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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敦煌曲子词表现出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凸显出强烈的主体意识。以自我身份向人们吐露心迹，关注自己普通常态生活，体现了主体意识的介入；具有抒情性，兼纳纪实叙事性要素，二者相互补充、印证，加强了主体情感指向；多言政治怀抱，具有理性批判意识。
关键词：敦煌曲子词；主体意识；言志
作者简介：游洁洁（1994-），女，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贺昱（1972-），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1
敦煌曲子词历大多缘情而发、感时而作，创作主体不仅介入作品表达痛苦与喜悦，也以感事纪实的方式密切纪录现实生活，以抒发自己的志向怀抱，体现出一定的主体意识。
一、自我与现实
词的主体意识，主要呈现为词作内容与创作主体的关联，具体来说就是词作表现的情感意绪与词人的身份角色、气质个性、心理情感的关联。敦煌词以自我身份吐露心迹，表现出与多“男子作闺音”的花间词迥然不同的主体本色。
敦煌词描写了各类市民生活，表达了不同行业人的心声。《长相思》（三首）逼真地塑造了唐代来自各个阶层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有钱的商人情感冷漠、贪得无厌，只顾自己在外寻欢作乐，不顾家庭；潦倒的人却生活不能自持、贫病交加，在强烈的对比中塑造出真实的社会阶层中典型形象，还有大量诉说牧民、工匠、建筑工、游子等心声的作品。敦煌词如此多样的表现平凡市民的生活，使得市民文化在我国首次以歌曲的形式得以充分反映。其中，战争题材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由于当时大唐国盛力强，全国上下洋溢着尚武威猛的精神。这类词多角度地反映出盛唐到北宋初年唐王朝与西北边地的民族关系，反映了中原和边塞人民渴望和平统一，少数民族接受汉化向中原文明、文人武士不甘平庸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花间词多采用女性代言方式表达相思怨别主题，但其女性的处境、命运和心理状态其实是虚拟了的、规范了的女性的爱情失落之情，创作主体只对代言对象的处境和心境作理解性的揣摩，言在此而意在此，与主体没有关联，因而词人的主体意识相当淡薄。不同于花间词，敦煌词抒情形象纷繁、身份各异，选择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由他们的活动共同构建起敦煌词市民性的内涵，更突出抒情主人公“自我”的表达。
二、感事与纪实
如果说“感事”指受外界事物的触动， 因事而感，表现出词的抒情本色，那么“纪实”不仅指纪述具体事件，也指纪录由具体事件而引发的感情。在敦煌词中，“纪实性”基于其“感事性”而言，亦即在作品具有抒情性的同时还要兼纳叙事性要素，二者相互补充、印证， 以加强词中主体情感指向的确定性。
敦煌词往往出于本性而作，“缘情而发，随物赋形”，以直抒胸臆为主要特色，体现出真而显的抒情特征。词中大量运用直接抒情性的语言，尽性而为多直接展示内心世界，放纵感情，没有有意识的选择和加工，并且十分贴近生活，因而流露出来的情感十分真实而纯朴。如“今世共你如鱼水，是前世因缘”（《送征衣》），基本都是浅显易懂的唐人口语白话文；再如《洞仙歌》（悲雁随阳），在“滴”、“流”等动作特写中描写泪珠串滴在枕上的情态，表现人的悲痛，使得情感表现充分感人。在强烈的抒情性背后，叙事性的要素也在敦煌词中显露出来。如表现少女之真挚之爱的发愿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词中不仅表达少女个人的情感抱负，更像是对妻子或情人语言的记录，词中所写枕前的山盟海誓，而这种种誓言中既有叙述情人间约会之事，又有着对时间的展望。最后，“休即未能休”指向发誓少女的自我表白，将抒情叙事紧密结合，充分表现了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
由于主体意识的缺席，花间词无论是在主体形象、主体情感、还是表达方式上，都体现出明显的趋同性，使花间词类型化的痕迹明显。而敦煌词不仅将自我身影和自我情感融入其中，而且以感事和纪实的方式反映真实生活中各色人物的人性人情，因而避免了花间词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缺点，进而使得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突出。
三、言志与批判
唐代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使得民众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使得敦煌词呈现出言志倾向和内在的批判精神，彰显出一定得主体意识。
敦煌词往往风骨寄兴，多言政治怀抱，体现出重视社会的政治的言志倾向。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以咏三尺龙泉宝剑来如抒发对国家无限的忠诚；《生查子》（一树涧生送）通过吟咏松树的高洁与忠贞来表达拥戴大唐的意志。敦煌词中的爱情幽怨也贯穿忠贞、报国等高尚情操，如《拲春怨》（柳条垂处也）表现了思妇对胜利的美好前景的向往。即便是仕途不顺的儒士，他们大多身在江湖心犹未死，洋溢着高昂的壮志和自信，表现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主体意识使他们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自觉地将人生之志融入到词中。同时，敦煌词中显露出理性批判与大胆怀疑的创新精神。《浣溪沙》（倦却诗书）以表达下层知识分子对时世的怨愤不满和对封建社会压制知識分子的反抗，直率地倾吐了封建文人不敢喊出的心声；《女人百岁篇》中少女反对媒妁婚姻，要求婚姻自主；《渔歌子》（洞房深），词中弃妇勇敢冲破世俗和礼教网罗，表现出对自由生活和热烈人性的追求。可见，词中所描写是妇女非常实际而痛苦的恋与怨，直接导致了其与文人词中青楼歌伎的逢迎作态、大家闺秀的慵懒闲情迥然不同的风格。
敦煌曲子词忘我地表现自身困境，引发人对自我生存的思考，其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推崇和高扬，而其积极进取、理性批判等主体性文化品质早已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力量，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2]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
关键词：敦煌曲子词；主体意识；言志
作者简介：游洁洁（1994-），女，江南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生，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贺昱（1972-），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2--01
敦煌曲子词历大多缘情而发、感时而作，创作主体不仅介入作品表达痛苦与喜悦，也以感事纪实的方式密切纪录现实生活，以抒发自己的志向怀抱，体现出一定的主体意识。
一、自我与现实
词的主体意识，主要呈现为词作内容与创作主体的关联，具体来说就是词作表现的情感意绪与词人的身份角色、气质个性、心理情感的关联。敦煌词以自我身份吐露心迹，表现出与多“男子作闺音”的花间词迥然不同的主体本色。
敦煌词描写了各类市民生活，表达了不同行业人的心声。《长相思》（三首）逼真地塑造了唐代来自各个阶层截然不同的人物形象：有钱的商人情感冷漠、贪得无厌，只顾自己在外寻欢作乐，不顾家庭；潦倒的人却生活不能自持、贫病交加，在强烈的对比中塑造出真实的社会阶层中典型形象，还有大量诉说牧民、工匠、建筑工、游子等心声的作品。敦煌词如此多样的表现平凡市民的生活，使得市民文化在我国首次以歌曲的形式得以充分反映。其中，战争题材尤其引人注目。这是由于当时大唐国盛力强，全国上下洋溢着尚武威猛的精神。这类词多角度地反映出盛唐到北宋初年唐王朝与西北边地的民族关系，反映了中原和边塞人民渴望和平统一，少数民族接受汉化向中原文明、文人武士不甘平庸渴望建功立业的时代精神。
花间词多采用女性代言方式表达相思怨别主题，但其女性的处境、命运和心理状态其实是虚拟了的、规范了的女性的爱情失落之情，创作主体只对代言对象的处境和心境作理解性的揣摩，言在此而意在此，与主体没有关联，因而词人的主体意识相当淡薄。不同于花间词，敦煌词抒情形象纷繁、身份各异，选择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题材，由他们的活动共同构建起敦煌词市民性的内涵，更突出抒情主人公“自我”的表达。
二、感事与纪实
如果说“感事”指受外界事物的触动， 因事而感，表现出词的抒情本色，那么“纪实”不仅指纪述具体事件，也指纪录由具体事件而引发的感情。在敦煌词中，“纪实性”基于其“感事性”而言，亦即在作品具有抒情性的同时还要兼纳叙事性要素，二者相互补充、印证， 以加强词中主体情感指向的确定性。
敦煌词往往出于本性而作，“缘情而发，随物赋形”，以直抒胸臆为主要特色，体现出真而显的抒情特征。词中大量运用直接抒情性的语言，尽性而为多直接展示内心世界，放纵感情，没有有意识的选择和加工，并且十分贴近生活，因而流露出来的情感十分真实而纯朴。如“今世共你如鱼水，是前世因缘”（《送征衣》），基本都是浅显易懂的唐人口语白话文；再如《洞仙歌》（悲雁随阳），在“滴”、“流”等动作特写中描写泪珠串滴在枕上的情态，表现人的悲痛，使得情感表现充分感人。在强烈的抒情性背后，叙事性的要素也在敦煌词中显露出来。如表现少女之真挚之爱的发愿词《菩萨蛮》（枕前发尽千般愿），词中不仅表达少女个人的情感抱负，更像是对妻子或情人语言的记录，词中所写枕前的山盟海誓，而这种种誓言中既有叙述情人间约会之事，又有着对时间的展望。最后，“休即未能休”指向发誓少女的自我表白，将抒情叙事紧密结合，充分表现了创作主体的心灵世界。
由于主体意识的缺席，花间词无论是在主体形象、主体情感、还是表达方式上，都体现出明显的趋同性，使花间词类型化的痕迹明显。而敦煌词不仅将自我身影和自我情感融入其中，而且以感事和纪实的方式反映真实生活中各色人物的人性人情，因而避免了花间词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的缺点，进而使得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更加突出。
三、言志与批判
唐代大一统的文化格局使得民众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使得敦煌词呈现出言志倾向和内在的批判精神，彰显出一定得主体意识。
敦煌词往往风骨寄兴，多言政治怀抱，体现出重视社会的政治的言志倾向。如《生查子》（三尺龙泉剑）以咏三尺龙泉宝剑来如抒发对国家无限的忠诚；《生查子》（一树涧生送）通过吟咏松树的高洁与忠贞来表达拥戴大唐的意志。敦煌词中的爱情幽怨也贯穿忠贞、报国等高尚情操，如《拲春怨》（柳条垂处也）表现了思妇对胜利的美好前景的向往。即便是仕途不顺的儒士，他们大多身在江湖心犹未死，洋溢着高昂的壮志和自信，表现出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肯定，这种主体意识使他们具有极强的责任感和担当意识，自觉地将人生之志融入到词中。同时，敦煌词中显露出理性批判与大胆怀疑的创新精神。《浣溪沙》（倦却诗书）以表达下层知识分子对时世的怨愤不满和对封建社会压制知識分子的反抗，直率地倾吐了封建文人不敢喊出的心声；《女人百岁篇》中少女反对媒妁婚姻，要求婚姻自主；《渔歌子》（洞房深），词中弃妇勇敢冲破世俗和礼教网罗，表现出对自由生活和热烈人性的追求。可见，词中所描写是妇女非常实际而痛苦的恋与怨，直接导致了其与文人词中青楼歌伎的逢迎作态、大家闺秀的慵懒闲情迥然不同的风格。
敦煌曲子词忘我地表现自身困境，引发人对自我生存的思考，其精神的出发点和归宿都是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推崇和高扬，而其积极进取、理性批判等主体性文化品质早已化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和力量，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
[2]周泳先.唐宋金元词钩沉[M].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