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部2008年出品、名为《鹰眼》的美国大片中，先进的电脑系统可以准确定位任何人的位置、他/她的性格，以及他/她的弱点，没有人能逃过它的“魔爪”，而这种控制就是通过搜集此人在电邮、社交媒体、电话等几乎所有渠道所留下的数据并加以分析而实现的。

如今回想起这部五年前的电影，有一语成谶的感觉。2013年6月，先后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工作过的爱德华·斯诺登将“棱镜”计划公之于众。宛如电影中所讲述的那样，邮件、社交媒体等网络活动，原来都在情报安全部门的监视之下。口诛笔伐立即潮涌，美国国会在一周的时间内就此召开了三次听证会。

在美国监听制度发展过程中，“9·11”是一道分水岭。之前在权利与安全的考量中，美国法律制度的平衡更倾向于权利，“9·11”如突然落入安全秤盘的一枚巨大砝码，使得整个法制天平开始颠覆性地倾斜。民众的态度也在转变，“9·11”后，有47%的受访者认为政府应该采取各种必要措施避免美国再度遭受恐怖袭击，包括那些会侵犯个人权利的措施。

棱镜曝露让人们突然发现，美国政府监视体系的程度如此之深，法律的框架下还包含着如此多的秘密：秘密的法庭、秘密的授权。曾经为个人隐私考量而挑战国家安全局的前资深官员韦伯（Kirk Wiebe）赞许斯诺登的贡献，让美国终于有机会讨论在后“9·11”时代，一直没有被正视过的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之争。

然而随着更多细节曝光，加之斯诺登突然离开香港，并计划以对美国并不友好甚至反美的国家为中转和目的地：俄罗斯、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美国的舆论风向正在朝不利于斯诺登的方向发展。而更值得警惕的是，他所引起的这场关于国家安全和民众权利孰轻孰重的讨论，正在面临失焦的危险。现在的国会，讨论的是斯诺登如何“背叛国家”，又该如何对这种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行为进行处罚。

斯诺登现在不知所终，未来命运扑朔迷离。他的同道“告密者”、国家安全局前高级官员威廉·宾尼忠告他的行为有些过头，已经超越了本来想要在反恐大背景下，维护民众隐私权的初衷。这样于斯诺登自己不利，也会将这场亟须的讨论陷于被政府刻意淡化、被民众逐渐忘却的危险。

——编者

　　6月24日俄罗斯航空飞往古巴的SU150航班，17A号座位受到全世界的瞩目，全球媒体本以为这是唯一可能面对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的机会，结果主角不见踪影，飞机载着满舱记者的失望与抱怨飞往了哈瓦那。
　　从当地时间6月23日开始，斯诺登的行踪以一系列惊叹号和问号组成。23日上午隐于香港35天后，斯诺登突然离开，据称搭乘SU213航班飞往莫斯科。飞机到达时，谢诺梅杰沃机场汇聚了世界各地的记者，他们拿着照片一一寻问搭乘这一班次航班的乘客是否看到斯诺登本人， 但无人能提供正面答案。寻找斯诺登踪迹的记者从俄罗斯媒体得知，他可能搭乘SU150航班在星期一前往古巴，2000美元一张的机票一票难求。然而这班下午2点起飞的班机载走了大批记者，斯诺登的座位却空空如也。
　　截至本刊截稿前，仍没有人表示亲眼见到斯诺登本人搭乘赴俄班机或抵达莫斯科，只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口头证实，斯诺登仍身在谢诺梅杰沃机场的转机区。
　　从斯诺登在香港登上飞机的那一刻起，网络和电话监听的泄密事件，就升级成为牵涉美国、中国、中国香港、俄罗斯以及厄瓜多尔等多国和地区的外交事件，俄罗斯和中国香港都选择技术性忽略美国引渡斯诺登的强烈要求。外交斡旋失败后，美国现在除了以强硬语言施加政治压力和道义呼吁外，似乎别无他法。
　　逃亡路上的斯诺登，已经为可能发生的一些不测做好准备。他在与英国《卫报》读者网络互动中提到：美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羁押或谋杀他来避免事实的暴露。据深度参与整个事件的《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Gleen Greenwald）在“推特”上说，斯诺登把证据分放在多名记者手中，且有复杂的加密设计。
　　随着更多细节的浮现，美国政府和部分民众开始质疑他的动机，有些人对他的称呼从起初的“英雄”“告密者”转为“间谍”。即使如此，同样曾经为个人隐私考量而挑战国家安全局的前资深官员韦伯（Kirk Wiebe）赞许斯诺登为保护公众利益做出贡献。他指出这次事件至少让美国终于有机会讨论在后“9·11”时代，一直没有被正视过的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之争。

策划已久的风暴

博思艾伦的雇员有大概2.45万人，2.2万人从事具体业务工作，其中有76%都拥有进入政府机密的授权，近一半还能接触到“绝密”（top Secret）或更高级别

　　6月6日，奥巴马正准备出发前往加州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而这一天，《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引用其获得的一份机密文件报道称，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根据从秘密外国情报监视法庭（Secret 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获得的三个月许可， 要求美国电信公司Verizon自4月25日到7月19日间，提交该公司客户每日的通话资料和用户流量统计数据。
　　紧接着，格林沃尔德和《华盛顿邮报》的特约资深记者吉尔曼（Barton Gellman）同时爆料美国的棱镜计划（PRISM）。
　　棱镜计划的内容是NSA通过包括微软、谷歌、雅虎、Facebook、PalTalk、AOL、Skype、YouTube以及苹果等九家IT巨头的服务器，搜集电邮、即时消息、视频、照片、存储数据、语音聊天、文件传输、视频会议、登录时间和社交网络等各种资料，以追踪外国目标。 　　还没等媒体、政府开始对告密者搜索，机密文件的提供者就自行现身了。6月9日，一个戴着眼镜、看起来有些文弱的年轻人出现在《卫报》网站上的视频访谈中，NSA外聘人员斯诺登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时，已经急着寻找斯诺登好几天的雇主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下称博思艾伦）和其合作的政府部门意识到，他们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
　　博思艾伦公司成立于1914年，是世界上最早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现在其核心业务是向政府和国防情报机构提供管理、技术和安全服务。据报道，在2012年，博思艾伦是美国第14大政府承包商，当年的政府外包合同价值40亿美元。其公司文件显示，99%的收入都来自于联邦政府。
　　博思艾伦的雇员有大概2.45万人，2.2万人从事具体业务工作，其中有76%都拥有进入政府机密的授权，近一半还能接触到“绝密”（top Secret）或更高级别。
　　博思艾伦网站显示，美国海陆空三军及海军陆战队，国防部、国家情报总监、国家安全局等都是其客户。前国家情报总监麦康奈尔（Mike McConnell）现在是公司负责网络安全事务的副主席。
　　6月11日博思艾伦发出声明，宣布因为斯诺登违反该公司的道德准则和政策，于10日将他解职，该公司对他涉及泄密的新闻报道“感到震惊”，并强调愿意全力协助有关单位。
　　斯诺登在2013年4月正式入职，事后透露出的材料证明，他早就着手计划整个揭密事件，而计划是从2013年初的一封匿名邮件开始的。
　　2013年1月，独立纪录片导演柏翠丝（Laura Poitras）收到一封匿名邮件，里面要求一个安全密匙，并建立一个加密通道；第二次，从这个加密通道传来：“我有一些情报界的消息，这值得你花时间。”
　　斯诺登显然是精心挑选与他一起完成揭露的合作者。作为纪录片导演，柏翠丝的作品一贯关注人的权益，包括美国黑人的权益等。2006年，她记录美国占领下伊拉克人民生活的《我的祖国，我的祖国》获得奥斯卡提名；2010年，她又推出一部讲述两个也门人在美国反恐战争中被捕的纪录片《宣誓》。作为其观察美国“9·11”之后政策的三部曲，柏翠丝正在创作的是一部有关政府对社会进行监视的片子——斯诺登此后在接受线上访谈时倍加推崇的阿桑奇、曼宁（Bradley Manning）等“告密者”都是这部纪录片的素材。在斯诺登还未明确身份，通过邮件与柏翠丝联系时还说，他读过柏翠丝在《纽约时报》讲述她与NSA的另一位告密者宾尼（William Binney）的接触，宾尼当时向外界揭露美国政府是如何将本用来监听外国人的活动，转为覆盖美国境内。
　　在不知道联系者身份、也不了解他到底掌握什么材料的情况下，柏翠丝小心评估这个消息来源的可信度和价值，但她与自由派媒体Salon.com对话时称，“直觉认为这是可信的。”她的亲身经历或许也帮助她进行判断。在拍摄完《我的祖国，我的祖国》后，2006年柏翠丝上了美国政府的黑名单。
　　据她讲述，她曾在边境被扣留询问过至少40次，其中一次在纽约肯尼迪机场，她以拥有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言论自由权利为由，拒绝回答有关她工作的问题，但边境工作人员告诉她：“如果你不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会在你的电子设备中找到答案。”
　　柏翠丝于是试着和《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讨论这个从匿名消息源获得的讯息，结果她发现“斯诺登大概在2月左右也联络了格林沃尔德”。
　　格林沃尔德是一位由律师转型的记者，他的专注领域一直是美国宪法和公民权益。在成为《卫报》美国版专栏作家之前，他为自由派媒体Salon.com工作，时常也给《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媒体撰稿。他对扩宽情报部门活动范围的《爱国者法案》和小布什政策的研究著作，都是《纽约时报》的畅销书。
　　不过，格林沃尔德差点与这个新闻擦肩而过。他告诉《赫芬迪邮报》，斯诺登2月联系他并要求设立一个加密的邮箱，并愿意通过e-mail和影像一步步协助他。这些麻烦让格林沃尔德却步，他一度忽略了这个消息来源，专注于其他报道。
　　而此时，柏翠丝充当了关键人物，她在纽约的一家酒店劝服了格林沃尔德，让他相信消息源是NSA的外聘人员，而且手上有能证明政府失误的文件。3月底到4月初期间，格林沃尔德开始与斯诺登建立直接交流。
　　在柏翠丝的安排下，斯诺登也接触到曾对美国前副总统切尼以反恐名义实行铁腕政策进行深度调查的资深编辑杰尔曼。杰尔曼称，5月16日斯诺登希望他承诺在接下来72小时内由《华盛顿邮报》报道棱镜计划的相关细节；杰尔曼没有给他百分之百的保证，接着斯诺登回复杰尔曼，他将不再是他的单一合作对象。
　　接触联系人的同时，斯诺登开始了另一条线：获得揭露“棱镜”的切实证据。斯诺登此后在与《南华早报》的访谈中提到，就是为了接触到机密情报，他加入了博思艾伦，因为这能让他接触到NSA在全世界进行攻击的电脑系统。NSA局长兼美军网络司令部司令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告诉国会，调查发现斯诺登在NSA受训时，使用伪造的电子钥匙进入低阶聘用人员不允许进入的区域，窃取了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命令档案。
　　仅仅在博思艾伦工作四周后，斯诺登就以治疗癫痫病为由申请了无薪休假，到了该销假上班的那天，他没有现身。博思艾伦立即开始寻找他，未能查到其下落后向美国政府寻求协助——5月20日，斯诺登已经抵达香港。
　　到达香港后，斯诺登仍以原有的方式与媒体联络。《南华早报》总编辑王向伟告诉《财经》，记者Lana Lam是由律师做中间人与斯诺登取得联系的。Lana在香港法律界有广泛联系，与后来成为斯诺登法律团队成员的何谢韦律师事务所律师文浩正熟识。
　　王向伟称，是斯诺登自己选择何时，以及释放何种材料给外界。斯诺登向《南华早报》披露了NSA入侵香港中文大学和清华大学服务器等信息。 　　爆料这类美国攻击他国网络的消息，再加之更多细节披露斯诺登的泄密是一场预谋策划的行动，这使美国国内原本支持他、称他为个人隐私斗争英雄的舆论，开始发生变化，出现批评的声音。一些长期报道国家安全事务的美国记者质疑斯诺登是选择性地公布资料，提出应拿出更多材料来解释政府调查的对象：是出于何种原因调查什么样的人。
　　记者在事件中的作用也受到质疑：由于是斯诺登单方面提供材料，记者无从考证也未引用其他消息来源。尤其是《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他在第一篇报道发表前后，在香港花了八天对斯诺登进行近距离采访。之后他在接受其他媒体访问时，不断用“和他一起工作”的字眼，被一些新闻同业者批评损害了客观性。
　　柏翠丝就选择了不一样的做法。她没有不断接受采访，也不轻易在推特上发表意见。她在极少数的采访中表示，“我们和他（斯诺登）没有什么所谓一起工作，我们是被接触……完全的冷接触。”
　　格林沃尔德并没有因为外界批评而有所退缩。在斯诺登从香港转往莫斯科后，他称斯诺登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将相关机密档案加密后交给了几位记者。若他遭遇不幸，这些记者将继续完成斯诺登揭发NSA监控计划的任务。

棱镜背后的大棋局

棱镜只是“星风”（STELLARWIND）监视计划的一部分。小布什政府将“星风”拆分成四个项目，除“棱镜”外，还包括“主干道”（MAINWAY）、“码头”（MARINA）和“核子”（NUCLEON）。

　　对“告密者”的怀疑与批评，没有减弱公众对于情报机关涉嫌违规监视的关注和攻击。NSA选择以强调既有监督机制作为护身符。
　　6月8日，NSA发出《关于依据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节收集情报》的声明，表示棱镜计划“并非秘密的数据收集或资料研究计划”，而是“一个政府内部计算机系统、用于协助政府在法庭的监督下依法从电子通讯服务商处收集外国情报信息”，整个运作是一个自2008年就开始公开讨论的议题。
　　不过，NSA前高级官员宾尼表示棱镜只是各种情报来源的渠道之一。他解释NSA能进入电信公司的通讯线路，但是这些装置无法收集到所有的资讯，而棱镜计划就是为补足空白资讯的项目之一。
　　根据斯诺登之后的曝光，棱镜计划不仅仅是为了补上一片空白，还带出了更加丰满的情报信息。棱镜实际缘起于“星风”（STELLARWIND）监视计划。在遭受“9·11”袭击后不久，小布什政府批准开始进行“星风”计划，旨在对电子邮件、电话通话、金融转账和互联网等实行全面监控。
　　2004年，小布什政府将“星风”拆分成四个项目，除“棱镜”外，还包括“主干道”（MAINWAY）、“码头”（MARINA）和“核子”（NUCLEON）。
　　根据斯诺登的披露，“主干道”和“码头”分别对通信和互联网上数以亿兆计的“元数据”（metadata）进行存储和分析。“主干道”项目并不窃听通话内容，而是负责监视电话的信息，包括通话或通信的时间、地点、使用设备、参与者，这些信息被称为“元数据”。“核子”和“棱镜”则负责内容：“核子”用来截获电话通话者对话内容及关键词；“棱镜”则是用于监视互联网。
　　安天实验室首席技术架构师肖新光（网名江海客）对《财经》记者分析，虽然这几个项目是否存在关联无从查证，但从技术角度看，四个项目的后台完全可以打通，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统，了解个体的不同侧面。“NSA选择的几个合作伙伴专业于大数据分析和数据整合，由此可以怀疑，这几个项目的后台是相通的，有可能只是表面上拆分，但实际上还是一个大系统。”他说。
　　NSA的合作伙伴之一Palantir Technologies正是这样一家专注于大数据挖掘的公司。它的启动资金有200万美元来自于In-Q-Tel。In-Q-Tel是一个不以营利为目的的风险投资公司，这个曾经隶属于中情局的公司虽然现在法律上保持独立，但每年仍与其有合作合同。它的主要任务是投资高科技公司，以此为中情局、NSA等情报机关取得最新的信息技术。
　　Palantir正在与谷歌及另一家IT公司Salesforce合作建立一所世界范围内的人口贩运信息数据库。由谷歌提供数据，Palantir负责对数据进行挖掘，帮助警方追踪人口贩子，并希望预判犯罪的发生。“从原理上来说，这套系统与NSA追踪恐怖分子的思路会有一定共性。”肖新光表示。
　　虽然，奥巴马辩解称，NSA的电话监听项目采集的是电话号码以及通话时间，而不是通话内容。研究表明，在大数据时代，通过获取海量数据，并引入社交关系分析、行为习惯分析等方法，电话号码、通话时间等信息，远比通话内容可以透露出更多个人的生活侧面。
　　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和比利时鲁汶大学的研究人员对150万人的通讯进行研究后发现，即使不知道用户的通话内容，同样可以对95%的人进行较为准确的定位，甚至可还原其生活轨迹、家庭住址、一天中都去过哪些地方等。这些传统监听很难获取的信息，在现在却很容易：只需要捕捉到四条用户通话的时空信息，即通话的时间、地点。
　　这个研究结果于今年3月发表在英国著名学术期刊《Nature》上，研究人员不无忧虑地表示，“更重要的是，这些时空信息可以通过与其他数据整合，延伸出很多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研究人员在论文中举例道，此前，已经有研究将一份医学数据与一份选举数据相联系，推导出了马萨塞诸州州长的健康记录。
　　虽然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的肖恩·特纳（Shuwn Turner）向《卫报》表示，出于运营和资源等原因，互联网元数据搜集项目已于2011年终止，且并未重启。但是，《卫报》根据其掌握的文件报道，虽然这一特殊的项目已经终止，但是NSA依然在用类似的思路搜集大量的网上数据。
　　棱镜项目曝光后，包括苹果公司在内的多家涉事公司纷纷发表声明表示对用户隐私的保护。苹果公司特别强调，“有若干特定类别的数据我们不会提供给执法部门或者任何其他团队，因为我们从始至终都没有保留过上述信息，例如：iMessage和FaceTime的对话受到终端到终端加密保护，只有发送者和接收者可以看到或读到它们，苹果也无法解密这些数据。” 　　然而，随着云计算的发展，终端信息的价值将被大大削弱。终端加密保护可以有效地阻止信息在传输过程中被拦截和破解。但当用户享受苹果公司提供的iCloud服务时，就自动将手机内的信息传输到苹果公司的服务器中。
　　同样依靠云技术，由谷歌公司开发的Chrome浏览器可以将用户的浏览器设置、网页浏览历史记录、书签等信息一并同步到云端。“就是智能终端把你的信息向它汇聚，这才是特别可怕的一点。”肖新光说。
　　这已经引起业界的实际担忧。Park Legal LLC的合伙人Joan Antokol对《财经》记者表示，美国有相当一部分数据都以云技术的形式储存，他们的客户对将数据储存在美国有些担忧，“最近几年圈子内的网络隐私会议都会讨论这个问题，一些欧洲或加拿大的公司担忧，如此一来，在《爱国者法案》下，美国政府可以在不知会他们的情况下接触到这些数据。”Park Legal LLC的主要业务是数据隐私、安全和信息管理，其客户大多是跨国机构。
　　根据已曝光的资料，NSA从九大互联网巨头获取信息，虽然具体的合作方式并未明晰，不过可以判断的是，棱镜正是更多地依赖于互联网公司已有的数据存储基础设施和数据挖掘的成果，因此大大降低了成本。据斯诺登披露，美国一年用在棱镜项目上的维护资金为2000万美元，“与传统的监听手段相比，这是很低的支出。”肖新光说。
　　除了从位于美国本土的互联网公司服务器获取信息，斯诺登还披露了另一种情报获取方案。他对《南华早报》透露，管理着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清华大学，以及香港中文大学网络都曾受到美国的攻击。
　　CERNET是内地六大网络中枢之一，其他分别是中国科技网、中国金桥信息网、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其中中国公用计算机互联网又包括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国移动三大网络，对公众提供经营性互联网服务。
　　受到攻击的CERNET是由国家投资建设、教育部管理、清华大学等高校承担建设和管理运行的全国性学术计算机互联网络。该网络分四级管理，分别是全国网络中心、地区网络中心和地区主结点、省教育科研网和校园网。全国网络中心设在清华大学，负责全国主干网运行管理。“这个网络是国内较为敏感的领域。”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俱乐部站长对《财经》记者表示，因为这个网络连接着很多科研院所。
　　IT工程师、月光博客站长龙威廉亦认为，在教育网络中，相较于用户资料，科研的档案和资料更具价值；清华大学作为该网络的管理者，黑客攻击它，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就好像你拿到了总部的权限，探访分部不在话下。”上述俱乐部站长表示。
　　位于香港中文大学的香港互联网交换中心，则由这所大学的咨询科技服务处负责。“这个网络交换中心相当于香港的网络枢纽，连接香港地区与外界的网络。”上述专业人士表示。通过对枢纽的攻击，可以对所有使用该线路的用户进行监听，“因此，这个区域相较于清华大学来说更为敏感”。
　　斯诺登由于对美国在世界各地的黑客行为感到不满，此前再三重申，不排除向不同国家公布实际的攻击情况。

外包安全漏洞

斯诺登如何做到洗劫式从服务器下载机密文件却不被发现，是目前NSA调查的重点

　　一名在NSA外包公司只工作了三个月的外聘人员，就能从戒备森严的NSA带走大量机密资料，其中还包括外国情报监视法庭所做出的“极机密”命令、奥巴马授权对一些可能目标进行黑客攻击命令等高度机密——这使得情报机构的保密程度，马上成为美国政府风险内控部门的讨论焦点。
　　《洛衫矶时报》披露，斯诺登是利用现已被禁止使用的闪存盘从NSA夹带出高度机密文件，调查人员已查出窃取文件的规模以及从哪个服务器下载，正在清查他具体复制了哪些文件。
　　《华盛顿邮报》随后的报道更令人吃惊：调查人员发现斯诺登可能复制了几乎所有NSA的文件，“大家都陷入不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恐慌”。此外，斯诺登如何做到洗劫式从服务器下载机密文件却不被发现，也是目前调查的重点。
　　斯诺登工作的地方是NSA去年才在夏威夷火奴鲁鲁开始运转的威胁运转中心。不同媒体引用NSA匿名消息显示，作为系统管理员，他有着非常广的权限，使他得以接触到储存NSA或其他情报部门机密文件的服务器，以及NSA的全球电脑系统。再者，尽管只是低阶外聘职员，斯诺登在通过层层背景审查后， 已让他获得“最机密/敏感资讯”等级的最高授权。由于这个层级得以接触最高等级机密，取得该层级还须通过测谎检查。
　　斯诺登在加入博思艾伦时，就已经想好了将政府监听行为公之于众的“大计划”，但安全背景调查显然未能发现蛛丝马迹。
　　据路透社说，博思艾伦的招聘人员对斯诺登履历上的教育背景曾有所怀疑，他声称自己参加过马里兰大学日本校区的电脑课程、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及英国利物浦大学的课程，并暗示自己在今年能拿到利物浦大学的硕士学位。招聘人员无法完全核实其教育背景， 对是否雇用他有些迟疑，不过后来斯诺登提供的解释消除了他们的疑虑。
　　进入博思艾伦之前，专门受美国政府委托，对外聘人员进行安全检查的外包公司美国调查服务（U.S. Investigative Services，下称USIS）在2011年曾对斯诺登进行过背景调查，显然他们的调查结果使他进入了博思艾伦。该公司拒绝透露具体调查内容。美国政府人员管理办公室的Patrick McFarland告诉国会，他们正对USIS展开调查。“我们确实认为那个调查（2011年对斯诺登的再调查）存在一些问题。”McFarland在听证会上表示。
　　USIS目前雇用7000名员工，执行着100个政府的外包合约。国会议员Claire McCaskill称去年USIS靠政府合同进账2亿美元。
　　从2007年起，已有18名政府雇用人员因为在背景调查时伪造记录而被定罪，其中11名为联邦雇员，7名为外聘员工。斯诺登事件进一步揭开了美国政府在“9·11”之后对情报信息有大量需求却缺乏资金的情形下，将安全业务大量外包带来的安全漏洞。根据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几年前的统计，美国情报预算有70%都支付给外包公司，共有48万外聘人员在执行着美国的安全工作。宾尼对《财经》记者表示，“9·11”之后，美国政府急于建立“情报帝国”，饥渴地搜集各项资讯，却完全忘记应该专注于打击恐怖分子的初衷。 　　与华尔街银行高管经常在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轮换一样，这些安全外包公司的高层也经常在政府情报和国防部门任职，博思艾伦的高管花名册上就有不少情报界的显赫人物：现任（第四任）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就是其前高管；小布什时期的国家情报总监麦康奈尔2009年离开政府后，回到曾经服务了十余年的老东家博思艾伦担任副主席，负责该公司的网络安全业务；中情局前局长詹姆斯·伍斯（James Woolsey）也曾经担任过该公司高管。
　　2010年驻伊拉克的陆军情报官曼宁用闪存盘带走大量机密并被维基解密大量曝光，已经对美国的情报界产生过一轮冲击波。在那之后，相关机构花了大力气预防“内鬼”，但斯诺登再次证明了这些措施的脆弱。

逃亡之路

引渡官司的繁复程序，特别是必须被迫交出存储有大量信息的电脑，决定性地加强了斯诺登的去意

　　自5月20日从夏威夷飞抵香港的35天后，斯诺登于6月23日搭上SU213的航班。此时距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多尼伦22日在CBS电视台称美国预期香港会将其逮捕不到24个小时，到当地时间23日15时54分，斯诺登所乘坐班机离开中国领空，香港政府发布新闻稿，确认他已搭机离开香港。
　　斯诺登此行中转俄罗斯，被广泛猜测最终目的地为厄瓜多尔或委内瑞拉。这一去向与斯诺登刚刚抵港时的表态相差甚远。那时斯诺登首次在媒体上露面，称他只有两个想法：希望香港政府不要将他驱逐出境，希望能向如冰岛与他持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寻求政治庇护。
　　根据冰岛法律规定，只有身处冰岛领土上的申请人才有权申请庇护，而因与美国的紧密关系，冰岛似乎也无意淌此浑水。
　　6月18日维基解密发言人，同时也是冰岛自由撰稿记者克里斯汀·拉芬森（Kristinn Hrafnsson）宣布，斯诺登通过中间人请他代为与冰岛政府接触。拉芬森告诉《财经》记者，尽管斯诺登不在冰岛境内， 冰岛政府还是有可能为他提供政治庇护。但他不愿透露这名和他接触的中间人，并称在与冰岛政府讨论后，已将此意见反馈给中间人。紧接着，冰岛商人席格文森（Olafur Vignir Sigurvinsson）公开表示，已经准备好私人飞机搭载斯诺登直飞冰岛。不过斯诺登律师团队的一位律师称，冰岛的政治庇护申请后来不了了之。
　　同样在6月18日这位律师与斯诺登见面时，后者已流露出离开香港的意图。6月21日公开的美国联邦法院文件显示，美国政府已于14日（美国时间）以从事间谍活动和窃取政府财产的罪名起诉斯诺登，并要求香港特区政府逮捕斯诺登。此后美国外交官、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律师不断对香港施加压力。
　　斯诺登此时寻求律师的协助，了解引渡官司可能发生的情况和对他个人的影响，希望律师事务所做好帮他打官司的准备，同时他也考虑香港不是可以长期留下来的地方，并开始为离开做准备。
　　律师团队告诉他，若引渡官司启动，可能费时2年-5年。在此期间，香港特区政府会临时羁押斯诺登，并要求他交出电脑。有可能申请保释，但要遵守严格的保释条件：交出护照、受到居家监视，以及每天去警署报到。律师认为，这些繁复的程序，特别是要被迫交出存储有大量信息的电脑的程序决定性地加强了斯诺登的去意。
　　而留给他的时间窗口非常狭小。
　　22日（美国时间），美国国务院决定撤销斯诺登的护照，失去有效护照，意味着他将无法合法离开香港。也许正是这个因素，促使他突然决定提前（与律师商议的时间）离开。据香港方面表述，23日斯诺登是拿着护照，以正常旅客身份，使用常规且合法渠道离开香港的。
　　斯诺登突然离开，立即引发美国谴责。香港特区的解释是美国在法律文件的漏洞，导致香港政府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允许他前往第三国。这是否是香港使用的技术性延迟，以使斯诺登有时间离开，现成为美国和香港的争论焦点。但是多方消息表明，在香港特区政府要求美国提供更多资料的同时，有身份不明的人建议斯诺登离开香港。
　　斯诺登的律师对《财经》记者表示，基于香港的法律，香港可以反对他国带有政治成分罪行的引渡请求，但“这些协议怎么履行，坦白说，最后不是法律问题，是双边关系问题”。
　　在斯诺登飞往莫斯科途中，更多国家被卷入到外交风波中。在事态发展中一直有所参与的维基解密宣布斯诺登将在外交官和法律人员陪伴下前往厄瓜多尔；其创始人阿桑奇同时告诉《纽约时报》，维基已协助斯诺登从厄瓜多尔取得了临时难民文件，但厄瓜多尔外长随后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提出希望俄罗斯能介入协助美国，同时警告各国不要协助斯诺登。但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只要斯诺登提出申请，俄罗斯也会考虑为他提供政治庇护。
　　尽管斯诺登没有俄罗斯签证，护照也已经失效，不过俄罗斯安全单位的汽车在飞机降落时就包围飞机，安全人员甚至对记者声称他们是国家电视台记者和从慕尼黑来的商人。没有人看到斯诺登走下飞机，倒是厄瓜多尔驻俄罗斯大使查韦斯（Patricio Chavez）“适时”出现在机场，也在急寻斯诺登。面对媒体追问，他表示希望见到斯诺登，“因为我们想知道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当时正在越南访问的厄瓜多尔外交部长帕蒂诺在“推特”上证实斯诺登已向厄瓜多尔寻求政治庇护 。厄瓜多尔、古巴和委瑞内拉都是反美帝国主义左派联盟美洲人民玻利瓦尔联盟（ALBA）的成员。
　　由于斯诺登表示会继续向世界各地的记者提供美国监视各国的证据。这种做法引来越来越多美国人的质疑，国会议员罗杰斯认为这已经超过他揭发政府监视系统的初衷。
　　斯诺登戏剧般出逃香港和至今不知所终，舆论的焦点确有转移。斯诺登风暴初起时，对个人隐私和国家安全的热烈讨论，似乎又回到没有答案的争辩境地。不过共和党议员 John Conyers表示NSA对美国人搜集数据资料的权限应该大大被削减，他正打算推动这样一个法案。
　　停留在俄罗斯的时间一天天增加，斯诺登的命运面临更多未知。厄瓜多尔外长帕蒂诺说，厄瓜多尔用了两个月时间决定阿桑奇的去留；对于是否给予斯诺登庇护，还需要好几个月才能决定。 　　曾经因为揭发安全局运作而吃上官司的宾尼对《财经》记者强调，斯诺登揭发美国黑客攻击其他国家的细节是“走过了头”，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做法结合他的逃亡，已经让事情模糊了焦点，“整件事情已经转到他个人身上……政府正趁机更改对事情的说法，避而不谈他们窃听美国人所犯的罪”。
　　他建议，斯诺登若想让事情重新聚焦在窃听问题对公共权利的侵害，他应该回到美国，像他爸爸所说，“到法庭上把事情说清楚，美国政府不能对他怎么样。”

2004年5月7日斯诺登入伍。同年9月28日，斯诺登以脚伤为由申请退伍。美军方证实他并未完成训练。同年，他加入NSA在马里兰大学的一个隐秘部门。并在之后加入CIA。

2007年CIA以外交人员身份将斯诺登派往瑞士日内瓦。

2009年斯诺登离开CIA，以合同工形式加入NSA设在美军驻日本军事基地的执行部门。

2013年1月斯诺登和独立纪录片导演柏翠丝联系。

2013年2月斯诺登与《卫报》记者格林沃尔德联络。

2013年3月斯诺登加入NSA外包商博思艾伦。

2013年5月斯诺登以治病为由获准休假。当地物业称，斯诺登于5月1日携女友离开其位于夏威夷租住的住所。

5月20日斯诺登从夏威夷离开前往香港。

6月1日《卫报》记者在香港美丽华酒店采访斯诺登。

6月5日《卫报》发表第一篇斯诺登爆料的独家报道，披露了法院秘密指令允许美国政府要求通讯巨头Verizon交出百万美国人的通话记录。

6月6日《卫报》和《华盛顿邮报》同时披露了“棱镜”计划。

6月7日奥巴马辩护称，棱镜计划是在法院和国会的监督下进行。他坚持在安全和隐私之间必须保持“正确的平衡”。同日《卫报》报道英国国家通讯总局也能接入“棱镜”。

6月8日斯诺登再次向《卫报》爆料NSA的情报工具——Boundless Informant。该工具可以记录和分析数据出处。

6月9日斯诺登在与《卫报》的视频采访中第一次公开身份。

6月10日斯诺登结账离开香港美丽华酒店。

6月11日博思艾伦声明因为斯诺登违反公司条例，与斯诺登的雇佣合同于6月10日中止。

6月12日香港《南华早报》刊登斯诺登公开身份后的第一个采访，他透露NSA从2009年开始侵入香港和中国的通讯系统。同日，彭博社及《东方日报》报道斯诺登在香港寻找法律援助。

6月13日中国政府首次就斯诺登事件表态。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否认斯诺登是中国间谍的说法。

6月14日（当地时间）美国政府向法院提交对斯诺登的控诉，控诉罪名有包括未获授权披露国防数据、未获授权披露情报资料、窃取国家财产，并要求香港政府拘留斯诺登并提出引渡。

6月15日Facebook和微软透露在2012年下半年，他们分别收到上千条来自美国有关部门的请求，要求他们交出用户信息。

6月16日《卫报》报道英国国家通讯总局在2009年的G20峰会上拦截了外国领导人的通讯。同日，奥巴马在接受美国公共广播公司专访时再次为曝光的两个监听项目辩护，称“棱镜”项目只是监听非美国公民的通讯信息，而涉及美国公众的项目只是截取电话号码，不会与机主挂钩。

6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要求美国政府解释“棱镜”项目。苹果和Yahoo也表示他们收到美国相关政府的信息申请。

6月18日斯诺登通过《卫报》，回答网友提问，并否认自己是中国间谍。

6月20日《卫报》公布机密文件，文件指出美国法官签署宽泛文件，同意NSA“无心地”使用他们从美国国内获取的通讯信息而不用经过批准。

6月21日斯诺登与他的律师团在香港过生日。

6月22日美国政府公开对斯诺登的起诉以及公开向香港政府请求拘捕及引渡斯诺登。

6月23日凌晨6点35分，《南华早报》援引美联社报道称美国政府已宣布注销斯诺登护照。斯诺登于香港时间早上10点55分搭俄航班机离港去往莫斯科。当地时间下午5点03分到达莫斯科谢诺梅杰沃机场国际机场。《南华早报》当日连发三篇报道，披露美国政府曾侵入中国电讯公司窃取民众短信、侵入清华大学计算机系统以及总部在香港的大型光纤网络公司Pacnet的系统。

6月24日消息称斯诺登将乘坐俄航航班前往哈瓦那，但他并未乘机。

6月2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证实斯诺登仍在谢诺梅杰沃机场转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