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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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家族式管理一直是家族企业经营的典型特征,但随着家族企业的发展壮大,“创一代”逐渐老去、二代接班意愿低、经济结构转型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职业化经营成为家族企业持续经营的必然选择。因此,为了研究家族控制与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关系是否会受到制度环境和行业特征的影响,基于国泰安中国上市家族企业数据库,选取641家上市家族企业的2013—2017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通过面板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家族控制与企业职业化经营呈负相关关系;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起正向调节作用;行业特征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起正向调节作用。因此针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应该充分重视经济转型下制度环境和行业特征对家族企业治理结构转变的影响。
  关键词:家族控制;职业化经营;制度环境;行业特征;社会情感财富
  中图分类号:F 27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7312(2021)01-0102-08
  Family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Regulatory role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LI Xueqian,XU Liuqin
  (School of Management,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Shanghai 200093,China)
  Abstract:Family management has always been a typical feature of family business.However,with the development and growth of family business,the chang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such as the gradual aging of “the first generation”,the low willingness of the second generation to take over,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nd oth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professional management has become the inevitable choice for family business to continue to operate.Therefore,In order to study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mily control and enterpris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based on guotai’an China listed family business database,this paper selects the data of 641 listed family enterprises from 2013 to 2017 as samples for empirical research.Through the panel logit model regression analysis,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family control and enterprise professional managemen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as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family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have a positive regulatory effect on family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Therefore,in view of family control and professional management,we should pay full attention to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family business governance structure under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family control;professional management;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industry characteristics;social emotional wealth
  0 引言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在民营企业中,家族企业占比超过80%,作为民营企业的主体,家族企业可持续经营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2011年《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指出,未来5~10年内中国家族企业普遍面临着家族传承问题。但是,亚洲家族企业与创业研究中心研究发现,中国大陆80%的家族二代对接管家族企业的意愿低。在传承问题亟待解决、二代接班意愿低的双重压力下,企业家和学者们纷纷将注意力转向职业化经营(TABOR et al.,2018)[1]。此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经济全球化速度加快,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让家族企业认识到封闭式的家族管理已经无法满足家族企业扩大发展、持续经营的要求,引入职业经理人实行职业化经营成为家族企业做大做强、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陈凌、王萌和朱建安,2011;陈德球、楊佳欣和董志勇,2013)[2-3]。   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的研究在国内发展比较缓慢,现有研究大多聚焦于职业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许多学者的研究支持了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例如,陈德球、杨佳欣和董志勇(2013)[3]研究上市企业发现,职业经理人担任CEO的家族企业有较高公司价值溢价;李欢、郑果姆和徐永新(2014)[4]基于中国上市家族企业实证分析指出职业化经营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虽然种种研究表明职业化经营有利于促进家族企业持续发展,但是在我国,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仍然深受内外部因素的限制,引入职业经理人实行职业化经营往往成为一些企业扭转经营困境的被迫选择。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源于家族企业独特的治理结构,一方面,家族企业具备家族与企业的双重特征,使得“家族—企业—所有者”这三者相互重合,与非家族企业相比,是更为保守的组织形式,其治理模式以及维持家族控制等因素阻碍了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李新春和任丽霞,2003)[5]。另一方面,控股家族主要通过掌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来实现家族目标,对降低家族实际控制权的决策比较抵触,造成职业化管理模式在家族企业中难以实施。虽然职业化经营受制于家族控制,但是职业化经营不能被视为一个独立的决策,需要结合家族企业内外部环境综合考量。尤其是制度环境和行业特征,制度环境较好时,有效的法律监管、市场监督为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王滕燕,2016)[6],而当家族企业处于高技术行业时,知识、产品、技术更新速度快,行业竞争更为激烈,提高了家族企业对高质量的人才的需求(PENG等,2018)[7]。因此,探讨制度环境、行业特征的调节作用不仅能为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的研究提供新颖的视角,也能帮助解决企业职业化经营中对家族控制作用效果的争议。
  鉴于以上分析,文章的主要关注点从家族企业内部异质性拓展到外部行业特征、制度环境的差异性,系统地考察了行业特征、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家族控制与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关系。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微观到宏观视角,在当前家族企业所处地区市场化进程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从制度环境因素出发系统的讨论了家族控制对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影响机制,丰富了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驱动因素的研究。其次,结合家族企业的行业特征,刻画了技术因素与家族控制的交互作用对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影响。
  1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说
  1.1 家族控制对企业职业化的影响
  近年来,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家族企业的研究中,社会情感财富一般指家族企业为追求非经济目标而获得的情感效用,它强调家族企业在决策时对社会情感财富等非经济目标的追求(GOMEZ MEJA等,2007)[8]。家族企业追求的社会情感财富主要包括家族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和影响力、家族价值的认同、家族成员感情维系、家族文化传承、家族声誉和形象维护等。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认为,家族企业在决策时往往以非经济目标的得失为主要参照点,并通过掌握较高的控制权,以保证家族企业决策时优先选择社会情感财富(陈志军和闵亦杰,2015)[9]。CHUA等(2015)[10]认为家族控制能够赋予所属家族追求以家族为中心的经济和非经济目标的权力和自由裁量权。较高的家族控制一方面提升了家族企业决策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又增强了家族企业追求社会情感财富的意愿,使得企业排斥和规避可能造成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战略决策,比如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
  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是一项具备风险性和不确定性的治理模式。一方面,家族控制是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基本目标之一,是影响家族企业决策的重要因素。职业化经营虽有利于提高企业绩效(李欢、郑果姆和徐永新;2014)[4],但聘用职业经理人意味着家族控制权在一定程度上被稀释,导致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GMEZ-MEJA et al.,2011)[11]。另外,职业化经营的效果往往与企业绩效挂钩,因此,经济目标的得失成为职业经理人决策时的首要参照点,而追求社会情感财富的家族企业决策时则更看重非经济目标,目标的差异让实行职业化经营的家族企业面临承担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风险。为了避免社会情感财富损失,家族偏好将控制权保持在家族成员内部,致使家族企业引入职业经理人的可能性降低,阻碍了家族企业职业化进程。
  另一方面,职业化经营被主流代理理论认为是产生代理成本的原因之一(王明琳和周生春,2006;KLEIN & BELL,2007)[12-13]。代理理论指出,在控制权和所有权分离的情况下,职业经理人和家族股东由于目标冲突、信息不对称等产生第一类代理问题(KLEIN & BELL,2007;陈志斌、吴敏和陈志红,2017)[13-14]。为了避免或减轻此类代理问题,许多学者提出采取家族式管理或给予职业经理人股权激励。首先,家族式管理则意味着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所有权都掌握在家族手中,两权合一极大的降低了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可能性。其次,虽然股权激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职业化经营产生的代理成本(CHRISMAN,DEVARAJ & PATEL,2017;CHRISMAN et al.,2014)[15-16],然而采用股权激励的方式需要一个强信任环境。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还处于探索建设中,各方面还缺乏具体的规章制度,家族企业与职业经理人还未建立起强有力的信任基础。因此,股权激励的方式很难适用于中国情境中的家族企业,大多数的家族企业依旧选择将所有权和控制权都掌握在家族手中。基于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家族控制与企业职业化经营负相关。
  1.2 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调节作用
   企业的制度背景一般主要包括政府与市场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中介组织的发育与法律制度环境等。作为市场活动主体的参与者,企业的决策深受外部制度因素的影响,家族企业也是如此(姜涛、杨明轩和王晗,2019)[17]。由于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地理位置以及政策等因素的不同,家族企业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也存在差异[27],导致家族企业在目标、战略规划、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等方面的异质性。本文选取市场化进程作为家族企业制度环境的衡量指标,探究制度环境如何影響家族控制在企业职业化经营中的作用发挥。   市场化进程的差异使不同地区的家族企业在政府干预、市场监督、产权保护等方面存在差异性(MA等,2013)[18]。较快的市场化进程能够降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企业处于有序的市场监督、高效的产权保护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中,有利于推动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相反,当市场化进程较慢时,缺乏法律监管、私人财产难以保障,企业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贺小刚、连燕玲和张远飞,2013)[19]。市场化进程的差异促使家族企业通过调整家族控制权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陈德球等,2013)[3],家族控制权的调整又影响着家族治理模式的选择。因此,家族控制与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关系可能会因地区市场化进程差异而变化。第一,较快的市场化进程为家族企业提供了有效的外部制度保障(王滕燕,2016)[6],但处于弱制度环境地区的企业,非家族职业经理人侵占家族财产、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损失的风险性增高,职业化经营的成本增加(陈志斌、吴敏和陈志红,2017)[14]。此时,家族企业更倾向于通过聘用家族成员加强家族控制来弥补制度环境的缺失(陈凌和王昊,2013)[20],对职业经理人进入家族企业比较抵触。第二,家族企业处于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有效的市场监督和法律监管能够严格约束家族大股东攫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控股家族会适当降低去企业的控制程度(徐细雄和淦未宇,2018)[21],缓和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关系。相反,在市场化进程发展缓慢的地区,控股家族可以利用低效率的监管机制来攫取家族控制权私利。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控股家族为了获取更多的控制权私利,会增强对企业决策、经营管理的控制,对非家族高管需求降低,进一步阻碍了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2:在市场化进程较快的地区,家族控制与企业职业化经营的负相关关系会减弱。
  1.3 行业特征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调节作用
   行业特征是指家族企业所在行业是否为高技术行业,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行业分类标准,可以将家族企业分为高技术企业和低技术企业。高技术企业的显著特点就是在生产创造过程中大规模的使用并依賴高技术,生产的产品多为技术密集型或知识密集型。因此,聘用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是促进高技术企业不断创新,持续成长的重要途径(王保林、蒋建勋和管璐,2019;任鸽和孙慧,2019)[22-23];而低技术企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知识更新速度慢,对技术的依赖程度低。因此,处于低技术行业的家族企业更偏向封闭式的家族管理。
  第一,中国家族企业发展初期,因为受到技术、资源等因素限制,以及自身的优势决定了家族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家族企业,大多数规模较小、对技术依赖度低,管理复杂程度低。两权合一的经营管理模式更加适合家族企业的发展,对职业化经营的偏好低(王滕燕,2016)[6]。第二,随着市场需求变化、产业升级转型,家族企业虽然认识到提高技术能力的重要性,但是对技术创新和提升,通常缺乏充足动力。此时,为了保障企业长久发展,即使强控制偏好的家族企业也会寻求外部管理资源的帮助(储小平和李怀祖)[24]。第三,高技术企业主要经营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品和服务,知识管理对高技术企业极其重要(马宏建,2005)[25],家族企业对具备专业知识的管理型人才的需求提高。第四,高技术企业一般都具备较高的技术生产率,徐细雄和淦未宇(2018)[21]指出当企业具备较高的技术生产率时,家族控制对治理转型的约束就较弱,比较容易实现由内部封闭式治理向外部职业经理人治理转型。由此可见,家族企业所在行业技术含量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关系有重要的影响。基于此,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处于高技术行业的家族企业,家族控制与企业职业化经营的负相关关系会减弱。
  2 研究设计
  2.1 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为了避免家族企业类型对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我们选择的家族企业都为多人家族企业,即除了实际控制人外,至少有一名有亲缘关系的家族成员持股、管理或者控制上市公司或控股股东的家族企业。选取2013—2017年间的初始样本,家族化时间5年及以上并且有非家族成员任职担任企业高管。在初步剔除缺失观测值,进一步剔除金融保险、ST、PT 类的公司后确定了641家上市家族企业的样本,最终得到3205个观测值。家族企业基本信息以及财务数据来自国泰安家族企业数据库(CSMAR),部分企业高管信息通过查询上市公司年报获取。为了消除某些极端值产生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上行1%及99%的Winsor处理。
  2.2 主要变量
  2.2.1 因变量
  职业化经营(Outceo)。学术界一般按照经营权、所有权来划分家族式管理和职业化管理,职业化一般指聘用外部管理者(非亲属)担任企业高管,特别是担任CEO(陈德球和杨佳欣等,2013;王藤燕,2016)[3,6]。结合本文研究的问题,设置非家族职业经理人(Outceo)来衡量家族企业管理方式。Outceo为虚拟变量,其值为1时,代表职业化经营;其值为0,则代表家族式管理。
  2.2.2 自变量
  家族控制(Cp)。家族控制权,又称为表决权,参考郭嘉琦(2019)[26]、贺小刚(2010)[27]等的做法选取家族企业所有实际控制人拥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比例来衡量家族控制。研究连续的年份中家族控制对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影响,因此,选取连续变量更为合适。
  2.2.3 调节变量
  制度背景(Total)。采用樊纲、王小鲁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6 年报告》中的“市场化总指数评分”来衡量。市场化进程在一定时间内相对稳定(王滕燕,2016)[6],因此,2017年的数据用2016年的市场化指数代表;行业特征(Higtech)。用来区分家族企业所在行业是否为高技术行业,行业特征为二值变量,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区分标准,当家族企业所处行业为高技术行业时取1,否则取0。   2.2.4 控制变量
  企业的规模、资本结构、经营时间、股权制衡指数等都会影响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因此,本文选取以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家族企业规模小,封闭的家族管理能够满足企业日常经营需求,当家族企业规模较大,经营管理相对复杂,对专业管理人才需求增加;财务杠杆(Lev),反映了企业的资本结构;企业经营年限(Age),企业的经营时长会影响职业化的导向;股权制衡指数(Balandid),反映了企业内部监督程度。此外,还设置了年份虚拟变量和行业虚拟变量,以消除统计年份和行业对实证结果的影响。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表1是样本各个变量的描述下统计分析和相关系数。从表1中可以看出:①Outceo的平均值约为44.9%,标准差为14.6%,说明家族企业对雇佣职业经理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接受度、职业化程度相对较低;②实际控制人拥有控制权的平均值为40.061,标准差为14.609,家族企业对控制权的掌握大致处于平均水平。此外,从相关性可以看出,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之间在1%的水平显著负相关,这也为假设一提供初步的支持。
  3.2 回归分析
  根据选取的家族企业面板数据以及因变量为虚拟变量的设置,基于面板二值选择模型对家族企业进行回归分析。首先,设置市场化进程与家族控制的交互项来检验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调节效应;设置行业特征与家族控制的交互项来检验高技术行业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调节效应。其次,在交互项相乘之前进行中心化处理以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经过检验方差膨胀因子最高值为1.96,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研究共设置3个模型用来检验研究假设,见表2,其中:模型1包括解释变量和所有的控制变量;模型2加入市场化进程以及市场化进程与家族控制的交乘项;模型3加入行业特征以及行业特征与家族控制的交乘项。回归结果分析如下。
  模型一显示家族控制对职业化经营有显著的负向影响(β=-0.079 2,p<0.01),并且在考虑市场化进程和行業特征的调节效应之后依然非常稳健。因此,回归结果表明,当实际控制人掌握的控制权越多,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阻碍就越大,由此,假设1得到验证。
  模型二检验了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家族控制和市场化进程的交互项(cp*total)与职业化经营(outceo)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β=0.007 41,p<0.01),说明处于高市场化进程地区的家族企业,家族控制对职业化经营的抑制作用减弱,假设2得到验证。
  模型三检验了行业特征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显示家族控制和行业特征的交乘项(cp*hightech)与职业化经营(outceo)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β=0.067 4,p<0.05),结果验证了假设3。处于高技术行业能够减弱家族控制对企业职业化经营的抑制作用。
  3.3 分样本回归
  为了更直观地观察制度环境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调节效应,我们将市场化进程按照其中位数9.35,将总样本拆分为高市场化进程和低市场化进程的分样本,表3显示家族控制对处于高市场化进程地区的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的负向影响
  小于处于低市场化进程地区的家族企业(β=-0.068 5,p<0.01;β=-0.095,p<005)。说明家族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程度越高,家族控制对企业职业化经营的负向影响越小,即市场化进程对家族控制与职业化经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假设2得到验证。
  同样,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行业区分标准将总样本拆分为高技术行业和低技术行业的分样本,表3显示家族控制对高技术企业职业化经营负向影响小于低技术的家族企业(β=-0.058 3,p<0.01;β=-0.134,p<0.01)。综上,家族企业所在行业技术含量越高,家族控制对企业职业化经营的负向影响就越小,假设3得到验证。
  3.4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分析结果的稳定性,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由非家族职业经理人扩大到非家族高管占比(outexe),其他的变量设定与前文一致。表4结果显示变量的回归结果符号方向与前文一致,说明研究结果具备良好的稳健性。
  4 结语
  为了更细致地研究家族控制对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影响,选择制度环境、行业特征作为调节变量来考察家族控制作用的边界。研究发现:家族控制显著阻碍了职业化经营;完善的制度环境能够削弱家族控制对职业化经营的抑制作用;高技术行业能够减弱家族控制对职业化经营的阻碍。即家族企业行业技术含量高,家族控制对职业化经营的负向影响越弱。
  1)家族控制抑制了企业职业化经营,主要原因是家族企业对社会情感财富的追求制约了职业化经营的意愿和人力资源储备。尽管职业经理人的介入会造成家族社会情感财富的损失,但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家族所有者认识到职业化经营对家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家族企业应该逐步引入职业经理人,实现企业内部专业化的管理,以此减少集中的家族控制带来的负面影响,促进家族企业职业化进程。
  2)制度环境、行业特征是影响家族企业治理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家族控制在市场化进程较高的地区和处于高技术行业的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的抑制作用减弱。完善的制度环境为家族社会情感财富提供了可靠的外部保障机制,减轻了职业化经营的代理成本。政府应该不断改善地区的制度环境,为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企业打造一个公平竞争、有效监督的市场环境,推动家族企业职业化进程;高技术行业的激烈竞争促进了家族企业对外部管理人才的需求,增加了企业职业化经营的可能性。企业应该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充分把握产业升级的良机,在加大技术创新投入的同时,适时引入专业化的管理人才,并辅助适当的激励手段,将职业经理人与所有者、家族企业紧密相连,提高职业经理人的积极性,从而提升家族企业职业化经营绩效[28]。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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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王 强)
  
  收稿日期:
  2020-08-09
  作者简介:
  李学迁(1981—),男,江西吉安人,博士,硕导,主要从事国际贸易、企业管理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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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智能制造结合了人工智能与传统制造业综合优势,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为全面了解我国智能制造研究的进展情况,使用Cite Space对2006—2018年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中的中文文献进行分析,从我国智能制造的研究作者与机构、研究进展及前沿热点三方面进行研究。研究发现2015—2018年为热点研究时期,智能制造研究由传统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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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兴起,技术推陈出新的速度越来越快,单一的技术能力已不能满足企业创新和发展的需求。为了探讨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内在作用机理,本文以2016—2018年汽车制造业上市企业专利数据为样本,基于企业内部管理的CEO权力视角,从知识关联角度对技术多元化进行划分,运用负二项随机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相关技术多元化与非相关技术多元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CEO权力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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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数据时代的背景下,企业之间的产品市场竞争逐渐演变成技术创新的较量,由此引起社会各界对企业创新的研究。然而,既有研究较少涉及企业创新与审计质量的关系。基于现代风险导向审计理论,以我国2013—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探讨了企业创新对外部审计质量的影响,并基于代理理论和乘务员理论,进一步探讨了两职合一的领导结构对上述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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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企業的薪酬和股权激励机制是留住企业优秀高级管理人才的关键,民企与国企在属性上存在差距,那么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是否存在差异,值得研究。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3—2018年的数据为样本,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的现状进行分析,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国企与民企在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方面的差异。研究得到,在高管薪酬方面,国企高管前3名薪酬均值高于民营企业;无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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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际经济市场呈现竞争形式多样化和竞争局势动态化,创新是企业稳定发展状态、在国际市场屹立不倒的关键。企业获取市场动态讯息和外部有效资源为企业创新过程提供绵绵不断的动力,企业获取外部有效资源需要借助其他组织的力量,关系资本与其他组织密切关系的重要手段,供应链协同是企业参与供应链合作并与其他企业交互信息和创新资源的有效渠道,企业要想将获取的新资源和新知识吸收转化,必然需要具备高强度的动态能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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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发投入作为企业技术和知识的主要来源,更是企业创新发展的重要源泉。将分析师关注纳入研究框架,采用2016—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探究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促进作用。当企业存在分析师关注时,财务柔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国有企业而言,存在分析师关注时,财务柔性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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