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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不断升温的热词，但从目前中国出版“走出去”的格局看，出版界热捧的还是文学作品、文化普及类图书，而对于作为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载体的学术出版则很少倾心。故此，结合自身推动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经验，讨论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多元价值、选题策划、路径选择、出版形式、外部环境、内部条件等问题不无现实意义。
关键词：学术出版；走出去；思考
自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对传统文化以及树立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更具特殊价值，也再次引起学界与出版人的关注。但在见仁见智的讨论中，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载体的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探讨不是很多。①故此，笔者作为一名出版社编辑，拟在此结合自己推动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经验，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价值
自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正式将中国出版“走出去”列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以来，我国出版业走向国际图书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成绩斐然。如版权输出数量从2003年的1427种增加到2012年的9365种，版权贸易逆差从2003年的15：1缩小到2012年的1.91：1。2013年的版权输出更是创下了10076项的历史新高，自此，年输出图书版权超万种已成为常态。与此相应，全国版权引进与输出比降至2014年的1.66：1，逆差不断缩小。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与努力。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版权输出的内容以中医、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以及汉语工具书为主，这类图书的走出去固然很重要，但弗雷德·简特（Fred Edmund Jandt）在《跨文化传播概论》一书中分析“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传播的难度”时，将西方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列为首位。因此，西方普通读者阅读中国的文学类、大众类图书有很多障碍，况且文学作品具有不可本土化的特质，外国人必须原文引进。
但是，学术语言基本上没有国界，是世界语言，进行交流的文化障碍较少，这主要是由学术的客观性决定的。况且，通过学术出版走出去，让中国文化为更多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了解，进而由他们向本国民众传播，不啻为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入西方世界的最佳选择。而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的，是與世界文化和谐共处。那么，价值观层面的交流就非常必要而且紧要。由于很多中国学术著作涵盖、包括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作用不容低估。
因此，推动更多反映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思想的学术图书走出去，势在必行。而且，这对于消减我国引进西方版权图书中反映西方学术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的图书比例高达70%—80%，并对我国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的不容低估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选题策划
谈及出版走出去，多数人的首选问题便是拿什么走出去？除了大家热捧的武术、烹饪、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外，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图书有卖点是出版人最头痛的问题，也是一些专家经常讨论的课题，总体的感觉是出版的外向型选题建设薄弱，没有针对国外读者的选题策划团队。其实，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比选题方向更重要的是其质量，只要是富有中国特色、研究水平能与国际学者对话，就一定是有市场的好选题。因为，自苏格拉底开始，上问天、下问地、反思自身，以“追问”为生活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可以说，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尤其是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国的方方面面，国外中国学的迅速发展、学科地位的提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社科学术外译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只要是专业的、学术水平高的，即使是压箱底的也没有关系。所以，与选题的方向相比，选题的质量更加重要。
不过，考虑目前中国学术出版的实际情况以及文化走出去的长期性特点，推出国门的出版物不是多多益善，而应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推出去的产品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占领国外图书市场，才能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为此，精中选优才是理智的选择。
三、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出版物直接出口、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主要路径。出版物直接出口，是最为传统的出版物“走出去”的方式。中国每年以中文和英、法、德、日等近20种文字出版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以及汉语教学和儿童读物等方面的图书，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主要是中文出版物，海外受众非常有限，主要是懂中文的华人、某些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有汉学研究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等。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是最新的出版走出去的方式，但诚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所说，在全球布局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学术的主流国家设立分社基本上无效。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术及出版方面占领着话语的主导权。不与著名的学术出版公司进行合作，所有的产品出来都得不到承认，进不了主流的传播渠道，更进不了大学的课堂和图书馆。所以，以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的方式，与国际知名的出版机构合作，使图书以最快和最有影响力的方式进入国际主流图书渠道，是目前图书走出去的最好方式。
其中，与单纯买卖关系的版权贸易相比，国际合作出版更为复杂，双方不仅有货币上的往来，更需要在选题策划、内容加工、印刷制作及宣传推广诸环节中进行协同或者互补，故需要的时间较长、成本支出和利润分配的形式也更为复杂。不过，这是国内学习国外先进出版经验的良好机会。但世界上的出版社不计其数：英国有3000多家，法国有6000多家，德国有15000多家，美国有6万多家，日本有4000多家，韩国有近3万家出版企业。所以，一定要依据自己的选题特点，找到出版方向一致的合作者。这并非易事，但至关重要。比如，民族出版社在与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英文版）的基础上，2018年3月又商定与其合作出版“少数民族语言丛书”英文版，主要是非常看好博睿的翻译、出版、销售能力及其对中国出版的关注。 该出版社于1683年创立于荷兰莱顿，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出版颇具代表性，因其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贡献，荷兰皇室准许其冠以“皇家”称号。经过300多年的积累，如今，博睿每年约出版1200种新书和275种期刊。除莱顿总部外，在美国、德国、新加坡和中国设有办公室，员工来自世界上100个左右的国家，拥有自己研发的字体，可以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出版图书，也有能力将图书销售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涵盖汉字印刷的少数几家欧洲出版社之一。早在19世纪，博睿就开始影印附带汉字的东亚地区研究著作。自2005年以来，博睿加快建设“现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积极投身于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建立了合作关系，还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因此，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中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发行经验。
四、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形式
鉴于纸质本图书占用空间、查阅不便等实际问题，很多国外图书馆都在大量削减纸质图书的收藏量，电子出版物应成为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形式。例如，据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全学校共有22个分馆）馆员刘静介绍，早在2010年，该馆纸质图书的使用率就只有10%。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购买图书时的选择性不强有关。这主要是因为别的图书馆馆员都是按学科分的，东亚图书馆的馆员是按语言分的，要他们了解各学科的动态不可能。所以，一直是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购买图书，只要是新出版的图书就全部购买。现在购买图书的途径一般是教授要求，他们才购买。图书馆还经常会卖一些旧书，卖不掉的就放在楼道里，供大家随便取阅。
另外，依据2017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4—2016年，除个别图书馆纸质藏书数量有少量增加外，几乎所有图书馆的年收藏量都大幅下降，很多图书馆2016年的收藏量都只有2014年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电子图书的出版势在必行。
五、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外部环境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当今中国学最为繁荣的美国为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中心论”的确立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由“西方中心论”转向“中国中心论”，是美国中国学形成后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西方挑战，中国响应”，中国近代化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西方的影响所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问世，是“中国中心论”确立的标志，认为中国历史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被动的“响应”性发展，完全有自己的内在动因。这不仅对美国中国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还改变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使中国及其文化越来越被平视，这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
（2）中国学的勃兴，也带动了美国图书馆中国文献收藏量的增加，进而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市场。
（3）人才辈出的美国中国学为其提供了人才保障。雄厚的经济基础与灵活多变的研究机制，使美国迅速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第一大国。研究机构从二战时的5所增长到200所左右，职业汉学家1000余人，每年的中国学博士生约有1000人，若将图书馆的东亚部、学生、研究机构算在一起总体人数约有6000人。
（4）美国中国学学科地位的提升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经历了发展、转型和知识上的重新定向，在中国研究、学科研究的整合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大大缓解了与主流学科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消失。事实上，关于当代中国的某些研究不仅已经进入主流学科，而且业已成为某些学科内部的分支。学科地位的提升必然会催生越来越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出版单位如果能抓住这一机会，争取到其出版权，对于出版走出去是绝好机会。
六、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内部条件
学术出版实现走出去的内部条件是“三家”合力：学者的支持、政府的推动与出版人的努力追求。
如前所述，高质量的学术作品是走出去的关键，但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相对应的是，我国高水平论文在世界排位中仅居第十三名，且因受职称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国内95%以上的高水平论文投稿到国外。更加严峻的局面是，面对中国日益丰厚的学术资源，欧美知名出版公司，如德国的斯普林格（Springer）、德古意特（De Gruyter），英国的爱斯维尔（Elsevier）、劳特利奇（Routledge）等，纷纷在中国设立编輯部门进行组稿，清一色都是学术部门。其中，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在中国已有编辑几十人，且学科分类齐全，作者资源强大。目前中国许多知名作者已直接与这些国际出版机构签约进行全球出版和发行，国内出版社手中掌握的高水平学术著作版权并不是很多。因此，中国学术出版要想走出去，必须先做好国内文章，推动更多的优秀学术著作在国内出版，这自然需要学者的支持（已经有学者发出了号召中国学者在国内发表、出版作品的声音，但是还比较弱小，而且很多学者确实有着现实的需要，所以，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推动、出版人的不懈追求，否则，“走出去”就是无米之炊。
自2003年正式将中国出版“走出去”列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以来，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计划外，我国出版业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八大工程，构建了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的“走出去”格局，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物市场。2014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实行三项“普惠”政策：在版权输出上实行普遍奖励制度，对已翻译出版但未获得任何资金资助的版权输出项目进行普遍奖励，且面向所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社会个体作者，以调动民营企业和个体作者的积极性；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全方位向外国出版企业和译者开放，以调动外国出版企业和译者的积极性；延伸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的资助链条，调动海外渠道商销售中国图书的积极性。 因此，出版人不仅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要有“走出去”的信心和毅力。谈到出版走出去，面对国家的大力支持，很多出版人都觉得很有必要，也很愿意付出努力，因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确实应该走向世界，可是，具体到选题的操作，很多人都会觉得很为难，因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运营思路和手段方面与国际惯例存在冲突，版权贸易专业人员不足且素质偏低，翻译人才严重短缺，等等。但是，在国内的关注度都有限的主要出版少数民族题材的民族出版社，继推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走向世界之后，又推动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类出版物进入国际主流出版发行渠道的事实说明，虽然期间不免有曲折甚至挫折与失败，但相信只要坚定信心，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此外，出版人还要注意与合作出版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是朋友关系。当然，如果只从出版选题契合的角度寻找合作伙伴还不够。用博睿出版社原亚洲总监阿尔伯特的话说，需要先做朋友，再进行合作。因为，出版工作既是商业行为，更是文化行为，不是建工厂、盖大楼，只要材料、资金到位，很快就可完工。出版工作往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更不是有钱就可以完成的，比如好的图书的作者、译者需要一流专家长时间的打磨，但是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期间还可能有特殊情况出现，所以，一本书的问世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多次沟通、协调、调整，这除了对合作双方的耐心有要求外，还需要双方良好的沟通，否则容易半途而废。
总之，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学术出版走出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应引起关注。我们相信，在国家、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只要出版人坚定信心，不懈努力，精心策划选题，选择合适的合作单位，采取对路的出版方式，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一定有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从中国知网检索，主要有：高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学术之路》，载《出版广角》，2014（17）。李旦、赵斌玮：《打造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桥头堡——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为例》，载《出版广角》，2015（13）。关燕云：《对高校出版社“走出去”模式的探究》，载《新闻传播》，2017（6）。谢娜：《浅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载《出版广角》，2014（10）。陈杉杉：《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及路径——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国际化为例》，载《现代出版》，2013（5）。李莹：《学术出版“走出去”，任重道远》，载《出版广角》，2013（10）。李旦：《学术出版走出去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载《出版广角》，2017（18）。庄智象：《学术出版与学术走出去的若干问题》，载《编辑学刊》，2014（1）。陈跃琴：《新媒体助力高校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思考与实践》，载《科技与出版》，2016（6）。李永强：《促进学术出版国际化 推动中国经验“走出去”》，载《出版发行研究》，2015（8）。刘叶华：《原创学术出版如何“走出去”》，载《出版参考》，2012（36）。魏长宝：《学术出版立体“走出去”》，载《中华读书报》，20180103。曹继军、颜维琦：《学术出版“走出去” 绊在哪里？》，载光明日报，2013082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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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冯文礼.创新增活力 阔步走世界——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成效显著.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11月1日.
[3]张贺.中国出版大步往外走 图书年输出版权超万种.
[4]周蔚华、钟悠天.中国出版走出去要有六个转向.中国出版，2014（7）.
[5]高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学术之路.出版广角，20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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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和龑.对“中国出版走出去”若干问题的思考.中国编辑，2010（6）.
[8]冯文礼.创新增活力 阔步走世界——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成效显著.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11月1日.
[9]提文静.中国“出版走”出去的问题与对策.科技与出版，2011（2）：18.
[10]张宏.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构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61页.
[11]高靖.中國出版“走出去”的学术之路.出版广角，2014（17）.
[12]张书勤.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出版发行研究，2011（12）.
[13]国际出版二十年——社科文献学术出版的国际化历程，中国网.
[14]张宏.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构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26-30页.
[15]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
[16]金元浦、崔春虎.10年中国版权走出去（2003—2012）.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3-12.
[1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18]张西平.汉学的历史及其当代特点[N].中国图书商报，2005.7.22.
[19]Walder， Andrew G.， 20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 Produced by The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UCIAS Edited Volumes Vol.3[2002]，Article 8 ， in http：//repositories.cdlib .org /uciaspubs /editedvolumes /3 /8.
作者简介：刘海涛，民族出版社审校室。
关键词：学术出版；走出去；思考
自十八大以来，随着党中央对传统文化以及树立文化自信的高度重视，中国文化“走出去”则更具特殊价值，也再次引起学界与出版人的关注。但在见仁见智的讨论中，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重要载体的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探讨不是很多。①故此，笔者作为一名出版社编辑，拟在此结合自己推动中国学术图书走出去的经验，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一、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价值
自2003年全国新闻出版局长会议正式将中国出版“走出去”列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以来，我国出版业走向国际图书市场的步伐不断加快，成绩斐然。如版权输出数量从2003年的1427种增加到2012年的9365种，版权贸易逆差从2003年的15：1缩小到2012年的1.91：1。2013年的版权输出更是创下了10076项的历史新高，自此，年输出图书版权超万种已成为常态。与此相应，全国版权引进与输出比降至2014年的1.66：1，逆差不断缩小。这一成绩来之不易，凝聚了很多人的心血与努力。然而，我们也应看到，我国版权输出的内容以中医、武术等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以及汉语工具书为主，这类图书的走出去固然很重要，但弗雷德·简特（Fred Edmund Jandt）在《跨文化传播概论》一书中分析“不同文化群体之间传播的难度”时，将西方人与亚洲人之间的文化差异列为首位。因此，西方普通读者阅读中国的文学类、大众类图书有很多障碍，况且文学作品具有不可本土化的特质，外国人必须原文引进。
但是，学术语言基本上没有国界，是世界语言，进行交流的文化障碍较少，这主要是由学术的客观性决定的。况且，通过学术出版走出去，让中国文化为更多的西方知识分子所了解，进而由他们向本国民众传播，不啻为让中国文化真正走入西方世界的最佳选择。而且，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的，是與世界文化和谐共处。那么，价值观层面的交流就非常必要而且紧要。由于很多中国学术著作涵盖、包括着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作用不容低估。
因此，推动更多反映中国文化核心价值思想的学术图书走出去，势在必行。而且，这对于消减我国引进西方版权图书中反映西方学术思想、人生观、价值观的图书比例高达70%—80%，并对我国国民的价值观、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产生的不容低估的影响，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二、学术出版走出去的选题策划
谈及出版走出去，多数人的首选问题便是拿什么走出去？除了大家热捧的武术、烹饪、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外，外国人喜欢什么样的图书有卖点是出版人最头痛的问题，也是一些专家经常讨论的课题，总体的感觉是出版的外向型选题建设薄弱，没有针对国外读者的选题策划团队。其实，对于很多外国人来讲，比选题方向更重要的是其质量，只要是富有中国特色、研究水平能与国际学者对话，就一定是有市场的好选题。因为，自苏格拉底开始，上问天、下问地、反思自身，以“追问”为生活的传统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可以说，他们对所有的问题都感兴趣。尤其是当今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人关心中国的方方面面，国外中国学的迅速发展、学科地位的提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社科学术外译一直在不断地增长，只要是专业的、学术水平高的，即使是压箱底的也没有关系。所以，与选题的方向相比，选题的质量更加重要。
不过，考虑目前中国学术出版的实际情况以及文化走出去的长期性特点，推出国门的出版物不是多多益善，而应贯彻“少而精”的原则。推出去的产品只有精益求精，才能占领国外图书市场，才能使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为此，精中选优才是理智的选择。
三、学术出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
出版物直接出口、版权输出、合作出版、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主要路径。出版物直接出口，是最为传统的出版物“走出去”的方式。中国每年以中文和英、法、德、日等近20种文字出版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历史以及汉语教学和儿童读物等方面的图书，发行到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过主要是中文出版物，海外受众非常有限，主要是懂中文的华人、某些地区的公共图书馆、有汉学研究的大学与研究机构图书馆等。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是最新的出版走出去的方式，但诚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谢寿光社长所说，在全球布局的过程中，在发达国家特别是学术的主流国家设立分社基本上无效。因为，西方发达国家在学术及出版方面占领着话语的主导权。不与著名的学术出版公司进行合作，所有的产品出来都得不到承认，进不了主流的传播渠道，更进不了大学的课堂和图书馆。所以，以版权输出或合作出版的方式，与国际知名的出版机构合作，使图书以最快和最有影响力的方式进入国际主流图书渠道，是目前图书走出去的最好方式。
其中，与单纯买卖关系的版权贸易相比，国际合作出版更为复杂，双方不仅有货币上的往来，更需要在选题策划、内容加工、印刷制作及宣传推广诸环节中进行协同或者互补，故需要的时间较长、成本支出和利润分配的形式也更为复杂。不过，这是国内学习国外先进出版经验的良好机会。但世界上的出版社不计其数：英国有3000多家，法国有6000多家，德国有15000多家，美国有6万多家，日本有4000多家，韩国有近3万家出版企业。所以，一定要依据自己的选题特点，找到出版方向一致的合作者。这并非易事，但至关重要。比如，民族出版社在与荷兰博睿出版社（Brill）合作出版“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英文版）的基础上，2018年3月又商定与其合作出版“少数民族语言丛书”英文版，主要是非常看好博睿的翻译、出版、销售能力及其对中国出版的关注。 该出版社于1683年创立于荷兰莱顿，在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出版颇具代表性，因其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贡献，荷兰皇室准许其冠以“皇家”称号。经过300多年的积累，如今，博睿每年约出版1200种新书和275种期刊。除莱顿总部外，在美国、德国、新加坡和中国设有办公室，员工来自世界上100个左右的国家，拥有自己研发的字体，可以用世界上任何一种语言出版图书，也有能力将图书销售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为涵盖汉字印刷的少数几家欧洲出版社之一。早在19世纪，博睿就开始影印附带汉字的东亚地区研究著作。自2005年以来，博睿加快建设“现当代中国研究出版计划”，积极投身于翻译出版中国学者的重要学术著作，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北京大学出版社等建立了合作关系，还和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中国学者的学术著作。因此，积累了非常丰富的中文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发行经验。
四、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形式
鉴于纸质本图书占用空间、查阅不便等实际问题，很多国外图书馆都在大量削减纸质图书的收藏量，电子出版物应成为学术出版走出去的主要形式。例如，据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全学校共有22个分馆）馆员刘静介绍，早在2010年，该馆纸质图书的使用率就只有10%。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购买图书时的选择性不强有关。这主要是因为别的图书馆馆员都是按学科分的，东亚图书馆的馆员是按语言分的，要他们了解各学科的动态不可能。所以，一直是通过图书进出口公司购买图书，只要是新出版的图书就全部购买。现在购买图书的途径一般是教授要求，他们才购买。图书馆还经常会卖一些旧书，卖不掉的就放在楼道里，供大家随便取阅。
另外，依据2017年《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研究报告》，2014—2016年，除个别图书馆纸质藏书数量有少量增加外，几乎所有图书馆的年收藏量都大幅下降，很多图书馆2016年的收藏量都只有2014年的百分之二十左右。所以，电子图书的出版势在必行。
五、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外部环境
随着中国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海外中国学（中国研究）也获得了迅速发展，为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当今中国学最为繁荣的美国为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中国中心论”的确立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由“西方中心论”转向“中国中心论”，是美国中国学形成后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形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西方中心论”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是“西方挑战，中国响应”，中国近代化的推进、社会结构的变化，主要是西方的影响所致。20世纪8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柯文所著《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的问世，是“中国中心论”确立的标志，认为中国历史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被动的“响应”性发展，完全有自己的内在动因。这不仅对美国中国学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还改变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使中国及其文化越来越被平视，这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奠定了坚实的观念基础。
（2）中国学的勃兴，也带动了美国图书馆中国文献收藏量的增加，进而为我国出版走出去提供了市场。
（3）人才辈出的美国中国学为其提供了人才保障。雄厚的经济基础与灵活多变的研究机制，使美国迅速成为西方中国研究的第一大国。研究机构从二战时的5所增长到200所左右，职业汉学家1000余人，每年的中国学博士生约有1000人，若将图书馆的东亚部、学生、研究机构算在一起总体人数约有6000人。
（4）美国中国学学科地位的提升为出版走出去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学经历了发展、转型和知识上的重新定向，在中国研究、学科研究的整合方面取得了瞩目成绩，大大缓解了与主流学科之间的长期紧张关系，在某些方面甚至已经消失。事实上，关于当代中国的某些研究不仅已经进入主流学科，而且业已成为某些学科内部的分支。学科地位的提升必然会催生越来越多优秀的研究成果，出版单位如果能抓住这一机会，争取到其出版权，对于出版走出去是绝好机会。
六、学术出版走出去的内部条件
学术出版实现走出去的内部条件是“三家”合力：学者的支持、政府的推动与出版人的努力追求。
如前所述，高质量的学术作品是走出去的关键，但与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相对应的是，我国高水平论文在世界排位中仅居第十三名，且因受职称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国内95%以上的高水平论文投稿到国外。更加严峻的局面是，面对中国日益丰厚的学术资源，欧美知名出版公司，如德国的斯普林格（Springer）、德古意特（De Gruyter），英国的爱斯维尔（Elsevier）、劳特利奇（Routledge）等，纷纷在中国设立编輯部门进行组稿，清一色都是学术部门。其中，斯普林格出版社目前在中国已有编辑几十人，且学科分类齐全，作者资源强大。目前中国许多知名作者已直接与这些国际出版机构签约进行全球出版和发行，国内出版社手中掌握的高水平学术著作版权并不是很多。因此，中国学术出版要想走出去，必须先做好国内文章，推动更多的优秀学术著作在国内出版，这自然需要学者的支持（已经有学者发出了号召中国学者在国内发表、出版作品的声音，但是还比较弱小，而且很多学者确实有着现实的需要，所以，这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政府的推动、出版人的不懈追求，否则，“走出去”就是无米之炊。
自2003年正式将中国出版“走出去”列为我国新闻出版业发展的五大战略之一以来，除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计划外，我国出版业先后实施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外图书互译计划、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重点新闻出版企业海外发展扶持计划、边疆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扶持计划、图书版权输出普遍奖励计划、丝路书香工程等八大工程，构建了内容生产、翻译出版、发行推广和资本运营等全流程、全领域的“走出去”格局，打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物市场。2014年，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还实行三项“普惠”政策：在版权输出上实行普遍奖励制度，对已翻译出版但未获得任何资金资助的版权输出项目进行普遍奖励，且面向所有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社会个体作者，以调动民营企业和个体作者的积极性；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全方位向外国出版企业和译者开放，以调动外国出版企业和译者的积极性；延伸中国出版物国际营销渠道拓展工程的资助链条，调动海外渠道商销售中国图书的积极性。 因此，出版人不仅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更要有“走出去”的信心和毅力。谈到出版走出去，面对国家的大力支持，很多出版人都觉得很有必要，也很愿意付出努力，因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确实应该走向世界，可是，具体到选题的操作，很多人都会觉得很为难，因为确实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在运营思路和手段方面与国际惯例存在冲突，版权贸易专业人员不足且素质偏低，翻译人才严重短缺，等等。但是，在国内的关注度都有限的主要出版少数民族题材的民族出版社，继推动《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走向世界之后，又推动100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类出版物进入国际主流出版发行渠道的事实说明，虽然期间不免有曲折甚至挫折与失败，但相信只要坚定信心，脚踏实地地走下去，就一定能将中华文化推向世界。
此外，出版人还要注意与合作出版单位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是朋友关系。当然，如果只从出版选题契合的角度寻找合作伙伴还不够。用博睿出版社原亚洲总监阿尔伯特的话说，需要先做朋友，再进行合作。因为，出版工作既是商业行为，更是文化行为，不是建工厂、盖大楼，只要材料、资金到位，很快就可完工。出版工作往往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更不是有钱就可以完成的，比如好的图书的作者、译者需要一流专家长时间的打磨，但是他们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期间还可能有特殊情况出现，所以，一本书的问世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多次沟通、协调、调整，这除了对合作双方的耐心有要求外，还需要双方良好的沟通，否则容易半途而废。
总之，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学术出版走出去发挥着无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应引起关注。我们相信，在国家、专家的大力支持下，在良好的国际环境中，只要出版人坚定信心，不懈努力，精心策划选题，选择合适的合作单位，采取对路的出版方式，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一定有美好的未来。
注释：
①从中国知网检索，主要有：高靖：《中国出版“走出去”的学术之路》，载《出版广角》，2014（17）。李旦、赵斌玮：《打造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桥头堡——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为例》，载《出版广角》，2015（13）。关燕云：《对高校出版社“走出去”模式的探究》，载《新闻传播》，2017（6）。谢娜：《浅谈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学术出版“走出去”》，载《出版广角》，2014（10）。陈杉杉：《学术出版“走出去”的目标及路径——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国际化为例》，载《现代出版》，2013（5）。李莹：《学术出版“走出去”，任重道远》，载《出版广角》，2013（10）。李旦：《学术出版走出去与对外话语体系建设》，载《出版广角》，2017（18）。庄智象：《学术出版与学术走出去的若干问题》，载《编辑学刊》，2014（1）。陈跃琴：《新媒体助力高校学术出版“走出去”的思考与实践》，载《科技与出版》，2016（6）。李永强：《促进学术出版国际化 推动中国经验“走出去”》，载《出版发行研究》，2015（8）。刘叶华：《原创学术出版如何“走出去”》，载《出版参考》，2012（36）。魏长宝：《学术出版立体“走出去”》，载《中华读书报》，20180103。曹继军、颜维琦：《学术出版“走出去” 绊在哪里？》，载光明日报，2013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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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冯文礼.创新增活力 阔步走世界——我国新闻出版业走出去成效显著.中国新闻出版报，2013年1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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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张宏.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构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61页.
[11]高靖.中國出版“走出去”的学术之路.出版广角，2014（17）.
[12]张书勤.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路径选择.出版发行研究，2011（12）.
[13]国际出版二十年——社科文献学术出版的国际化历程，中国网.
[14]张宏.中国出版走出去的话语权和传播力构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5，26-30页.
[15]2017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报告.
[16]金元浦、崔春虎.10年中国版权走出去（2003—2012）.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03-12.
[17][美]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M].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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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Walder， Andrew G.， 2002，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1977-2002 ， Produced by The Berkeley Electronic Press， UCIAS Edited Volumes Vol.3[2002]，Article 8 ， in http：//repositories.cdlib .org /uciaspubs /editedvolumes /3 /8.
作者简介：刘海涛，民族出版社审校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