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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某个傍晚，椰林大道初睹一场地下乐团的露天演出，彻底终结了我的玩团梦：那是一个叫“浊水溪公社”的学生乐团。他们恶搞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把副歌节奏加快八倍，活生生唱成了一首朋克。
一把木吉他
“我有的只是一把红吉他，三个和弦，还有真理……”
第一次听到这段歌词是1988年，爱尔兰乐团U2翻唱Bob Dylan（鲍勃·迪伦）1967年的名曲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沿着瞭望塔》），这两句却是主唱Bono自己添上去的。这首歌正好只有三个和弦，我知道，因为我练过。如今想来，这段歌词不无画蛇添足之嫌，然而十七岁时初听这口气极大的宣言，仍是十分震动的。
就是那一年，母亲陪我去买了把“功学社”的木吉他，记得花了三千多块，以初学者来说，算是很不便宜的了。我在复兴南路的功学社音乐教室报名学琴，吉他老师弹古典出身，教了基本和弦之后，便让我慢慢进阶练习一些独奏曲：从最简单的《爱的罗曼史》，进展到《绿袖子》，还有台湾前辈演奏家吕昭炫的《杨柳》。那些曲子和我疯魔的老摇滚大抵没什么关系，然而一旦练成，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听老师的话，剪净左手指甲，便于按弦。留起右手指甲，便于指弹。左手指尖先是磨出水泡，继而渐渐覆上一层茧，像劳动的徽章，令我感到骄傲。
我用彩色铅笔画了一艘Beatles的“黄色潜水艇”，剪下来贴上琴袋，背着走在路上，幻想有一天也能站上舞台，不禁洋洋得意。
那年头没有网络，琴谱并不好找。我从母亲那儿找到她弹过的几本老谱，有一本歌集极厚，书背都翻烂了，是她上世纪70年代跟民歌手韩正皓学吉他的课本──韩老师是当年圈内知名的吉他高手，曾经教琴为生，桃李满天下。小时候，母亲常常唱那本谱子里的歌哄我们睡觉：Skeeter Davis（史琪特·戴维丝）的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John Denver（约翰·丹佛）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乘喷气飞机离去》）、还有Crosby Stills Nash&Young的Teach Your Children（《教导你的孩子》）──这首歌我在一句英文都不懂的幼儿时代便听熟了，长大发现那是嬉皮世代尝试与上一代对话的温馨之作。多年后，我在自己的婚礼上，邀母亲一块儿弹唱了这首歌。
母亲那儿还有几本杨光荣编纂的《民谣吉他集》，据说是上世纪70年代学琴青年的必修教材。然而那些歌多半偏向流行民谣和轻摇滚，对我来说，口味还是稍微温驯了一点儿。我跑遍许多书店翻找合用的琴谱，竟然真挖到一本台湾翻印的Beatles吉他谱，三十二开，附有巨细靡遗的和弦指法图表，还穿插许多黑白照。买回家兴奋地照着弹，却发现那些听上去美不胜收的歌，其实布满了指法刁钻的和弦，初学者绝难驯服。只能揉着肿痛的手指，望谱兴叹。
我也自己摸索着弹Led Zeppelin（齐柏林飞船）的Stairway to Heaven（《天堂的阶梯》）──那段Jimmy Page（吉米·佩奇）不朽的独奏，没谱也没电吉他，不免弹得歪七扭八。比起来，Bob Dylan的歌好弹得多，难度和他诘屈聱牙的歌词成反比，多半三四个和弦就可以搞定。我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本教材里找到吴楚楚谱曲的《好了歌》──这首出自《红楼梦》第一回的歌词，发表于1977年，一度因为“灰色遁世消极思想”而遭禁播（曹雪芹地下有知，亦该苦笑），却不能阻止它的流行：之后好几年，《好了歌》成了“民歌世代”青年人苦练吉他的一道“好汉坡”。若你能练得像《我们的歌：中国创作民歌系列》唱片里吴楚楚弹的一样行云流水、晶莹剔透，在博大精深的吉他世界便算是入了门啦。
《好了歌》我怎么练都始终追不上唱片的速度，终于废然作罢。倒是多年后不止一次在演唱会场合看吴楚楚亲自弹唱这首歌，他早已贵为“吴董”，手底功夫却不曾荒废，扬手拨弦，清澈斯文一如当年，依稀多了几分岁月的熏染。
被“浊团”击破的梦
那正是Europe（欧洲乐队）和Bon Jovi（邦乔维）横扫排行榜的年岁，高中生也有玩团翻唱的，必练名曲是Carrie和Living on a Prayer。正值“后解严”，“发禁”、“舞禁”纷纷开放，学校礼堂办起“雷射舞会”之类活动，表示亲和开明。偶尔学生乐团也有机会在那样的晚会上表演，还没发育完全的身子努力摆出rocker四面迎风的派头，看上去特别显得尴尬。主唱高音必然飙不上去，吉他独奏也总是掉拍，音响器材更是破烂不堪。不过那年头大家并不挑剔，能现场听到破音电吉他和轰轰的鼓声就很high了。
我悄悄许下心愿：上了大学就要买把电吉他，搞团玩蓝调摇滚，到时候绝对吓死你们这些小王八蛋。
刚进大学没几天，就在福利社门口捧着便当看了一场吉他社的招生演出，一个摇滚团翻唱Deep Purple（深紫乐队）的名曲Highway Star（《高速之星》），轮到那段Ritchie Blackmore的速弹独奏，吉他手走上前来，单脚踩在音箱上，脸不红气不喘地弹完了那一大段solo，粒粒分明，与唱片一丝不差，极是威风。我怔怔看着，想自己哪天要是也能站在那上面，双手开阖便能呼风唤雨，岂不壮哉。
于是便跟爸妈要了钱，去金山南路“美声乐器”买了把电吉他。那是一柄日本血统的黑色Charvel Model 3A，玫瑰木指板，双对Humbucker拾音器，五段音色切换，Floyd Rose大游戏杆。此琴个性凶悍刚烈，常常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火山爆炸发型的重金属乐队手里。然而我是不大听重金属的，回想起来，18岁的我竟会买那么一把琴，足见我对电吉他的认识尚十分浅薄。记得是一位在“中广青春网”当节目助理的玩团小哥陪我去挑的琴，他说这把琴很棒，声音好、价钱公道，就它啦！于是我就有了生平第一把电吉他，顺道拎了一台练习用的音箱回家，从此家里不得安宁。
那该是1989年，台湾还不怎么兴创作乐团，连“地下音乐”这名词都很新鲜，玩团的年轻人比现在少得多，自己写歌的更是少之又少，几乎都在翻唱重金属和重摇滚。我在南海路“齐柏林乐器”报名学电吉他，老师是一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印度尼西亚侨生，当年也就二十出头吧，一手琴技却简直出神入化，乐理底子也非常扎实，除了弹琴，他还打算教我识谱。然而我并不是个好学生，对他满嘴的Lydian、Mixolydian、Dorian音阶云云从来没能搞懂，回家作业也常疏于练习，次周验收便不免弹得离离落落。如此恶性循环，到后来上吉他课就跟写不出论文的研究生会见指导教授一样尴尬。老师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说你想弹什么，我们就练吧！正好母亲专程为我买回来Jimi Hendrix的吉他谱，我便带了去，打算练他那版本的All Along the Watchtower──那可是摇滚史究极经典，老师倒也耐着性子陪我一小节一小节地练了一阵，可是那就像颜柳大楷都还没能临出象样的几笔就直奔狂草，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还没爬到第一段solo，便赧颜放弃了。
1991年某个傍晚，椰林大道初睹一场地下乐团的露天演出，彻底终结了我的玩团梦：那是一个叫“浊水溪公社”的学生乐团。他们恶搞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把副歌节奏加快八倍，活生生唱成了一首朋克。此外，他们还唱了一首旋律极为动听的创作曲：
树上开着杜鹃 / 白云飘过窗前 / 可是我只能躺在床上打手枪
天空下着小雨 / 麻雀唱着歌曲 / 我只能打手枪一个人在夜里
老师说要用功读书 / 校长说要复兴民族 /可是我只能躲在角落里打手枪
这首歌用的是任何中学吉他社员都会弹的“无敌四和弦”，他们技术破烂、走音掉拍，然而看他们表演，一股爽劲源源不绝，沛然莫之能御。才听一分钟我就知道自己一辈子也玩不出这样的音乐，再怎么嫉妒也必须承认：“浊水溪公社”的音乐，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跟他们挟沙带泥、生猛无匹的音乐相比，我那可怜的玩团梦显得多么造作、多么苍白！
“浊团”后来果然成为台湾摇滚史的传奇，启发后辈无数。我的玩团梦，则在二十岁那年便结束了。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卧室吉他手”，只有妻偶尔作我的听众──我每一弹琴，她总是毫无例外，沉沉睡去。
一把木吉他
“我有的只是一把红吉他，三个和弦，还有真理……”
第一次听到这段歌词是1988年，爱尔兰乐团U2翻唱Bob Dylan（鲍勃·迪伦）1967年的名曲All Along the Watchtower（《沿着瞭望塔》），这两句却是主唱Bono自己添上去的。这首歌正好只有三个和弦，我知道，因为我练过。如今想来，这段歌词不无画蛇添足之嫌，然而十七岁时初听这口气极大的宣言，仍是十分震动的。
就是那一年，母亲陪我去买了把“功学社”的木吉他，记得花了三千多块，以初学者来说，算是很不便宜的了。我在复兴南路的功学社音乐教室报名学琴，吉他老师弹古典出身，教了基本和弦之后，便让我慢慢进阶练习一些独奏曲：从最简单的《爱的罗曼史》，进展到《绿袖子》，还有台湾前辈演奏家吕昭炫的《杨柳》。那些曲子和我疯魔的老摇滚大抵没什么关系，然而一旦练成，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我听老师的话，剪净左手指甲，便于按弦。留起右手指甲，便于指弹。左手指尖先是磨出水泡，继而渐渐覆上一层茧，像劳动的徽章，令我感到骄傲。
我用彩色铅笔画了一艘Beatles的“黄色潜水艇”，剪下来贴上琴袋，背着走在路上，幻想有一天也能站上舞台，不禁洋洋得意。
那年头没有网络，琴谱并不好找。我从母亲那儿找到她弹过的几本老谱，有一本歌集极厚，书背都翻烂了，是她上世纪70年代跟民歌手韩正皓学吉他的课本──韩老师是当年圈内知名的吉他高手，曾经教琴为生，桃李满天下。小时候，母亲常常唱那本谱子里的歌哄我们睡觉：Skeeter Davis（史琪特·戴维丝）的The End of the World（《世界末日》）、John Denver（约翰·丹佛）的Leaving on a Jet Plane（《乘喷气飞机离去》）、还有Crosby Stills Nash&Young的Teach Your Children（《教导你的孩子》）──这首歌我在一句英文都不懂的幼儿时代便听熟了，长大发现那是嬉皮世代尝试与上一代对话的温馨之作。多年后，我在自己的婚礼上，邀母亲一块儿弹唱了这首歌。
母亲那儿还有几本杨光荣编纂的《民谣吉他集》，据说是上世纪70年代学琴青年的必修教材。然而那些歌多半偏向流行民谣和轻摇滚，对我来说，口味还是稍微温驯了一点儿。我跑遍许多书店翻找合用的琴谱，竟然真挖到一本台湾翻印的Beatles吉他谱，三十二开，附有巨细靡遗的和弦指法图表，还穿插许多黑白照。买回家兴奋地照着弹，却发现那些听上去美不胜收的歌，其实布满了指法刁钻的和弦，初学者绝难驯服。只能揉着肿痛的手指，望谱兴叹。
我也自己摸索着弹Led Zeppelin（齐柏林飞船）的Stairway to Heaven（《天堂的阶梯》）──那段Jimmy Page（吉米·佩奇）不朽的独奏，没谱也没电吉他，不免弹得歪七扭八。比起来，Bob Dylan的歌好弹得多，难度和他诘屈聱牙的歌词成反比，多半三四个和弦就可以搞定。我也在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本教材里找到吴楚楚谱曲的《好了歌》──这首出自《红楼梦》第一回的歌词，发表于1977年，一度因为“灰色遁世消极思想”而遭禁播（曹雪芹地下有知，亦该苦笑），却不能阻止它的流行：之后好几年，《好了歌》成了“民歌世代”青年人苦练吉他的一道“好汉坡”。若你能练得像《我们的歌：中国创作民歌系列》唱片里吴楚楚弹的一样行云流水、晶莹剔透，在博大精深的吉他世界便算是入了门啦。
《好了歌》我怎么练都始终追不上唱片的速度，终于废然作罢。倒是多年后不止一次在演唱会场合看吴楚楚亲自弹唱这首歌，他早已贵为“吴董”，手底功夫却不曾荒废，扬手拨弦，清澈斯文一如当年，依稀多了几分岁月的熏染。
被“浊团”击破的梦
那正是Europe（欧洲乐队）和Bon Jovi（邦乔维）横扫排行榜的年岁，高中生也有玩团翻唱的，必练名曲是Carrie和Living on a Prayer。正值“后解严”，“发禁”、“舞禁”纷纷开放，学校礼堂办起“雷射舞会”之类活动，表示亲和开明。偶尔学生乐团也有机会在那样的晚会上表演，还没发育完全的身子努力摆出rocker四面迎风的派头，看上去特别显得尴尬。主唱高音必然飙不上去，吉他独奏也总是掉拍，音响器材更是破烂不堪。不过那年头大家并不挑剔，能现场听到破音电吉他和轰轰的鼓声就很high了。
我悄悄许下心愿：上了大学就要买把电吉他，搞团玩蓝调摇滚，到时候绝对吓死你们这些小王八蛋。
刚进大学没几天，就在福利社门口捧着便当看了一场吉他社的招生演出，一个摇滚团翻唱Deep Purple（深紫乐队）的名曲Highway Star（《高速之星》），轮到那段Ritchie Blackmore的速弹独奏，吉他手走上前来，单脚踩在音箱上，脸不红气不喘地弹完了那一大段solo，粒粒分明，与唱片一丝不差，极是威风。我怔怔看着，想自己哪天要是也能站在那上面，双手开阖便能呼风唤雨，岂不壮哉。
于是便跟爸妈要了钱，去金山南路“美声乐器”买了把电吉他。那是一柄日本血统的黑色Charvel Model 3A，玫瑰木指板，双对Humbucker拾音器，五段音色切换，Floyd Rose大游戏杆。此琴个性凶悍刚烈，常常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那些火山爆炸发型的重金属乐队手里。然而我是不大听重金属的，回想起来，18岁的我竟会买那么一把琴，足见我对电吉他的认识尚十分浅薄。记得是一位在“中广青春网”当节目助理的玩团小哥陪我去挑的琴，他说这把琴很棒，声音好、价钱公道，就它啦！于是我就有了生平第一把电吉他，顺道拎了一台练习用的音箱回家，从此家里不得安宁。
那该是1989年，台湾还不怎么兴创作乐团，连“地下音乐”这名词都很新鲜，玩团的年轻人比现在少得多，自己写歌的更是少之又少，几乎都在翻唱重金属和重摇滚。我在南海路“齐柏林乐器”报名学电吉他，老师是一位比我大不了几岁的印度尼西亚侨生，当年也就二十出头吧，一手琴技却简直出神入化，乐理底子也非常扎实，除了弹琴，他还打算教我识谱。然而我并不是个好学生，对他满嘴的Lydian、Mixolydian、Dorian音阶云云从来没能搞懂，回家作业也常疏于练习，次周验收便不免弹得离离落落。如此恶性循环，到后来上吉他课就跟写不出论文的研究生会见指导教授一样尴尬。老师看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就说你想弹什么，我们就练吧！正好母亲专程为我买回来Jimi Hendrix的吉他谱，我便带了去，打算练他那版本的All Along the Watchtower──那可是摇滚史究极经典，老师倒也耐着性子陪我一小节一小节地练了一阵，可是那就像颜柳大楷都还没能临出象样的几笔就直奔狂草，我很快意识到自己不知天高地厚，还没爬到第一段solo，便赧颜放弃了。
1991年某个傍晚，椰林大道初睹一场地下乐团的露天演出，彻底终结了我的玩团梦：那是一个叫“浊水溪公社”的学生乐团。他们恶搞蔡琴的《恰似你的温柔》，把副歌节奏加快八倍，活生生唱成了一首朋克。此外，他们还唱了一首旋律极为动听的创作曲：
树上开着杜鹃 / 白云飘过窗前 / 可是我只能躺在床上打手枪
天空下着小雨 / 麻雀唱着歌曲 / 我只能打手枪一个人在夜里
老师说要用功读书 / 校长说要复兴民族 /可是我只能躲在角落里打手枪
这首歌用的是任何中学吉他社员都会弹的“无敌四和弦”，他们技术破烂、走音掉拍，然而看他们表演，一股爽劲源源不绝，沛然莫之能御。才听一分钟我就知道自己一辈子也玩不出这样的音乐，再怎么嫉妒也必须承认：“浊水溪公社”的音乐，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迫切需要的。跟他们挟沙带泥、生猛无匹的音乐相比，我那可怜的玩团梦显得多么造作、多么苍白！
“浊团”后来果然成为台湾摇滚史的传奇，启发后辈无数。我的玩团梦，则在二十岁那年便结束了。直到现在，我仍然是一个“卧室吉他手”，只有妻偶尔作我的听众──我每一弹琴，她总是毫无例外，沉沉睡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