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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烬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煎熬之中，青年时代在战后百木凋零的“英国病”中度过，权力之路既在美英特殊关系的襁褓中变得坦荡，也在她的右倾思想中充满争议，而暮年则在阿兹海默症的侵袭下更映衬出壮心不已的悲情。
——编者手记
公元2013年4月17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英国女王夫妇破例参加，到场的还有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及全球2300多名政要，撒切尔夫人如此走完最后一程。这样的阵势在英国漫长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是丘吉尔的葬礼。多日以来撒切尔夫人的历史功过、葬礼安排引发英国民众的热议，有赞誉，有批判，也有示威抗议，甚至“庆祝”。英国媒体评论称，她的去世如同她生前一样，引发众多争议，再次“撕裂”英国社会……
玛格丽特——西方最常见的女子名字之一，听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如果说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首相，你会知道我在说不久前溘然长逝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人们更多地称她撒切尔夫人。她的去世几乎在整个世界引起反响。保守党遗产的继承人、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不无嫉妒：即便撒切尔夫人早已不是首相，今天的英国依旧有她的影子……
童年与政治信念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在自传中，玛格丽特如此描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中国人可能难以理解宗教在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宗教意味着敬畏和顺从，尤其是宗教信仰经常会影响作为决策者的思维倾向和政策选择。在撒切尔夫人出生的小镇上，卫理公会教徒在政治上一般都有些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而幼年的玛格丽特却对此不以为然，例如在关于英国与希特勒德国关系上的和平投票，她就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国家没有及时地重整军备从而阻止并最终打败独裁者，和平投票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时英国倾向于对德国绥靖的气氛是如此浓厚，以致于实际的政治道路选择十分有限。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上，玛格丽特一家在政治上是高度倾向右翼势力的，而她也一直自诩为坚定的保守党人，尽管她对绥靖一直颇有微词。不论如何，从还是一个小姑娘开始，玛格丽特就有些与众不同，或者说与她后来在英国独排众议，推行重大改革，发动马岛战争一样，她一直是充满争议、毁誉参半的“保守派”。
玛格丽特的父亲曾先后担任镇议员、镇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参事，在1945至1946年间还当了镇长。这对玛格丽特的政治权力之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示牌，或者可以说父亲是她的政治教父。而她的父亲对玛格丽特最重要的教诲则是这样一句话：“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同时，玛格丽特在童年也因父亲对政务的勤勉而了解了更多镇上的事务和那些相关的人，尤其是在她生活的小镇上，经济危机的影响相对有限，她一直认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冲突远没有政客与记者所说的那么严重。很多年后，撒切尔夫人认为是童年的经历使得她拥有了在政治中纵横捭阖的斗志，“参与政治事务是公民的一项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则排在第二位。”显然在她的心里，政治是生命的必然形式。
另外，与许多家庭一样，玛格丽特一家也为大英帝国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认为，是大英帝国给其他那么多的地区带去了法律、良好的管理和秩序，否则那里的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的国家和大陆，玛格丽特曾经抱有非常浪漫的幻想，幻想英国人能够给他们带去什么样的好处。成年后的玛格丽特也确实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个文官，因为在她看来，印度代表了大英帝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担任首相期间，她决然发动马岛战争、企图阻挠香港回归，无不体现了她对大英帝国遗产的缅怀与维护，只不过她只成功了一次，而另一次她只好从理想回归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撒切尔夫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像她这样当时年龄已经不算很小的人，已经能够明白战争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通常是严肃的一代，但是，当人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战争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许多人认为从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国家必须在国民生活中起到首要的作用，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要像在战时那样唤起一种集体努力的精神。对此撒切尔夫人向来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这正成为了她主政英伦时的基本理念：“首先，格兰瑟姆镇（即撒切尔夫人出生的小镇）的人们在战前的生活方式很好，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镇人共同塑造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其次，既然像德国这样有教养的、笃信基督教的发达国家竟然也能落入希特勒的魔掌之中，所以就不应该对文明持想当然的态度，也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培育，也就是说正直的人们必须不断维护他们的信念；再次，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战争。”这几点结论在撒切尔夫人的三届政府中不断突显，她对国内改革的坚定推行，对意识形态的极度强调，对外政策的持续强硬等均源于这些经历和思考。
英国的女性掌权传统
撒切尔夫人有个无人不知的外号——“铁娘子”，与19世纪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外刚内柔”不同，她是真的很强硬，也有人说她很激进。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压力很大。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英国病人”的步履更加蹒跚，值此危机时刻，撒切尔夫人依靠其或许过于右倾的执政理念和货币政策击败希思赢得保守党党魁，就任首相。此后11年，这个女人主宰了英国。
在英国历史上，女王层出不穷，从第一位公认的“血腥玛丽”开始，至今共有五位赫赫有名的女王君临英伦三岛。“血腥玛丽”的威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今日仍有一种美味的鸡尾酒以此为名作为纪念。性格古板的她是一个极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其在位时对新教徒的血腥镇压而著名。玛丽违背了父亲亨利八世的意志，力图将新教徒彻底扫除，恢复英国天主教的地位。据悉，在其短短五年的在位期间，共计300余人被处于火刑。
第二位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同时也是率领大英帝国挑战西班牙霸权的女人。伊丽莎白一世执政近半个世纪的最大功绩就是确立了英国国教，维系了英国的统一，加强了英国王权的绝对权力，同时大力提倡重商主义，使得英国国力蒸蒸日上，并且在海上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大英帝国的雏形出现了。 英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女王是19世纪的维多利亚一世，她见证了大英帝国最骄傲的时代。因其在位长达63年，甚至成为“整个欧洲的祖母”，子女九人各支的后裔充斥欧洲宫廷。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才有了所谓“日不落帝国”的称号。
而后则是现今这位在2012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由007护驾“空降”伦敦碗的伊丽莎白二世。她于1952年6月2日加冕，是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国家元首，在她作为国家元首的各个国度中大约共生活着1.25亿人。
有人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人并不排斥女性主政，由此“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才能在英国执政长达11年。但事实远未如此简单，我们先通过一些对比来简单了解一下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首相与美国的总统
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中国人十分关注美国大选，也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些了解，但对英国则相对陌生。在英国，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是完全统一的，这一点与美国差别很大，后者的立法与行政部门完全分离，很多时候甚至对立。这个根本区别实际上严重影响了两国行政首长的权力，更影响了两国在国内外政策上持续的差别。
至少自19世纪晚期以来，英国首相的权力被认为不断扩大，以至于议会和内阁政府被认为无足轻重，甚至根本无需提及。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英国决策体系缓慢而低效。这是两个自相矛盾的事实，有人说是首相的不同个性使然，但事实却是首相的强大权力只是形式上的，他们的行为受到的限制远比美国总统更加严格。
一位英国议员被选为首相或者是部长，取决于他在下院的长期任职，取决于他在下院阶梯上不断上升过程中得以证明的能力，取决于他所展示出的某些重要品质。随后议会党团的成员决定谁将担当最高的职责。他们选择一个人，当本党为在野党时，他将领导该党，当本党赢得大选时，他便成为首相。能够成为首相的人，必须使他的首要选民，即本党议员，确信他富有才干，而且根据本党的要求，其任职是稳健安全且可以信赖的。显然，这促使各党议员只会寻找一个多年来很少使其同僚感到不愉快的人。同时，由于首相的任期没有限制，议员不会愿意选择年轻者，因为后者的成功获选将在未来几十年阻碍他人通向首相的宝座。
像绝大多数具有稳固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一样，英国总会先在议会锻炼未来的统治者。与美国相比，这一制度显然更可能造就年纪较大，而且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行政首脑。自英国1867年颁布《二次改革法案》，在撒切尔夫人之前英国共产生了21位首相，其平均年龄为62岁，在担任首相之前，他们在下院的平均任职时间为28年。而美国自内战至与撒切尔夫人同时期的里根总统，共有23位总统，其平均年龄为56岁，同时由于美国的国会并非迈向总统的通途，因此在美国国会供职与在英国下院的任职相比便显得毫无意义，比如与撒切尔夫人同时期的里根总统，只是一位电影演员。英国选拔首相的模式造成了对行政权力的重大限制。首相即便拥有巨大的权力，很可能年事已高且阅历丰富、老于世故使其不可能强硬且富有活力地运用手中的权力。遴选首相的过程本身就对首相造成的这一限制是十分重要的，却因其暗藏于英国人固有的因循惯例而被忽视。
英美两国的情况可以做如此对比：美国总统可以实现领导但很难令本党追随他，这在近几年奥巴马的民主党内部可见一斑；而英国首相有追随者，但他既不能远离本党，也不能完全与本党一致，两者都会导致他很难进行领导。首相必须具备巧妙的统治艺术，同时要避免有许多议员对其挑战，或是少数议员发生背叛。在更多情况下，首相担心的不是一些议员的对抗，而是担心在两次大选之间对他真诚和有效的支持会减弱，例如领导二战功劳赫赫的丘吉尔居然在战争末期丢掉了首相之位。相比于同时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见英国首相远不如美国总统那么好当。而英国类似的案例很多。政党本身从来不是坚如磐石。
首相可以依靠本党对他的支持，但是不能逾越本党成员集体设定的限制。首相只能要求本党可以给予的东西。而与此相比，我们业已习惯听美国总统的梦想与誓言了，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更不要说精于演讲的奥巴马。显然，英国政治的种种限制导致了一个结果，即只有以沦为一个糟糕的政党管理者为代价，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大胆的首相。换言之，对于英国的政治系统，完美的政党管理者与完美的领袖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这就是英国政治的特征。
首相既要维护本党的团结，也要保持自己被本党所接受，其代价就是首先会大幅削弱自身的行动自由。首相只能在系统的约束下缓慢前进，任凭形势自行发展，直到近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决定，以此来减弱关于应该做何决定的争吵。在英国，首相是一个软弱的国家领袖，但却是一个管理政党的专家。
与此相比，美国总统则无需获得国会的多数支持，而且议案受到国会阻挠也是常事，甚至其政策失败也仍然可以保有总统之位。总统可以教育并告知公众，表明国会所拒绝通过的实际上是国家利益所需，因此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承诺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美国总统总是要求他们得不到的东西；而英国首相则可以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东西，只是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立法通常要经过极长时间的酝酿。
19世纪英国著名首相迪斯累里曾经自嘲道：“公职人员负有责任，而一个负责任的人是奴隶。”在美国，国会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总统的注意力，而在英国，公众的目光一心一意地专注于首相。无论公正与否，首相由于政体的运转良好而获得赞誉，也因其失败而遭到批评，责任集中而非分散，负有责任的首相必须妥善应用权力，一旦风险政策失败，过失全都由其承担。在英美两国，“领袖”一词有着不同的政治内涵：在美国，“领袖”意味着强者当选总统，而在英国，“领袖”是指首相的意志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在美国是“领袖”的意志领导国家，在英国是制度确保了“领袖”是温和中庸且行为得体的政客。
例外的三分之一
自上世纪以来，我们能够列举的几十位英国首相，可能有、且只有三个人是例外的，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
——编者手记
公元2013年4月17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葬礼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举行，英国女王夫妇破例参加，到场的还有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及全球2300多名政要，撒切尔夫人如此走完最后一程。这样的阵势在英国漫长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一次，是丘吉尔的葬礼。多日以来撒切尔夫人的历史功过、葬礼安排引发英国民众的热议，有赞誉，有批判，也有示威抗议，甚至“庆祝”。英国媒体评论称，她的去世如同她生前一样，引发众多争议，再次“撕裂”英国社会……
玛格丽特——西方最常见的女子名字之一，听起来平淡无奇。但是，如果说的是英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女首相，你会知道我在说不久前溘然长逝的玛格丽特·撒切尔，人们更多地称她撒切尔夫人。她的去世几乎在整个世界引起反响。保守党遗产的继承人、英国现任首相卡梅伦不无嫉妒：即便撒切尔夫人早已不是首相，今天的英国依旧有她的影子……
童年与政治信念
“我们家是一个踏实、严谨、笃信宗教的家庭。父亲和母亲都是虔诚的卫理公会派教徒。”在自传中，玛格丽特如此描述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中国人可能难以理解宗教在西方人生活中的地位。宗教意味着敬畏和顺从，尤其是宗教信仰经常会影响作为决策者的思维倾向和政策选择。在撒切尔夫人出生的小镇上，卫理公会教徒在政治上一般都有些偏向左翼，甚至是和平主义者。而幼年的玛格丽特却对此不以为然，例如在关于英国与希特勒德国关系上的和平投票，她就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国家没有及时地重整军备从而阻止并最终打败独裁者，和平投票应当负有一定的责任。
当时英国倾向于对德国绥靖的气氛是如此浓厚，以致于实际的政治道路选择十分有限。在这一问题以及其他的问题上，玛格丽特一家在政治上是高度倾向右翼势力的，而她也一直自诩为坚定的保守党人，尽管她对绥靖一直颇有微词。不论如何，从还是一个小姑娘开始，玛格丽特就有些与众不同，或者说与她后来在英国独排众议，推行重大改革，发动马岛战争一样，她一直是充满争议、毁誉参半的“保守派”。
玛格丽特的父亲曾先后担任镇议员、镇财政委员会的主席、参事，在1945至1946年间还当了镇长。这对玛格丽特的政治权力之路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标示牌，或者可以说父亲是她的政治教父。而她的父亲对玛格丽特最重要的教诲则是这样一句话：“永远不要只因为别人这么做，你也要这么做。”同时，玛格丽特在童年也因父亲对政务的勤勉而了解了更多镇上的事务和那些相关的人，尤其是在她生活的小镇上，经济危机的影响相对有限，她一直认为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分化和冲突远没有政客与记者所说的那么严重。很多年后，撒切尔夫人认为是童年的经历使得她拥有了在政治中纵横捭阖的斗志，“参与政治事务是公民的一项义务，而政党的重要性则排在第二位。”显然在她的心里，政治是生命的必然形式。
另外，与许多家庭一样，玛格丽特一家也为大英帝国感到非常骄傲。他们认为，是大英帝国给其他那么多的地区带去了法律、良好的管理和秩序，否则那里的人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这些东西。对于那些地处偏远的国家和大陆，玛格丽特曾经抱有非常浪漫的幻想，幻想英国人能够给他们带去什么样的好处。成年后的玛格丽特也确实认真地考虑过去印度当个文官，因为在她看来，印度代表了大英帝国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担任首相期间，她决然发动马岛战争、企图阻挠香港回归，无不体现了她对大英帝国遗产的缅怀与维护，只不过她只成功了一次，而另一次她只好从理想回归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撒切尔夫人的影响是巨大的，像她这样当时年龄已经不算很小的人，已经能够明白战争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战争中长大的一代人通常是严肃的一代，但是，当人们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战争造成的巨大灾难时，战争的影响也就有所不同。例如，许多人认为从战争中得到的“教训”是，国家必须在国民生活中起到首要的作用，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也要像在战时那样唤起一种集体努力的精神。对此撒切尔夫人向来有着不同的看法，而这正成为了她主政英伦时的基本理念：“首先，格兰瑟姆镇（即撒切尔夫人出生的小镇）的人们在战前的生活方式很好，也是有益于身心健康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由全镇人共同塑造形成的，而不是由政府主导的；其次，既然像德国这样有教养的、笃信基督教的发达国家竟然也能落入希特勒的魔掌之中，所以就不应该对文明持想当然的态度，也必须不断地对其进行培育，也就是说正直的人们必须不断维护他们的信念；再次，对独裁者的绥靖政策最终导致了战争。”这几点结论在撒切尔夫人的三届政府中不断突显，她对国内改革的坚定推行，对意识形态的极度强调，对外政策的持续强硬等均源于这些经历和思考。
英国的女性掌权传统
撒切尔夫人有个无人不知的外号——“铁娘子”，与19世纪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的“外刚内柔”不同，她是真的很强硬，也有人说她很激进。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压力很大。上世纪70年代的两次石油危机使得“英国病人”的步履更加蹒跚，值此危机时刻，撒切尔夫人依靠其或许过于右倾的执政理念和货币政策击败希思赢得保守党党魁，就任首相。此后11年，这个女人主宰了英国。
在英国历史上，女王层出不穷，从第一位公认的“血腥玛丽”开始，至今共有五位赫赫有名的女王君临英伦三岛。“血腥玛丽”的威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今日仍有一种美味的鸡尾酒以此为名作为纪念。性格古板的她是一个极端虔诚的天主教徒，因其在位时对新教徒的血腥镇压而著名。玛丽违背了父亲亨利八世的意志，力图将新教徒彻底扫除，恢复英国天主教的地位。据悉，在其短短五年的在位期间，共计300余人被处于火刑。
第二位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都铎王朝最后一位国王，同时也是率领大英帝国挑战西班牙霸权的女人。伊丽莎白一世执政近半个世纪的最大功绩就是确立了英国国教，维系了英国的统一，加强了英国王权的绝对权力，同时大力提倡重商主义，使得英国国力蒸蒸日上，并且在海上击败了不可一世的西班牙“无敌舰队”，从此大英帝国的雏形出现了。 英国历史上另一位著名的女王是19世纪的维多利亚一世，她见证了大英帝国最骄傲的时代。因其在位长达63年，甚至成为“整个欧洲的祖母”，子女九人各支的后裔充斥欧洲宫廷。在这段时间里，英国才有了所谓“日不落帝国”的称号。
而后则是现今这位在2012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由007护驾“空降”伦敦碗的伊丽莎白二世。她于1952年6月2日加冕，是在位时间第二长的国家元首，在她作为国家元首的各个国度中大约共生活着1.25亿人。
有人认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人并不排斥女性主政，由此“铁娘子”撒切尔夫人才能在英国执政长达11年。但事实远未如此简单，我们先通过一些对比来简单了解一下英国的政治制度。
英国的首相与美国的总统
由于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重要性，中国人十分关注美国大选，也因此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美国的政治体系有些了解，但对英国则相对陌生。在英国，立法部门与行政部门是完全统一的，这一点与美国差别很大，后者的立法与行政部门完全分离，很多时候甚至对立。这个根本区别实际上严重影响了两国行政首长的权力，更影响了两国在国内外政策上持续的差别。
至少自19世纪晚期以来，英国首相的权力被认为不断扩大，以至于议会和内阁政府被认为无足轻重，甚至根本无需提及。但是我们看到的结果却是英国决策体系缓慢而低效。这是两个自相矛盾的事实，有人说是首相的不同个性使然，但事实却是首相的强大权力只是形式上的，他们的行为受到的限制远比美国总统更加严格。
一位英国议员被选为首相或者是部长，取决于他在下院的长期任职，取决于他在下院阶梯上不断上升过程中得以证明的能力，取决于他所展示出的某些重要品质。随后议会党团的成员决定谁将担当最高的职责。他们选择一个人，当本党为在野党时，他将领导该党，当本党赢得大选时，他便成为首相。能够成为首相的人，必须使他的首要选民，即本党议员，确信他富有才干，而且根据本党的要求，其任职是稳健安全且可以信赖的。显然，这促使各党议员只会寻找一个多年来很少使其同僚感到不愉快的人。同时，由于首相的任期没有限制，议员不会愿意选择年轻者，因为后者的成功获选将在未来几十年阻碍他人通向首相的宝座。
像绝大多数具有稳固的政治制度的国家一样，英国总会先在议会锻炼未来的统治者。与美国相比，这一制度显然更可能造就年纪较大，而且更为稳健和可靠的行政首脑。自英国1867年颁布《二次改革法案》，在撒切尔夫人之前英国共产生了21位首相，其平均年龄为62岁，在担任首相之前，他们在下院的平均任职时间为28年。而美国自内战至与撒切尔夫人同时期的里根总统，共有23位总统，其平均年龄为56岁，同时由于美国的国会并非迈向总统的通途，因此在美国国会供职与在英国下院的任职相比便显得毫无意义，比如与撒切尔夫人同时期的里根总统，只是一位电影演员。英国选拔首相的模式造成了对行政权力的重大限制。首相即便拥有巨大的权力，很可能年事已高且阅历丰富、老于世故使其不可能强硬且富有活力地运用手中的权力。遴选首相的过程本身就对首相造成的这一限制是十分重要的，却因其暗藏于英国人固有的因循惯例而被忽视。
英美两国的情况可以做如此对比：美国总统可以实现领导但很难令本党追随他，这在近几年奥巴马的民主党内部可见一斑；而英国首相有追随者，但他既不能远离本党，也不能完全与本党一致，两者都会导致他很难进行领导。首相必须具备巧妙的统治艺术，同时要避免有许多议员对其挑战，或是少数议员发生背叛。在更多情况下，首相担心的不是一些议员的对抗，而是担心在两次大选之间对他真诚和有效的支持会减弱，例如领导二战功劳赫赫的丘吉尔居然在战争末期丢掉了首相之位。相比于同时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可见英国首相远不如美国总统那么好当。而英国类似的案例很多。政党本身从来不是坚如磐石。
首相可以依靠本党对他的支持，但是不能逾越本党成员集体设定的限制。首相只能要求本党可以给予的东西。而与此相比，我们业已习惯听美国总统的梦想与誓言了，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小布什，更不要说精于演讲的奥巴马。显然，英国政治的种种限制导致了一个结果，即只有以沦为一个糟糕的政党管理者为代价，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大胆的首相。换言之，对于英国的政治系统，完美的政党管理者与完美的领袖是鱼与熊掌，难以兼得的。这就是英国政治的特征。
首相既要维护本党的团结，也要保持自己被本党所接受，其代价就是首先会大幅削弱自身的行动自由。首相只能在系统的约束下缓慢前进，任凭形势自行发展，直到近乎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作出决定，以此来减弱关于应该做何决定的争吵。在英国，首相是一个软弱的国家领袖，但却是一个管理政党的专家。
与此相比，美国总统则无需获得国会的多数支持，而且议案受到国会阻挠也是常事，甚至其政策失败也仍然可以保有总统之位。总统可以教育并告知公众，表明国会所拒绝通过的实际上是国家利益所需，因此在美国我们看到的是承诺和实际表现之间的差距，美国总统总是要求他们得不到的东西；而英国首相则可以得到他所要求的任何东西，只是任何重大的社会、经济立法通常要经过极长时间的酝酿。
19世纪英国著名首相迪斯累里曾经自嘲道：“公职人员负有责任，而一个负责任的人是奴隶。”在美国，国会在某种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总统的注意力，而在英国，公众的目光一心一意地专注于首相。无论公正与否，首相由于政体的运转良好而获得赞誉，也因其失败而遭到批评，责任集中而非分散，负有责任的首相必须妥善应用权力，一旦风险政策失败，过失全都由其承担。在英美两国，“领袖”一词有着不同的政治内涵：在美国，“领袖”意味着强者当选总统，而在英国，“领袖”是指首相的意志可以成为国家的法律。在美国是“领袖”的意志领导国家，在英国是制度确保了“领袖”是温和中庸且行为得体的政客。
例外的三分之一
自上世纪以来，我们能够列举的几十位英国首相，可能有、且只有三个人是例外的，他们的名字分别是劳合·乔治，温斯顿·丘吉尔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