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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美国在越南困难重重的战事，使得华盛顿冷战整体战略受到极大牵制。尼克松不得不面对现实，以尽快脱离战略与政策困境。尽快“体面地”结束战争成为美国亚洲政策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尼克松政府试图接触中国政府，缓和中美关系，在越南问题上同中国进行利益交换，不仅为了降低东南亚对美国“抵御共产主义”的战略重要性，同时希望通过中美“政治交易”，促进河内改变强硬的态度。这种策略完全出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考虑：对中国施以威胁利诱，既希望与中国进行短期利益交换，也着眼于中美之间长远的利益接触。然而中国政府坚守原则，保持一贯立场，未能使美国如愿。
关键词越南战争，尼克松，基辛格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0-0038-06
尼克松历经多次政治磨难，终于在1968年大选中胜出。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选民希望曾辅助过艾森豪威尔、为美国带来1950年代“辉煌”的尼克松能够帮助美国走出越南战争泥潭，重振“超级大国”的雄风。①实际上，尼克松在大选中也频繁地批评民主党政府固执和过于理想化的冷战政策，提出一旦执掌白宫就将推行一条冷静的、理智的、现实的、“让世界尊重”的外交路线，以期待尽快地、“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关于越战的书籍达1.2万余本，但将其置于中美关系缓和视阈下的研究却很少。②基于此，本文利用新解密的尼克松政府档案，从美国调整对外政策的角度进行探讨，希望进一步深化越南战争问题的研究。
尼克松上台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极其严峻的。美国所经历的目标最不明确、时间最长的战争就是越南战争。截至1968年，美国动员军人高达54万人，越南人民和士兵的斗争决心和意志使得美国的战争优势无法体现。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形象越来越糟，进退两难，在战场上既打不赢，又不敢撤。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战争给美国造成的影响极为严重，持续高涨的反战运动、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尖锐的社会矛盾，美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不得不承认自身力量的限度。
1968年，苏联的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力量已赶上美国，美国已经彻底丧失“核优势”。不仅如此，苏联的海军力量还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失去国内民众的支持，美国的对越政策需要彻底的修正。在竞选演说中，尼克松最具吸引力的承诺是：“我将在6个月内结束战争。”美国人相信，如果战争延续到1972年，尼克松连任便绝无可能。越南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生产力下降，赤字上升，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在形成，这个国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恢复美国的实力和昔日的威风，避免更大的失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奉行较为现实的外交政策。
更早时候，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文章强调：“其他国家必须认识到，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很可能是有限的”，审视未来亚洲时，需要巧妙谨慎地鼓励亚洲国家的某种主动性，“未来美国与亚洲关系的中心模式必须是美国支持亚洲的主动性”，帮助盟友建立一个“保护他们自己未来安全的亚洲本地体系”。①1968年3月28日，尼克松发表广播讲话，“我们已到了美国必须重新估量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和责任的时候了”，“如果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希望保持自由，就必须为自己的防务贡献力量。它们再也不能靠美国力量坐享其成了”。②1969年7月25日，关岛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发表了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讲话。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是：受共产主义侵略威胁的国家，必须自己承担起首要的防卫任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队不担当任何角色，而是受到威胁的国家要承担提供人力的首要任务。③尼克松承认，越南战争是一场“令人头痛”的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创伤，尽管美国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必须避免采取那些會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致把我们拖入类似越战冲突中去的政策”。美国要向亚洲友邦强调：
我们仍将信守条约义务，但是，就国内安全而言，就军事防务而言，除非受到一个大国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之外，美国将鼓励并期待亚洲各国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我们正在实施越南战争本土化，加强南越军队，使它成为强大的、独立的战斗性部队。在防卫上，能够肩负起保护自己的责任，从而抵抗共产主义分子——各种游击队和打常规战的北越主力部队。美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南越人民建起自己的武装，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帮助南越自己去打仗，而不是亲自披挂上阵。④
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全面收缩新政策的出笼。
尼克松主义的三原则是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伙伴关系要求美国的盟国分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美国“将参与盟友的防务，但不能越俎代庖，不会制定全部方案，执行全部决定，承担自由世界的全部防务”。这是美国收缩政策的一面。但为了美国的既得利益，这种收缩不应“突然而仓促”地进行，必须还要实力和谈判做后盾。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同时实行灵活外交，以谈判为手段，巧妙利用各种力量来削弱敌手，巩固自己的战略地位。美国政策导向的变化，使得尼克松政府的决策层对中国产生了新观念，把中国可以看作一个非敌意的对手或者一个潜在的朋友。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在东亚的首要目标就是设法接近中国，以取得从越南脱身的帮助。
基于上述现实，如何尽快“体面地”结束战争成为美国亚洲政策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同时，美国国内反战声浪越来越高涨，存在着激发更大规模政治危机的可能。面对如此的政治与决策压力，基辛格首先提出，尼克松政府应该将缓和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对抗，与解决越南战争难题结合起来考虑。中美和解，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便失去了正当理由，还可以帮助美国在谈判桌上向北越施加压力。1969年2月11日，基辛格致函尼克松明确提出，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可以就中国人所提倡的和平原则为由头，询问他们是否准备提出任何具体的有关建议”。尽管美国仅仅表达“乐意听取中国人的建议”，但起码“显现了我们希望在东亚发展一个稳定与和平环境的兴趣”。此外，美国还可以探究中国是否因周边环境恶化“而感到苦恼和心事重重以致会提出具体动议”。①无疑，基辛格认为，中国虽然未能如当年朝鲜战争那样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但一直为北越和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阵线”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与物质援助，并且在中越边境部署了大量武装力量以防止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如果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与援助的负担也导致中国方面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中美就有了利益交换的基础。 具体怎样接近中国，仍是尼克松的难题之一。如果华盛顿迫不及待地走向北京，共产主义国家阵营可能会误解，以为美国由于缺乏信心而示弱，开始向河内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屈服。搞得不好，非但不能停止越南战争，反而会助长北越人的气势，在美国国内也可能惹得亲台势力群起反对。美国的许多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肩负与中国为敌的任务，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随处都能感受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尤其是还不知道中国的可能反应，任何接近中国的行动，都必须小心谨慎。
1969年2月，华盛顿请法国驻华大使向北京转达美国希望改善关系的意向。尼克松甚至同意向东欧人泄露一点他对华的松动意向，以便影响苏联人的想法。1969年2月，基辛格汇报了国务院官员和波兰外交官一次午餐的谈话记录。波兰外交官认为中国已经与苏联东欧断绝了技术交流。中国工业化的希望是与西方接触，特别是美国。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向东欧国家散布一种印象：即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可能正在搞些名堂，但要绝对避免让人感觉到这是从白宫泄露的，即“我想我们应该给外界一种感觉，行政当局正在试探与中国缓解的可能性”。②
1969年3月的中苏边境冲突为尼克松提供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历史机遇。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忽然约见基辛格，向他简报中苏冲突“中国的暴行”。当基辛格表示边境冲突是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问题时，多勃雷宁坚持说“中国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中苏冲突激起基辛格对中国问题的关注。③为了实现在亚洲缓和以及从越南撤军的政策目标，国安会的资深官员约翰·霍尔德里奇致函基辛格，建议强调美国已采取了一系列“示好”的动作，如停止了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放宽了对贸易和旅行的限制，以及公开声明不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特别是为了说服中国协助美国尽快结束越南战争，霍尔德里奇指出：尼克松政府应该透彻地说明其越南政策的三个“战略含义”：其一，美国“没有在威胁中国，实际上我们试图结束战争，并准备从越南和泰国撤军”;其二，美国“没有试图利用中苏边界问题讨中国的便宜”;其三，东南亚一旦恢复和平，中美关系将会按照“尼克松主义”的原则“出现新机”。④
1969年末，美国便开始在台湾驻军的问题上向中国频频示好。其中最直接的要数美国驻华沙大使斯托塞尔在1970年2月与中国外交代表会面时，“直截了当”地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恶意”。斯托塞尔解释，美国在台湾所设立的军事基地，“并非对华显示军事威胁”;随着“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断增长”，特别是当越南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将设置在台湾的军事设施减少”，以取得谅解与信任。斯托塞爾还提到，美国政府及“最高领导人”已经注意到台湾问题是“中美间最尖锐的问题”，同时也了解中国希望美国起码有所减少其在台驻军的要求，因此愿意做出足以满足中方“政治需要”的表示。⑤斯托塞尔传达的信息暗藏了将台湾问题与越南战争相关联的玄机。一方面，美国表示已经注意到中国将台湾问题看作中美关系解冻的最为要害的问题，而尼克松政府缓和亚洲冲突的最大挑战是从越南撤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美国即便“愿意”从台湾撤军，也要等到“越南战争结束”。⑥美国表达的意图是，中方要想美方从台湾撤军，就必须先行迫使河内“尽快结束战争”。而中方虽然同意在华沙开启与美国的“秘密对话”管道，但对美方“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仍报有疑虑。
1970年5月，预定举行的另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军入侵柬埔寨而取消。虽然中国取消了这次会谈，抗议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但双方的接触仍然通过别的途径在悄然进行。美国选择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同中国友好而又与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传递信息。1971年初，尼克松被越南战争搞得焦头烂额，为了对付北越的春季攻势，他下令轰炸胡志明小道，同时不断向中国暗送秋波。1971年，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尼克松进一步阐述：“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22年的敌对，决定了我们与有着7亿5千万勤劳智慧人民的国家关系是多么重要。我们愿意与北京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做什么，就一定会做什么。”①1971年2月16日，尼克松政府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政策文件NSSM-106完成，在确定美国针对中国的长期政策目标时，将“避免中美直接武装对抗或冲突”，“致力于缓解地区内的紧张局势”，“促进东南亚问题得到可以接受的解决”纳入首要目标之列。②随后，基辛格在北京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中美应就越南与台湾问题进行交易的建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9日至11日，他同周恩来共会晤了17个小时。在第一天的会谈中，基辛格称，尼克松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有关问题;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表示，美国已经走出了有利于缓和中美在台湾海峡对抗的第一步，指出：“我们的军舰不在台湾海峡巡逻，我们的军事顾问团的规模减少了五分之一。”基辛格转而提出：至于何时撤出剩余的驻台美军取决于印度支那的战争进展。美国在台湾的驻军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2/3是为了东南亚的军事行动，1/3是为了台湾的防务。一旦印度支那战事结束，美国将在“不长时间之内撤走所有与台湾无关的军队”。③
基辛格解释，尼克松政府针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谈判来结束越南战争，美国愿意确定从越南和印度支那先撤出战斗部队、再撤军事和技术顾问的时间表，但是美国结束越战的先决条件是体面地结束战争。他亮出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核心意图：美国在印度支那不寻求军事基地，并认为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结束印度支那冲突将会加速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会随之撤出在台湾的部分军队。④
中方则对其先撤战斗部队、再撤军事和技术顾问表示不满，并希望基辛格能痛下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出，并放弃南越政权，并指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并不能够发挥怎样的影响，越南人没有请求中国派出军队，中国没有派遣一名士兵参与作战，美国强调尊严、荣誉和面子，最好是把武装部队全部撤走，这将会是更大的荣誉。⑤ 在第二天下午的谈话中，中美双方的辩论焦点仍然是美国应该干净彻底地撤出印度支那。中方认为，美国最好把所有的武装部队全部撤走，同时也要撤走其他外国军队，这才是美国更大的荣誉;越南人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不能在和平的情况下生活，再牺牲一百万也决心战争到底。⑥至此，基辛格似乎失去了说服中国帮助美国压制河内，接受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条件的信心。不过，在后来给尼克松的回报函中，基辛格认为他的劝说得大于失。首先，中美双方能在数次对话中深入、“坦率”地讨论如何结束越南与印度支那冲突的事实表明，中方也希望能结束战争。其次，他一开始就清楚地将印度支那问题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相联系，从台湾撤军及加快中美缓和，均与结束越南战争存在关联。⑦显然，美国希望中国能帮助说服河内，加快美越和谈进程，但中方拒绝卷入美越和谈，拒绝对北越施加任何压力。后来双方决定在公告中既不提建交，也不提越南战争与从台湾撤出美军的联系。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美国全国电视网中首次披露基辛格密访北京一事，并宣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起草的尼克松将在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的公告。“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①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基辛格再次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印度支那冲突的前景息息相关。他说道，美国“希望东南亚国家保持独立”，“唯一希望战争继续的国家是那些希望建立一个对抗你们，而不是对抗我们的集团”。基辛格暗示，既然中美双方领导人希望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如果总理能够把你的一些方法传授给河内盟友，我们将会很快得到和平”。②基辛格的潜台词是：苏联不希望越南战争尽快结束，其目的是为中美缓和制造障碍，以致保持对中国来自南北的安全压力。基辛格为了打消中方的顾虑，接着指出：“我们知道你们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我们也不要求你们这么做，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提出的提议结束这场战争，就意味着某人现在必须拿原则做交易。”③中方对此表示赞同。苏联希望美国深陷越南，不希望美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中国的态度则与苏联截然相反。中方希望尼克松政府应该使越南人民相信，美国是真正希望印度支那地区成为一个和平不结盟的地区。既然美国已经决定完全撤军，就无需继续支持和援助目前的南越和柬埔寨政权了。④从中方的表态中，基辛格感到中美存在合作解决越南问题的空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当天下午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论关于世界局势的若干哲学问题，直到第二天下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才得以讨论包括印度支那的核心议题。一开始，尼克松就提出，美国将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考虑延伸到在台驻军与结束越南战争的关系。“尼克松认为，只要他能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利益交换，北京就会帮助华盛顿压制河内，他甚至认为台湾=越南=交换”，他希望對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能够纳入双方对周边地区“安全威胁”的关注之中。⑤中方对于尼克松所关心的印度支那问题，提出以下几点：（一）我们有权为印度支那人民提供援助和支持，没有权利同你们谈判;（二）由于中国对印度支那地区十分关注，我们也有权就这个问题发出我们的声音，尼克松政府应该丢掉幻想，果断地从印度支那撤军;美国的目标是体面地从越南撤军，拖得越久越被动;（三）至于华盛顿具体应如何行动，北京无法越俎代庖，中国没有参加解决问题的谈判，也无意参加这样的谈判。⑥
尼克松表示，美国欢迎任何中国帮助他们谈判的努力。⑦但“总理已经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可能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帮忙”，“公报里都将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美国做到的是从台湾撤军”。看来中国政府在帮助美国结束越战方面确有难处，“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解决越南问题”。⑧最后，尼克松同意中方的观点，说如果美国战俘得以全部遣返，他同意全部撤出美国军队以便实现印度支那全面停火。美国同意政治问题应由印度支那人民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但美国不会同意北越抛弃南越的要求。⑨在越南问题上，中方没有与苏联一起鼓励河内拒绝与华盛顿谈判，尼克松提到“总理的政府不会鼓励北越拒绝和我们谈判，谈判是解决印度支那最好的办法”。这是尼克松北京之行重要的收获。中美联合公报中，中方表明支持“民族解放”的一贯立场，表明中国在中美高峰谈判的越南议题中，始终没有牺牲越南利益。不管美方如何诱惑，基辛格、尼克松如何巧舌如簧、死缠烂打，中方始终坚持一贯立场，没有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的革命立场。
1972年3月，北越大部队与南越解放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两面出击，使南越阮文绍军队疲于应付，顾此失彼。4月，美国政府出动大批飞机对越南北部的重要城市的工业基地、机场、道路进行持续猛烈的轰炸，尼克松还下令对北越进行海上封锁，对其海域、港口及水道进行布雷。美军的疯狂行为表明尼克松急于要从越南脱身，其大喊大叫，狂轰滥炸，只是为了掩护撤退而已。与此同时，美国向中国和苏联施加外交压力，逼迫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此时，北越的谈判立场有所变化，放弃推翻西贡政权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不再坚持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捆绑在一起。中国继续表明支持越南抗战，不介入越美和谈问题的立场。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美国不仅没有实现控制越南、填补法国撤出印支“空白”的战略目标，反而付出了巨大代价，遭受惨痛失败。越南战争表明美国的力量在实现对外目标上的有限性，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反映了这一现实。
“摆脱越南战争”是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全面求变、求新的动力。尼克松政府希望能够“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试图将从台湾撤军与结束越战挂钩，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强调美国结束越战会加速中美关系的改善，换取中国能向北越施压帮助美国结束战争。这种外交策略完全出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考虑，“大棒”与“胡萝卜”并用，通过接触中国，试图发挥北京对河内的“杠杆作用”。但中国不仅没有帮助美国压制河内，在中美缓和期间还最大限度地援助了越南。中美关系缓和没有因越南问题受到影响，尼克松政府对于中国坚持在道义和物质上援助越南的一贯原则表示谅解。侵越政策表明美国全球干涉政策到了极点，它使美国领导者承认武力威胁的限度。美国著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谈到越战教训时所言：“我们不应该加入内战，我们不应该扮演世界上的一个大兄弟，其他国家的人民应该自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应该在五大洲驻军，我们没有无限的资源。我们必须好自为之。”
【作者简介】张秀阁，天津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外交史。
【责任编辑：王湉湉】
关键词越南战争，尼克松，基辛格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9）10-0038-06
尼克松历经多次政治磨难，终于在1968年大选中胜出。有学者认为，这是由于美国选民希望曾辅助过艾森豪威尔、为美国带来1950年代“辉煌”的尼克松能够帮助美国走出越南战争泥潭，重振“超级大国”的雄风。①实际上，尼克松在大选中也频繁地批评民主党政府固执和过于理想化的冷战政策，提出一旦执掌白宫就将推行一条冷静的、理智的、现实的、“让世界尊重”的外交路线，以期待尽快地、“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美国关于越战的书籍达1.2万余本，但将其置于中美关系缓和视阈下的研究却很少。②基于此，本文利用新解密的尼克松政府档案，从美国调整对外政策的角度进行探讨，希望进一步深化越南战争问题的研究。
尼克松上台时，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是极其严峻的。美国所经历的目标最不明确、时间最长的战争就是越南战争。截至1968年，美国动员军人高达54万人，越南人民和士兵的斗争决心和意志使得美国的战争优势无法体现。越南战争使美国的形象越来越糟，进退两难，在战场上既打不赢，又不敢撤。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一边倒”地倾向于尽快结束这场战争。战争给美国造成的影响极为严重，持续高涨的反战运动、不断加剧的通货膨胀、尖锐的社会矛盾，美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发生巨大变化的世界，不得不承认自身力量的限度。
1968年，苏联的洲际导弹和战略轰炸力量已赶上美国，美国已经彻底丧失“核优势”。不仅如此，苏联的海军力量还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战后美国的对外政策正在失去国内民众的支持，美国的对越政策需要彻底的修正。在竞选演说中，尼克松最具吸引力的承诺是：“我将在6个月内结束战争。”美国人相信，如果战争延续到1972年，尼克松连任便绝无可能。越南战争给美国经济带来严重的后果，生产力下降，赤字上升，严重的社会危机也在形成，这个国家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恢复美国的实力和昔日的威风，避免更大的失败，尼克松政府不得不实行战略收缩，奉行较为现实的外交政策。
更早时候，1967年10月，尼克松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文章强调：“其他国家必须认识到，美国作为世界警察的作用很可能是有限的”，审视未来亚洲时，需要巧妙谨慎地鼓励亚洲国家的某种主动性，“未来美国与亚洲关系的中心模式必须是美国支持亚洲的主动性”，帮助盟友建立一个“保护他们自己未来安全的亚洲本地体系”。①1968年3月28日，尼克松发表广播讲话，“我们已到了美国必须重新估量它在世界上的作用和责任的时候了”，“如果自由世界的其他国家希望保持自由，就必须为自己的防务贡献力量。它们再也不能靠美国力量坐享其成了”。②1969年7月25日，关岛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尼克松发表了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讲话。尼克松主义的核心是：受共产主义侵略威胁的国家，必须自己承担起首要的防卫任务。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军队不担当任何角色，而是受到威胁的国家要承担提供人力的首要任务。③尼克松承认，越南战争是一场“令人头痛”的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创伤，尽管美国要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盟友中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但“必须避免采取那些會使亚洲国家依赖我们，以致把我们拖入类似越战冲突中去的政策”。美国要向亚洲友邦强调：
我们仍将信守条约义务，但是，就国内安全而言，就军事防务而言，除非受到一个大国带有核武器的威胁之外，美国将鼓励并期待亚洲各国自己承担起解决这个问题的责任。我们正在实施越南战争本土化，加强南越军队，使它成为强大的、独立的战斗性部队。在防卫上，能够肩负起保护自己的责任，从而抵抗共产主义分子——各种游击队和打常规战的北越主力部队。美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使命是帮助南越人民建起自己的武装，我们的政策应该是帮助南越自己去打仗，而不是亲自披挂上阵。④
尼克松主义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全面收缩新政策的出笼。
尼克松主义的三原则是伙伴关系、实力和谈判。伙伴关系要求美国的盟国分担更多的义务和责任，美国“将参与盟友的防务，但不能越俎代庖，不会制定全部方案，执行全部决定，承担自由世界的全部防务”。这是美国收缩政策的一面。但为了美国的既得利益，这种收缩不应“突然而仓促”地进行，必须还要实力和谈判做后盾。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同时实行灵活外交，以谈判为手段，巧妙利用各种力量来削弱敌手，巩固自己的战略地位。美国政策导向的变化，使得尼克松政府的决策层对中国产生了新观念，把中国可以看作一个非敌意的对手或者一个潜在的朋友。在这样的政策背景下，尼克松政府在东亚的首要目标就是设法接近中国，以取得从越南脱身的帮助。
基于上述现实，如何尽快“体面地”结束战争成为美国亚洲政策一个亟待解决的议题。同时，美国国内反战声浪越来越高涨，存在着激发更大规模政治危机的可能。面对如此的政治与决策压力，基辛格首先提出，尼克松政府应该将缓和美国与中国在亚洲的对抗，与解决越南战争难题结合起来考虑。中美和解，美国在越南进行的战争便失去了正当理由，还可以帮助美国在谈判桌上向北越施加压力。1969年2月11日，基辛格致函尼克松明确提出，作为一种选择，“我们可以就中国人所提倡的和平原则为由头，询问他们是否准备提出任何具体的有关建议”。尽管美国仅仅表达“乐意听取中国人的建议”，但起码“显现了我们希望在东亚发展一个稳定与和平环境的兴趣”。此外，美国还可以探究中国是否因周边环境恶化“而感到苦恼和心事重重以致会提出具体动议”。①无疑，基辛格认为，中国虽然未能如当年朝鲜战争那样大规模介入越南战争，但一直为北越和南越的“越南南方民族阵线”提供了大量的军事与物质援助，并且在中越边境部署了大量武装力量以防止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如果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威胁与援助的负担也导致中国方面希望尽快结束战争，那么中美就有了利益交换的基础。 具体怎样接近中国，仍是尼克松的难题之一。如果华盛顿迫不及待地走向北京，共产主义国家阵营可能会误解，以为美国由于缺乏信心而示弱，开始向河内的一个主要支持者屈服。搞得不好，非但不能停止越南战争，反而会助长北越人的气势，在美国国内也可能惹得亲台势力群起反对。美国的许多政府部门多年来一直肩负与中国为敌的任务，所以在当时的环境里，随处都能感受到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敌意。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尤其是还不知道中国的可能反应，任何接近中国的行动，都必须小心谨慎。
1969年2月，华盛顿请法国驻华大使向北京转达美国希望改善关系的意向。尼克松甚至同意向东欧人泄露一点他对华的松动意向，以便影响苏联人的想法。1969年2月，基辛格汇报了国务院官员和波兰外交官一次午餐的谈话记录。波兰外交官认为中国已经与苏联东欧断绝了技术交流。中国工业化的希望是与西方接触，特别是美国。尼克松指示基辛格向东欧国家散布一种印象：即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可能正在搞些名堂，但要绝对避免让人感觉到这是从白宫泄露的，即“我想我们应该给外界一种感觉，行政当局正在试探与中国缓解的可能性”。②
1969年3月的中苏边境冲突为尼克松提供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历史机遇。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忽然约见基辛格，向他简报中苏冲突“中国的暴行”。当基辛格表示边境冲突是中国与苏联之间的问题时，多勃雷宁坚持说“中国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中苏冲突激起基辛格对中国问题的关注。③为了实现在亚洲缓和以及从越南撤军的政策目标，国安会的资深官员约翰·霍尔德里奇致函基辛格，建议强调美国已采取了一系列“示好”的动作，如停止了美国海军的驱逐舰在台湾海峡巡逻，放宽了对贸易和旅行的限制，以及公开声明不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特别是为了说服中国协助美国尽快结束越南战争，霍尔德里奇指出：尼克松政府应该透彻地说明其越南政策的三个“战略含义”：其一，美国“没有在威胁中国，实际上我们试图结束战争，并准备从越南和泰国撤军”;其二，美国“没有试图利用中苏边界问题讨中国的便宜”;其三，东南亚一旦恢复和平，中美关系将会按照“尼克松主义”的原则“出现新机”。④
1969年末，美国便开始在台湾驻军的问题上向中国频频示好。其中最直接的要数美国驻华沙大使斯托塞尔在1970年2月与中国外交代表会面时，“直截了当”地说明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恶意”。斯托塞尔解释，美国在台湾所设立的军事基地，“并非对华显示军事威胁”;随着“亚洲的和平与稳定不断增长”，特别是当越南战争结束后，“我们可以将设置在台湾的军事设施减少”，以取得谅解与信任。斯托塞爾还提到，美国政府及“最高领导人”已经注意到台湾问题是“中美间最尖锐的问题”，同时也了解中国希望美国起码有所减少其在台驻军的要求，因此愿意做出足以满足中方“政治需要”的表示。⑤斯托塞尔传达的信息暗藏了将台湾问题与越南战争相关联的玄机。一方面，美国表示已经注意到中国将台湾问题看作中美关系解冻的最为要害的问题，而尼克松政府缓和亚洲冲突的最大挑战是从越南撤军。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美国即便“愿意”从台湾撤军，也要等到“越南战争结束”。⑥美国表达的意图是，中方要想美方从台湾撤军，就必须先行迫使河内“尽快结束战争”。而中方虽然同意在华沙开启与美国的“秘密对话”管道，但对美方“致力于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仍报有疑虑。
1970年5月，预定举行的另一次中美大使级会谈，由于美军入侵柬埔寨而取消。虽然中国取消了这次会谈，抗议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但双方的接触仍然通过别的途径在悄然进行。美国选择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这两个同中国友好而又与美国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传递信息。1971年初，尼克松被越南战争搞得焦头烂额，为了对付北越的春季攻势，他下令轰炸胡志明小道，同时不断向中国暗送秋波。1971年，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中的外交政策部分，尼克松进一步阐述：“我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达22年的敌对，决定了我们与有着7亿5千万勤劳智慧人民的国家关系是多么重要。我们愿意与北京对话，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做什么，就一定会做什么。”①1971年2月16日，尼克松政府缓和中美关系的主要政策文件NSSM-106完成，在确定美国针对中国的长期政策目标时，将“避免中美直接武装对抗或冲突”，“致力于缓解地区内的紧张局势”，“促进东南亚问题得到可以接受的解决”纳入首要目标之列。②随后，基辛格在北京明确地向周恩来提出中美应就越南与台湾问题进行交易的建议。
1971年7月9日，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9日至11日，他同周恩来共会晤了17个小时。在第一天的会谈中，基辛格称，尼克松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商谈尼克松即将访华的有关问题;二是为尼克松进行预备性会谈。在台湾问题上，基辛格表示，美国已经走出了有利于缓和中美在台湾海峡对抗的第一步，指出：“我们的军舰不在台湾海峡巡逻，我们的军事顾问团的规模减少了五分之一。”基辛格转而提出：至于何时撤出剩余的驻台美军取决于印度支那的战争进展。美国在台湾的驻军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2/3是为了东南亚的军事行动，1/3是为了台湾的防务。一旦印度支那战事结束，美国将在“不长时间之内撤走所有与台湾无关的军队”。③
基辛格解释，尼克松政府针对越南战争的政策目标，是通过谈判来结束越南战争，美国愿意确定从越南和印度支那先撤出战斗部队、再撤军事和技术顾问的时间表，但是美国结束越战的先决条件是体面地结束战争。他亮出了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核心意图：美国在印度支那不寻求军事基地，并认为中国在印度支那问题上可以有所作为，结束印度支那冲突将会加速中美关系的改善，美国会随之撤出在台湾的部分军队。④
中方则对其先撤战斗部队、再撤军事和技术顾问表示不满，并希望基辛格能痛下决心从印度支那撤出，并放弃南越政权，并指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的立场，中国并不能够发挥怎样的影响，越南人没有请求中国派出军队，中国没有派遣一名士兵参与作战，美国强调尊严、荣誉和面子，最好是把武装部队全部撤走，这将会是更大的荣誉。⑤ 在第二天下午的谈话中，中美双方的辩论焦点仍然是美国应该干净彻底地撤出印度支那。中方认为，美国最好把所有的武装部队全部撤走，同时也要撤走其他外国军队，这才是美国更大的荣誉;越南人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不能在和平的情况下生活，再牺牲一百万也决心战争到底。⑥至此，基辛格似乎失去了说服中国帮助美国压制河内，接受尼克松政府结束越战条件的信心。不过，在后来给尼克松的回报函中，基辛格认为他的劝说得大于失。首先，中美双方能在数次对话中深入、“坦率”地讨论如何结束越南与印度支那冲突的事实表明，中方也希望能结束战争。其次，他一开始就清楚地将印度支那问题与中美关系的改善相联系，从台湾撤军及加快中美缓和，均与结束越南战争存在关联。⑦显然，美国希望中国能帮助说服河内，加快美越和谈进程，但中方拒绝卷入美越和谈，拒绝对北越施加任何压力。后来双方决定在公告中既不提建交，也不提越南战争与从台湾撤出美军的联系。
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在美国全国电视网中首次披露基辛格密访北京一事，并宣读了周恩来和基辛格在北京起草的尼克松将在1972年5月前访问北京的公告。“中美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①
1971年10月，基辛格第二次访华。基辛格再次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印度支那冲突的前景息息相关。他说道，美国“希望东南亚国家保持独立”，“唯一希望战争继续的国家是那些希望建立一个对抗你们，而不是对抗我们的集团”。基辛格暗示，既然中美双方领导人希望共同促进亚太地区和平，“如果总理能够把你的一些方法传授给河内盟友，我们将会很快得到和平”。②基辛格的潜台词是：苏联不希望越南战争尽快结束，其目的是为中美缓和制造障碍，以致保持对中国来自南北的安全压力。基辛格为了打消中方的顾虑，接着指出：“我们知道你们从不拿原则做交易，我们也不要求你们这么做，但是，我们并不认为我们提出的提议结束这场战争，就意味着某人现在必须拿原则做交易。”③中方对此表示赞同。苏联希望美国深陷越南，不希望美国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中国的态度则与苏联截然相反。中方希望尼克松政府应该使越南人民相信，美国是真正希望印度支那地区成为一个和平不结盟的地区。既然美国已经决定完全撤军，就无需继续支持和援助目前的南越和柬埔寨政权了。④从中方的表态中，基辛格感到中美存在合作解决越南问题的空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抵达北京，当天下午先后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论关于世界局势的若干哲学问题，直到第二天下午与周恩来的会谈中才得以讨论包括印度支那的核心议题。一开始，尼克松就提出，美国将对如何解决台湾问题的考虑延伸到在台驻军与结束越南战争的关系。“尼克松认为，只要他能说服中国领导人接受利益交换，北京就会帮助华盛顿压制河内，他甚至认为台湾=越南=交换”，他希望對印度支那问题的讨论能够纳入双方对周边地区“安全威胁”的关注之中。⑤中方对于尼克松所关心的印度支那问题，提出以下几点：（一）我们有权为印度支那人民提供援助和支持，没有权利同你们谈判;（二）由于中国对印度支那地区十分关注，我们也有权就这个问题发出我们的声音，尼克松政府应该丢掉幻想，果断地从印度支那撤军;美国的目标是体面地从越南撤军，拖得越久越被动;（三）至于华盛顿具体应如何行动，北京无法越俎代庖，中国没有参加解决问题的谈判，也无意参加这样的谈判。⑥
尼克松表示，美国欢迎任何中国帮助他们谈判的努力。⑦但“总理已经明确表示，他的政府不可能在结束越南战争问题上帮忙”，“公报里都将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希望美国做到的是从台湾撤军”。看来中国政府在帮助美国结束越战方面确有难处，“我们只能用我们自己的方法解决越南问题”。⑧最后，尼克松同意中方的观点，说如果美国战俘得以全部遣返，他同意全部撤出美国军队以便实现印度支那全面停火。美国同意政治问题应由印度支那人民在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的情况下自己解决，但美国不会同意北越抛弃南越的要求。⑨在越南问题上，中方没有与苏联一起鼓励河内拒绝与华盛顿谈判，尼克松提到“总理的政府不会鼓励北越拒绝和我们谈判，谈判是解决印度支那最好的办法”。这是尼克松北京之行重要的收获。中美联合公报中，中方表明支持“民族解放”的一贯立场，表明中国在中美高峰谈判的越南议题中，始终没有牺牲越南利益。不管美方如何诱惑，基辛格、尼克松如何巧舌如簧、死缠烂打，中方始终坚持一贯立场，没有放弃支持和援助印支三国的革命立场。
1972年3月，北越大部队与南越解放武装力量联合起来，两面出击，使南越阮文绍军队疲于应付，顾此失彼。4月，美国政府出动大批飞机对越南北部的重要城市的工业基地、机场、道路进行持续猛烈的轰炸，尼克松还下令对北越进行海上封锁，对其海域、港口及水道进行布雷。美军的疯狂行为表明尼克松急于要从越南脱身，其大喊大叫，狂轰滥炸，只是为了掩护撤退而已。与此同时，美国向中国和苏联施加外交压力，逼迫河内回到谈判桌上。此时，北越的谈判立场有所变化，放弃推翻西贡政权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不再坚持政治问题和军事问题捆绑在一起。中国继续表明支持越南抗战，不介入越美和谈问题的立场。
1973年1月27日，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美国不仅没有实现控制越南、填补法国撤出印支“空白”的战略目标，反而付出了巨大代价，遭受惨痛失败。越南战争表明美国的力量在实现对外目标上的有限性，美国外交政策的重新调整反映了这一现实。
“摆脱越南战争”是尼克松政府外交政策全面求变、求新的动力。尼克松政府希望能够“体面地”结束越南战争，试图将从台湾撤军与结束越战挂钩，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利益交换，强调美国结束越战会加速中美关系的改善，换取中国能向北越施压帮助美国结束战争。这种外交策略完全出于尼克松、基辛格的现实主义考虑，“大棒”与“胡萝卜”并用，通过接触中国，试图发挥北京对河内的“杠杆作用”。但中国不仅没有帮助美国压制河内，在中美缓和期间还最大限度地援助了越南。中美关系缓和没有因越南问题受到影响，尼克松政府对于中国坚持在道义和物质上援助越南的一贯原则表示谅解。侵越政策表明美国全球干涉政策到了极点，它使美国领导者承认武力威胁的限度。美国著名参议员曼斯菲尔德在谈到越战教训时所言：“我们不应该加入内战，我们不应该扮演世界上的一个大兄弟，其他国家的人民应该自己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不应该在五大洲驻军，我们没有无限的资源。我们必须好自为之。”
【作者简介】张秀阁，天津职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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