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5日，北京国子监街透出冬日的寒意。坐落在这条街上的留贤馆茶馆曾被《时代》周刊评为亚洲十大最具特色的地方和最佳都市隐居地。不过这一天，留贤馆不再低调，因为店里来了一位不同寻常的顾客——美国副总统拜登。拜登带着自己的孙女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留贤馆品尝了大红袍和白茶。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个小时，看上去很是悠闲。
　　拜登的目的
　　而就在三天前，当他还在日本访问时，《读卖新闻》甚至用“遭遇逼宫”一词来形容拜登的处境。当拜登抵达东京时，他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让安倍放心，美国坚决反对中国新设的防空识别区。被媒体形容为“在鸡蛋上跳舞”的拜登呼应了日方的关切。然而拜登的“深表关切”和安倍的“无法容忍”仍然存在距离。
　　事实是，拜登在访日期间，拒绝了安倍提出的三项最关键的要求：其一，发表一份“共同声明”；其二，阻止美国航空公司向中国政府递交飞行计划书；其三，赞同日本主张的“中国必须撤回防空识别区”。显然，美国看到了日本对中国防空识别区的情绪化政策反应，而这种反应也在未来存在引发潜在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所以拜登需要在中日双方之间起到某种平衡者和救火队长的作用。
　　而当拜登来到中国访问时，东海防空识别区也并没有成为焦点所在。如拜登所说：“我们正努力在两个主要大国之间建立一种新型关系，一种不同以往，以建设新合作、良性竞争和共享尊重为特征的关系。”如此，中美关系已经超越了东海上的几座小岛，开始直接触动世界大脉搏。
　　对于拜登这一次的访问行程，不少媒体有一个共同的感觉：拜登让安倍失望了吗？日本新闻网的观点是拜登此行已经开始让日本政界担忧，面对东亚的矛盾，美国只想充当调解人，而不愿意坚定地和盟友站在一起。如果换一个角度，从美国的立场来看，拜登的所有做法都合情合理，因为他是美国副总统，他要维护的是美国的利益。
　　12月4日，美国华盛顿，在美国世界事务理事会举行的年度午餐会活动中，前国务卿基辛格谈到了自己对东海防空识别区的看法：“对于美国是不是承认这样的防空识别区我不持立场。但别忘了，世界上有44个国家都设立了这样的防空识别区。”从这一回答不难看出，曾一路见证半个多世纪中美关系的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现实格局和历史渊源都有着清晰的认知，而这才是代表美国政府的拜登出访的最基本动机。
　　日本的“辅助”角色
　　二战后，美国占领日本，获得了除菲律宾外对亚洲大陆施加压力的第二块跳板。最初，美国占领日本的目的是控制战败国。但是随着东亚冷战局面的出现，日本在美国眼中的角色和价值都有了重大变化。1951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约》签订后，日美结束战争状态，双方很快签订《日美安保条约》，曾经的作战双方缔结了合作关系。当时美国要遏制的主要对手是苏联和中国。直到上世纪60年代末，随着苏联力量的强大和中苏关系破裂，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美国又开始做出战略调整。
　　1972年初，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让身为盟国的日本极为尴尬。在中美关系的推动下，停滞不前的中日关系也很快取得突破，当年就实现了建交。1979年，随着苏联入侵阿富汗，中日美三国关系也前所未有地进入密切合作期。不过当时的日本并没有停止小动作，一方面依靠《安保条约》的庇护全力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提出的安保要求并不积极响应。
　　当时苏联潜艇从海参崴穿越宗谷海峡，经鄂霍次克海到太平洋后，便能用核导弹威胁美国。美国虽有P-3C反潜机和监视潜艇，但数量远远不够。美国于是便要求日本引进P-3C，帮助其监视苏联。几经周折，日本国会才终于同意监控苏联潜艇。1981年的 《日美共同声明》也首次使用了“同盟”字眼。
　　不过日本和美国对于同盟一词的解读却相差甚远。在美国眼里，同盟关系并不意味着日本已经彻底翻身，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而在美国的鼓励下，日本不断增强国防实力，这在当时还是个欲言又止的话题。日本始终认为，东亚地区的冷战胜利是靠日本撑起来的，而美国则认为这场胜利“不宜言表”。
　　1991年，苏联解体，东亚战略格局随之发生变化，中美日三国关系也发生微妙转变。美国开始把中国视为冷战后的主要对手，毫无疑问，日本再度要充当首发前锋。1995年11月，日美发布了冷战后首次修改的新防卫大纲，提出应用日美安保体制应对周边突发事态，这等于放虎出笼，为日本自卫队支援美军海外行动敞开了大门。
　　进入21世纪，随着反恐战争的展开和美国国力的衰退，美国开始越来越多地让日本冲锋在前，采取所谓“离岸制衡”战略。美国人认为，日本人也不想老待在机舱里喝咖啡，而想坐到驾驶舱里去。而借着替美国冲锋陷阵的由头，日本右翼也在悄悄改变国家发展方向，试图最终突破战后体制，实现所谓正常国家的梦想。在日本看来，当美国越来越多地转向亚太，日本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大。
　　中美关系才是大头
　　上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曾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过美国，不要因为扩张过头而加速衰落。现在看来，美国似乎在用一种更聪明的方式来维持东亚的平衡。就在2013年12月7日当天，《纽约时报》发表文章纪念珍珠港事件，指出美国不要重蹈覆辙。也正缘于此，美日之间的关系一直像玩平衡木一样，施加重力的美国一直在小心把控局面，也时刻注意重力的施加权始终掌握在自己手里。
　　12月6日午夜，日本东京国会大厦内，日本自民党在参议院特别委员会上强行表决，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将国防、外交、反间谍和反恐领域需保密的情报定为“特定秘密”，对泄密的人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会场内，旁听席上有人抑制不住愤怒，扔鞋抗议；会场外，抗议人群同样情绪激动。从防卫厅升格，到建立以首相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再到强行通过密保法，安倍政府的一系列举动引起许多日本人的担心。
　　1936年8月，日本组建了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臧相组成的五相会议。正是在集权于少数军方强硬派的五相会议上，日本通过了所谓“国策准则”，成为后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最初设想。在五相会议就战略南下还是北上犹豫不决时，美国曾幻想日本攻打苏联，为此对日绥靖，甚至向日本提供战略物资，最终却为此付出了“珍珠港事件”的代价。
　　就在1941年10月12日的五相会议上，陆相东条英机主张对美开战，决定挑起太平洋战争。如今，在珍珠港遭袭72周年之际，面对安倍政府越来越集权的右倾色彩，许多人也在思考日本失控的可能性。
　　长期派驻中国和日本的美国国务院前官员史蒂芬·哈纳2013年12月2日在《福布斯》杂志上发表文章，矛头直指11月28日《华尔街日报》上的一篇社论。该社论称，面对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的行为，美国应该坚决强化日美同盟，在东海展开联合巡航，协助日本保卫钓鱼岛。对这一社论的立场，哈纳提出严厉质疑：这一基于谎言的政治宣传，竟由《华尔街日报》来加以宣传，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有必要对此社论展开调查，看看这究竟是代表了谁的利益。如此火药味十足的语言，让人不难猜测，《华尔街日报》社论背后的主谋或许是可以从军事冲突和军备竞赛中获利的那些人。
　　香港《东方日报》指出，拜登在中国的表态让原本吵吵嚷嚷的日本媒体冷静下来，也让日本政府认识到，在中美日三国关系中，真正举足轻重、影响大局的究竟是什么。对于整个东亚局势来说，中美日这三方的关系是格外重要的。看似三角的关系，其实是一条直线的关系。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中美关系的亲疏冷热决定了另外两边。
　　所以说拜登的使命远远超出了东海防空识别区这个问题。拜登访华的终极目的是要在发展中美合作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骤。值得一提的是，拜登也被视为参选2016年美国总统的有力竞争者，所以拜登的使命是一项耐人寻味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