事业尽力。企业家尹卫民动情地说，我从小就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亲身感受过亲朋好友看病贵，看病难的苦楚，还亲眼目睹了农村缺医少药，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状。5年前我们就萌发了建医院的想法。我们也想通过建一家一流的，规范的民营医院，改变人们对近年来少数民营医院不讲社会效益，一味追求经济效益不良形象看法。几年前，正值石林县东城区开发建设，县委、县政府决定招商引资建一家规模较大的医院，我们两家企业积极响应，确定要做就只跟省里有名的大医院合作，建一家高水平的综合性的医院。我们自然就瞄准了昆明的有名大医院——昆医附二院。
这样，地方政府、企业和昆医附二院，三家一拍即合，开始了谋划这一合作。在省卫生厅和昆明市卫生局的支持下，在石林县的大力配合下，在较短时间内就顺利解决了土地、环保、建设、执业许可等方面的问题。2003年7月，石林电力工程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出资51%，昆明耀龙供用电有限公司出资37%，昆明医学院附二院以技术和无形资产作价12%，共同组建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石林天奇医院有限责任公司。尹卫民出任董事长，昆医附二院院长杨达宽出任石林天奇医院院长，副院长闫东教授担任执行院长。
建设期间，杨达宽几乎每星期都往工地跑。打桩时，杨达宽是开完会也要跑石林。规划的图纸、医院流程的设计都是杨达宽亲自把关的。
石林天奇医院占地面积82亩，建筑面积近40000平方米，绿化率达50.4%，总投资9000万元。设置病床300张，开设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眼科、耳鼻喉科、口腔科、中医科、急诊等临床科室。医技科室有：放射、检验、麻醉、心功能、超声、内窥镜、手术室等。另设有套房式设计的VIP病区，外科重症监护SICU病房，配置了西南地区唯一的气动物流传输系统，全部采用中心供氧，专门的医患分离和污物通道，普通病房全部是拥有宽带网、有线电视、卫生间、淋浴、24小时热水等设施的标准间配置，所有病区均为全进口塑胶地板。配套服务设施还有独具特色的康复健身中心、营养餐厅、咖啡厅、超市等。
医院拥有5间完全按照国际标准建设的一、二级层流手术室，手术过程全电脑监控，配备了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德国西门子双层螺旋CT、数字减影心血管造影机DSA、多功能数字胃肠机、日本阿洛卡彩色超声系列，美国GE黑白超声系列、PB呼吸机、欧美达麻醉机，贝克曼库尔特全套生化分析、血细胞分析、血凝分析系列，日本富士能胃肠镜系列，美国史赛克腹腔镜系列以及日本奥林巴斯胆道纤维镜系列等先进设备，可满足多种疾病的诊疗要求和各类高洁净度手术的需求。石林天奇医院追求的办院理念是：“关爱生命、尊重你我、崇尚完美、创新无限”。用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疗技术，星际酒店式的服务，县级医院的消费水平，满足彝乡各族人民的就医需求。同时，把功能辐射到陆良、宜良、泸西、弥勒等周边县区，让患者在诊疗和康复的过程中，处处体验到人性化的服务和亲情式的关怀，享受到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生病住院，不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阿诗玛的故乡，终于建起了一家集医疗、护理、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国际化交流为一体的现代化中等综合型医院。
医院所有的医疗骨干、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均从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具有多年临床治疗经验的专家、教授中选派，组成强大的专家阵容。其余公开从医学院校毕业生中招聘选拔的医护人员，均经过附二院长达一年多的岗前培训。
2005年天奇医院开业的头两天，昆明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派出了60余人的专家到天奇医院坐诊，免收挂号费。营业后，医院正式挂牌成为昆明医学院海源学院附属医院，承担起大学本专科生的临床教学任务；将免费为全县的医疗卫生机构医护人员承担起进修培训的责任，根据需要随时向县内的其它医疗机构给于专家支援，推动了石林医疗水平的整体提高。
省市卫生部门领导对天奇医院的建院模式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石林天奇医院的建设，是云南省在医疗体制改革方面所做的一例有益尝试，也是医疗机构在有限责任制公司与省级大型医院的合作史上开创的省内先例，不仅大大推进了石林卫生事业的发展，也为云南省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07年底，门诊人数上升到4786人次、手术台数达到1320台，出院人数达到4562人次。年收入达到2252万元。到2010年底，门诊人数达到7000人左右，手术台数约为1500多台，出院人数为7600人次。
有一天，一位约50多岁的美国人不幸在石林摔伤，陷入昏迷，立刻被送到石林天奇医院。闻讯后的杨达宽立即率专家赶往天奇医院，终于将病人抢救过来。这次的美国游团多是医护人员，他们对天奇医院的救治都表示感谢。如果没有天奇医院，病人不可能得到及时的救治。她住院10多天，闫东教授就一直守在那里。这件事旅行社也很感激。而国外还为此送了一块匾来感谢石林天奇医院。以后，逢节日，比如圣诞节，地处成都的美国领事馆都会致贺信来。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一位叫李树梅的农村中年妇女，因久治不愈的妇科疑难杂症来到天奇医院，挂了我省知名妇产科专家赵茂娟教授的专家门诊号，从挂号、诊断、B超检查、CT扫描一直到交费取药，全程仅1个半小时。原来院方为加快看病流程，做出了严格规定，如拍片15分钟必须出片等。而同样的专家号，在昆明各大医院，没有半天到一天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李树梅感慨地说：“为了这个病，三年多来，我和丈夫跑了不少昆明的大医院，看一次专家门诊，往返得三、四天，想不到，如今在家门口就看了病，而且这么容易和方便！”有人算了一笔账，比如在昆明的手术是1000元，这里要800元；在昆明的两人间标准病房是40元/天，这里只要27元/天；一个全髋关节置换术，在这里要省1500元。石林县委常委、宣传部长说：“1500元意味着什么？按全县农民人均收入计算，这是一个农民整整半年的收入啊！”
石林天奇医院是由云南省卫生厅批准的一所非盈利性的民营股份制医院。天奇医院的建立，以新的理念、新的机制发展卫生事业，摸索建立一套完备、有力的医疗管理体制，让在公立大医院工作几十年的杨达宽院长感到十分宽慰。人的一生有时能做一两件有益于老百姓的事就了不起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上这种机缘。有了人生的理念和追求、有了机会和机缘，对有准备的人，就会成就一桩有益于社会的事业。
新大楼新纪元
附二院原有的建筑远远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怎么办？这个问题尖锐地摆在附二院和它的领导班子面前。
2001年，为更好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以及省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需要，刚开始想在门诊部建一栋楼，但只是杯水车薪，这样修修补补根本不解决问题。但要扩建，医院没有地。院长杨达宽决定与一墙之隔的昆明开关厂联系，争取把这块地拿过来。这时的开关厂举步维难，他们也想通过土地置换，盘活资产，好发展企业。一接触，开关厂提出：地可以不要钱，但要解决开关厂的职工工作问题。这就难了，医院接收开关厂的工人干什么呢？这里都是专业医护人员啊。为此同开关厂多轮谈判，不接收工人，谈妥价为5760万元。这事得到了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土地性质改变的办法将土地卖给了附二院。
杨达宽着眼长远发展，取得了先机。又是他拍板率先征得了这块对附二院来说万分宝贵的土地。
这个项目批复总建筑面积为185455.5平方米，概算总投资74341.69万元，系云南省“三个一百”重点建设项目。
新大楼建成投入使用后，全院总建筑面积将达到约25万平方米，病床扩大到1300至1400张，绿化率为40.1%。医院医疗环境将得到根本改善，社会服务能力、生存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将得到进一步增强，有效地缓解广大患者“看病难”问题。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功能必将得到极大提升，成为一所覆盖全省、面向东南亚、管理科学、设备先进、学科齐全、特色突出、服务优良，能与世界交流互动的现代化综合性高等医科院校附属医院。
如今，在现有附二院的旧楼旁，已巍然屹立了一座新大楼，即将投入使用。从马路上走过，可以看到长273米、高99.9米的大楼巍峨地耸立在路边。它像一座丰碑，象征着附二院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早在新世纪开始的那一年，云南有一家报纸采访杨达宽，用了一个标题是：济世救民平生愿，旷达宽仁赤子心。抚今追昔，展望未来，杨达宽的心愿和梦想正在一个个地实现。
责任编辑 杨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