蜿蜒的广西左江及其支流明江如玉带般串联起沿江两岸的高崖及遗留在峭壁上的赭红色岩画，与崖前台地一起构成了神秘、宏伟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赭红色的岩画在青山绿水间遗传千年，至今依然呈现出强烈的震撼效果和艺术魅力。这部“无字天书”创作于何时？是谁在悬崖上创作了它们？岩画究竟传达了什么信息？其功能又是什么……百象纷呈，困惑了古今数千年。
　　“无字天书”
　　岩画是一类特殊的古代遗迹，是指古代人类以敲凿、磨制、刻划或涂绘的方法在自然岩石、崖壁表面或岩洞内壁上绘制的图像和符号，早期也曾被称为崖画、崖雕、崖壁画、石头画、崖刻。“岩画”这一名词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对英文“Rock Art”约定俗成的意译，后来逐渐成为专有名词。

　　英文中“Rock Art”指广义的岩石艺术，在岩画类世界遗产分类体系中，岩石艺术由二维平面图像类视觉艺术的“岩画”与三维立体雕塑类视觉艺术的“岩雕”构成，其共同特点都以岩石作为基本材料。然而“岩画”本身的制作又有凿刻手法和涂绘手法，前者通常被称作“岩刻画”或“岩刻”;后者则被称作“岩彩绘”或“岩绘”。 涂绘类岩画的颜料一般用天然矿石和其他有机物质混合而成，有白、黑、黄、橙等不同颜色，但最常见的还是红色，由赤铁矿石或动物血液掺和其他材料制成。花山岩画就是这种红色涂绘类岩画。
　　大多数岩画创作于文字产生之前，作为远古时期的图像、神秘的未知符号，由于创作年代不祥，创作者不知，创作动机不明，有学者认为它们是早期不成熟的文字。从某种程度上讲，岩画也是一种未解之谜。美国学者肯尼迪·L.费德在其著作中将欧洲旧石器时代洞穴岩画和玛雅印第安文明的兴衰、欧洲巨石文化遗址并列为人类历史的三大未解之谜。
　　正是因为岩画的种种不可知，今人只能尝试通过残存的图像遗迹了解人类遥远的过去，探索岩画创作者的精神世界。
　　花山岩画在哪里
　　花山岩画在当地的壮族语言里被称为“岜崃”，意为布满斑纹图案的山崖，也就是有画的山崖——“画山”，因“画”与“花”音近，后“画山”讹为“花山”。
　　人们通常所称的“花山”岩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花山岩画是指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左江流域的岩画群，狭义的则是指分布于广西宁明县明江东岸的花山岩画。
　　左江流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其西面为云贵高原的余脉，北面为西大明山，行成天然屏障，南面为十万大山，整个地区呈西北高东南低之势，其东部与邕江流域连为一体，构成南宁盆地。该地属亚热带岩溶地区，喀斯特地貌发育，地质地貌复杂，江河密布，溪水横流，土地肥沃。
　　前不久刚刚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南部崇左市宁明县、龙州县、江州区及扶绥县境内，由岩画密集分布、最具代表性的3个文化景观区域组成，包括38个岩画点，岩画所在的山体和对面的台地，以及约105千米左江、明江河段，面积总计6621.6公顷。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宁明县耀达村明江河畔的花山岩画。在临江巨大的崖壁上绘制着巨大的画幅，画幅长约221米、高约40米，密布着数量众多、形象鲜明、排列有序的赭红色图像，目前尚可辨认的有1951个，是世界上迄今发现的画面最大、图像数量最多的涂绘类岩画。

　　这里的岩画位于临河的高大峭壁之上，呈带状分布，其对面往往有一块面积稍大的平坦沙地。岩画画面分布较为集中，主题统一，规模宏大，与周边山水完美结合，体现出一种宏伟的气势。在方向的选择上，画面大部分朝南或基本朝南，一部分朝向东和西，朝北的很少，朝向正北的目前还没有发现;作画的崖壁大多宽大平整、基本垂直于地面或上部外凸下部内凹，倾斜面见天的崖壁上未见有画。
　　此外，绘有岩画的石壁大多为灰黄色或灰白色，与赭红色画像形成较为强烈的反差，衬得红色岩画格外醒目、鲜艳，其他颜色的石壁上则很少有画甚至完全无画。
　　花山岩画是如何被发现的？
　　由于左江流域地处我国南部边陲，又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偏远山区，历史上一直被中原人视为蛮荒之地。因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天气极为湿热，这里曾是令人闻之色变的“瘴疠”之地，直到唐代仍被中原人视为畏途，是犯官流放之地。自秦始皇统一岭南、设置郡县以后，广西虽然一直处于历代中央王朝统治之下，但各朝代对其一直采取“羁縻”政策，由地方头领“以其故俗治”，中央王朝政府并不直接进行统治。由于中原人进入左江流域的时间较晚，历代史籍对当地的记载既少也较晚。
　　直到宋代，左江流域的崖壁画才渐为世人所知，并记录入籍。宋代李石《续博物志》卷八云：“二广深黯石壁上有鬼影，如澹墨画。船人行，以为其祖考，祭之不敢慢。”这里所说的“二广深黯”可能就是指今广西左江。
　　明代有位名叫张穆的文人，将太平府（今崇左县）芹江沿岸的崖壁画载入其所著的《异闻录》一书中。清人汪森转引张穆的《异闻录》说：“广西太平府，有高崖数里，现兵马持刀杖，或有无首者，舟人戒无指，有言之者，则患病。”由此可见，人们将这些岩画神秘化和神圣化了，也给左江岩画增添了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 　　清代光绪年间编纂的《宁明州志》中记云：“花山距（州）城五十里，峭壁中有生成赤色人形，皆裸体，或大或小，或持干戈，或骑马。未乱之先，色明亮;乱过之后，色稍黯淡。又按沿江一路两岸，崖壁如此类者多有。”
　　新中国成立后，有关部门和各学科专家曾多次对左江流域的岩画进行过科学考察，人们在左江两岸新发现了多处画址，搜集了不少新材料，访问、记录了许多有关左江岩画的民间传说，还组织专门人员临摹了各画址中具有代表性的图像，充分调查记录了左江花山岩画的保存现状，并对其周边的考古遗址等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
　　花山岩画都画了些什么？
　　左江花山岩画画面内容丰富，是当时社会文化的重要缩影，真实记录了古代先民的社会生活和思想观念。
　　从具体图像上来讲，画面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人物、器物和动物等三大类。
　　人物图像是左江岩画中数量最多的一类，占全部图像的80%以上。每处岩画均以人物图像为主，其形态主要有正身和侧身两种。正身人像的性别特征并不明显，大部分有头饰，且形式多样;侧身人像面向左或向右，手脚向同一侧伸展。其中一部分有头饰，但不如正身人像复杂。部分人像可以看出性别，但大部分图像性别特征并不明显。
　　与人物图像伴生、能够辨明器物种类的图像，主要有剑、环首刀、钟等。刀剑多斜佩于正身人像腰间，个别的则拿在手上。钟大多成组悬挂于架上，个别独放。钟架置于正身人或侧身人像的行列中。
　　动物图像可分为兽类和飞禽两大类。兽类图像数量较多，均为侧身，大部分位于形体高大的正身人像脚下，个别位于正身人像旁侧或头顶上。其姿态基本作奔跑状和站立状，有的写实性较浓，有的则简化、图案化。大多数兽类身无饰线，一些有毛刺状饰线。兽头向左或向右，如上方正身人像腰佩刀剑，则兽头与刀剑首同在一侧。对于这些形象所代表的动物，大部分当为狗，可能还有别的动物，至于具体是何种动物，因其形态特征不甚明显，尚难以确定。飞禽类图像数量很少，且多已模糊不清或残缺不全，故而很难辨认。
　　圆形符号数量较多，仅次于人物图像，而且形式多样。除了少数属于日、月、星辰等天体图形外，大部分应当为铜鼓。在左江岩画绘制时期，铜鼓已经产生，其在我国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将这些图像释为铜鼓当无疑义。
　　除了以上内容，在左江岩画中，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图像，它们为学者分析岩画的制作技法提供了线索。
　　那么，人们为什么要在崖壁上绘制这些图案呢？

　　有学者认为，不少岩画画面为众多侧身人围绕着一个形象高大的正身人，正身人像下方有犬类图像，高度格式化的人物动作形态和画面格局表明，岩画内容当与祭祀和崇拜有关。
　　还有学者从图像中有环首刀这种兵器和铜鼓作为战鼓来推断，画面可能反映的是战争前祈求胜利的场面。
　　另有学者根据岩画普遍绘制在江水转弯处这种特殊位置，认为岩画可能是作为路标或者用以标示势力范围。
　　当地民俗文化研究者认为，花山岩画反映的是稻作生产和人们为生产而举行的宗教祭祀仪式场面。人们通过举行各种祭祀仪式，表达对太阳、月亮、铜鼓、田地、青蛙、生殖、鬼神等的崇拜，以祈求稻作丰收和种族繁衍。
　　有学者表示：“左江流域的天空、山川、河流三者组成的空间是一个复制的小宇宙，它是骆越先民朴素的世界三分模式宇宙的展现。载有岩画的山体是宇宙的中心，是一个三界的交合处，也是三界最易沟通的地方。这一地区既可以给人们带来‘生’的希望，也可以轻易把人们带向‘地狱之门’。这种能够给人们带来生死的强大能量来自于另一个世界——神界，描绘在山体上的岩画则是先民期望在圣地与神灵沟通获得神力的表现方式。骆越先民渴望与神界保持联系，并因此而获得生命永生、生产繁衍的力量。”
　　花山岩画绘于什么年代？
　　据碳十四年代测定结果及画面内容与当地考古出土遗物装饰形象等的比对，人们推测左江花山岩画的绘制年代大致从战国早期一直延续到东汉时期（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2世纪），前后经历了700多年。
　　除了分析绝对年代，考古学家还分析出了岩画的相对年代。在花山岩画中，正身人像是画面中的主体图像，尽管姿态千篇一律，但其具体形态还是有若干变化和差异。考古学家据此最终推测花山岩画由四个发展阶段构成，各阶段的人像图案有很明显的差别：
　　第一期相当于战国早中期，是开创期，有较浓厚的写实意味，图像种类不多。正身人像圆头细颈，身体有两种形态：一种呈粗柱形，胸与腰同宽;一种为宽胸细腰，似倒三角形。
　　第二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鼎盛期，是岩画地点、图像种类和数量最多的阶段，但图像的写实意味已变淡，开始具备图案化的某些特征。其正身人像头颈不分，连成一个粗短或粗长的长方形，身体同样有两种形态。
　　第三期为西汉中晚期，仍然处于鼎盛阶段，因而保持了第二期的诸多特点，但岩画地点、图像种类及数量已有所减少，似乎开始从发展巅峰下滑，而且图像更为图案化。正身人像头颈不分，连成一个长方形，身体细长，上下同宽较少，多为宽胸、细弧腰、侈胯，整体构图严谨工整。
　　第四期为东汉时期，已趋衰落，故而岩画地点、图像种类及数量大为缩减，图形高度简化和图案化，完全丧失了第一时期的写实意味，而且前三期图像所表现的浓烈、庄重的气氛也大为减退。正身人像高度简化，身体各部均以同样纤细的线条绘制而成。
　　花山岩画是谁画的？
　　近半个世纪的民族史研究成果让学者们对花山岩画的制作族属有相对统一的看法。左江流域与其北的右江流域以及东部的南宁盆地，自古以来是壮民族的聚集区域，壮族认为是他们的祖先骆越人创作了岩画，岩画所表现的也是早期壮族的历史画面。 　　考古材料显示，自距今11万年起，左江流域已经有了古人类化石和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新石器时代以后，人类活动的遗址进一步增多，遗址堆积内涵丰富。然而先秦时期的历史文献中鲜有关于这一区域民族的记载，直到汉代，典籍中才出现关于“骆越”人的只言片语。东汉以后“骆越”族称消失，却在历史史籍中相继出现乌浒、俚、僚、僮、侗等族称，而这皆应为“骆越”之后裔。“僮”的称谓出现在宋代以降。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僮”这一称谓被改成“壮族”（谐“壮大”之义）。
　　壮族的图腾崇拜是蛙。蛙的生命力顽强、繁殖能力旺盛，人们通过举行崇拜仪式，期望获得青蛙的灵性，拥有如青蛙一样的繁殖能力，让部族繁衍兴旺。先民们在崇拜青蛙旺盛的繁殖能力的基础上，观察到降雨时群蛙随之鸣叫，认为青蛙与降雨有着神秘的关系，祭蛙可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壮族蚂 [蚂] [别]节活动过程时，人们会敲击铜鼓、跳拟蛙舞以敬雷神，拟蛙舞者双手上举，双脚呈半蹲姿势，不停跳跃，不断变换队形和舞姿，模拟青蛙在田间跳跃嬉戏、捉虫等姿态。无论是节日的性质、祭拜对象和祭拜目的，还是舞蹈队形、舞姿及伴奏的铜鼓，与花山岩画上的舞人图像及其组合十分相似。
　　研究人员还发现，花山岩画上的人物和动物图像均呈剪影式，未作细部描写。绘画者之所以有意识地选择这种方法绘画，其中包含着神秘的寓意。对于人的影子，原始人并不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光学现象，而是把影子跟人的灵魂联系起来。直到现在，壮族人对于影子的神秘观念或禁忌习俗依然存在：忌讳被人踩踏自己的影子，吃饭时忌讳被别人的影子罩在自己的饭碗里，否则吃后会患病。这些民族志材料一方面说明壮族人对影子的认识，另一方面间接印证了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的创作。
　　此外，当地至今仍有一些关于花山岩画的传说流行。

　　据说一位智勇双全的青年，因不甘忍受剥削和压迫，决心筹集兵马起事造反，打击地方贪官酷吏，推翻朝廷统治，因势单力薄而被打败;后来得到神仙指点帮助，暗中剪纸为兵马，秘藏于瓦缸内，或养蓄于竹节里，等待百日后，纸兵纸马就会变成千千万万能征善战的真兵真马;不料其所为不为母亲所理解，她埋怨儿子整日居家孤守空缸而不事农活。到了第99天，其母趁儿子外出之时，私入密室揭开储藏纸兵纸马的缸盖（或蓄匿纸兵纸马的竹节被人误砍），使还差一天就成形的纸兵纸马受惊后纷纷飞出，撞贴在江边崖壁上，一个个撞得血肉模糊，染成了血红的兵马，永久地贴在崖壁上。小伙子因无兵马相助，被官兵追杀而亡。
　　还有一个传说称，岩画是某两个交战村落中，死者的血和亡魂贴在崖壁上、并显现出其形影所致。
　　事实上，绝大多数花山岩画的传说都涉及神仙，那些纸上画出的人马就来自神授。今天，人们更倾向从科学、历史、艺术的角度对岩画进行解读。然而，千百年来，花山岩画的民间传说具有更深入人心的传播效果。花山被称为神仙山，花山岩画出自神仙的画笔，花山岩画具有帮助原住民反抗压迫的神异功能。这些有关神迹、神授、神灵的民间传说更容易得到原住民的心理认同，它们通过口耳世代相传，形成了广西壮族重要的神秘文化心理积淀。
　　花山岩画是怎么画上去的？
　　沿明江和左江两岸的岩画均绘于江岸峭壁上，岩画下方即湍急的河水，各个岩画点最上部的图像距离水面100米以上。这种独特选址使得作画者接近崖壁十分困难，在其上作画也就显得异常艰险。
　　根据相关遗迹和周边地形地势的分析，学者们推测古代先民采用了至少四种方式进行岩画的绘制，即自下而上攀援法、直接搭架法、自上而下悬吊法、高水位浮船法。人们可根据各个不同地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其中最为常用的可能是自下而上攀援法和直接搭架法。
　　左江流域多洪水，夏季洪水暴发时，河水水位比正常水位高出十多米，人们可以坐船来到悬崖之下到达作画位置，此为浮船法;沿江岩画点中，一些画壁下方或左右两边有因地质原因形成的层理裂隙或台坎，下方台地长有高大的竹子和树木，为作画者提供了可以上攀至作画位置的条件，从而产生了自下而上攀援法;有些岩画点位于垂直的峭壁之上，作画者可依靠藤条、绳索从崖壁顶部悬吊至作画位置;有些岩画位置较高，且岩画上方岩石前凸，形成一个较大的负倾角岩厦，崖壁光滑，以上几种方法都难以到达，而骆越人习居干栏式建筑，擅长结栅构架，左江一带又多竹木，在崖下搭设十数米或数十米的竹木架供作画之用，并非难事，此即为直接搭架法。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花山左上方崖洞内采集到一截木桩，经北京大学考古系进行测定，距今大约2600～2760年，木桩可能为当年作画者上下岩洞系绳所用。
　　为了保护花山岩画，当地曾搭建脚手架对岩画进行保护性修复，在此期间，研究人员得以近距离观察岩画图像的一些细节。根据图像笔痕都具有“横宽竖细”这一规律性特点，研究人员推断它们是用扁状画笔笔头横竖配合绘制而成。其绘制技法有一种叫以点定位法，即先点点，再涂色。研究人员据此判断岩画可能是多人流水线式作画。
　　虽经历了2000余年的风吹日晒，左江花山岩画仍然保持了十分鲜艳的色彩，具有突出的视觉冲击力，这都得益于其独特的作画颜料。
　　研究者采用科技手段对花山岩画的颜料进行分析，发现其为矿物颜料，主要组成是赤铁矿、方解石、高岭土和石英，颜料黏合剂采用的是新鲜的植物树液。经过漫长的变化，树液中的松柏醇转变成为木质素，由于木质素不溶于水，使得岩画能够历经风雨保存至今。
　　花山岩画为何会衰亡？
　　700年间，花山岩画经历了初创、发展、繁荣、衰落，东汉以后最终消亡。其消亡的具体原因，由于年代久远，加上缺乏文字记载，我们已无从知晓。
　　有观点认为，在骆越内部各部族的征战中或是在抵抗外族入侵的征战中，创作岩画的部族最终战败，消失于历史长河中。花山岩画见证了他们曾经的辉煌，他们也曾通过岩画祈求战争胜利。
　　另一种观点认为，岩画的衰亡与骆越族社会发展及人们的宗教观念改变有关。东汉时期，随着部族社会的发展和汉文化的传入及对骆越文化的影响日益强大，当地社会组织结构可能发生了变化，由氏族制度、集体劳动和共同消费转变为单门独户的小家庭生产方式，原有的宗教信仰体系已无法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人们也就渐渐不在崖壁作画了。
　　无论哪种原因，有一点毋庸置疑，左江花山岩画是特别的，这种独特的语言符号、独特的民族历史文化表征方式，使得它在中国乃至世界岩画中都是独树一帜、难能可贵的人文景观，因而实现了我国岩画类世界遗产零的突破。
　　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上，左江花山岩画中古朴的“蹲式人形”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代表符号之一出现在第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上，向世人展示了左江花山岩画的独特魅力。
　　【责任编辑】赵 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