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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著名黑色幽默作家约瑟夫·海勒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约塞连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体现了代表社会下层的普通士兵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军事官僚阶级的权力对抗，而作品本身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颠覆和挑战，是海勒本人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权力对抗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系徐州工程学院校级科研课题“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约瑟夫·海勒作品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KY2016207）。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创作的一部讽刺小说。黑色幽默的创作基调使作品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战争题材小说的艺术特色，荒诞的情节，癫狂的人物，反讽的对话，跳跃性的情节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述了驻扎在地中海的一个美军空军基地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将历史与虚构，战争与喜剧糅杂在一起，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与传统战争小说不同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没有展现真实战斗场面的激烈与可怕，而是将矛头直指处于统治地位的美国官僚阶级，认为他们的专治和残暴才是导致大批年轻生命陨落的真正原因。小说虽以二战为背景，实则影射了五六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质疑，更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挑战。本文将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彻底颠覆了“历史与人”的古老命题，重新界定了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思维范式和文本策略。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强调历史的非延续性和中断论，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1]并以“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受到当代文化的关注。该理论的先驱格林布拉特认为新历史主义是重视文化审理的“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把整个文化当作研究对象。[2]文化诗学具有“文化的政治学”属性，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领域加以质疑，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因素，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1]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权力话语和个体话语，中心与边缘之间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是存在认同、利用、同化、消解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演变关系。
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意识形态功能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对历史的阐释和在历史中阐释文学说明文学和历史之间具有某种互动关系，文学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而是通过对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格林布拉特发现作家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非一致倾向，权力权威对文学的控制使文学顺从其意志，并被利用来化解和消泯社会中变异性反抗力量，但有时在主导意识形态控制的严密网络下，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异己力量，而文学的独创性往往成为产生异己力量的温床。[1]蒙特洛斯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定义为遏制和颠覆的关系。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反控制，对现实的权力是一种颠覆。
《第二十二条军规》酝酿并产生于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小说的主人公约塞连是美军空军一位普通的飞行员，面对战友的惨死和不断增加的飞行任务，他终日惊恐不安，想尽各种方法逃避飞行。约塞连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体现了代表社会下层的普通士兵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军事官僚阶级的权力对抗，而作品本身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颠覆和挑战。
（一）小说中的权力对抗
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元素：军旅生活，战士的伤亡，空袭爆炸等，然而，作为最大敌人的德军在小说中仅作为合作伙伴被偶尔提及。小说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各种幽默诙谐的桥段，海勒勾勒出了一个荒诞疯狂的美国空军飞行大队的群生像。然而，在看似平静轻松的军旅生活背后，实则是美军统治阶级的冷酷和贪婪。飞行大队指挥官卡斯卡特上校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一次次提高飞行员需要执行飞行任务的次数，这也是导致约塞连恐慌的直接原因。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仅仅因为丹比少校的一声呻吟就要把他枪毙。食堂管理员米洛精于算计，将飞机上的降落伞和抢救伤员用的吗啡偷偷卖掉，却美其名曰赚钱是为了每个人。小说中一个经典场景就是卡斯卡特和米洛大谈鸡蛋生意的时候，一架飞机在他们附近盘旋坠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和爆炸，他们毫不在意，继续高谈阔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根本不是战争的胜利和士兵的生死，而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野心。而那条贯穿小说首尾，处处压制人们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强权政治和官僚体制的保护伞，象征着美国社会的压迫制度和专制势力。
在这个人人都是“疯子”的飞行大队中，约塞连是最疯狂的一个，也是最清醒的一个。小说以闪回的形式出现了四次斯诺登死前的场景，战友死前的惨状使约塞连意识到死亡是那么触手可及，从而导致他一系列疯狂的举动：拒穿制服，裸体参加斯诺登的葬礼以及裸体授勋；更改飞行计划图，延误飞行任务；轰炸弗拉拉的时候，提前投弹……约塞连的恐慌让当权者非常头疼，在他们眼中约塞连拒绝执行飞行任务使得其他飞行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安于听命了，他们决定送约塞连回国，但前提是约塞连必须保证不把实情说出去，并配合军方进行战争宣传动员。代表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权力的行为方向，但有些情况下个体的行为模式跟统治权力话语规范存在縫隙，这便是异己的力量。主导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信仰、制度、日常生活实践来巩固其影响，另一方面把部分人的利益说成大家的利益，以抹杀社会矛盾和社会分歧。在劝说约塞连继续执行飞行任务时，科恩中校说道：“难道你不愿意为你的祖国而战吗？难道你不愿意为卡斯卡特上校和我而战吗？”当权者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其丑恶的嘴脸昭然若揭。格林布拉特认为统治权力话语对文学和社会的异己的不安定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并用的手段去消解异己因素的存在。小说中，为了摆脱约塞连对他们统治的威胁，卡斯卡特之流就以送他回国作为收买同化他的条件，而约塞连也确实动心了。当他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室外，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时，他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的反抗成功了。然而这时，之前一直企图刺杀他的奈特利的女友，一个意大利妓女，拿着一把骨柄厨刀凶神恶煞般地一刀砍在他的腰上，约塞连瞬间失去了知觉。昏迷中约塞连最后一次回忆起了斯诺登的死，那血淋淋的伤口和痛苦的呻吟让他突然意识到，让年轻生命瞬间陨落的罪魁祸首不是战争的敌人，而是统治阶级本身，是卡斯卡特之流为了一己私欲将无数年轻的生命送上战场，不能再为他们卖命，也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约塞连最终打算像奥尔那样逃亡瑞典。作为社会下层力量的代表，约塞连以其边缘性的立场拆解了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他拒绝统治阶级的利用和同化，最终的出逃亦是对统治阶级话语权力的挑战和颠覆。然而，应该看到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是没有英雄的，约塞连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并不说明他是个为民请命的英雄。[3]约塞连选择了出逃而不是与统治阶级真正的正面对抗，一方面是由于他本身的胆小懦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作者与主导意识形态反抗斗争之后的一种妥协。 （二）现实中的权力对抗
虽以战争为题材，但海勒却多次强调这不是一部战争小说，酝酿并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小说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隐喻着现实美国社会“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的疯狂”。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世界两级格局逐渐形成。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两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竞赛、太空竞赛和频繁的核试验。随着苏联政治军事实力不断增加，美国对外推行严厉的反共策略，参与朝鲜战争，企图称霸世界。对内则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是有不同政见的人士。仅1953年就有8000人被定为国家的危险分子，数以万计的公民被无辜牵连。这个时期被美国史学家称为“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时期”，国内人人自危，充满恐怖的气氛。小说创作始于1953年，正是“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阴谋”“审讯”“宣誓效忠”等情节均来自社会现实，海勒自己也表示“我写的是冷战时期的美国，罗森伯格审判，麦卡锡听证会和宣誓效忠”。[4]海勒的小说以嘲讽夸张的口吻揭露美国社会的种种丑恶和畸形，对极权主义的残暴和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也是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和颠覆。如格林布拉特所言，当统治权力话语对异己因素采用一切手段去化解消弭，文化产品及其创作者则往往反控制、反权威而对意识形态统治加以消解破坏，于是在反抗破坏与权力控制之间出现一种张力并达到一定的平衡，甚至是为平衡而达到某种妥协。新历史主义认为，权力话语与个体话语，文化统治与文化反抗，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对抗，而是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的复杂的意识形态遏制过程。海勒在创作中没有直接对现有意识形态进行正面的挑战，而是运用黑色幽默的艺术形式，将历史与虚构，现在与过去融合起来，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海勒的作品消解了普通群众对统治阶级的神秘感和恐惧感，打破了边缘——中心二元对立的模式，以边缘话语的立场拆解了当时的社会中心意识形态。然而，海勒的作品尽管充满了对政府、社会制度的不满以及对普通群众悲惨境遇的同情，其本身并未提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出路，没有从根本上掀起反抗统治权威的变革，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深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认为是对当时统治权力话语的妥协。与主人公约塞连选择出逃的对抗方式相似，海勒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愤懑包裹在黑色幽默的外衣下，借助二战的背景，以小人物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将历史与现实交融起来，实现了个人话语和权力话语之间的平衡。同时，也凸显了文学在历史中的重要品质：与主导意识形态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时，又能依靠这一权威构成自己“他者”的力量。
三、结语
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使读者获得了与传统战争小说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并引发他们重新审视战争的正义性。小说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融合起来，借助黑色幽默的形式使观众重温那段荒诞而又可怕的历史。海勒以个人化的视角为切入点，展现了极权统治之下的个人权力与统治权威之间的对抗关系。如蒙特洛斯所言，文本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发生交汇的“作用力场”。海勒的作品体现了文本与社会秩序或社会权威之间对抗、利用、消解等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策略和演變关系。他的作品既是一种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颠覆和对抗，又在一定程度实现了个人话语和权力话语之间的平衡，是对自己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2]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王岩.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中约塞连的“反英雄”形象[J].小说文学，2009（15）：105-106.
[4]Moorehead，Caroline.“Writing novels slowly but with hardly a catch”[J].The Times，17 Otc，1975.
作者简介：曹丹丹（1982-），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教学法。
【关键词】新历史主义；《第二十二条军规》；海勒；权力对抗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本文系徐州工程学院校级科研课题“新历史主义视阈下约瑟夫·海勒作品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项目编号：XKY2016207）。
《第二十二条军规》是美国著名作家约瑟夫·海勒创作的一部讽刺小说。黑色幽默的创作基调使作品呈现出区别于其他战争题材小说的艺术特色，荒诞的情节，癫狂的人物，反讽的对话，跳跃性的情节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后现代主义的色彩。小说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背景，讲述了驻扎在地中海的一个美军空军基地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将历史与虚构，战争与喜剧糅杂在一起，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与传统战争小说不同的是，《第二十二条军规》没有展现真实战斗场面的激烈与可怕，而是将矛头直指处于统治地位的美国官僚阶级，认为他们的专治和残暴才是导致大批年轻生命陨落的真正原因。小说虽以二战为背景，实则影射了五六十年代麦卡锡主义盛行的美国社会，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美国社会制度的质疑，更是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对抗和挑战。本文将运用新历史主义的相关理论分析小说的意识形态功能。
一、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彻底颠覆了“历史与人”的古老命题，重新界定了历史与人，历史与文化，历史与权力，历史与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思维范式和文本策略。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强调历史的非延续性和中断论，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1]并以“历史的文本性”和“文本的历史性”受到当代文化的关注。该理论的先驱格林布拉特认为新历史主义是重视文化审理的“文化诗学”（the poetics of culture），以文化人类学的方式把整个文化当作研究对象。[2]文化诗学具有“文化的政治学”属性，是在文化思想领域对社会制度所依存的政治思想领域加以质疑，并进而发现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压抑的异在的不安因素，揭示出这种复杂社会状况中文化产品的社会品质和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方式。[1]新历史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批评，看到了官方意识形态与社会生活形态，权力话语和个体话语，中心与边缘之间不是单纯的对抗关系，而是存在认同、利用、同化、消解等一系列文化策略和演变关系。
二、《第二十二条军规》的意识形态功能
新历史主义认为文学对历史的阐释和在历史中阐释文学说明文学和历史之间具有某种互动关系，文学不是被动地反映历史，而是通过对复杂的文本化世界的阐释，参与历史意义创造的过程。格林布拉特发现作家人格力量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的非一致倾向，权力权威对文学的控制使文学顺从其意志，并被利用来化解和消泯社会中变异性反抗力量，但有时在主导意识形态控制的严密网络下，往往会产生更多的异己力量，而文学的独创性往往成为产生异己力量的温床。[1]蒙特洛斯将文本与历史的关系定义为遏制和颠覆的关系。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控制是一种反控制，对现实的权力是一种颠覆。
《第二十二条军规》酝酿并产生于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小说的主人公约塞连是美军空军一位普通的飞行员，面对战友的惨死和不断增加的飞行任务，他终日惊恐不安，想尽各种方法逃避飞行。约塞连种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体现了代表社会下层的普通士兵与处于统治地位的军事官僚阶级的权力对抗，而作品本身也是对当时美国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颠覆和挑战。
（一）小说中的权力对抗
作为一部战争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系列与战争有关的元素：军旅生活，战士的伤亡，空袭爆炸等，然而，作为最大敌人的德军在小说中仅作为合作伙伴被偶尔提及。小说的前半部分充满了各种幽默诙谐的桥段，海勒勾勒出了一个荒诞疯狂的美国空军飞行大队的群生像。然而，在看似平静轻松的军旅生活背后，实则是美军统治阶级的冷酷和贪婪。飞行大队指挥官卡斯卡特上校为了满足自己的野心一次次提高飞行员需要执行飞行任务的次数，这也是导致约塞连恐慌的直接原因。联队司令德里德尔将军仅仅因为丹比少校的一声呻吟就要把他枪毙。食堂管理员米洛精于算计，将飞机上的降落伞和抢救伤员用的吗啡偷偷卖掉，却美其名曰赚钱是为了每个人。小说中一个经典场景就是卡斯卡特和米洛大谈鸡蛋生意的时候，一架飞机在他们附近盘旋坠毁，伴随着机器的轰鸣和爆炸，他们毫不在意，继续高谈阔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根本不是战争的胜利和士兵的生死，而是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野心。而那条贯穿小说首尾，处处压制人们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就是强权政治和官僚体制的保护伞，象征着美国社会的压迫制度和专制势力。
在这个人人都是“疯子”的飞行大队中，约塞连是最疯狂的一个，也是最清醒的一个。小说以闪回的形式出现了四次斯诺登死前的场景，战友死前的惨状使约塞连意识到死亡是那么触手可及，从而导致他一系列疯狂的举动：拒穿制服，裸体参加斯诺登的葬礼以及裸体授勋；更改飞行计划图，延误飞行任务；轰炸弗拉拉的时候，提前投弹……约塞连的恐慌让当权者非常头疼，在他们眼中约塞连拒绝执行飞行任务使得其他飞行员不再像以前那样安于听命了，他们决定送约塞连回国，但前提是约塞连必须保证不把实情说出去，并配合军方进行战争宣传动员。代表统治阶级的权力话语体系规定了个体权力的行为方向，但有些情况下个体的行为模式跟统治权力话语规范存在縫隙，这便是异己的力量。主导意识形态一方面通过信仰、制度、日常生活实践来巩固其影响，另一方面把部分人的利益说成大家的利益，以抹杀社会矛盾和社会分歧。在劝说约塞连继续执行飞行任务时，科恩中校说道：“难道你不愿意为你的祖国而战吗？难道你不愿意为卡斯卡特上校和我而战吗？”当权者将自己的利益等同于国家的利益，其丑恶的嘴脸昭然若揭。格林布拉特认为统治权力话语对文学和社会的异己的不安定因素往往采取同化与打击、利用与惩罚并用的手段去消解异己因素的存在。小说中，为了摆脱约塞连对他们统治的威胁，卡斯卡特之流就以送他回国作为收买同化他的条件，而约塞连也确实动心了。当他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到室外，呼吸了一口自由的空气时，他觉得自己的目的达到了，他的反抗成功了。然而这时，之前一直企图刺杀他的奈特利的女友，一个意大利妓女，拿着一把骨柄厨刀凶神恶煞般地一刀砍在他的腰上，约塞连瞬间失去了知觉。昏迷中约塞连最后一次回忆起了斯诺登的死，那血淋淋的伤口和痛苦的呻吟让他突然意识到，让年轻生命瞬间陨落的罪魁祸首不是战争的敌人，而是统治阶级本身，是卡斯卡特之流为了一己私欲将无数年轻的生命送上战场，不能再为他们卖命，也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约塞连最终打算像奥尔那样逃亡瑞典。作为社会下层力量的代表，约塞连以其边缘性的立场拆解了当时处于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他拒绝统治阶级的利用和同化，最终的出逃亦是对统治阶级话语权力的挑战和颠覆。然而，应该看到的一点是，后现代主义作品中是没有英雄的，约塞连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并不说明他是个为民请命的英雄。[3]约塞连选择了出逃而不是与统治阶级真正的正面对抗，一方面是由于他本身的胆小懦弱，另一方面也可以看作是作者与主导意识形态反抗斗争之后的一种妥协。 （二）现实中的权力对抗
虽以战争为题材，但海勒却多次强调这不是一部战争小说，酝酿并创作于20世纪50年代，小说更像是一部政治寓言，隐喻着现实美国社会“有组织的混乱”和“制度化的疯狂”。二战结束以后，以美国、苏联为首的两大军事集团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对峙，世界两级格局逐渐形成。为了争夺世界霸权，美苏两国开始了一系列的军事竞赛、太空竞赛和频繁的核试验。随着苏联政治军事实力不断增加，美国对外推行严厉的反共策略，参与朝鲜战争，企图称霸世界。对内则掀起了以“麦卡锡主义”为代表的反共、排外运动，恶意诽谤、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甚至是有不同政见的人士。仅1953年就有8000人被定为国家的危险分子，数以万计的公民被无辜牵连。这个时期被美国史学家称为“史无前例的最大规模的政治迫害时期”，国内人人自危，充满恐怖的气氛。小说创作始于1953年，正是“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之时。小说中多次出现的“阴谋”“审讯”“宣誓效忠”等情节均来自社会现实，海勒自己也表示“我写的是冷战时期的美国，罗森伯格审判，麦卡锡听证会和宣誓效忠”。[4]海勒的小说以嘲讽夸张的口吻揭露美国社会的种种丑恶和畸形，对极权主义的残暴和专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也是对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和颠覆。如格林布拉特所言，当统治权力话语对异己因素采用一切手段去化解消弭，文化产品及其创作者则往往反控制、反权威而对意识形态统治加以消解破坏，于是在反抗破坏与权力控制之间出现一种张力并达到一定的平衡，甚至是为平衡而达到某种妥协。新历史主义认为，权力话语与个体话语，文化统治与文化反抗，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不是单纯的对抗，而是认同、利用、化解、破坏的复杂的意识形态遏制过程。海勒在创作中没有直接对现有意识形态进行正面的挑战，而是运用黑色幽默的艺术形式，将历史与虚构，现在与过去融合起来，达到针砭时弊的目的。海勒的作品消解了普通群众对统治阶级的神秘感和恐惧感，打破了边缘——中心二元对立的模式，以边缘话语的立场拆解了当时的社会中心意识形态。然而，海勒的作品尽管充满了对政府、社会制度的不满以及对普通群众悲惨境遇的同情，其本身并未提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的出路，没有从根本上掀起反抗统治权威的变革，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深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认为是对当时统治权力话语的妥协。与主人公约塞连选择出逃的对抗方式相似，海勒将自己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愤懑包裹在黑色幽默的外衣下，借助二战的背景，以小人物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将历史与现实交融起来，实现了个人话语和权力话语之间的平衡。同时，也凸显了文学在历史中的重要品质：与主导意识形态保持其相对独立性时，又能依靠这一权威构成自己“他者”的力量。
三、结语
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使读者获得了与传统战争小说截然不同的阅读体验，并引发他们重新审视战争的正义性。小说将真实的历史与虚构的人物融合起来，借助黑色幽默的形式使观众重温那段荒诞而又可怕的历史。海勒以个人化的视角为切入点，展现了极权统治之下的个人权力与统治权威之间的对抗关系。如蒙特洛斯所言，文本是权力运行的场所，是历史现实与意识形态发生交汇的“作用力场”。海勒的作品体现了文本与社会秩序或社会权威之间对抗、利用、消解等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策略和演變关系。他的作品既是一种对主导意识形态的颠覆和对抗，又在一定程度实现了个人话语和权力话语之间的平衡，是对自己政治意向的曲折表达。
参考文献：
[1]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2]张京媛.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3]王岩.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 》中约塞连的“反英雄”形象[J].小说文学，2009（15）：105-106.
[4]Moorehead，Caroline.“Writing novels slowly but with hardly a catch”[J].The Times，17 Otc，1975.
作者简介：曹丹丹（1982-），女，汉族，江苏徐州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教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