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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秋季的一天，我走过漆黑的地下通道、爬上充满阳光的楼层，终于找到了事先约定的房舍、北京安定门外的东河沿，轻轻按响了门铃。
门由一位中年妇女、胡絜青老人的保姆开启。这楼舍虽然矮小，但布置得却十分雅致、得体。小小的会客室内，一盆盆仙人掌、君子兰等花草长得生机盎然；客廳东墙上悬挂着一幅已故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绘赠弟子胡絜青的《虾戏图》；客厅西壁则是胡挈青老人的一幅大照片和一张她自画的国画，但没有见到老舍先生的照片，也许是老人怕见了伤感吧？
正打量、猜想中，保姆叫醒了午睡的胡老，老人家匆匆的抹了一把脸，就走了出来，慈祥和蔼地和我握手，问姓问名……她那时虽已92岁高龄，但不用人搀扶，动作却很爽利，只是和她说话时，声音要放高些，她的右耳有点耳背。
当她终于弄清我是来自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时，老人立即动情地大声说：“我这一生永远忘不了周总理关心舍予的三件事，永远也忘不了周总理的恩情。”
胡老说的三件事是指周恩来对老舍在政治上的关心、写作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关心。胡老已于2001年去世，但20年前采访她，听她讲诉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以下便是胡老深情的讲诉。
政治上的关心：周恩来的两次使用决定了老舍的一生
舍予和周总理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舍予在冯玉祥身边做事，当时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共产党方面的文艺名流等齐聚武汉，打算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以便利用文艺的形式唤起民众抗日。这样一个组织让谁领导呢？周总理想到了舍予。经他与冯玉祥协商，最后使用了舍予。舍予本来是小说作者，主管抗敌文协后，在总理的倡导下，开始学习写话剧、相声和大鼓词等民间曲艺形式的作品，为的是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日鼓动宣传。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总理的直接帮助下，舍予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热情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事情而奔走，为团结广大爱国的作家做了许多工作。那时，舍予就对总理的雄才大略感受很深，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自豪。
胡老说，总理在政治上第二次关心舍予是1949年6月北京（平）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时，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汇合的大好形势，总理喜悦地说：“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
由于总理的提议，当时齐聚北京的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周杨、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一共30多人联名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信，通过秘密渠道转到时在美国讲学的舍予手中。当时舍予也正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也在日夜思念着祖国。接到国内的邀请信后，他不顾自己阑尾炎手术后身体的虚弱，立即从美国乘船回国，从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1950年5月28日，周总理亲自出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舍予当选为市文联主席。
胡老接着回忆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国文艺界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一大批有贡献的文艺界人士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程砚秋先生还是由总理亲自介绍入党的。舍予也就向北京市文联党组写了入党申请书，可能是因为舍予的身份吧，北京市委将他的申请书转呈给了总理。
周总理知道此事后，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舍予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舍予对总理的话完全理解，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
回忆到这里，胡老还笑着告诉我：“那天总理来我们家和舍予谈这些话时还把我赶去西屋，怕我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些是后来舍予告诉我的。”
写作上的关心：“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1950年7月14日中午，总理宴请当上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舍予，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写新中国和北京的新气象、新面貌。总理还问舍予，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舍予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打算马上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总理听了很高兴。当舍予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去实地采访时，总理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胡老说，《龙须沟》上演之后总理看了几遍，他很喜欢这个戏，还向毛主席推荐。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看这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很早就来到怀仁堂。毛主席入场后，总理拉着舍予走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毛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手。演出之后，总理先送走毛主席，然后上台和演员见面，代表毛主席向演员和导演道谢，祝贺演出成功。总理还风趣地说：“今天我也来到了‘龙须沟’。”由于《龙须沟》的演出成功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舍予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舍予给青年艺术剧院先后写了《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4个话剧；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写了《龙须沟》 《春华秋实》 《青年突击队》 《茶馆》 《红大院》 《女店员》6个话剧。这10个话剧加上给儿童艺术剧院写的《宝船》，周总理都亲自看过且不止一次做过重要指示。一出新剧刚刚上演不久，常常可以听到舍予对剧院的同志们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于是，下一个话剧就又在总理的关怀下动笔了。较突出的例子是话剧《春华秋实》。 《春华秋实》对舍予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第一、对《春华秋实》的主人公，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舍予都不熟悉；第二、动笔写时“五反”运动才刚刚开始，很难看清运动的全貌，也无法预测运动的全过程；第三、它是一出政策性很强的戏，光注意写政策，容易写成政治报告；或像个活报剧，注意了故事性又易忽视政策的完整性。尽管如此，總理看后还是给予鼓励，认为方向正确，可以改好。舍予自己的创作热情也很高，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他和剧院同志们的努力，终于在舞台上正式地同北京观众见面了。这个剧是舍予改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大拆大改达10次之多，先后用了10个月。一部《春华秋实》的手稿堆在一起，足足相当于10部其它剧本的手稿量。总理在排演过程中多次到场指导。有一次他看完排演专门把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请去，询问所演的其中一场戏是否舒服。这位演员回答说：“我感到有点别扭。”经过细心观察和调查，总理才委婉地告诉舍予，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这件事，使舍予感动极了：在国民党统治时舍予的戏遭到的往往是禁演和打击，而今天却是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给予他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总理还对《春华秋实》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还有两重性，不要因强调了对它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斗争还有接受改造的一面。为此专门约舍予和导演详谈了党在现阶段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次长谈舍予明白了：以违法资本家被送进法院而告终，这样处理不能反映党的政策全貌。正确的道路是：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打退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使他们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在遵守《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利用、改造他们。对这出戏的结尾总理建议：也不能因又斗争又团结而以一团和气来结束全剧。戏的结尾最好给“五反”运动下个结论，写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来。舍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意见，把结尾重写了6次，使《春华秋实》有了正确的政策性和圆满的结束。总理还经常鼓励舍予放开胆子写，不要唯恐出毛病，连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幽默的手法也藏了起来，要写出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作品来。
1957年舍予那部有着一定艺术魅力的《茶馆》发表了。总理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十分喜欢，坚决支持公演。他在看了《茶馆》第一次彩排后与北京人艺的演员们谈话时说，《茶馆》写得气魄宏大，艺术性高，演员也演得精彩，我很欣赏第一幕，它写得最成功。还说，《茶馆》对青年们来说，是个好教材，用形象的东西表现出旧社会的可怕，增加他们的感性知识，引起他们对旧社会强烈的愤恨。这比单纯的给他们讲道理效果好得多。1963年《茶馆》再度上演时，在幕间休息和闭幕后总理两次指出，《茶馆》这样的话剧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茶馆》这次上演时虽然增添了学生运动的场面，但是还不够，还要再加强；而且空间在近代史中选哪几个环节搬上舞台最有典型性，也还值得好好研究。
1957年舍予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由著名导演梅阡改编成话剧在北京上演，总理先后看过3次。1957年12月8日，总理还专门约了舍予一道去看。总理很称赞扮演虎妞的舒绣文同志，说她演得好，并关心她有徒弟没有。后来，青年演员演虎妞的时候，总理又约舍予去郊区剧场专门看了一场。
舍予的昆曲《十五贯》在浙江演出后，获得好评。1956年4月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轰动全国。由于它具有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实意义，总理说，毛主席指示全国都要看这个戏。建议舍予将这个剧改编成京戏。舍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改编任务，并于当年完成了改编本，发表在《北京文艺》上。
1958年，舍予一口气写了3部喜剧《红大院》 《女店员》 《全家福》。总理都很喜欢。随着台上的喜剧情节，总理露出发自肺腑的大笑，笑声是那样强烈地感染人，坐在他四周的普通观众、店员、民警，都和他一起发出爽朗的笑声。1959年3月8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一起看《女店员》。他风趣地说，这个剧你得看，你管财贸呀！因那天是妇女节，上台会见演员照相时说，今天我不能坐在中间，让你们妇女坐中间。大家推邓大姐坐中间，她执意不肯，把《女店员》中的齐母、余母、王二婶演员拉到中间坐下，欢乐合影。总理曾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你们去看看老舍的戏，都去笑笑乐乐，放松放松。
生活上的关心：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胡老说，1959年一天下午，周总理突然出现在我们家丹柿小院中，亲切询问舍予的健康情况。当我告诉总理舍予前些日子得过一场严重的气管炎咳嗽还吐了血时总理马上很关切地要我谈得仔细一点，并问：老舍住过医院吗？现在痊愈了吗？听完回答，他还说，我现在要批评你啦，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何不向我报告？我只好不好意思地承认未想到这一点。总理很严肃地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啥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那一天，总理和舍予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吃晚饭时还没离去。总理就对我说：“絜青，我饿了，今天就在你们家吃饭。”可我事先没准备，拿什么来款待总理呢？总理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说，你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在匆忙之中只端上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咸鱼，总理见了笑着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和我们家小超一样，不会炒菜。
有一次总理宴请溥仪及其家族并将满族人舍予一家请去作陪。席间总理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咱们几个都坐到了一张桌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
胡老接着回忆说，我们位于东城的那个四合院，还是舍予刚回国时自己花钱买的。全是泥灰砖砌的墙壁，四方砖铺地。常年地面潮湿，墙壁斑驳，屋内凉气大，湿气大，这对经常夜间写作的舍予身体健康很有害。一次，已是春天了，舍予还穿着一件羊皮筒子去参加一个总理召开的会议。会开过了，总理问他：“老舍先生，你这时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舍予以实相告。总理听后两道剑眉立即拧到了一起。他当场就给北京市的领导人拨了电话，要他们给老舍家铺上地板。过了几天，北京市政府回告他说，老舍先生的房子是北京老式的四梁八柱结构，不适合铺地板。于是，总理又直接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他们立即去解决并把结果报告给他。两名同志带着总理的指示来到我家实地看了后，认为这老式四合院平房若刨掉方砖铺地板可能危及房屋安全，就同舍予商量不挖掉方砖在舍予的写作室方砖上边铺一层木板，改善一下工作环境。舍予同意后他们很快就把木板铺好了。 胡絜青老人还回忆说，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艺座谈会。会上，舍予谈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住些日子。周总理说，你年纪大了，边疆地区条件比较艰苦，怕不适应。话讲完后，总理感觉自己打断了舍予的话，表示歉意，要舍予继续说下去。舍予提高了声音：“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周总理深深地望了舍予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舍予这种耿直的脾气。
周恩来、老舍之间的平常交往
胡絜青老人谈了周恩来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三个方面对老舍先生的关怀后，依然兴致很高，又谈了关于周恩来和老舍先生之间的一些平常交往。
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请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南大街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那家饭馆并没有什么名气，只不过离西花厅比较近些。坐到席上才搞清，这是总理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私宴。因为林大夫她们俩不久前刚为邓大姐成功地做了一次妇科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她自己一再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畫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幅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还在扇面上题了“昔在帝王家，今供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轮流传看，都说很雅气。饭后，周总理像普通顾客一样自己付了饭菜钱。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在西花厅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子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相片后面注有“1961年7月1日摄于西花厅”的字样，照片上总理和大姐并肩而立，面带微笑，很有神采。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送给我们的。
1954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界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夏天在西花厅外面的一家小饭馆，黄昏时节，总理设宴主请陈（毅）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溥雪斋老先生弹奏古筝。整个宴会是一次格调高雅、充满情趣的晚宴。
通过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虽身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圈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流。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他会按常规的仪礼去款待人家，感谢人家，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他关心别人，如果人家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品尝点特殊的食物，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产生了。而这，往往是给了别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责编 侯春奇）
门由一位中年妇女、胡絜青老人的保姆开启。这楼舍虽然矮小，但布置得却十分雅致、得体。小小的会客室内，一盆盆仙人掌、君子兰等花草长得生机盎然；客廳东墙上悬挂着一幅已故著名国画大师齐白石绘赠弟子胡絜青的《虾戏图》；客厅西壁则是胡挈青老人的一幅大照片和一张她自画的国画，但没有见到老舍先生的照片，也许是老人怕见了伤感吧？
正打量、猜想中，保姆叫醒了午睡的胡老，老人家匆匆的抹了一把脸，就走了出来，慈祥和蔼地和我握手，问姓问名……她那时虽已92岁高龄，但不用人搀扶，动作却很爽利，只是和她说话时，声音要放高些，她的右耳有点耳背。
当她终于弄清我是来自江苏省淮安市周恩来纪念馆时，老人立即动情地大声说：“我这一生永远忘不了周总理关心舍予的三件事，永远也忘不了周总理的恩情。”
胡老说的三件事是指周恩来对老舍在政治上的关心、写作上的关心和生活上的关心。胡老已于2001年去世，但20年前采访她，听她讲诉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以下便是胡老深情的讲诉。
政治上的关心：周恩来的两次使用决定了老舍的一生
舍予和周总理的交往可以追溯到抗日战争初期。全面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舍予在冯玉祥身边做事，当时国民党方面的文化人士，共产党方面的文艺名流等齐聚武汉，打算组织一个全国性的中华文艺抗敌协会，以便利用文艺的形式唤起民众抗日。这样一个组织让谁领导呢？周总理想到了舍予。经他与冯玉祥协商，最后使用了舍予。舍予本来是小说作者，主管抗敌文协后，在总理的倡导下，开始学习写话剧、相声和大鼓词等民间曲艺形式的作品，为的是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进行抗日鼓动宣传。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和总理的直接帮助下，舍予全身心地投入抗日文化宣传工作，热情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事情而奔走，为团结广大爱国的作家做了许多工作。那时，舍予就对总理的雄才大略感受很深，深深地为结识了这样一位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而自豪。
胡老说，总理在政治上第二次关心舍予是1949年6月北京（平）召开第一次全国文学艺术代表大会时，面对解放区和国统区两股文艺大军在北京汇合的大好形势，总理喜悦地说：“现在就差老舍了，请他快回来吧。”
由于总理的提议，当时齐聚北京的文艺界著名人士郭沫若、茅盾、周杨、丁玲、阳翰笙、曹禺、田汉、冯雪峰等一共30多人联名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邀请信，通过秘密渠道转到时在美国讲学的舍予手中。当时舍予也正密切关注着国内形势的变化，也在日夜思念着祖国。接到国内的邀请信后，他不顾自己阑尾炎手术后身体的虚弱，立即从美国乘船回国，从而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1950年5月28日，周总理亲自出席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的成立大会，舍予当选为市文联主席。
胡老接着回忆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我国文艺界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一大批有贡献的文艺界人士如梅兰芳、程砚秋等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程砚秋先生还是由总理亲自介绍入党的。舍予也就向北京市文联党组写了入党申请书，可能是因为舍予的身份吧，北京市委将他的申请书转呈给了总理。
周总理知道此事后，亲自来到我们家里，对舍予说：“老舍先生，你的入党要求我们知道了，我想就这件事和您商量一下，在目前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新中国实行孤立、禁运、封锁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你暂时还是留在党外好。因为有些事，让我们自己说，或者让我们的党员同志说，都不太方便，而让你一个有声望的党外人士说，作用就大多了，对党的贡献反而会更大，您看呢？”舍予对总理的话完全理解，就说：“谢谢总理的关心，我听党的，听总理的。”
回忆到这里，胡老还笑着告诉我：“那天总理来我们家和舍予谈这些话时还把我赶去西屋，怕我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些是后来舍予告诉我的。”
写作上的关心：“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1950年7月14日中午，总理宴请当上北京市文联主席的舍予，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写新中国和北京的新气象、新面貌。总理还问舍予，最近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舍予说他已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打算马上再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总理听了很高兴。当舍予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上金鱼池、龙须沟去实地采访时，总理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我等着看你的新戏。”
胡老说，《龙须沟》上演之后总理看了几遍，他很喜欢这个戏，还向毛主席推荐。1951年春天的一个晚上，《龙须沟》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我们一家都被邀请看这出戏，为了让毛主席看好戏，在演出的前一天，总理亲自到剧团又从头到尾把戏审查了一遍。那天晚上，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很早就来到怀仁堂。毛主席入场后，总理拉着舍予走到毛主席面前，向毛主席介绍。毛主席很高兴地和他握手。演出之后，总理先送走毛主席，然后上台和演员见面，代表毛主席向演员和导演道谢，祝贺演出成功。总理还风趣地说：“今天我也来到了‘龙须沟’。”由于《龙须沟》的演出成功和社会各界的肯定，舍予被文化部授予“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舍予给青年艺术剧院先后写了《方珍珠》《西望长安》《神拳》《全家福》4个话剧；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先后写了《龙须沟》 《春华秋实》 《青年突击队》 《茶馆》 《红大院》 《女店员》6个话剧。这10个话剧加上给儿童艺术剧院写的《宝船》，周总理都亲自看过且不止一次做过重要指示。一出新剧刚刚上演不久，常常可以听到舍予对剧院的同志们说：“总理又给我出新题目了。”于是，下一个话剧就又在总理的关怀下动笔了。较突出的例子是话剧《春华秋实》。 《春华秋实》对舍予来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第一、对《春华秋实》的主人公，不管是资本家，还是工人，舍予都不熟悉；第二、动笔写时“五反”运动才刚刚开始，很难看清运动的全貌，也无法预测运动的全过程；第三、它是一出政策性很强的戏，光注意写政策，容易写成政治报告；或像个活报剧，注意了故事性又易忽视政策的完整性。尽管如此，總理看后还是给予鼓励，认为方向正确，可以改好。舍予自己的创作热情也很高，克服了许多困难，经过他和剧院同志们的努力，终于在舞台上正式地同北京观众见面了。这个剧是舍予改得次数最多的一个，大拆大改达10次之多，先后用了10个月。一部《春华秋实》的手稿堆在一起，足足相当于10部其它剧本的手稿量。总理在排演过程中多次到场指导。有一次他看完排演专门把扮演资本家女儿的演员请去，询问所演的其中一场戏是否舒服。这位演员回答说：“我感到有点别扭。”经过细心观察和调查，总理才委婉地告诉舍予，那一场戏恐怕有点毛病。这件事，使舍予感动极了：在国民党统治时舍予的戏遭到的往往是禁演和打击，而今天却是总理这样伟大的人物给予他无微不至的鼓励和帮助，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总理还对《春华秋实》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还有两重性，不要因强调了对它斗争和限制的一面而忽略了民族资产阶级经过斗争还有接受改造的一面。为此专门约舍予和导演详谈了党在现阶段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这次长谈舍予明白了：以违法资本家被送进法院而告终，这样处理不能反映党的政策全貌。正确的道路是：经过激烈复杂的斗争，打退资本家的猖狂进攻，使他们愿意接受党和政府的领导，在遵守《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团结、利用、改造他们。对这出戏的结尾总理建议：也不能因又斗争又团结而以一团和气来结束全剧。戏的结尾最好给“五反”运动下个结论，写出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来。舍予心悦诚服地接受了这个意见，把结尾重写了6次，使《春华秋实》有了正确的政策性和圆满的结束。总理还经常鼓励舍予放开胆子写，不要唯恐出毛病，连自己独特的风格和幽默的手法也藏了起来，要写出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艺术作品来。
1957年舍予那部有着一定艺术魅力的《茶馆》发表了。总理一眼就看出了它的价值，十分喜欢，坚决支持公演。他在看了《茶馆》第一次彩排后与北京人艺的演员们谈话时说，《茶馆》写得气魄宏大，艺术性高，演员也演得精彩，我很欣赏第一幕，它写得最成功。还说，《茶馆》对青年们来说，是个好教材，用形象的东西表现出旧社会的可怕，增加他们的感性知识，引起他们对旧社会强烈的愤恨。这比单纯的给他们讲道理效果好得多。1963年《茶馆》再度上演时，在幕间休息和闭幕后总理两次指出，《茶馆》这样的话剧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的方向。《茶馆》这次上演时虽然增添了学生运动的场面，但是还不够，还要再加强；而且空间在近代史中选哪几个环节搬上舞台最有典型性，也还值得好好研究。
1957年舍予的长篇小说《骆驼祥子》由著名导演梅阡改编成话剧在北京上演，总理先后看过3次。1957年12月8日，总理还专门约了舍予一道去看。总理很称赞扮演虎妞的舒绣文同志，说她演得好，并关心她有徒弟没有。后来，青年演员演虎妞的时候，总理又约舍予去郊区剧场专门看了一场。
舍予的昆曲《十五贯》在浙江演出后，获得好评。1956年4月在北京演出后，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轰动全国。由于它具有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现实意义，总理说，毛主席指示全国都要看这个戏。建议舍予将这个剧改编成京戏。舍予愉快地接受了这个改编任务，并于当年完成了改编本，发表在《北京文艺》上。
1958年，舍予一口气写了3部喜剧《红大院》 《女店员》 《全家福》。总理都很喜欢。随着台上的喜剧情节，总理露出发自肺腑的大笑，笑声是那样强烈地感染人，坐在他四周的普通观众、店员、民警，都和他一起发出爽朗的笑声。1959年3月8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一起看《女店员》。他风趣地说，这个剧你得看，你管财贸呀！因那天是妇女节，上台会见演员照相时说，今天我不能坐在中间，让你们妇女坐中间。大家推邓大姐坐中间，她执意不肯，把《女店员》中的齐母、余母、王二婶演员拉到中间坐下，欢乐合影。总理曾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你们去看看老舍的戏，都去笑笑乐乐，放松放松。
生活上的关心：体贴入微，关怀备至
胡老说，1959年一天下午，周总理突然出现在我们家丹柿小院中，亲切询问舍予的健康情况。当我告诉总理舍予前些日子得过一场严重的气管炎咳嗽还吐了血时总理马上很关切地要我谈得仔细一点，并问：老舍住过医院吗？现在痊愈了吗？听完回答，他还说，我现在要批评你啦，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何不向我报告？我只好不好意思地承认未想到这一点。总理很严肃地说，以后不管老舍得了啥病，你都要马上向我汇报。那一天，总理和舍予谈了很长时间，一直到吃晚饭时还没离去。总理就对我说：“絜青，我饿了，今天就在你们家吃饭。”可我事先没准备，拿什么来款待总理呢？总理看出了我的尴尬，笑着说，你不要专门准备，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我在匆忙之中只端上一盘炒鸡蛋和一碟咸鱼，总理见了笑着说：你也是个知识分子出身，和我们家小超一样，不会炒菜。
有一次总理宴请溥仪及其家族并将满族人舍予一家请去作陪。席间总理说，一个溥仪，一个老舍，都是满族人。过去一个是皇帝，一个是穷旗人，非但不能坐在一起就是见了面都要给皇帝下跪。今天咱们几个都坐到了一张桌旁，变化真大啊！既然变化大，我们大家就都得学习，才能适应这翻天覆地的变化。都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啊！
胡老接着回忆说，我们位于东城的那个四合院，还是舍予刚回国时自己花钱买的。全是泥灰砖砌的墙壁，四方砖铺地。常年地面潮湿，墙壁斑驳，屋内凉气大，湿气大，这对经常夜间写作的舍予身体健康很有害。一次，已是春天了，舍予还穿着一件羊皮筒子去参加一个总理召开的会议。会开过了，总理问他：“老舍先生，你这时怎么还穿着羊皮筒子？”舍予以实相告。总理听后两道剑眉立即拧到了一起。他当场就给北京市的领导人拨了电话，要他们给老舍家铺上地板。过了几天，北京市政府回告他说，老舍先生的房子是北京老式的四梁八柱结构，不适合铺地板。于是，总理又直接指示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要他们立即去解决并把结果报告给他。两名同志带着总理的指示来到我家实地看了后，认为这老式四合院平房若刨掉方砖铺地板可能危及房屋安全，就同舍予商量不挖掉方砖在舍予的写作室方砖上边铺一层木板，改善一下工作环境。舍予同意后他们很快就把木板铺好了。 胡絜青老人还回忆说，有一次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艺座谈会。会上，舍予谈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住些日子。周总理说，你年纪大了，边疆地区条件比较艰苦，怕不适应。话讲完后，总理感觉自己打断了舍予的话，表示歉意，要舍予继续说下去。舍予提高了声音：“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周总理深深地望了舍予一眼，微微一笑，他很了解舍予这种耿直的脾气。
周恩来、老舍之间的平常交往
胡絜青老人谈了周恩来在政治、工作和生活三个方面对老舍先生的关怀后，依然兴致很高，又谈了关于周恩来和老舍先生之间的一些平常交往。
大约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一个夏日，周总理和邓大姐宴请林巧稚大夫和她的女助手，请舍予和我两人作陪。我记得地点是在西四南大街缸瓦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那家饭馆并没有什么名气，只不过离西花厅比较近些。坐到席上才搞清，这是总理为了答谢林大夫和她的助手而设的私宴。因为林大夫她们俩不久前刚为邓大姐成功地做了一次妇科手术。那天，邓大姐气色很好，她自己一再地向大夫们表示感谢。大家频频举杯轮流向她和两位大夫表示祝贺。席间，我拿出自己畫的一把绢团扇送给邓大姐。画的是一幅大朵牡丹，工笔重彩。舍予还在扇面上题了“昔在帝王家，今供亿人赏”。这把扇子引起在座的人很大兴趣，大家轮流传看，都说很雅气。饭后，周总理像普通顾客一样自己付了饭菜钱。过了不久，我就收到一张周总理和邓大姐在西花厅的合影照，照片上邓大姐正好拿着那把扇子，她右手握扇柄，左手轻扶扇子的上端，将团扇的画面正对镜头，非常清晰。相片后面注有“1961年7月1日摄于西花厅”的字样，照片上总理和大姐并肩而立，面带微笑，很有神采。显然，这是他们回到家中特意拍摄送给我们的。
1954年，总理在中南海家里设宴，邀请三对文艺界朋友，有曹禺夫妇、吴祖光夫妇、舍予和我，谈的主要是文艺界新问题和写新戏的事。总理拿出一瓶英国伊丽莎白女王送给他的百年陈酿白兰地请大家品尝。他自己还下厨做了一道拿手菜——干丝汤。还有一次也是夏天在西花厅外面的一家小饭馆，黄昏时节，总理设宴主请陈（毅）老总，要舍予和我去作陪。总理说陈老总家里人口多，开销大，负担比较重，嘴头上“亏了些”，得轮流请请他。总理那天还特地邀请了溥雪斋老先生弹奏古筝。整个宴会是一次格调高雅、充满情趣的晚宴。
通过几次作陪，我品出一些特别的“味儿”来：周总理虽身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但他总要想方设法把自己置于这个身份之“外”，找机会生活在朋友圈之中，按普通人的生活方式去交流。如果受了人家的恩惠或帮助，他会按常规的仪礼去款待人家，感谢人家，必要的时候他还可以露一手“绝活”供大家一乐；他关心别人，如果人家有什么难处需要解决或者有什么进步需要鼓气的话；或者，什么也不为，干脆就是为了交朋友，谈谈天，听听音乐，品尝点特殊的食物，联络联络感情，叙叙旧，互相信赖便在潜移默化之中产生了。而这，往往是给了别人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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