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于本身就意味着智慧的哲学，历史作为已经发生的过去，既无法如科学实验般重复，也不可能就某些天机玄思主动昭示后人，这一定程度上也坐实了“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句看似戏说实则暗含深意的形象比喻。也正因如此，作为“桥梁”的历史学家才显得十分必要——他们的研究也将尽可能地沟通过去与现在。历史的意义不单单为后人提供了一座座“纪念碑”，更重要的还在于通过对历史的品读而能够对当前有所裨益。英国大哲弗朗西斯·培根即有“读史使人明智”的名言。换言之，亲近历史有助于一个人的神智清明并能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就是这样一本能为国人提供智慧的佳作。
　　本书作者约·罗伯茨（J.A.G.Roberts）系英国著名汉学家，1935年出生于南安普顿，先服兵役，后进入牛津大学，1959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此后四年任职于马来西亚。1964年赴美国加州大学学习中文，之后回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罗伯茨长期任教于哈德菲尔德大学，主要从事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除本书外，编著还有《中国历史——从史前到1800年》和《现代中国》等书。《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罗伯茨把十九世纪在中国的外国官员、军人以及传教士等写成的有关中国的文章或书籍进行分类摘编而成的一部著作，内容涉及中国的政府与法律、宗教与科学、社会生活、妇女和儿童等诸多方面。该书最为值得欣赏之处在于罗伯茨通过这个分类系统的编排，把共时性与历时性很好地结合起来。
　　事实上，西方的中国形象问题一直是海外汉学研究中的热门话题，因为形象成型与变迁的背后其实蕴含了中西方基于自身需要而对另一方的“自我建构”。据学者研究，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以1250年前后为起点，以1750年前后为转折点，西方人建构的中国形象大体可以分为乌托邦化的中国形象和意识形态化的中国形象。其中，乌托邦化的中国类型又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大汗的大陆”、“大中华帝国”、“孔夫子的中国”，其对应的历史时期大致为1250年—1450年、1450年—1650年、1650年—1750年，这个时期恰好是西方社会文化从中古进入现代的过渡转型期。随着西方启蒙运动的发展和现代性的确立，中国形象也相应出现了彻底的转型，从社会文化想像的乌托邦变成意识形态化的形象，中国沦为“停滞衰败的帝国”、“东方专制的帝国”、“野蛮或半野蛮的帝国”，而此三者也成为自十九世纪以来西方中国形象的主调。窃以为，“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与今日的中国人，与今日中国人的生活和思想，仍有着难以割断的联系”。可以说，罗伯茨此书为我们增进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提供了线索。
　　马戛尔尼使华虽然未能达到预期的建交通商目的，但包括马戛尔尼本人在内的部分使团成员却留下弥足珍贵的文字记录，“这次使命的记录提供了有关当时中国的详细资料”，他们对中国的评价也成为“未来对中国评价的起点”。罗伯茨也将他们作为十九世纪西方中国形象的首批描绘者。
　　“所有与我们有过交往的中国官员都表现出极文雅的礼貌和不甚诚实的高贵的教养。尽管我们有所提议就会立即得到口头同意，可事实上，他们又总是编造出种种巧妙的借口来拒绝我们，由此使我们深感失望。”这是马戛尔尼在其《出使中国》一书中对接待他们的中国官员的描述。可以推想，中国官员对于“天朝上国”的繁荣与富庶仍充满自信，远道而来的马戛尔尼使团在他们看来只不过又是一批前来朝觐的“贡使”罢了！面对他们，中国官员礼貌之余的傲慢可以想见，不准他们离开船只、入城和下乡，将其困于船上无疑是这些中国官员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同时又能保持某种神秘性所能想出的最好办法，“拒绝的借口总是那样熟练、机巧和带有敬意，以致我们很快就妥协了，甚至还会因此感到一种愉快和轻松”。在承德避暑山庄与乾隆晤面后，马戛尔尼所记下的也是令人深感繁复的礼仪以及八十三岁的乾隆所赐的玉如意和珐琅表，两人未能就国事深度交流，而乾隆那“带有一种恩赐的态度”即是当时中国人天下中心意识的反映。说到底，马戛尔尼脑中已经装着近代意义上的外交理念，而他所面对的上至乾隆下至一般官员的“大清国”却仍活在“中世纪”迷梦中自娱自乐。使团的另一位成员巴罗在其《中国游记》则更是毫不讳言中国人是优雅礼仪和粗俗言行的结合体，“这个民族总的特征是傲慢和自私的，伪装的严肃和真实的轻薄以及优雅的礼仪和粗俗的言行的牢固结合”。
　　继马戛尔尼之后，尤其是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之后的六十年，西方人纷至沓来，且包含多种职业，外交官、商人、学者、工程师乃至一般游客的笔下都留有他们当时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和所感。
　　西方人首先接触的是中国各级政府及其制定的法律体系，他们与中国官员的交谊和对中国法律的评述也成为十九世纪来华西方人中国纪事的主要内容。由于1840年鸦片战争中的战败，中国“政府制度的诸多方面也遭到西方人士的批判”，十八世纪耶稣会士笔下优秀的中国政府已经不复存在。
　　密迪乐在其《关于中国政府和人民及关于中国语言等的杂录》一书中提出如下一组假设：“如果能得到修正，如果官吏犯了法时真能受到惩处，而且比目前的惩处更为严厉；如果他们的薪俸能够合理地加升，年老时能够保证他们有个舒适的生活环境；如果他们受教育及选任都旨在让他们只承担一种职责。”实际情况则恰好与此相反，中国官吏集多种职责于一身，他们既是行政长官，同时也是检察官、法官和税务官，“任何一位官吏都有干不完的事”。官方俸禄也非常微薄，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名义的“灰色收入”也就成为官员们维持体面生活的仰赖。官员为免遭结党营私之攻击也不能在公务外有自己的朋友圈子，而“衙门实际上是与公众隔绝的”，官、民之间几无来往。作为培养后备官僚的科举制度也受到西方人的高度关注，并将它与西方诸国的文官制度相比较。丁韪良就对科举制度给予高度肯定，“这套制度的优越性在中国得到充分的体验与证实”。格雷对广州贡院的描绘为我们留下一段珍贵史料，“应试的大厅是一个大方框，有点像平行四边形。里面平行分别着几排长长的小房子。应试房总数不下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三间。……这些考房的排数，都分别用《千字文》里的汉字来命名。每个考房也都编了号”。 　　中国法律体系也引起西方人的浓厚兴趣。《大清律例》英文版于1810年问世，斯当东即于同年在《爱丁堡评论》撰文称颂“其高度的条理性、清晰性和逻辑一贯性——行文简洁，像商业用语，各种条款直截了当，语言通俗易懂而有分寸”。但中国的刑罚和监狱则让西方观察者畏惧不已。罗伯茨摘录了两则西方人对刑讯逼供和凌迟处死的记录，读完确有不寒而栗之感。“从割第一刀开始到尸体从十字架下卸下来然后砍去头，整个过程用了四到五分钟”，“那惨状令人终生难忘。他们（指囚犯）是骷髅，而不是人”。耆英、叶铭琛、恭亲王奕和李鸿章这些满汉高级官员的体态举止也给予他们接触的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泰晤士报》通信员柯克笔下的叶铭琛“非常健壮，个头很高”，“一个满是愚忠思想的脑袋，圆滚粗胖的脖子，普普通通的后脑勺”；芮尼博士见到的奕“表情很和善，是个典型的鞑靼人”。后来的印度总督寇仁1892年得以会见李鸿章，在他看来，“他个子很高，很有威仪，约有六英尺多高，身着灰色丝长袍，肩批一条黑丝披肩”。经此一叙，“李大架子”的生动形象跃然纸上。
　　政府法律之外，中国的文化、宗教和科学也受到十九世纪众多来华外人的关注和品评。与此前十八世纪的赞美相比，西方人笔下的中国文化整体呈暗色调，或多或少都带有某种“停滞论”的痕迹，并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逐渐强调中国文化的未来出路在于学习西方，甚至将十九世纪中国文化所出现的某些变化也都归功于来自西方先进理念的影响，后世费正清所开创的“冲击—反应”模式已经在这一时期初显端倪。因此，对于中国文化的直率批评乃至贬低也就不足为奇。“对中国文化其他方面的通常态度是居高临下的和轻视的”，“整个十九世纪，中国画几乎不被欣赏，除非按照西方的风格来作画”。中国的诗歌和汉语语法被认为存在严重缺陷，中国文学的未来前景因而也很不乐观，“中国作家视野中的每个主题都被挖掘过，而且已经发挥殆尽了，仿佛打场，每颗麦粒早已打下，再打下去只能是空甩麦粒”。中国的装潢艺术也表明“他们的全部作品相应地缺乏艺术的最高境界——理想”。
　　对于中国的宗教，十九世纪西方人的观察可以说是最糟的，因为他们“带着不可动摇的成见来到中国，即认定中国宗教是邪恶势力的产物，而他们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向这些宗教发起挑战并击败它们”。来华传教士们大多认为中国人生活于信仰真空中，“只能靠上帝来拯救”。既然有如此先天定论，也就可以理解中国宗教在传教士描绘下所呈现的不堪状况。“中国人的宗教和神话是一个暗淡的、毫无生气的系统，它混杂着无神论和各种最低级的多神论，其灾难性的程度及其彻底性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感到可悲的一个实例”，“宗教的伤感情调已从这个民族的心灵上消失，那些并行而且互相竞争的信条已丧失所有的权威；……他们已经堕入冷漠和麻木不仁的深渊”。中国科学同样也受到西方人的鄙夷，罗伯茨书中摘录了两段对李时珍《本草纲目》和风水的评论。贝勒在《中国植物学著作研究及其价值》中认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没有一整套的学术用语，……许多内容配以木版图解，但很粗糙，从中很少能得出什么结论”。风水系统则更加表明“在中国，科学的每个分枝都仅仅处在幼稚的初级的探索阶段，而且这些真理，对今天欧洲的每个小学生来说都已是司空见惯的了”。
　　五口通商之后，西方人得以入住沿海城市并从而近距离观察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然而，十九世纪西方人的观察一向惯以他们本国的生活习俗作为衡量标准，实际则很难体认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西方人经常留有关于中国社会不同阶级的记录，他们厌恶通常所说的绅士阶级，认为中国绅士们虚伪、懦弱。唐宁的《蕃鬼在中国》直言：“就我见到的中国士绅来看，他们几乎都是一副令人厌恶的病态像。天朝居民的上层阶级脸上显露出来的不仅仅是一种女气味；许多陌生人甚至一瞥见他们就会觉得恶心和讨厌”。西方人最常提到的则是各通商口岸中无处不在的乞丐以及他们的生活惨状，“大量乞丐死在广州，我不想老调重弹，而他们确实是死在露天里；许多人死在大街上”。当然，对当时能够前来中国的西方人来说，他们思维意识中已经由于中西地位相异而将中国人降至奴仆地位。“对西方人来说，他们与中国人最紧密的联系是雇主或主仆关系”。中国城市的公共服务设施也令西方人深感中国的极度落后，即使如广州和汉口这样的大城市也缺乏如浴室和人行街道这样的公共服务设施。对此，马戛尔尼的描述可谓既愤怒又无奈，“他们很少用手绢，而是随地乱吐，用手指擤鼻子，用袖子擦鼻涕，或是抹到身边的任何东西上。……这里没有冲水厕所也没有固定的方便之地；厕所设施都暴露无遗，粪便不断被清走，所经之处都是臭气冲天”。
　　西方人常以自己的标准来揣度中国，这一点同样表现在他们对妇女与儿童的关注中，“对比——间接还是直接的——是建立在与西方及美国的妇女、儿童的地位之上的”。在他们看来，中国妇女地位低下、生活悲惨、毫无权利可言，这也是西方人观察中国妇女的主流论述。“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伴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年轻姑娘只是一件交易品，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商品”。他们注意到中国人对妇女贞节的高度重视。格雷在《中国人民的法律、时尚和习俗史》一书中就记有一则名叫冯金三的绅士由于怀疑妻子不贞而将其活活打死的故事。有趣的是，有几位西方人对太平军的记载中认为太平天国允许给予妇女在社会中更为解放的一面，而这一根本违背历史事实的“赞颂”，也再次证明十九世纪部分西方人看待中国时仍仅局限于表面而无法深入。杀害女婴风尚的流行也成为西方人关注的焦点，郭实腊、费时本、古伯察和麦华陀的各自书中都对此有所描述，“他们通行的习惯是将相当一部分女婴溺死”。中国妇女裹脚的习俗也进入西方人的视野，因裹脚而对妇女生理和心理所产生的双重伤害也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失去双脚，丧命或其他疾病或许使人联想到这种恶毒的风俗”。
　　总体来说，“十九世纪西方对中国特色的评价中，增长了一种咄咄逼人居高临下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也支配着来华西方人对中国进行着方方面面的指摘和批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方中国形象的变迁其本质是西方人借以中国为镜子来观照自身的发展轨迹，中国形象也因此在他们的光谱中不同时段会呈现为不同的颜色。法国著名文学理论家巴柔曾对此指出：“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我意识之中……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标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全球化的当今，中国和西方同为“地球村”的一员，双方交往已经少了许多十九世纪时的神秘而多了份理解和尊重，此两者也正构成未来迈向中西方和谐的基础。那种从自身需要出发不论是赞扬还是贬低对方的做法都将导致双方关系走入冰点，培根“读史使人明智”的名言也再次提醒今天重温历史对刻下和未来发展的重要性。
　　（（英）约·罗伯茨编著，蒋重跃、刘林海译：《十九世纪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中华书局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