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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笔者通过对孔子社会规范思想的梳理和分析，发现仁是其规范思想的基础和落脚点，礼则是实质性的规范形式，刑罚是孔子社会规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乐则是辅礼达仁的重要工具。其中有些思想在社会转型的今天仍有学习和传承的意义。
关键词：孔子；社会规范思想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94-03
社会是有人与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与实现必得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要和谐相处，要能在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中实现自由人的价值我们就必须使用一些规范来束缚我们自由的冲动，将我们的自由限在一定的边缘线内。规范与约束是自由的产物也是自由的应有之意。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社会控制思想一直都是这条边缘线的主线和基础。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问题尤为突出，虽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也在飞速前进，但是，不是任何事情都只靠一部或几部法律就可以解决的，它还需要其他社会规范、需要其他社会控制来配合。我们要继续发展，似乎也无法丢掉我们这厚重的传统，没有根的树是不能生长的。因此，在我国法制不断健全、法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刻，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我们确仍稍显力不足，在此种情况下，在我们祖国的传统思想上吸取精华将古为今用，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努力。
一、孔子的思想
首先，孔子的社会规范思想是其社会思想的一部分，要了解它，我们就得先简要了解孔子的思想。
关于孔子的思想及其思想的评价等研究孔子思想的专家学者也都众说纷纭，不一而终（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另写一本书都难以说清。有说孔子思想是封建礼制的说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绳索，是封建统治者的喉舌、帮凶，我们要坚决反对、抛弃，所以引发了“批孔”运动（或者叫思潮）；而有的学者又将孔子的思想奉为至上，认为是我们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华，且是与时代“损益”的，不可否定不可动摇，是要坚决坚持的。而现在，在“寻根思潮”的倡导下，笔者认为，不管孔子的思想是否有其历史局限性，是否真是迂腐真是帮凶，我们总不能否定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更不能否认它在我国思想传统中的地位，毕竟，我们的祖先有意无意的在治世中应用它，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有如此功用，在这其中有歪曲之意，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它的这一过程是我们历史的造成的，并非是孔子的本意。），我们是重传统的民族，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都不能因为癖好而将之抛弃或尊之贡之不容别人说半句，这是不符合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原理的。所以，对于孔子的思想，我们要秉持一种辩证的思想来对待，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今天的现实服务。
那么，什么是孔子的思想呢？或者说孔子的思想是什么呢？这似乎也无定论，别人的看法就不再次赘述了。笔者在这里引借申海平的观点，他认为“孔子所处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生活在春秋末期，适值“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社会失范，各种社会越轨行为比比皆是，子杀父、臣轼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诸侯争霸、攻伐不休，作为天下之主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之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试图以仁、礼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正名”和教育实践两种社会控制方法，达到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控制目标。”[1]这是很中肯的，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关于社会治理与控制及教育和做人准则的理论（理想）。他的治理理论核心是“仁政”，而礼和法是（主要是礼）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德与孝则是他治理理想中的关键，教育则是完成这一手段所必不可少的。下面笔者就对孔子的社会规范思想做一个简要探析。
二、孔子的社会规范思想
（一）仁
而关于“仁”，孔子也没有明确的定义，纵观他与其学徒的对话，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2]，仁因人而异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就不同人而言，仁可以是“忠、孝、信、恭、宽、敏、惠、智、勇、敬、诚、好礼、爱人、中庸、博学”等。由此我们可知，他所谓的“仁”的本质即是“爱人”[3]，要求即“克己复礼”，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礼是仁的表现，仁则是礼的基础，没有仁，则人将“不仁”，没有礼则仁也无从落实。而礼则是他调整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属社会规范的范畴。在这里，我不打算系统而全面的介绍他了思想（虽然这显然也很重要，但为避免我不务正业之嫌，我还是不这样做为好），但你也会发现，在我这里，孔子的思想也是一个完美的体系的。
在孔子那里，仁的内涵是极其广泛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仁”里含有“泛爱”的含义，是要爱己而达爱人的。这是他的新的关于人的观念，即他将人当人看（这里的人包括奴隶），不像统治阶级那样将奴隶不当人看。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水火是人们所必须的，但人们需要仁，比需要水火还更迫切。[4]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具有进步意义。第二，孔子的“爱人”思想，是以“正名”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为其等级的。因为，孔子认为，只有爱自己的家人了才会爱人，且不以“正名”为等级秩序，“爱人”是不会达到的。“爱人”必须是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必须先亲爱自己的亲人，尤其父兄，最强调的是孝悌。孔子的“爱人”对不同等级的人，爱的具体要求不同。其的根本出发点是“尊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各有各的职责义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第三，孔子仁的思想关键是“德”与“孝”。他认为，“爱人”用于家庭关系中，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敬和爱护父兄即是孝的表现更是爱人的表现。不忠不孝就是罪大恶极，刑兹无赦。[5]这是其一，仁是孔子社会规范思想出发点，是它的复归点。可以说，规范，缘于仁，为了仁，复归仁。
（二）礼
礼是孔子用来贯彻其“仁”思想的系统的社会规范，礼是仁的具体执行，而仁是礼的基础，没有礼则仁就成为空洞的说教，而没有仁则礼也成了没有内容的形式。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运》），要人们一举一动都要遵守礼的规范，即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论语·八侑》）[6]可见他对礼的重视程度。
对礼学作历史探源，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礼写作“禮”，其字始见于卜辞。《说文解字·示部》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至于“豐”字的含义，《说文》认为：“豐，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而近代学者王国维则认为，豐字并非“从豆”，而是“象二玉在器之形”，“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故礼之本义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后来“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从之事通谓之禮。”［7］郭沫若先生认为：礼是后来的字，“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式。”[8]任继愈等先生认为，礼起源于原始的巫术礼仪，它是原始氏族向民族过渡中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文化积淀。礼与否，关系到上天和祖先的喜怒，关系到是否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关系到生者的幸福和氏族的兴衰。
从巫觋到祭祀到仪式，仪式的秩序，就象征了一种社会秩序，夏商周三代的仪式就一代一代地被儒者传了下来。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时代，他们更注重“礼”的意义，并且发展出来“名”的思想，为了推寻仪礼的价值本原，进而寻找“仁。”这个过程中，从“君权神授”发展到“以德配天”的“天子”再到理想的“君子”，人则从物达到了人的飞跃，至孔子时，人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这是社会进步的可喜之处。综上可知，礼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它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仁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和社会和谐有序。
从礼的内涵来看，它有一下几点：（1）它源于原始的祭祀风俗习惯及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出于改造人情的需要，故效法于天，是天地万物自然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2）它包括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整套典章制度和礼仪习俗，其基本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3）适用对象原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到孔子时代，它将礼送诸于百姓，使社会一般民众成为了礼乐的对象，礼普遍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小适用于个人（修己）、家族（冠礼、婚礼、丧服礼），大到社会伦理（乡饮酒礼、射礼）和政治伦理（燕礼、聘礼、朝觐礼）等，纵贯大小。（4）忠孝是“仁”最重要的表现和要求，丧葬之礼则又是礼中之基。
正因为礼具有以下的很多功能，使得它得以长存。（1）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安上治民，莫善于礼”。（2）“礼达而分定”（《礼运》），具有别异合同的功能。明确等级，维护社会秩序。（3）规范人们的言行，“有礼则安，无礼则危”。（4）抑恶扬善，节制人的自然性而焕发人的社会性，节人之情、达人之情、文人之情、防民之心。（5）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无别无异，禽兽之道也。”（《郊特牲》）。
达礼的要求是：（1）爱人：亲亲，尊尊。由己推人的爱，亲其所亲，尊其所尊，是达礼的最基本要求。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礼以“亲”与“和善”为其基础，亲是其情感基础，自然天成的，而和善则是社会秩序所必需的。（2）正名。孔子对于“名”持极为重视态度。“必也正名乎”这段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必也正名乎？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网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当人们越来越相信“名”对“实”的限制、规范和整顿作用时，就希望通过对“名“（概念）的再次清理和重新确认来达到对“事实”的清理和确认。（3）克己。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的行为模式就包含了取譬于己、推己及人的两种方式，也就是后儒们反复渲染的、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关于忠恕的含义，朱熹作了解释：“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要从自己不欲的方面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忠”是推己及人的的肯定方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自己想要立住，须使别人也能立住，自己希望显达，须使别人也能显达。“恕”是推己及人的的否定方式，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自己不需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忠道”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隐含了一个逻辑前提，即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善良的本性。（4）修德、教化。个人注重修养，国家注重教化，“有教无类”是达礼的基本保证。
“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的核心是“仁”。“礼”有两个方面：物质性的“礼”是以《周礼》为代表的先周礼制，精神性的“礼”则是用以约束自我欲望，保持社会安定的道德规范。这一实一虚的“礼”，对后代影响更大的无疑是后者。在每一时代，“立于礼”总是儒家知识分子立身之本。同时，这“礼”也可以成为指导各个社会阶层，各社会成员行事的规范。
（三）法（或者刑罚）
孔子认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9］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它产生的原因。孔子认为，贫穷是犯罪的社会原因之一，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0]这句话虽然存在着君子阶级的偏见，但他毕竟认识到了，贫穷是导致犯罪的原因，这个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其次，孔子认为，犯罪原因还有“上失其道.”“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日：’苟子不欲，虽赏之不窃’[11]。”[12]所以他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为了预防犯罪，对被统治者着重要加强道德教育，而对统治者来说，则要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孔子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要，他在回答子张间四种恶政是什么时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吝谓之有司。”[13]这其中，其实是以他的“爱人”思想为基础的，因为人“性相近，习相远”，是先天相对平等的，而应注重后天教化。人是可以被教化的。
在礼不行的情况下，惩罚是不可否定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在儒家看来，经过礼义道德教育和感化，人们可以遵循统治阶级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成为守法的顺民。而刑罚只能惩办犯罪行为于后，无法从根本上真正改变犯罪思想，亦不可能真正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在对刑罚的作用认识上，儒家更倾向于先礼后刑、以刑辅德的教育预防犯罪作用，反对滥施刑罚，反对不教而杀，主张慎刑、恤刑、以德去刑。为维持礼治，刑罚也成了必需。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礼乐制度不能兴起，刑罚就不适当；刑罚不适当，人民就惶惶不安，连手脚都无处安放。[14]由此可见，孔子是主张法治的，只是不主张严刑峻法。
孔子法治（按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多应归入刑法体系里）思想的要求：慎罚，罪疑为轻，重教化。“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吝谓之有司”。其目的是以“无讼”达“和”。孔子并不厌讼，只是希望社会没有诉讼，没有诉讼表明社会和谐没有纷乱，在那时，是一种奢望，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盛世，法律和诉讼也是不可缺少的。儒家“无讼”法律传统的主要实现途径是：首先，重视“礼”的作用，强调道德教化，将纷争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二，注重调解，和平地解决已经发生的纷争。
（四）乐
乐是人心触景、处情，与外物交感而形成的声音，与礼具有类似功能，礼在“别异”，而乐在“合同”，礼在治外，乐在治心。乐与礼有相似的功能，乐与礼是相互配合的。
总的来说，仁是孔子社会规范思想的核心基础，礼是其实质形式，法（或刑罚）是社会要规范稳定所必需的保障，而乐则是与礼相配的在于教化人为仁（人）的重要工具。有序，稳定、和谐是孔子社会规范思想之所求。在孔子的这些思想中，平等、博爱，以人为本；综合治理，预防为主；权力相互制衡，权力义务二者互为条件（正名即为了明确权利义务）；程序不可偏废（“礼”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一种合乎“仁”“义”的程序）等思想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发扬的，但我们仍要注意防止极端化，避免死板化、教条化，如后期《春秋》决狱中一些儒者将义、经或前人的话当作审判时的法条来死板遵守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注释：
［1］申海平.浅析孔子社会控制思想[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l（1）.
［2］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仁者爱人”，《论语·颜渊》
［4］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肖伯符.略论孔子关于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J].法学评论，1986.
［10］《论语·卫灵公》
［11］《论语·颜渊》
［12］肖伯符.略论孔子关于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J].法学评论，1986.
［13］肖伯符.略论孔子关于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J].法学评论，1986.
［14］陈业强.孔子的法治[J].广西教育学院报，2003.
关键词：孔子；社会规范思想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3-094-03
社会是有人与人的相互交往而形成的，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社会的人。每个人对自由的追求与实现必得以他人的自由为界限，要和谐相处，要能在一个稳定安全的环境中实现自由人的价值我们就必须使用一些规范来束缚我们自由的冲动，将我们的自由限在一定的边缘线内。规范与约束是自由的产物也是自由的应有之意。在我国的历史长河中，儒家社会控制思想一直都是这条边缘线的主线和基础。现在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各种社会问题尤为突出，虽我国的法治化进程也在飞速前进，但是，不是任何事情都只靠一部或几部法律就可以解决的，它还需要其他社会规范、需要其他社会控制来配合。我们要继续发展，似乎也无法丢掉我们这厚重的传统，没有根的树是不能生长的。因此，在我国法制不断健全、法治建设取得伟大成就的时刻，面对各种社会问题，我们确仍稍显力不足，在此种情况下，在我们祖国的传统思想上吸取精华将古为今用，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努力。
一、孔子的思想
首先，孔子的社会规范思想是其社会思想的一部分，要了解它，我们就得先简要了解孔子的思想。
关于孔子的思想及其思想的评价等研究孔子思想的专家学者也都众说纷纭，不一而终（对于这个问题似乎另写一本书都难以说清。有说孔子思想是封建礼制的说教，是维护封建统治的绳索，是封建统治者的喉舌、帮凶，我们要坚决反对、抛弃，所以引发了“批孔”运动（或者叫思潮）；而有的学者又将孔子的思想奉为至上，认为是我们传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精华，且是与时代“损益”的，不可否定不可动摇，是要坚决坚持的。而现在，在“寻根思潮”的倡导下，笔者认为，不管孔子的思想是否有其历史局限性，是否真是迂腐真是帮凶，我们总不能否定它是我们中国人的，更不能否认它在我国思想传统中的地位，毕竟，我们的祖先有意无意的在治世中应用它，将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它有如此功用，在这其中有歪曲之意，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它的这一过程是我们历史的造成的，并非是孔子的本意。），我们是重传统的民族，不管它是好是坏，我们都不能因为癖好而将之抛弃或尊之贡之不容别人说半句，这是不符合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证唯物原理的。所以，对于孔子的思想，我们要秉持一种辩证的思想来对待，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为今天的现实服务。
那么，什么是孔子的思想呢？或者说孔子的思想是什么呢？这似乎也无定论，别人的看法就不再次赘述了。笔者在这里引借申海平的观点，他认为“孔子所处时代是个动乱的时代，生活在春秋末期，适值“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社会失范，各种社会越轨行为比比皆是，子杀父、臣轼君、兄弟相残、权臣僭越、诸侯争霸、攻伐不休，作为天下之主的周天子已名存实亡，社会正处在剧烈的转型之际。面对这样的社会现实，孔子试图以仁、礼为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通过“正名”和教育实践两种社会控制方法，达到实现“天下有道”的社会控制目标。”[1]这是很中肯的，孔子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关于社会治理与控制及教育和做人准则的理论（理想）。他的治理理论核心是“仁政”，而礼和法是（主要是礼）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德与孝则是他治理理想中的关键，教育则是完成这一手段所必不可少的。下面笔者就对孔子的社会规范思想做一个简要探析。
二、孔子的社会规范思想
（一）仁
而关于“仁”，孔子也没有明确的定义，纵观他与其学徒的对话，例如“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子张问仁。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2]，仁因人而异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仁是最高尚的道德，最完美的人格。就不同人而言，仁可以是“忠、孝、信、恭、宽、敏、惠、智、勇、敬、诚、好礼、爱人、中庸、博学”等。由此我们可知，他所谓的“仁”的本质即是“爱人”[3]，要求即“克己复礼”，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礼是仁的表现，仁则是礼的基础，没有仁，则人将“不仁”，没有礼则仁也无从落实。而礼则是他调整社会行为的准则、规范，属社会规范的范畴。在这里，我不打算系统而全面的介绍他了思想（虽然这显然也很重要，但为避免我不务正业之嫌，我还是不这样做为好），但你也会发现，在我这里，孔子的思想也是一个完美的体系的。
在孔子那里，仁的内涵是极其广泛的。第一，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仁”里含有“泛爱”的含义，是要爱己而达爱人的。这是他的新的关于人的观念，即他将人当人看（这里的人包括奴隶），不像统治阶级那样将奴隶不当人看。他说，“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论语·卫灵公》），水火是人们所必须的，但人们需要仁，比需要水火还更迫切。[4]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具有进步意义。第二，孔子的“爱人”思想，是以“正名”和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为其等级的。因为，孔子认为，只有爱自己的家人了才会爱人，且不以“正名”为等级秩序，“爱人”是不会达到的。“爱人”必须是从“亲亲”开始，由亲及疏、由己及人。必须先亲爱自己的亲人，尤其父兄，最强调的是孝悌。孔子的“爱人”对不同等级的人，爱的具体要求不同。其的根本出发点是“尊尊”。“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各有各的职责义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都是这一思想的体现。第三，孔子仁的思想关键是“德”与“孝”。他认为，“爱人”用于家庭关系中，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敬和爱护父兄即是孝的表现更是爱人的表现。不忠不孝就是罪大恶极，刑兹无赦。[5]这是其一，仁是孔子社会规范思想出发点，是它的复归点。可以说，规范，缘于仁，为了仁，复归仁。
（二）礼
礼是孔子用来贯彻其“仁”思想的系统的社会规范，礼是仁的具体执行，而仁是礼的基础，没有礼则仁就成为空洞的说教，而没有仁则礼也成了没有内容的形式。他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运》），要人们一举一动都要遵守礼的规范，即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信，非礼勿动”。（《论语·八侑》）[6]可见他对礼的重视程度。
对礼学作历史探源，一般认为，它起源于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礼写作“禮”，其字始见于卜辞。《说文解字·示部》曰：“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豐。”至于“豐”字的含义，《说文》认为：“豐，行礼之器，从豆，象形。”而近代学者王国维则认为，豐字并非“从豆”，而是“象二玉在器之形”，“乃会意字而非象形字”，故礼之本义是：“盛玉以奉神人之器”，后来“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谓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从之事通谓之禮。”［7］郭沫若先生认为：礼是后来的字，“从字的结构上来说，是在一个器皿里面盛两串玉具以奉事于神。《盘庚篇》里面所说的‘具乃贝玉’就是这个意思。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式。”[8]任继愈等先生认为，礼起源于原始的巫术礼仪，它是原始氏族向民族过渡中政治、经济、文化和心理素质等各方面的文化积淀。礼与否，关系到上天和祖先的喜怒，关系到是否能得到神灵的庇护，关系到生者的幸福和氏族的兴衰。
从巫觋到祭祀到仪式，仪式的秩序，就象征了一种社会秩序，夏商周三代的仪式就一代一代地被儒者传了下来。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时代，他们更注重“礼”的意义，并且发展出来“名”的思想，为了推寻仪礼的价值本原，进而寻找“仁。”这个过程中，从“君权神授”发展到“以德配天”的“天子”再到理想的“君子”，人则从物达到了人的飞跃，至孔子时，人真的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人”。这是社会进步的可喜之处。综上可知，礼原指古人祭祀的仪式，表现了对上天和祖宗的尊敬，也体现了人间的等级和尊卑。孔子将“礼”从宗教范畴推广到人间成为人文世界的行为规范。它不仅是等级社会的外在形式，而且与人的内在理性——仁结合在一起，使“礼”的实践成为人的内发行为，达到自我控制和社会和谐有序。
从礼的内涵来看，它有一下几点：（1）它源于原始的祭祀风俗习惯及一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出于改造人情的需要，故效法于天，是天地万物自然秩序在人类社会中的体现。（2）它包括西周以来所形成的整套典章制度和礼仪习俗，其基本内容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核心的宗法等级制度。（3）适用对象原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但到孔子时代，它将礼送诸于百姓，使社会一般民众成为了礼乐的对象，礼普遍适用于社会各阶层。小适用于个人（修己）、家族（冠礼、婚礼、丧服礼），大到社会伦理（乡饮酒礼、射礼）和政治伦理（燕礼、聘礼、朝觐礼）等，纵贯大小。（4）忠孝是“仁”最重要的表现和要求，丧葬之礼则又是礼中之基。
正因为礼具有以下的很多功能，使得它得以长存。（1）礼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安上治民，莫善于礼”。（2）“礼达而分定”（《礼运》），具有别异合同的功能。明确等级，维护社会秩序。（3）规范人们的言行，“有礼则安，无礼则危”。（4）抑恶扬善，节制人的自然性而焕发人的社会性，节人之情、达人之情、文人之情、防民之心。（5）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志。“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冠义》），“无别无异，禽兽之道也。”（《郊特牲》）。
达礼的要求是：（1）爱人：亲亲，尊尊。由己推人的爱，亲其所亲，尊其所尊，是达礼的最基本要求。亲亲”要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爱护团结，“尊尊”不仅要求在家庭内部执行，贵族之间、贵族与平民之间、君臣之间都要讲尊卑关系，讲秩序和等级。礼以“亲”与“和善”为其基础，亲是其情感基础，自然天成的，而和善则是社会秩序所必需的。（2）正名。孔子对于“名”持极为重视态度。“必也正名乎”这段话出自《论语·子路第十三》：“子曰：必也正名乎？子曰：……君子于其所不知，盖网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当人们越来越相信“名”对“实”的限制、规范和整顿作用时，就希望通过对“名“（概念）的再次清理和重新确认来达到对“事实”的清理和确认。（3）克己。孔子提出的“仁者爱人”的行为模式就包含了取譬于己、推己及人的两种方式，也就是后儒们反复渲染的、孔子提出的“忠恕”之道。关于忠恕的含义，朱熹作了解释：“尽己之为忠，推己之为恕。”就是说，在以仁调节人际关系时，一方面，对人应尽心尽力，奉献自己的全部爱心；另一方面，要从自己不欲的方面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忠”是推己及人的的肯定方式，“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说自己想要立住，须使别人也能立住，自己希望显达，须使别人也能显达。“恕”是推己及人的的否定方式，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是自己不需要的，也不要强加给别人。（忠道”在“推”己及人的过程中，隐含了一个逻辑前提，即人与人之间有共同的、善良的本性。（4）修德、教化。个人注重修养，国家注重教化，“有教无类”是达礼的基本保证。
“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它的核心是“仁”。“礼”有两个方面：物质性的“礼”是以《周礼》为代表的先周礼制，精神性的“礼”则是用以约束自我欲望，保持社会安定的道德规范。这一实一虚的“礼”，对后代影响更大的无疑是后者。在每一时代，“立于礼”总是儒家知识分子立身之本。同时，这“礼”也可以成为指导各个社会阶层，各社会成员行事的规范。
（三）法（或者刑罚）
孔子认为，“犯罪——孤立的个人反对统治关系的斗争”。［9］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它产生的原因。孔子认为，贫穷是犯罪的社会原因之一，他说，“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10]这句话虽然存在着君子阶级的偏见，但他毕竟认识到了，贫穷是导致犯罪的原因，这个认识是很有见地的，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实际。其次，孔子认为，犯罪原因还有“上失其道.”“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日：’苟子不欲，虽赏之不窃’[11]。”[12]所以他主张先富之而后教之，“《子路》篇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为了预防犯罪，对被统治者着重要加强道德教育，而对统治者来说，则要自觉地进行道德修养。孔子把道德教育看得很重要，他在回答子张间四种恶政是什么时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吝谓之有司。”[13]这其中，其实是以他的“爱人”思想为基础的，因为人“性相近，习相远”，是先天相对平等的，而应注重后天教化。人是可以被教化的。
在礼不行的情况下，惩罚是不可否定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春秋繁露·精华》）。在儒家看来，经过礼义道德教育和感化，人们可以遵循统治阶级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秩序，成为守法的顺民。而刑罚只能惩办犯罪行为于后，无法从根本上真正改变犯罪思想，亦不可能真正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因此，在对刑罚的作用认识上，儒家更倾向于先礼后刑、以刑辅德的教育预防犯罪作用，反对滥施刑罚，反对不教而杀，主张慎刑、恤刑、以德去刑。为维持礼治，刑罚也成了必需。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孔子说：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礼乐制度就不能兴起；礼乐制度不能兴起，刑罚就不适当；刑罚不适当，人民就惶惶不安，连手脚都无处安放。[14]由此可见，孔子是主张法治的，只是不主张严刑峻法。
孔子法治（按现代学科分类来说多应归入刑法体系里）思想的要求：慎罚，罪疑为轻，重教化。“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吝谓之有司”。其目的是以“无讼”达“和”。孔子并不厌讼，只是希望社会没有诉讼，没有诉讼表明社会和谐没有纷乱，在那时，是一种奢望，我们知道，即使在今天这样的盛世，法律和诉讼也是不可缺少的。儒家“无讼”法律传统的主要实现途径是：首先，重视“礼”的作用，强调道德教化，将纷争消灭在萌芽状态。第二，注重调解，和平地解决已经发生的纷争。
（四）乐
乐是人心触景、处情，与外物交感而形成的声音，与礼具有类似功能，礼在“别异”，而乐在“合同”，礼在治外，乐在治心。乐与礼有相似的功能，乐与礼是相互配合的。
总的来说，仁是孔子社会规范思想的核心基础，礼是其实质形式，法（或刑罚）是社会要规范稳定所必需的保障，而乐则是与礼相配的在于教化人为仁（人）的重要工具。有序，稳定、和谐是孔子社会规范思想之所求。在孔子的这些思想中，平等、博爱，以人为本；综合治理，预防为主；权力相互制衡，权力义务二者互为条件（正名即为了明确权利义务）；程序不可偏废（“礼”的基本要求也就是一种合乎“仁”“义”的程序）等思想是值得我们提倡和发扬的，但我们仍要注意防止极端化，避免死板化、教条化，如后期《春秋》决狱中一些儒者将义、经或前人的话当作审判时的法条来死板遵守是有过之而不及的。
注释：
［1］申海平.浅析孔子社会控制思想[J].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l（1）.
［2］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3］“仁者爱人”，《论语·颜渊》
［4］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6］曾宪义，王利明.国法律思想史（第三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王国维.观堂集林[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8］郭沫若.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9］肖伯符.略论孔子关于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J].法学评论，1986.
［10］《论语·卫灵公》
［11］《论语·颜渊》
［12］肖伯符.略论孔子关于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J].法学评论，1986.
［13］肖伯符.略论孔子关于预防犯罪的法律思想[J].法学评论，1986.
［14］陈业强.孔子的法治[J].广西教育学院报，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