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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探讨了魏晋画论中鉴戒说的形成、完善及其在达到高峰后，又经历的从离异到转化的过程。文章指出，曹植的《画赞序》是第一篇直接论述绘画的著作，而将“教化”、“鉴戒”作用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看法，既较王充所见进步，且也体现出了“重情”的时代特点；何晏《景福殿赋》所言是“椒房之列”的画，题材虽狭，“存乎鉴戒”的功能则一；陆机认为绘画可比《雅》、《颂》，是重在“颂”而非“讽”，且“宣物奖大于言，存形莫善于画”，已超越功能论，上升到诗、画比较的美学层次；三、王羲之继而重视表现个性和艺术美，都对鉴戒说有所突破、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