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局

　　“沙”的一响，最后一抔黄沙掩上，继而便是一座墓碑立起，那是明万历十年。
　　“轰”的一声，墓碑倒下，那是明万历十二年。
　　怕是连张居正也都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万历皇帝朱翊钧会清算他，而且就在他死后的第九个月，这场风暴就已经降临到了他的头上。万历十一年，初掌大权的朱翊钧就下旨褫夺了张居正的“上柱国”、“太师”等追封官职以及“文忠公”的谥号。万历十二年，朱翊钧下旨将张居正抄家，若非是受到了朝野上下的舆论压力，更是差点就要命人将张居正开棺戮尸了。
　　只是万历皇帝朱翊钧和张居正之间到底有何深仇大怨，要让他如此地去对待一个已故的朝廷重臣呢？而且，张居正更是朱翊钧的老师、内阁首辅，在朱翊钧未成年之时将整个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国力殷强。如此看来，万历皇帝似乎真的没有理由去清算张居正。但其实万历帝这么做的原因，恰恰就是因为张居正将这个国家治理得太好了，好到就算自己已经成年了也还不能摆脱张居正的控制，好到让他感到压抑，感到喘不过气来——这天下到底是你姓张的，还是我姓朱的？
　　说到底，还是要把属于自己的皇权以及威严都要回来。

成神之路

　　张居正从小在江陵老家便是个出了名的神童。十二岁参加童试，成为了补府学生；十五岁通过乡试，中了举人；到了二十三岁参加科举时，就中了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入翰林院学习进修。在翰林院供职的日子里，张居正得到了一位贵人的赏识以及扶持，投入其门下，这个人就是徐阶。
　　张居正天生就是个改革家，初入政坛的他便发现了国家的问题，于是便写了许多奏折上去，希望能一展胸中抱负。只是当时的嘉靖皇帝和首辅严嵩根本看都懒得看，一个顾着修仙，一个顾着敛财，于是乎他的奏折就如泥牛入海，了无音信。一怒之下，张居正便辞官回家。只是他游山玩水了三年，眼见民生疾苦，不禁使他心生恻然，于是又再重归于政坛。而这一次，他就是有幸看着老师徐阶是如何隐忍、如何韬光养晦十数年，最终再一朝发难将严嵩拉下马来的。参与了这次斗争之后，张居正深有启发，懂得了“潜龙勿用”的道理，城府也就越来越深，在他没真正掌权之前，绝不敢轻易表露心里的真实想法。
　　嘉靖皇帝死后，就到隆庆皇帝上台了，张居正当时已经由徐阶推荐入了内阁。他本以为嘉靖死了、严嵩死了，自己就可以开始改革之路了。可谁知新上台的隆庆皇帝和首辅李春芳也还都是不管事，而他自己不过只是内阁里的老幺，根本做不了什么决定。不得已下，张居正只能想办法联合高拱来清理内阁。
　　而这高拱乃是隆庆帝的老师，地位非凡，也颇有才干。只是他为人张狂，当年因自恃地位而瞧不起徐阶，两人在朝中闹起了矛盾，最终则是两人一起致仕，才有了后来“太平首辅”李春芳的上位。张居正将高拱请回来之后没多久，就将内阁清理干净了，把那些酒囊饭袋全都赶走。按道理说，他也该可以实施自己的抱负了。但誰知这时高拱却成了他最大的绊脚石。两人失了共同的目标，而又政见不同，便也私下里互相争斗。但高拱既是帝师又是首辅，张居正只是次辅罢了，又怎么都高拱斗呢？没办法，张居正只能继续忍气吞声，等待时机。不过他也没等几年，就把隆庆帝给等驾崩了，而接任的就是年仅十岁的万历帝朱翊钧。张居正知道，属于自己的终于时机到了。
　　高拱这人向来口无遮拦，当时在新帝登基前，他便在内阁发过一句牢骚：“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最终张居正就是拿住了他的这个把柄，暗使大太监冯保将此话改成：“十岁太子，如何坐天下？”然后传到了太后的耳里。两宫太后害怕高拱要废除朱翊钧而拥立其他藩王，便下诏将他给赶出了京城。就此，张居正搬走了挡在他面前的那块最大的石头，也是最后的石头。
　　万历元年，张居正48岁，他终于是坐上了首辅的位置，也终于可以开始他的改革之路。

改革之路

　　万历元年11月，就任首辅不久的张居正就上疏实行“考成法”，以来整顿吏治。他以六科给事中来监督六部，再以内阁来控制六科给事中。让六部和都察院把官员应办之事定立限期，记录在册，存有三本副本，分别交给六部、六科以及内阁。六部和都察院要按照账簿记录，逐月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进行检查，每完成一件就须登出一件。而六科则有权力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官员执行的情况，对违者进行议处。而内阁则负责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考成法”实施以来，大大的提升了国家机关的运行效率，有效的控制了官员渎职的情况，裁减了朝廷冗员，节省国库开支。就此，张居正尝到了改革的甜头，对于自己的政见越发自信。
　　“考成法”后，张居正也一直没有停下他的改革的步伐。在万历8年，张居正上疏请求重新清丈全国土地，打击追查贵族豪强隐田漏税，使国家的田赋大为增加。最终，在万历八年清丈出来的额田比隆庆五年时多了近三百万顷。只是张居正的野心也不止于清丈田地。他知道国家赋役的政策不改，就不可能改变赋役不均、恶吏盘剥的问题。于是乎，他便决心要动一动朝中权宦功勋的权益了。
　　万历九年，张居正上疏请求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田赋和各种诸多名目的徭役全部合并，摊派按田亩人丁数量来征收赋役，统一折现收银两。由于赋役征收方式统一，各级官吏就难以巧借名目来贪污舞弊。再者，自从不以实物交税之后，省去了粮食运输、储存的损耗，提高了征税的成本以及效率。此法施行，不仅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减少了人民的负担。在隆庆元年时，太仆寺的存银不过是23万两，只是到了此时，已是存有超过400万两的白银了，近乎是隆庆元年时20倍。
　　张居正的改革功在国家，只是却因此得罪了一大批权贵，为他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

清算之路

　　若要提张居正得罪的人，首先要说的便是武清侯李伟。这李伟不是他人，正正是李太后的生父，明神宗朱翊钧的外公。此人不学无术、贪得无厌，仗着皇亲国戚的身份便四处讨要好处。比方说，当时他向蓟州总督王崇光讨了一件为边关战士们做20万套棉袄的生意，只是他私吞了15万两的款银，只留了5万两来制作棉袄，以致于棉衣品质差劣，在长城上冻死了19名战士。那时，张居正便有意处理了李伟，只是奈何他乃太后生父，只能聊作惩戒。可这李伟自那时起便越加憎恨张居正了。 　　再者，张居正推行“考成法”又是裁推了一大批冗员；到后来清丈田地时，又是将大批朝中官员以及民间土豪侵占许久的田地罚没了回去，朝野之中因此受到牵连的达官贵人数不胜数。许多本来的既得利益者对于张居正是恨得咬牙切齿，将他视为眼中钉。“武清侯”李伟便曾联络其子李高、驸马许从成等密谋翦除张居正的党羽，将他扳倒，只是事与愿违罢了。
　　张居正之所以能在朝中屹立不倒，除了他是隆庆帝留下的辅臣之外，最大的原因是他得到了一个人的帮助，那就是冯保。冯保是朱翊钧的大太监，被朱翊钧称为“大伴”，关系密切至极。张居正同冯保联手扳倒高拱后便达成了长期的政治联盟，皇宫中的所有消息冯保皆都会迅速通知张居正。张居正再借由消息灵通之变，以来应对各反对派的攻势。再者，冯保身为皇帝和太后身边的红人，他的话语自是极其有分量，有了他替张居正美言，皇帝与太后自然会更加倚重于张居正。
　　万历五年，张居正父亲病死。按照规矩，张居正应该丁忧守孝三年。只是其时张居正新政初现成效，他不甘心就此功亏一篑，便暗使手下门生故吏出面挽留。当时他这一举措便引起了反对派的猛烈抨击，声讨他贪位忘亲、目无伦常。张居正一连处置了数人也都镇压不下这场风波，弹劾他的奏折还是不绝呈上。最终还是靠着冯保向皇帝与太后美言，朱翊钧才心定决心下旨夺情道：“元辅朕切倚赖，岂可一日离朕！父制当守，君父尤重，准过七七，照旧入阁办事，侍讲侍读期满日随朝。该部即往谕朕意。”这才压下此次风波。
　　本来两人君臣互信，相安无事。只是坏就坏在朱翊钧年纪渐长，已开始慢慢懂得权力为何物了，渐渐的，朱翊钧便想尝试夺权主政。只是在张居正同李太后的眼中，朱翊钧永远都还是个没长大的孩子，在这两人的压制下，朱翊钧又如何能成功呢？郁闷之下，朱翊钧开始沉迷于声色、常日饮酒作乐。万历八年的一日，朱翊钧酒后因一些小事便要打杀宫中太监。此事震驚李太后，她意欲废除朱翊钧而改立潞王。而张居正为替朱翊钧求情，便替他草拟好了一封“罪己诏”，让朱翊钧盖印宣发，相当于是叫皇帝向全天下的百姓认错了。此事，朱翊钧虽为张居正所救，但他实也从此看出权力的重要，而如今这个权力便是掌在了张居正的手里。朱翊钧的心中已是埋下了对张居正的一粒仇恨的种子，只是隐而不发。
　　朱翊钧年纪渐长，随之而增的便是他的野心。他眼看着张居正和冯保二人把控朝政，心中越发不甘。只是这两人联手的力量之大，足可叫他忌惮，所以他一直在等待着一个时机，一如当年的张居正一般。终于，在万历十年的6月20日，朱翊钧等到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张居正病逝了！
　　张居正死后，朱翊钧方才可以扬眉吐气，将被张居正拿走的权力再重新夺回来。而因张居正已死，他从前的政敌便也开始蠢蠢欲动，想要推翻他的党派。他们猜到朱翊钧心里头对于张居正的那一丝憎恨，于是便开始试探皇帝的心意。
　　在张居正死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位言官便上疏弹劾张居正身前召回朝中作礼部尚书的潘晟。朱翊钧应奏，下令叫潘晟致仕。众人这才放心下来，知道朱翊钧也想要铲除张居正遗留在朝廷中的势力，于是便继续进行下一步行动。他们在攻击张居正的手下时，也叫人上疏攻击冯保的门客徐爵。众人见皇帝默许，胆子便更是大了起来，直接列出冯保的十二条罪状，朱翊钧派人将冯保抄家，抄没黄金珠玉无数。
　　冯保既倒，张居正也是时候动了。
　　万历十二年，朱翊钧判张居正与冯保同党，派出司礼太监张诚前往张居正荆州老宅抄家。只是张诚等人甫出京城，便连忙派出信使飞速赶往荆州命人封锁张府，而又不送饮食。等到张诚赶到之时，张家已经是饿死了十几人，其中更有一人是张居正的小孙女，而张居正的长子张敬修含恨自缢，次子张嗣修则流放远疆。若非后任的首辅申时行看不下去，上疏请求朱翊钧住手，怕是张居正后代的遭遇更惨十倍。
　　张居正若是泉下有知，不知道他见到自己尽心尽力辅助了一辈子的君上如此对待自己的家人，心中可会感到一丝心寒？此后，泼在张居正身上的脏水污名，直到天启二年在明熹宗的手上才得以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