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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于因行为人的主观过失而导致的交通肇事罪，刑法分则中有两款刑事责任的规定，其中对于第二款之规定的“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解读，无论是刑法教科书还是司法解释的详细解读，都是“指行为人交通肇事，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笔者认为，上述解读只是从行为人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逃逸”行为，既没有考虑责任阻却事由中的期待可能性，也没有从被害人的角度进行思考，因此，本文将从被害人的角度重新思考交通肇事罪之后的“逃逸”行为，同时对司法解释、期待可能性等问题进行简单的探讨。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司法解释；期待可能性；被害人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司法解释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犯罪后为逃避刑事责任而隐瞒事实、毁灭证据、畏罪潜逃（逃逸）的，通常被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这里特别要讨论的是犯罪后的“逃逸”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于本条将逃逸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情节，又由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解释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于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后逃避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针对交通肇事罪的量刑规定：“在量刑的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事故责任、致人重伤、死亡的人数活着财产损失的数额以及逃逸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但是，将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认定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殊有不妥。这样的解释仅仅从行为人角度出发，不仅没有考虑行为人作出该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最为关键的是没有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上进行思考……
二、如何正确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
首先，司法解释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解释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对于犯罪人而言可谓“人之常情”，是犯罪人的理性。换言之，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1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自首成为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如果将“逃逸”解释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那么，刑法为何不将逃逸规定为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罪的法定刑升格的情节？难道交通肇事罪是刑法中最为严重的犯罪？显然，刑法之所以仅在交通肇事罪中将逃逸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情节，是因为在交通肇事的场合，往往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进而促使行为人救助被害人。
其次，由于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包括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使他人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产生了作为义务，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当然能够成为法定刑升格的依据。所以，应当以不救助被害人（不作为）为核心理解和认定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行为。
一般来讲，只要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不救助被害人，就可以认定为逃逸。例如，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虽然仍在原地，但是不救助被害人，应认定为逃逸。行为人造成交通事故后，让自己的家属、朋友救助伤者，自己徒步离开现场的，不应认定为逃逸。行为人造成交通事故后，没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而逃走的，不应认定为逃逸。反之，甲驾车追杀骑摩托车的乙，过失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丙重伤，甲为继续追杀乙而没有救助导致丙死亡的，即使事后向公安机关自首，也应当认定为逃逸。
再次，由于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属于犯罪人的常态，所以单纯的逃逸不能表明行为人特殊预防2的必要性大，因而不能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只有当逃逸表现为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而且表明犯罪的不法程度增加时，才能成为增加刑罚的情节。但这种情节已经不是增加预防刑的情节，而是增加责任刑的情节。就前述《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规定》第32条的规定而言，如果行为人在发生责任事故之后逃逸，给迅速组织抢救造成贻误的，应当认定为不法程度增加，属于增加责任刑的情节。但是，如果逃逸只是给及时查明事故原因造成贻误的，则不是增加责任刑3与预防刑4的情节，不应当从重处罚。
三、小结
犯罪是违法且有责的行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就是违法性与有责性，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非难可能性，体现的是犯罪构成中的违法构成要件与责任要件。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之所以可以拿来作为法定加重的量刑情节，法益侵害性与非难可能性同样在此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首先，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要件中的阻却事由，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的认定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也正是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的指导意义。其次，从被害人角度思考行为人“逃逸”的后果是：行为人没有尽到先前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致使被害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加重了不法侵害的社会危害性，提升了法益侵害性的程度。再次，从行为人角度解释为交通肇事后因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一是表现出犯罪人畏惧刑罚，突出刑法的威慑性；二是反映犯罪人犯罪后的“人之常情”，这种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是不能作为刑罚裁量法定情节的。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出的解释是有权解释，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必定会影响下级法院的审判，因此有必要及时修改已有的不适合的司法解释，因为我们不能期待司法解释像刑法一样稳定……
作者简介：李文兵，男，30岁，1985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单位：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 第四版 2011年7月 法律出版社
[2]黄京平：《刑法》 第五版 2014年8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关键词】交通肇事；逃逸；司法解释；期待可能性；被害人
一、交通肇事后“逃逸”行为的司法解释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犯罪后为逃避刑事责任而隐瞒事实、毁灭证据、畏罪潜逃（逃逸）的，通常被作为从重处罚的情节。这里特别要讨论的是犯罪后的“逃逸”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33条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由于本条将逃逸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情节，又由于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0日《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解释为“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于是，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犯罪后逃避成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针对交通肇事罪的量刑规定：“在量刑的起点的基础上，可以根据事故责任、致人重伤、死亡的人数活着财产损失的数额以及逃逸等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增加刑罚量、确定基准刑”。
但是，将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的行为认定为从重处罚的情节，殊有不妥。这样的解释仅仅从行为人角度出发，不仅没有考虑行为人作出该行为的期待可能性，最为关键的是没有站在被害人的角度上进行思考……
二、如何正确认定交通肇事后的“逃逸”行为
首先，司法解释将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解释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对于犯罪人而言可谓“人之常情”，是犯罪人的理性。换言之，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是不具有期待可能性1的行为。正因为如此，自首成为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如果将“逃逸”解释为“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那么，刑法为何不将逃逸规定为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等罪的法定刑升格的情节？难道交通肇事罪是刑法中最为严重的犯罪？显然，刑法之所以仅在交通肇事罪中将逃逸规定为法定刑升格的情节，是因为在交通肇事的场合，往往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进而促使行为人救助被害人。
其次，由于行为人的先前行为（包括交通肇事罪的行为）使他人生命处于危险状态，产生了作为义务，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当然能够成为法定刑升格的依据。所以，应当以不救助被害人（不作为）为核心理解和认定交通肇事罪中的“逃逸”行为。
一般来讲，只要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不救助被害人，就可以认定为逃逸。例如，发生交通事故后，行为人虽然仍在原地，但是不救助被害人，应认定为逃逸。行为人造成交通事故后，让自己的家属、朋友救助伤者，自己徒步离开现场的，不应认定为逃逸。行为人造成交通事故后，没有需要救助的被害人而逃走的，不应认定为逃逸。反之，甲驾车追杀骑摩托车的乙，过失发生交通事故，导致丙重伤，甲为继续追杀乙而没有救助导致丙死亡的，即使事后向公安机关自首，也应当认定为逃逸。
再次，由于犯罪后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属于犯罪人的常态，所以单纯的逃逸不能表明行为人特殊预防2的必要性大，因而不能成为增加预防刑的情节。只有当逃逸表现为没有履行相应的法律义务，而且表明犯罪的不法程度增加时，才能成为增加刑罚的情节。但这种情节已经不是增加预防刑的情节，而是增加责任刑的情节。就前述《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规定》第32条的规定而言，如果行为人在发生责任事故之后逃逸，给迅速组织抢救造成贻误的，应当认定为不法程度增加，属于增加责任刑的情节。但是，如果逃逸只是给及时查明事故原因造成贻误的，则不是增加责任刑3与预防刑4的情节，不应当从重处罚。
三、小结
犯罪是违法且有责的行为。犯罪的基本特征就是违法性与有责性，反映行为的法益侵害性与非难可能性，体现的是犯罪构成中的违法构成要件与责任要件。交通肇事后“逃逸”的行为之所以可以拿来作为法定加重的量刑情节，法益侵害性与非难可能性同样在此时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首先，期待可能性，作为责任要件中的阻却事由，在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中“逃逸”行为的认定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启示作用，这也正是刑法总则对刑法分则的指导意义。其次，从被害人角度思考行为人“逃逸”的后果是：行为人没有尽到先前行为产生的作为义务，致使被害人因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而加重了不法侵害的社会危害性，提升了法益侵害性的程度。再次，从行为人角度解释为交通肇事后因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一是表现出犯罪人畏惧刑罚，突出刑法的威慑性；二是反映犯罪人犯罪后的“人之常情”，这种不具有期待可能性的行为是不能作为刑罚裁量法定情节的。最后，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两高）就审判和检察工作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所作出的解释是有权解释，作为具有法律效力的司法解释，必定会影响下级法院的审判，因此有必要及时修改已有的不适合的司法解释，因为我们不能期待司法解释像刑法一样稳定……
作者简介：李文兵，男，30岁，1985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单位：广州珠江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明楷：《刑法学》 第四版 2011年7月 法律出版社
[2]黄京平：《刑法》 第五版 2014年8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