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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宁肯在《中关村笔记》中，回顾了中关村的历史——起于冯康，讫于程维。这一审视，与其归结为一种回望，倒不如说这是他对时代的风潮与火焰从何处点燃，又将引向何方的回溯与辨识。因此，虽然此书是非虚构，却要比《北京：城与年》更近于文学的本质，也就是基于历史理性的个体想象。
[关键词]宁肯;中关村笔记;历史理性;个体想象
宁肯在2017年出版了两部关于北京的非虚构作品，其一是《北京：城与年》，其二是《中关村笔记》，在我看来，两者也恰好构成了某种遥相呼应的关系。《北京：城与年》可以看作是关于北京的“过去之书”，它由作者个人的回忆片断组成，充满了感情色彩;而《中关村笔记》则是这座城市的“未来之书”，贯穿其中的是一脉理智的基调。周作人曾在《杂拌儿跋》一文里评价俞平伯的随笔，有云：“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我觉得此语未尝不可形容北京：它既有故宫、天坛、颐和园，也有中关村;亦未尝不可如是对观宁肯的这两部著作。事实上，它们不仅是作者用来勾勒北京的时间镜像、思想空间与情感维度的作品，也是他努力勘探时代中历史理性存在之有无的尝试。
《北京：城与年》的写作基本上来自于一种回望的冲动，因此它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欲望，即在时代奔逸绝尘之后，个体尝试着检讨他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在书中，作者袒露了他对时间变量的憎恨，由于这一变量，古瓮不再象征着永恒而意味离散——离散的历史与破碎的经验。所谓离散，指的是从明初宁氏先祖四位兄弟一同经歷的大槐树迁徙开始，一直延续到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作者的哥哥重新回到山西，这几百年来宁氏家族所经历的空间上的位移;所谓破碎，则是时间上的断裂。建国后如缕不绝的运动将时间切分为变量与常量。变量抹去个体记忆，常量则唱叹历史的消失，常量与变量交织在一起，更让人生出时间错乱的感觉。总的来看，这本书是依附于常量，从而牵制变量的态度。因为时代中风狂走，行进得实在没有章法，所以作者才希望用民间的立场，去坚守心灵的秩序。
《中关村笔记》显露的写作冲动，则与之相反。尽管作者依旧回顾了中关村的历史——起于冯康，讫于程维——但这里的审视不可再归结为一种回望，倒不如说这是他对时代的风潮与火焰从何处点燃，又将引向何方的回溯与辨识。因此，虽然此书是非虚构，却要比《北京：城与年》更近于文学的本质，也就是想象。对过去的检讨是哲学的作为，它必得落后于时代，如此才能看到那时代精神的脉络;而想象时代的另一种可能，则是文学与科学的象征。联系到这本书的主题——科学，三者据此构成了一个三角结构，内在于其中的是社会与常识。想象性的文学在最上方，犹如中关村在中国的最前方。这便解释了，为何当陈春先在1978年作为中国物理代表团团员访美时，触动他的不再是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的托卡马克（一种环形磁约束装置），也不再单纯是两个国家科学发展水平上的落差，而是美国科研的结构：核聚变的研究不仅在大学里，也在硅谷与128公路上。科学不仅被用来提高军事实力，也在经济领域发展着民用企业。于是，在第二次访美之后，1980年10月23日下午，在数百人的报告厅，陈春先面对年轻人也包括许多中老年人做了一场访美报告：“我看到了美国尖端科学发展很快。美国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新兴工业。”
时代的火焰正是从这个观念里点燃。如果说5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的崛起（建立科学城、大学城）尚且有政治因素的运作，那么在70年代末，陈春先成为中关村再次崛起的第一人，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就是想象力造就的偶然性与可能性。作者在书中写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的那一天“是个非常平常的日子，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那一天是中关村公司的诞生日”。偶然的一天，又绝非偶然，这样的日子此后还会在中关村无数次地上演。一个科学剧场的确需要这样的常驻剧目。诸如2015年吴甘沙离开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任驭势科技CEO（研发无人驾驶），也是如此。他没有选择按部就班地升迁退休，而是直接跨越了当代，成为了永生来临前的一代人。作者将此形容为“未来的引力”，想来与地心引力正是相反，与历史的决定论亦不相同。地心引力是下坠，历史决定论是被历史宰制、吞噬，未来的引力则是飞升，是个体主动地设置一个未来的图景，然后被这个图景驱策着前进。
与陈春先萌生那个观念相似，“未来的引力”同样属于想象力的范畴。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关村之所以有今天的规模与样态，在未来尚未到来之际，那些置身历史中的个体所想象的另一种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个体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在王缉志之前，人们难以想象中文打字;在王选之前，人们不敢设想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在王永民之前，人们同样无法想到汉字的输人可以通过二十六位的键盘实现。但他们想象了，于是时代成为眼前的样子。就像John Lennon在《Imagine》中吟唱的：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It isn’t hard to do/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No religiontoo/Imagine all the people/living life in peace…/You may say I’m a dreamer/But I’m notthe only one.列侬想象的是和平的可能性，陈春先想象的则是科技的可能性，而它们一概指向了未来：
一切还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时，“新人”陈春先已开始像“外星人”一样大谈硅谷，谈128公路，谈惠普、英特尔、思科、王安，谈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谈乔布斯和苹果。……的确，当时，同事们谁也没去过美国，闻所未闻，好像在听一个地球之外的世纪。当陈春先说“我们也可以这样”，人们觉得陈春先像是在说梦话。“不是梦话，”陈春先说，“我们这里的人才密度一点不亚于硅谷、斯坦福、128公路，我们只需转变观念就能追赶。” 想象未必是简化。应该说，墨守成规才是，而想象只是为现实提供诸种可能性。这便是历史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对跖，而科学的想象力恰似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对当代哲学任务的规定：“走一步看一步”（muddle through）。此外，科学与文学虽然在想象力一点上殊途同归，但科学的旨归是有用性，这也势必推动它在自身谱写的可能性的道路上有所作为。如同王洪德拍案说的“五走”，如同他领导的施工队在北京大学主楼外将傳说是“海眼”的泥潭填上，都表明了科学在想象力之后的行动力。陈春先如果在访美之后仅仅意识到了那个新观念而不付诸行动，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赵勇与吴甘沙在讨论科学与现实的问题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们可能比我们早活了100年，好莱坞也比我们早活了30～50年。我们活在当下，我觉得我可能比大多数现代人早活了三五年吧。……科幻作家可能已经着急了，可是没办法，我们只能把未来一个齿轮一个齿轮地变成现实。”将想象到的可能性逐一变成现实，这就是科学的行动力。
作者在书中提到陈春先时特意勾勒了一笔当时的背景：“变成了‘新人’的陈春先，回到中关村成了一个鼓动家，当国人还在为‘伤痕’文学所激动，为十年浩劫痛彻不已，还在挣脱‘两个凡是’，总之一切还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时，‘新人’陈春先已开始像‘外星人’一样大谈硅谷。”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但或许更能看出文学与科学的差异：尽管两者都能在现实之上高蹈着想象力，但文学终究是无用的记忆，代表了耽搁、反思的常量，科学则是有用的“失忆”，代表了变革、行动的变量。宁肯在这里显露出来的细微转变颇可回味：他不再如《北京：城与年》那样坚持常量的必要。这个道理，也许正是当时代渐渐恢复正常秩序时，它也同时就有了僵化凝滞的危险，这就要求有变量的因素，以此打破坚冰;要求有遗忘的力量，以此重新开始（恰似罗兰·巴特晚年对“遗忘”的重视）。文学的感伤或反思均应维持在一定限度，人文学科对科学混淆目的和手段，也不应一概而论。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必须依赖科学的想象力与行动力，否则我们还是圣人弟子，尧舜之民，却不成其为当代人。
中关村不止有陈春先以降这一脉的人物，宁肯在接近它的时候，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将中关村的历史直接追溯到了数学家冯康那里。如果将中关村比作一幢大厦，冯康就是它“沉默的基石”。从1959年罗布泊决定建立核基地开始，或者说从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的成立开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就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这里有两个场景，其一是1960年3月，“21基地”的士兵来到计算所，参与科研工作，其二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这四年时间里，冯康一面指导计算所三室进行理论研究工作，一面指导五楼的“123”任务组展开对流体力学（导弹）、空气动力学（原子弹）、冲击波数值（卫星）的实践工作。在这些军事研究以外，他还指导了对刘家峡水电站困难排除的工作，而后来“有限元”法得到的边界节点上的差分格式正是在对刘家峡大坝的设计实践中产生的。冯康之后，还有冯康学派，如书中详细描述的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如果没有他们，历史又会是怎样的？作者对此的看法并不模棱两可。关于时代与个人，他花了不少篇幅加以谈论：
冯康发现刘家峡水坝整个设计过程不简单，凭着他的世界性的“飞鸟”视野，有些东西值得总结、深入探讨并升华，而这件事情也必须由他完成。就像一个将军总揽一场战役，而这总结也只能由将军完成。
当今是怎么来的？某种意义上是从陈春先开始的，他的先行的意义绝不亚于一百年前中国的那些伟大的先驱。
有些人在时代的坐标上非常清晰，时代越久远就越清晰。王洪德的耳聋与填海眼都赋有天然的象征意义，甚至寓言意义，像另两个人一样都具有创世的色彩。
历史有时会做出自身的安排，当公司需要方向的时候，就有了方向，比如需要核心技术与竞争力，需要重要技术基石“联想汉卡”——倪光南出现了，而且出现得那样“历史”。
没有比时势更年轻的，时势也必然造就这个时代的代表。
可以看出，宁肯拒绝接受历史决定论的安排。正因为此，他才会肯定偶然的价值。但这种肯定并非是对偶然性的无限贴近，抑或对后现代主义中虚无思潮的追逐，而是要肯定在偶然性背后个体的价值。宁肯在《北京：城与年》中说：“人并不构成历史——人根本无法迎接历史”，如果将这句话的语境加以置换，那么他在《中关村笔记》里的想法是清晰可见的：事实上，人还是可以迎接历史的。他能够迎接，因为人除了忍耐——在心灵深处对变量加以抵抗，还能够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对常量予以突破。这也是两本书的又一处不同，而它比两本书在主题上的差异更为根本。在《北京：城与年》里，作者所持的是“时代飞奔，而精神裂变，但精神终将归于安稳与不分裂”的看法，以此抵御心智的畸变，维护人性的最低限度;《中关村笔记》所显示的，则是个体对时代僵化的警惕，是常量过于稳固，以致重新对个人的独创性构成威胁的反对。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中关村有一种个人的精神，个人挑战时代，个人挑战命运，个人挑战历史，这种挑战构成了中关村的神话。事实上中国埋藏着巨大的个人力量，只要有条件——甚至不必充分的条件就会释放。”
在我看来，这是道地的人本主义立场。承认人的价值，就是要承认人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不是历史的依附，也不是未来的傀儡。人是自由的，是因为人能够主动地勘探他所置身的时代，从而调整自我与时代的距离，认清一己的道路。宁肯在谈及这本书时，有过这样一句话：“通过对中关村的回忆和书写，我想再次确认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和历史理性”。其实历史理性在这两本书彰显得足够清楚，但却未必是黑格尔的意思。如果存在一种历史理性，那正是因为历史由大写的人构成，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理性的。
[关键词]宁肯;中关村笔记;历史理性;个体想象
宁肯在2017年出版了两部关于北京的非虚构作品，其一是《北京：城与年》，其二是《中关村笔记》，在我看来，两者也恰好构成了某种遥相呼应的关系。《北京：城与年》可以看作是关于北京的“过去之书”，它由作者个人的回忆片断组成，充满了感情色彩;而《中关村笔记》则是这座城市的“未来之书”，贯穿其中的是一脉理智的基调。周作人曾在《杂拌儿跋》一文里评价俞平伯的随笔，有云：“这风致是属于中国文学的，是那样地旧而又这样地新。”我觉得此语未尝不可形容北京：它既有故宫、天坛、颐和园，也有中关村;亦未尝不可如是对观宁肯的这两部著作。事实上，它们不仅是作者用来勾勒北京的时间镜像、思想空间与情感维度的作品，也是他努力勘探时代中历史理性存在之有无的尝试。
《北京：城与年》的写作基本上来自于一种回望的冲动，因此它也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欲望，即在时代奔逸绝尘之后，个体尝试着检讨他所经历的这个时代。在书中，作者袒露了他对时间变量的憎恨，由于这一变量，古瓮不再象征着永恒而意味离散——离散的历史与破碎的经验。所谓离散，指的是从明初宁氏先祖四位兄弟一同经歷的大槐树迁徙开始，一直延续到1968年“上山下乡运动”期间作者的哥哥重新回到山西，这几百年来宁氏家族所经历的空间上的位移;所谓破碎，则是时间上的断裂。建国后如缕不绝的运动将时间切分为变量与常量。变量抹去个体记忆，常量则唱叹历史的消失，常量与变量交织在一起，更让人生出时间错乱的感觉。总的来看，这本书是依附于常量，从而牵制变量的态度。因为时代中风狂走，行进得实在没有章法，所以作者才希望用民间的立场，去坚守心灵的秩序。
《中关村笔记》显露的写作冲动，则与之相反。尽管作者依旧回顾了中关村的历史——起于冯康，讫于程维——但这里的审视不可再归结为一种回望，倒不如说这是他对时代的风潮与火焰从何处点燃，又将引向何方的回溯与辨识。因此，虽然此书是非虚构，却要比《北京：城与年》更近于文学的本质，也就是想象。对过去的检讨是哲学的作为，它必得落后于时代，如此才能看到那时代精神的脉络;而想象时代的另一种可能，则是文学与科学的象征。联系到这本书的主题——科学，三者据此构成了一个三角结构，内在于其中的是社会与常识。想象性的文学在最上方，犹如中关村在中国的最前方。这便解释了，为何当陈春先在1978年作为中国物理代表团团员访美时，触动他的不再是普林斯顿等离子物理实验室环形聚变实验反应堆的托卡马克（一种环形磁约束装置），也不再单纯是两个国家科学发展水平上的落差，而是美国科研的结构：核聚变的研究不仅在大学里，也在硅谷与128公路上。科学不仅被用来提高军事实力，也在经济领域发展着民用企业。于是，在第二次访美之后，1980年10月23日下午，在数百人的报告厅，陈春先面对年轻人也包括许多中老年人做了一场访美报告：“我看到了美国尖端科学发展很快。美国高速发展的原因在于技术转化为产品特别快。科学家、工程师有一种强烈的创业精神，总是急于把自己的发明、专有技术知识变成产品，自己去借钱，合股开工厂。我感兴趣的是，那里已经形成几百亿美元产值的新兴工业。”
时代的火焰正是从这个观念里点燃。如果说50年代中后期中关村的崛起（建立科学城、大学城）尚且有政治因素的运作，那么在70年代末，陈春先成为中关村再次崛起的第一人，促使这一切发生的就是想象力造就的偶然性与可能性。作者在书中写道：“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成立的那一天“是个非常平常的日子，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人们越来越一致认为那一天是中关村公司的诞生日”。偶然的一天，又绝非偶然，这样的日子此后还会在中关村无数次地上演。一个科学剧场的确需要这样的常驻剧目。诸如2015年吴甘沙离开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的职位，上任驭势科技CEO（研发无人驾驶），也是如此。他没有选择按部就班地升迁退休，而是直接跨越了当代，成为了永生来临前的一代人。作者将此形容为“未来的引力”，想来与地心引力正是相反，与历史的决定论亦不相同。地心引力是下坠，历史决定论是被历史宰制、吞噬，未来的引力则是飞升，是个体主动地设置一个未来的图景，然后被这个图景驱策着前进。
与陈春先萌生那个观念相似，“未来的引力”同样属于想象力的范畴。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关村之所以有今天的规模与样态，在未来尚未到来之际，那些置身历史中的个体所想象的另一种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它是个体在历史中的自我实现：在王缉志之前，人们难以想象中文打字;在王选之前，人们不敢设想汉字激光照排技术;在王永民之前，人们同样无法想到汉字的输人可以通过二十六位的键盘实现。但他们想象了，于是时代成为眼前的样子。就像John Lennon在《Imagine》中吟唱的：Imagine there’s no countries/It isn’t hard to do/Nothing to kill or die for/No religiontoo/Imagine all the people/living life in peace…/You may say I’m a dreamer/But I’m notthe only one.列侬想象的是和平的可能性，陈春先想象的则是科技的可能性，而它们一概指向了未来：
一切还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时，“新人”陈春先已开始像“外星人”一样大谈硅谷，谈128公路，谈惠普、英特尔、思科、王安，谈汤姆克教授的永磁公司，谈乔布斯和苹果。……的确，当时，同事们谁也没去过美国，闻所未闻，好像在听一个地球之外的世纪。当陈春先说“我们也可以这样”，人们觉得陈春先像是在说梦话。“不是梦话，”陈春先说，“我们这里的人才密度一点不亚于硅谷、斯坦福、128公路，我们只需转变观念就能追赶。” 想象未必是简化。应该说，墨守成规才是，而想象只是为现实提供诸种可能性。这便是历史主义与多元主义的对跖，而科学的想象力恰似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对当代哲学任务的规定：“走一步看一步”（muddle through）。此外，科学与文学虽然在想象力一点上殊途同归，但科学的旨归是有用性，这也势必推动它在自身谱写的可能性的道路上有所作为。如同王洪德拍案说的“五走”，如同他领导的施工队在北京大学主楼外将傳说是“海眼”的泥潭填上，都表明了科学在想象力之后的行动力。陈春先如果在访美之后仅仅意识到了那个新观念而不付诸行动，其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赵勇与吴甘沙在讨论科学与现实的问题时也提到了这一点：“他们可能比我们早活了100年，好莱坞也比我们早活了30～50年。我们活在当下，我觉得我可能比大多数现代人早活了三五年吧。……科幻作家可能已经着急了，可是没办法，我们只能把未来一个齿轮一个齿轮地变成现实。”将想象到的可能性逐一变成现实，这就是科学的行动力。
作者在书中提到陈春先时特意勾勒了一笔当时的背景：“变成了‘新人’的陈春先，回到中关村成了一个鼓动家，当国人还在为‘伤痕’文学所激动，为十年浩劫痛彻不已，还在挣脱‘两个凡是’，总之一切还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时，‘新人’陈春先已开始像‘外星人’一样大谈硅谷。”这多少出乎我的意料，但或许更能看出文学与科学的差异：尽管两者都能在现实之上高蹈着想象力，但文学终究是无用的记忆，代表了耽搁、反思的常量，科学则是有用的“失忆”，代表了变革、行动的变量。宁肯在这里显露出来的细微转变颇可回味：他不再如《北京：城与年》那样坚持常量的必要。这个道理，也许正是当时代渐渐恢复正常秩序时，它也同时就有了僵化凝滞的危险，这就要求有变量的因素，以此打破坚冰;要求有遗忘的力量，以此重新开始（恰似罗兰·巴特晚年对“遗忘”的重视）。文学的感伤或反思均应维持在一定限度，人文学科对科学混淆目的和手段，也不应一概而论。在需要行动的时候，必须依赖科学的想象力与行动力，否则我们还是圣人弟子，尧舜之民，却不成其为当代人。
中关村不止有陈春先以降这一脉的人物，宁肯在接近它的时候，不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将中关村的历史直接追溯到了数学家冯康那里。如果将中关村比作一幢大厦，冯康就是它“沉默的基石”。从1959年罗布泊决定建立核基地开始，或者说从第二机械工业部（二机部）第九研究所（九所）的成立开始，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就承担起了时代的使命。这里有两个场景，其一是1960年3月，“21基地”的士兵来到计算所，参与科研工作，其二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在罗布泊上空升起的蘑菇云。这四年时间里，冯康一面指导计算所三室进行理论研究工作，一面指导五楼的“123”任务组展开对流体力学（导弹）、空气动力学（原子弹）、冲击波数值（卫星）的实践工作。在这些军事研究以外，他还指导了对刘家峡水电站困难排除的工作，而后来“有限元”法得到的边界节点上的差分格式正是在对刘家峡大坝的设计实践中产生的。冯康之后，还有冯康学派，如书中详细描述的尚在久、袁亚湘、余德浩、唐贻发……如果没有他们，历史又会是怎样的？作者对此的看法并不模棱两可。关于时代与个人，他花了不少篇幅加以谈论：
冯康发现刘家峡水坝整个设计过程不简单，凭着他的世界性的“飞鸟”视野，有些东西值得总结、深入探讨并升华，而这件事情也必须由他完成。就像一个将军总揽一场战役，而这总结也只能由将军完成。
当今是怎么来的？某种意义上是从陈春先开始的，他的先行的意义绝不亚于一百年前中国的那些伟大的先驱。
有些人在时代的坐标上非常清晰，时代越久远就越清晰。王洪德的耳聋与填海眼都赋有天然的象征意义，甚至寓言意义，像另两个人一样都具有创世的色彩。
历史有时会做出自身的安排，当公司需要方向的时候，就有了方向，比如需要核心技术与竞争力，需要重要技术基石“联想汉卡”——倪光南出现了，而且出现得那样“历史”。
没有比时势更年轻的，时势也必然造就这个时代的代表。
可以看出，宁肯拒绝接受历史决定论的安排。正因为此，他才会肯定偶然的价值。但这种肯定并非是对偶然性的无限贴近，抑或对后现代主义中虚无思潮的追逐，而是要肯定在偶然性背后个体的价值。宁肯在《北京：城与年》中说：“人并不构成历史——人根本无法迎接历史”，如果将这句话的语境加以置换，那么他在《中关村笔记》里的想法是清晰可见的：事实上，人还是可以迎接历史的。他能够迎接，因为人除了忍耐——在心灵深处对变量加以抵抗，还能够创造——在现实生活中对常量予以突破。这也是两本书的又一处不同，而它比两本书在主题上的差异更为根本。在《北京：城与年》里，作者所持的是“时代飞奔，而精神裂变，但精神终将归于安稳与不分裂”的看法，以此抵御心智的畸变，维护人性的最低限度;《中关村笔记》所显示的，则是个体对时代僵化的警惕，是常量过于稳固，以致重新对个人的独创性构成威胁的反对。诚如作者在书中所说：“中关村有一种个人的精神，个人挑战时代，个人挑战命运，个人挑战历史，这种挑战构成了中关村的神话。事实上中国埋藏着巨大的个人力量，只要有条件——甚至不必充分的条件就会释放。”
在我看来，这是道地的人本主义立场。承认人的价值，就是要承认人的自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既不是历史的依附，也不是未来的傀儡。人是自由的，是因为人能够主动地勘探他所置身的时代，从而调整自我与时代的距离，认清一己的道路。宁肯在谈及这本书时，有过这样一句话：“通过对中关村的回忆和书写，我想再次确认中国改革开放的价值和历史理性”。其实历史理性在这两本书彰显得足够清楚，但却未必是黑格尔的意思。如果存在一种历史理性，那正是因为历史由大写的人构成，历史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