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是一位极为特殊的人物。他不同于李大钊、陈独秀，也不同于毛泽东、周恩来。看他早年的照片，清癯瘦削，文质彬彬，透着淡淡的书卷气;读他早期的文章，感情真挚，浪漫激越，给人一种文艺青年的印象。然而，在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年代，投身于中国革命洪流的这位传奇人物，迸发出极其强烈的革命激情，成为党的早期领袖之一，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同时，他所犯下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他就义前撰写的《多余的话》，都给他带来了非同寻常的浮沉与荣辱。
　　前期建立的功勋
　　瞿秋白祖籍江苏宜兴，1899年1月29日生于常州一个破落的士绅之家。由于家境贫寒，他考入外交部办的“不要学费又有‘出身’”的俄文专修馆。1919年，他投身于五四运动，带领同学参加了游行示威和火烧赵家楼的行动，并加入了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次年，他被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聘为特约通讯员到莫斯科采访。1921年，他两次见到革命导师列宁，并与列宁进行过简短交谈。他还在这一年经张太雷介绍加入俄共（布）党组织，翌年转为中共党员。在苏俄期间，瞿秋白写下了《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两本书，以严峻的绝无夸饰的态度和方法表现俄国的新生，如实描写了新俄国的社会现实，并对新俄国作了深沉的思考。这两本书可以说是闪耀着“理想之光”、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的中国现代散文的奠基之作。
　　1923年1月，中共中央为了加强马列主义的宣传，决定恢复出版《新青年》，创办《前锋》期刊。陈独秀把筹办、主编这两个党刊的重任交给了刚刚回国的瞿秋白，并让他参与编辑中央机关报《向导》。 当时正是中国大革命由兴起到发展的时期，思想战线上的斗争非常激烈复杂。瞿秋白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形势出发，用马列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分析国民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提出和阐明革命中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充分发挥了党报党刊在传播马列主义，指导和推进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1925年1月起，二十几岁的瞿秋白先后在党的第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中共领袖之一。1925年5月30日，“五卅惨案”发生，瞿秋白同陈独秀、蔡和森、李立三、恽代英、刘少奇等领导了爱国反帝运动。
　　1927年是瞿秋白人生中最为辉煌的一年。2月22日，上海工人发动第二次武装起义，他赶到拉斐德路暴动指挥所参与领导起义;2月25日至3月2日，他出席中央特别委员会会议，讨论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问题，提出了重要指导意见;3月，他从上海到汉口，负责第五次代表大会事宜;4月11日，他为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写序，安排出版单行本，并大声疾呼：“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尖锐批评陈独秀等人以及共产国际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7月中旬，他和鲍罗廷秘密前往庐山，计划武装暴动;7月下旬，他回到武汉，代表中央支持李立三等人关于在南昌暴动的计划，推动实现了八一南昌起义;“八七”会议后，瞿秋白被共产国际代表指定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并主持中央工作，成为继陈独秀之后党的第二任最高领导人。就在“八七”会议上，他和临时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决定把领导农民进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指明了今后革命斗争的正确方向，从而使全党没有在白色恐怖面前惊慌失措，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为建立红军和根据地奠定了重要基础。
　　后期经历的坎坷
　　“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坚决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却为“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主要表现在对当时的革命形势缺乏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不是组织正确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借以保存和聚集革命力量，而是容许和助长冒险主义与命令主义的倾向（特别是强迫工人罢工）。对此，瞿秋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28年春，瞿秋白在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实践中基本结束了全国范围内的“左”倾盲动错误。5月中旬，他抵达莫斯科;6月，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兹维尼果罗德镇主持召开中共六大。六大之后，他继续留在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团团长两年时间，实际在国内直接领导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发。1929年夏，王明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利用联共反右清党运动，攻击中共代表团，将右倾和“左”倾的帽子全都扣到瞿秋白头上。1930年春，在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销了中国共产党驻莫斯科代表的职务。
　　在被王明错误打击、解除中央领导职务后，1930年8月26日，瞿秋白携妻子离开苏联回国，来到了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虽然身处逆境，瞿秋白丝毫没有消沉。他一边养病（肺结核），一边进行文艺创作和翻译，并和鲁迅、茅盾并肩战斗，一起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其间，他和鲁迅结下深厚友谊。瞿秋白有12篇杂文以鲁迅的名义发表，《鲁迅杂感选集》则由瞿秋白编选并作序。鲁迅曾赠他一帧立轴：“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敌特搜捕时，瞿秋白和妻子还曾几次躲到鲁迅家里过夜。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离开上海，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委会委员等职。红军决定长征后，他虽然几次要求随軍长征，但还是被留在即将沦陷的瑞金开展游击战争，任中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
　　1935年2月，瞿秋白转道香港去上海就医，途经福建长汀县时，不幸落入了敌人手中。得知他的身份后，敌人软硬兼施、百般劝降，他凛然拒绝。6月18日，他坦然走向罗汉岭刑场，沿途唱着《国际歌》《红军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等口号。到达刑场后，盘膝坐在草坪上，对刽子手点点头，微笑说：“此地甚好。”随即慷慨就义，时年36岁。 　　身后遭逢的荣辱
　　瞿秋白殉难后，海内外广泛悼念。鲁迅以“诸夏怀霜社”之名出版其译文集《海上述林》，“诸夏”指中国，而“霜”则是瞿秋白的原名;日本共产党评价他为“世界革命英雄的模范”。1945年4月20日，中共六届七次扩大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其中对瞿秋白作出高度评价，称其“无产阶级英雄气概，乃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1946年3月21日，周恩来在一封信中，热情颂扬瞿秋白革命的一生，给他以崇高的评价，信中说：“秋白同志毕生服务人民大众，卒以成仁。耿耿丹衷，举世怀仰。”
　　然而，“文革”时期，在“四人帮”指使下，造反派组织不顾事实，揪住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一文，诬称其卑躬屈膝、投敌变节，硬把他打成“叛徒”。1967年2月8日，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瞿秋白墓上像被红卫兵砸毁;5月12日，瞿秋白墓被红卫兵砸毁。英勇就义30多年后，瞿秋白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凌辱。
　　1979年6月，中纪委临时机构“第八组”开始瞿秋白案复查工作。工作组不仅认真、仔细查阅了从公安部调来的关于瞿秋白被害案20卷审查卷宗，而且分赴上海、杭州、南京、常州等地访问知情者，举行座谈会，并与瞿秋白的多位亲人见面访谈。1979年底，工作组起草了为瞿秋白平反的文件。1980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了转发中纪委《关于瞿秋白同志被捕就义情况的调查报告》的通知，结束了对此案的复查工作。该“报告”明确宣布：“ 《多余的话》文中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乞求不死的意图。”“客观地全面地分析《多余的话》，它决不是叛变投降的自白书。”
　　1982年9月，中共召开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纪委在向十二大的工作报告中说：“对所谓瞿秋白同志在1935年被国民党逮捕后‘自首叛变’的问题，重新作了调查。瞿秋白同志是我们党早期的著名的领导人之一，党内外都很关心他的问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经过对他的被捕前后的事实调查，证明瞿秋白同志在被捕后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因而遭受敌人杀害。”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貢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瞿秋白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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