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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1959年，郭开在《中国青年》上撰文批评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和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论战双方都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来解读作品。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文学论争，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视文学工具性的观念所开启，再由左翼文学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引领，最后由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规训一脉相承而来的。它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关键词]批评和讨论阶级斗争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小资
1958年，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随后短短一年半时间里，竟售出了130万册。一时间，《青春之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1959年，工人郭开两次在《中国青年》上撰文批评该小说，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和讨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论战双方都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政治层面上来解读这一作品，而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却被排除在读者的视野之外，由此造成了一幕奇特的文学批评景观。今天，当我们抖落历史的尘埃去回望这场论争，会发现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文学论争，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视文学工具性的观念所开启，再由左翼文学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引领，最后由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规训一脉相承而来的。它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1959年，《中国青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郭开以“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为题的评论文章。该文主要从三点论述了《青春之歌》的不足：“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该文以凌厉的攻势对《青春之歌》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整篇文章洋溢着领导阶级的革命豪情和对落后阶级居高临下的评判。张虹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上发表的《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则对林道静的爱情选择提出了质疑，“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感情好就合，感情不好就散，不受一点道德的约束。”刘茵等人也对林道静这一形象提出了非议。
对郭开等人的诘难，许多人随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茅盾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四期上发表题为“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的文章，针对郭开的观点一一给予了驳斥。茅盾认为，小说描写了林道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经历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大体上经过了“找寻个人出路”——“意识到个人的利益要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认识到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工农大众的利益，坚决献身革命”三个阶段。林道静在入党以前就追求真理、坚决地进行自我改造、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巴人、何其芳、马铁丁等著名作家也纷纷撰文为《青春之歌》辩护。他们都一致肯定了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具有典型意义，并驳斥郭开关于林道静没有和工农兵结合的指责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批评态度，批评郭开、张虹等人把几条抽象的概念拿到极其复杂的现实上去硬套是小资产阶级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同时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着党走，坚决进行自我改造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必然要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俘虏，甚至在严峻考验到来的时候，背叛人民，背叛革命”。对于郭开所指摘的关于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之辩护的作家们也无可奈何地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存在事实，并且认为林道静“时时流露的幻想和温情则是可供我们鉴戒和警惕的”，“读者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林道静身内的敌人，必须消灭它，从而引起警惕，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以“保护者”姿态出现的众多作家对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态度与郭开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他们不同意郭开关于“作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观点，认为作者是有意描写林道静的“小资情调”。暴露它是为了批判它。
在这场大讨论中，争论双方都将作品人物纳入到政治领域进行严格审视，其剑拔弩张的气氛令人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是什么致使像郭开那样的群众批评者动辄挥舞理论大棒对文学作品大加挞伐?又是什么促使像茅盾这样曾经塑造出一系列动人心弦的“小资”革命者形象的优秀作家对“小资意识”、“小资情调”也产生惟恐避之不及的心理，并执意在“自我改造”问题上对读者摆出一副耳提面命的说教者姿态?
延安时期，针对知识分子革命者身上冒出的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思想苗头，革命意识形态从抗战大局出发，发出了“自我改造”的号召。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并由此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发展方向。大多数知识分子革命者听从了革命力量的感召，自觉将文艺创作及其理论实践整合进革命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始了真诚的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小资意识”也因被视为与革命大业不和谐的音符而遭到拒斥。
“小资”是“小资产阶级”的简称，在当时包括小手工作坊老板、小商人、小店主、一般学校教员、大中学生等复杂成分。从政治身份来说，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工农联盟的同盟军。但在文艺领域中，由于小资知识分子在革命叙事中显示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已为革命意识形态所质疑。“讲话”后，革命意识形态对”小资意识”、“小资情调”的排斥不断升级，知识分子的自豪感逐渐萎缩成惶恐不安的创作心态，革命作家们更加自觉地刻画以自我牺牲来实现崇高革命理想为最大幸福的工农革命者形象，以跟上时代的审美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思维仍然紧绷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神经。为了尽快确立新的审美标准，国家意识形态在建国伊始就紧锣密鼓地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号召全国人民学马列基本原理。1949年，《学习》创刊第一期发表了理论家艾思奇的文章《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该文指出：马列主义学习在全国范围内已逐渐成为一个普遍运动。为了指导人们学习马列理论，文章指出了“速成掌握”的一些“要诀”：“不求读太多书，……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较有系统地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掌握了这些基本的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就往往能够自己迎刃而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 的主流意识形态急切地需要人们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力图通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快速普及，尽快将“阶级斗争”等政治观念融会进人们的日常思维当中，使之成为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和斗争中进行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从而将广大群众培养成具有高度政治热情和政治思考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使马列主义的政治语言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状态唇齿相依的话语系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理论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二法门。
随着政治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贯彻和强力渗透，文学评论不可避免地滑进了政治批评的轨道。小资审美趣味更被当成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文艺观念而遭受无情批判，文艺领域里几乎没有了小资人物合法存在的空间。以小资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青春之歌》得以公开出版，主要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国家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叙事策略：林道静虽是小资知识分子出身，但她自觉追求革命理想，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两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却始终对党忠贞不渝。更为重要的是，在她成长的道路上，始终有作为党的化身的卢嘉川、江华等同志不断对她进行帮助、教育，使她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缺点”、“小资意识”不断得到剔除、净化，最终成长为符合当时审美理想的革命者。由此，《青春之歌》才有了得以合法面世的可能。
然而此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受了“阶级斗争”观念的百般锤炼，形成了革命至上、集体至上、他人至上的思维定势，但凡个体对世界的感受往往被视为与广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生活情趣而遭到排斥。以“小资”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青春之歌》的出现，自然招来各种怀疑和打量的目光。郭开指斥林道静身上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依据是：其一、林道静“逃到北戴河，没见到表哥，便哭得泪人似的。……工作还没着落，人生地不熟，可是她却有兴致去欣赏大海，在海滩上拣贝壳”；其二、林道静在海边时，看到外国人在中国耀武扬威，她却赶快走开，“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的软弱表现”，而在受了余敬唐的欺负后，就跑去投海，“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的赤裸裸地暴露”；其三、林道静接受余永泽的爱情，“这显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屈服”。小说中，林道静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对自身情感的认同，甚至对革命事业的诗意遐想和狂热追求，都成为小资思想情感而被“揪”出来亮相。郭开、张虹等人对《青春之歌》的开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全民改造运动深入人心，普通民众阶级警惕性极高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人学习马列生吞活剥，批评文学作品生搬硬套等弊病。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直接导致了“文革”中亲情淡漠、人性扭曲的恶果。而这种极具进攻性的批评方式，也给文学发展人为地设置了障碍，损害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危害到文学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
这场轰轰烈烈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年，各个阶层不同年龄的人都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这场讨论当中。杨沫针对各种批评意见，在初版的基础上又作了一番精心修改，1960年再版时增加了林道静和工农相结合、领导学生运动的部分，并且尽力去除有关“小资情调”、“小资意识”的描写，对人物作了“净化”处理，以便更好地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美学要求。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那种以粗暴的阶级斗争态度来对待文艺作品的文学思潮成为绝对的控制力量，“《青春之歌》肭这种‘不纯性’，使它成为‘毒草’：而当年的批评者也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超前’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一直到“文革”结束后，《青春之歌》才得以重见天日。
从这场论争，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由于与政治过于紧密的结合，使本来极有可能形成的多种文学风格、多个文学流派齐头并进的繁荣局面遭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并对“文革”中文学荒芜的状况或多或少地负有责任。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在涤荡一切的革命风潮中，它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宣传革命道理的历史重任，并为革命事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我们剥离了它成长的历史语境去空谈文学的独立价值及其独立品格，无异于将它引领到凌空蹈虚的危险境地。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五、六十年代那场倾注了太多被“阶级斗争”观念点燃的政治激情的大讨论，不是为了要苛责前人或者否认历史，而是希望能从中梳理出一些对当下文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来。
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部作品引起万人驻足的盛况已经很难再出现。文学创作及批评也逐渐挣脱了政治对它的种种束缚，回归其本位。然而受商品经济的影响，文学的审美特质也受到相当程度的腐蚀，这也说明了文学创作和批评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青春之歌》及由此引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讨论，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做法。而《青春之歌》也由于其自身表现手法单一、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等缺陷及其主题和当今人们的隔阂等原因，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它曾经一波三折的命运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索。
[关键词]批评和讨论阶级斗争主流意识形态规训小资
1958年，杨沫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随后短短一年半时间里，竟售出了130万册。一时间，《青春之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1959年，工人郭开两次在《中国青年》上撰文批评该小说，由此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批评和讨论。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中，论战双方都运用阶级斗争的理论，从政治层面上来解读这一作品，而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却被排除在读者的视野之外，由此造成了一幕奇特的文学批评景观。今天，当我们抖落历史的尘埃去回望这场论争，会发现这种充满政治色彩的文学论争，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视文学工具性的观念所开启，再由左翼文学的阶级斗争理论所引领，最后由主流意识形态进行有意规训一脉相承而来的。它的出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当时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
1959年，《中国青年》第二期上发表了郭开以“略谈对林道静的描写中的缺点——“评杨沫的小说《青春之歌》”为题的评论文章。该文主要从三点论述了《青春之歌》的不足：“书里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书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特别林道静自始至终没有认真地实行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没有认真地实际地描写知识分子改造的过程。”该文以凌厉的攻势对《青春之歌》进行了疾风暴雨式的批判，整篇文章洋溢着领导阶级的革命豪情和对落后阶级居高临下的评判。张虹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4期上发表的《林道静是值得学习的榜样吗?》则对林道静的爱情选择提出了质疑，“林道静两次结婚，都是随随便便与人同居了事，感情好就合，感情不好就散，不受一点道德的约束。”刘茵等人也对林道静这一形象提出了非议。
对郭开等人的诘难，许多人随即做出针锋相对的回应。茅盾在《中国青年》1959年第四期上发表题为“怎样评价《青春之歌》？”的文章，针对郭开的观点一一给予了驳斥。茅盾认为，小说描写了林道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经历的思想改造的过程大体上经过了“找寻个人出路”——“意识到个人的利益要和人民的利益相结合”——“认识到个人利益应当服从于工农大众的利益，坚决献身革命”三个阶段。林道静在入党以前就追求真理、坚决地进行自我改造、在敌人的淫威之下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巴人、何其芳、马铁丁等著名作家也纷纷撰文为《青春之歌》辩护。他们都一致肯定了林道静的成长过程具有典型意义，并驳斥郭开关于林道静没有和工农兵结合的指责是违反历史主义的批评态度，批评郭开、张虹等人把几条抽象的概念拿到极其复杂的现实上去硬套是小资产阶级左倾幼稚病的表现。同时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跟着党走，坚决进行自我改造是唯一的出路，“否则，就必然要成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俘虏，甚至在严峻考验到来的时候，背叛人民，背叛革命”。对于郭开所指摘的关于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情调”，为之辩护的作家们也无可奈何地把它当作一个客观存在事实，并且认为林道静“时时流露的幻想和温情则是可供我们鉴戒和警惕的”，“读者应该深深感受到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是林道静身内的敌人，必须消灭它，从而引起警惕，检查自己有没有这些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以“保护者”姿态出现的众多作家对林道静身上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态度与郭开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只是他们不同意郭开关于“作者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的观点，认为作者是有意描写林道静的“小资情调”。暴露它是为了批判它。
在这场大讨论中，争论双方都将作品人物纳入到政治领域进行严格审视，其剑拔弩张的气氛令人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压力。是什么致使像郭开那样的群众批评者动辄挥舞理论大棒对文学作品大加挞伐?又是什么促使像茅盾这样曾经塑造出一系列动人心弦的“小资”革命者形象的优秀作家对“小资意识”、“小资情调”也产生惟恐避之不及的心理，并执意在“自我改造”问题上对读者摆出一副耳提面命的说教者姿态?
延安时期，针对知识分子革命者身上冒出的越来越多的自由主义思想苗头，革命意识形态从抗战大局出发，发出了“自我改造”的号召。1942年，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意味深长地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并由此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学发展方向。大多数知识分子革命者听从了革命力量的感召，自觉将文艺创作及其理论实践整合进革命意识形态领域中，开始了真诚的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小资意识”也因被视为与革命大业不和谐的音符而遭到拒斥。
“小资”是“小资产阶级”的简称，在当时包括小手工作坊老板、小商人、小店主、一般学校教员、大中学生等复杂成分。从政治身份来说，他们是人民大众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工农联盟的同盟军。但在文艺领域中，由于小资知识分子在革命叙事中显示出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因而已为革命意识形态所质疑。“讲话”后，革命意识形态对”小资意识”、“小资情调”的排斥不断升级，知识分子的自豪感逐渐萎缩成惶恐不安的创作心态，革命作家们更加自觉地刻画以自我牺牲来实现崇高革命理想为最大幸福的工农革命者形象，以跟上时代的审美潮流。
新中国成立后，战争思维仍然紧绷着无产阶级革命政权的神经。为了尽快确立新的审美标准，国家意识形态在建国伊始就紧锣密鼓地开展无产阶级革命教育，号召全国人民学马列基本原理。1949年，《学习》创刊第一期发表了理论家艾思奇的文章《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该文指出：马列主义学习在全国范围内已逐渐成为一个普遍运动。为了指导人们学习马列理论，文章指出了“速成掌握”的一些“要诀”：“不求读太多书，……只求经过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中，较有系统地建立起几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一、劳动创造世界的思想二、阶级斗争的思想、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掌握了这些基本的观点，许多不了解和想不通的问题就往往能够自己迎刃而解。”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当时 的主流意识形态急切地需要人们掌握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力图通过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快速普及，尽快将“阶级斗争”等政治观念融会进人们的日常思维当中，使之成为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和斗争中进行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从而将广大群众培养成具有高度政治热情和政治思考能力的社会主义新人，使马列主义的政治语言成为与人们日常生活状态唇齿相依的话语系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理论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不二法门。
随着政治理念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贯彻和强力渗透，文学评论不可避免地滑进了政治批评的轨道。小资审美趣味更被当成与人民群众格格不入的文艺观念而遭受无情批判，文艺领域里几乎没有了小资人物合法存在的空间。以小资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青春之歌》得以公开出版，主要是因为作者采用了国家意识形态所能容忍的叙事策略：林道静虽是小资知识分子出身，但她自觉追求革命理想，有坚定的革命信念，两次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抓捕，却始终对党忠贞不渝。更为重要的是，在她成长的道路上，始终有作为党的化身的卢嘉川、江华等同志不断对她进行帮助、教育，使她身上的“个人英雄主义的缺点”、“小资意识”不断得到剔除、净化，最终成长为符合当时审美理想的革命者。由此，《青春之歌》才有了得以合法面世的可能。
然而此时，广大人民群众已经受了“阶级斗争”观念的百般锤炼，形成了革命至上、集体至上、他人至上的思维定势，但凡个体对世界的感受往往被视为与广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生活情趣而遭到排斥。以“小资”革命者为主人公的《青春之歌》的出现，自然招来各种怀疑和打量的目光。郭开指斥林道静身上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依据是：其一、林道静“逃到北戴河，没见到表哥，便哭得泪人似的。……工作还没着落，人生地不熟，可是她却有兴致去欣赏大海，在海滩上拣贝壳”；其二、林道静在海边时，看到外国人在中国耀武扬威，她却赶快走开，“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敢正视现实的软弱表现”，而在受了余敬唐的欺负后，就跑去投海，“这完全是小资产阶级感情的赤裸裸地暴露”；其三、林道静接受余永泽的爱情，“这显然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屈服”。小说中，林道静对自身命运的忧虑，对自身情感的认同，甚至对革命事业的诗意遐想和狂热追求，都成为小资思想情感而被“揪”出来亮相。郭开、张虹等人对《青春之歌》的开火，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全民改造运动深入人心，普通民众阶级警惕性极高的现实状况，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人学习马列生吞活剥，批评文学作品生搬硬套等弊病。这种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直接导致了“文革”中亲情淡漠、人性扭曲的恶果。而这种极具进攻性的批评方式，也给文学发展人为地设置了障碍，损害了文学本身的审美特质，危害到文学事业的健康顺利发展。
这场轰轰烈烈的争论持续了将近一年，各个阶层不同年龄的人都以极其饱满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这场讨论当中。杨沫针对各种批评意见，在初版的基础上又作了一番精心修改，1960年再版时增加了林道静和工农相结合、领导学生运动的部分，并且尽力去除有关“小资情调”、“小资意识”的描写，对人物作了“净化”处理，以便更好地体现国家意识形态的美学要求。但是，随着“文化大革命”风暴的到来，那种以粗暴的阶级斗争态度来对待文艺作品的文学思潮成为绝对的控制力量，“《青春之歌》肭这种‘不纯性’，使它成为‘毒草’：而当年的批评者也就有理由认为他们是‘超前’地把握到问题的实质。”一直到“文革”结束后，《青春之歌》才得以重见天日。
从这场论争，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由于与政治过于紧密的结合，使本来极有可能形成的多种文学风格、多个文学流派齐头并进的繁荣局面遭受到致命性的打击，并对“文革”中文学荒芜的状况或多或少地负有责任。但是，中国现代文学是在整个中国社会动荡不安的大环境中生长起来的。在涤荡一切的革命风潮中，它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宣传革命道理的历史重任，并为革命事业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我们剥离了它成长的历史语境去空谈文学的独立价值及其独立品格，无异于将它引领到凌空蹈虚的危险境地。我们今天再来回顾五、六十年代那场倾注了太多被“阶级斗争”观念点燃的政治激情的大讨论，不是为了要苛责前人或者否认历史，而是希望能从中梳理出一些对当下文学发展具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来。
当前，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一部作品引起万人驻足的盛况已经很难再出现。文学创作及批评也逐渐挣脱了政治对它的种种束缚，回归其本位。然而受商品经济的影响，文学的审美特质也受到相当程度的腐蚀，这也说明了文学创作和批评无论在何种政治体制下，都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以今天的眼光去苛求《青春之歌》及由此引发的那场史无前例的大讨论，是违反历史主义的做法。而《青春之歌》也由于其自身表现手法单一、人物形象不够丰满等缺陷及其主题和当今人们的隔阂等原因，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然而它曾经一波三折的命运却给后人留下了无穷无尽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