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现在的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确是一种稀缺资源，且被一些有文化的商人利用以寻求财富。
　　截至１９９９年底，成都市总共有民办中小学９所，在校学生近５０００人。１９９９年民办学校的重头戏是南洋学校的诞生，继山西、大同、洛阳、无锡、青岛南洋学校开办后，南洋发展集团投资亿元在成都市刮起一股旋风，场面火爆让人目眩。２０００多名学生家长抱着钱到“南洋”求学，南洋仅收下１３００人。“南洋现象”和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在很大程度上催生着其他民办学校的出世。２０００年４月以来，“雨后春笋”般的成都民办学校及其导演的“招生大战”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抢”字当头
　　
　　民办学校可谓“抢”字当头，一个“抢”字几乎概括了民办教育的全部。抢生源、抢教师、抢名人、抢工期、抢牌子、抢管理人才。———为抢生源，各民办学校纷纷使出看家招数，在各大媒体上展开强劲的广告攻势。某民校有几千人咨询，可校长还是紧绷着弦：“要真正录取了才算数。”一名从重点中学到民办学校的校长感慨地说：“以前我们从来没想到过生源问题，是家长学生求我们，现在完全倒过来了。”能否招到生源或好的生源，他说“心里没数”。今年是小学升初中的高峰时期，成都市市区共有近１４．８万升中学生。某民办小学校长给教师约法三章：“只要有家长对你的教学质量有看法，你最好走人。”用这名校长的话说：“教师要砸学校的牌子，我先砸了他的饭碗。”其压力之大由此可见一斑。在民办学校，“钱学生”成了真正的上帝。
　　为抢好的生源，本来实力强劲的成都外语学校也不免做出高姿态，４月１５日率先在成都锦江大礼堂举行专场招生咨询会，对小学升初中考取前１２０名的学生实行只收取国家规定的外国语学校的成本费，即本应交纳４．５万元的学费，只交１．２万元。仅此一项，外国语学校就少收７００多万元。一位教育专家称，为争取生源，不少民办学校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资格规定录取分数线，有钱就上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办教育差生论问题的存在。———为抢教师，刚跨入２０００
　　年，各民办学校的“求贤团”就纷纷出动，不惜血本四处招募优秀教师。像西川中学、开元学校等校都精心在四个层面上准备师资：一是有名望的特级教师；二是４５岁左右的高级教师、学科带头人；三是３０岁左右的青年骨干教师；四是师范院校优秀毕业生。
　　“年薪比现在高２～３倍，解决户口和住房，子女就学优惠……”诱人的条件使不少功成名就的优秀教师产生“想法”。“６年内将住房全产权送老师”，某民办学校的“撒手锏”使一些为住房发愁的教师心驰神往。据悉，一民办学校为了留住一名牌高校副教授，还不惜破例将其爱人的户口迁到成都。———为抢名气，实力雄厚的民办学校，在向社会“推销自我”时，几乎都祭出名人效应。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国内的教育专家、社会知名人士，更有甚者拉出外国政要以壮士气。最精明的莫过于成都外国语学校，他们推出的名人则是自己的学生———１９９９年轰动成都的被美国哈佛大学录取的毕业生刘亦婷。这种“名牌产品”式的示范作用，最能煽动家长和学生的心。何况学校本来生源就门庭若市。———为抢工期，在攻势凶猛的生源大战背后，是夜以继日的工期竞赛。拿给家长们和学生们看的，几乎都是气派非凡的学校未来的效果图，或是学校的发展模型。虽然工人们在施工现场挥汗如雨，可家长们还是不放心。为了让“上帝们”吃上定心丸，名校纷纷作出承诺。成都译华学校在广告的最醒目处写上“１９９９年２月动工建设，１９９９年７月主体验收，１９９９年９月一装完成，２０００年５月全線竣工”。由三原集团创办的成都实验（三原）外国语学校，计划工期是一年半时间，可今年２月才动工。为赶工期，集团实行“四班倒”２４小时流水作业，整整提前一年完工，确保９月份学生入学。占地面积２１６亩的开元学校，在学校占地面积上争了个第一。为显示非凡的气势，原定分两步完成的７万多平方米的工程决定一次性完成。为确保学生能按时进校，他们还专门组织家长参观校园活动。对于他们来说，时间就是效益，就是金钱，就是机遇。
　　
　　草船借箭
　　
　　“民校＋名校”是许多民办学校的路子。民办学校多是希望能借助名校效应得到社会的承认和关注。此外还有名人效应、硬件效应等等。“四、七、九”，即成都市四中（石室中学）、七中和九中（树德中学）是成都市老百姓心目中天然的重点，每年的高考榜一出来，人们的目光自然放到了这３所国家级重点中学上。几十年来，３所中学为成都市培养了大批高级人才。东方双语学校和建成平双语学校是上海在西部大开发的“作品”。初来乍到，两个学校都依靠成都市的“金牌中学”———成都七中和成都石室中学，以取得老百姓的信任。西川中学则完全是成都七中的翻版，从校长到学监，以及教学指导委员会专家，几乎是成都七中的“班底”，校长戴高龄原系成都七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爱屋及乌，“克隆”出来的学校在家长和学生心目中很有号召力。何文斗原是成都九中的校长，刚退休，就有几所民办学校的董事长请他加盟。开元学校董事长佘开元三顾茅庐，方请动他出山。三原外国语学校校长杨能生本是成都七中的在任党总支书、副校长，经市教委研究向新闻界宣布，同意其辞去七中所有职务。此举在成都教育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由于办学方给他相当大的办学自主权，因此他如鱼得水。在成都市新建的民办学校中，有５所学校的校长都是成都市重点中学的退休校长，一些校级干部还是各重点小学的退休校长。一时间，退休校长成了民办学校的抢手货。
　　
　　买方市场下的新教育
　　
　　成都市今年新诞生的８所民办学校中，有６所校址在郊区或郊县，为招生方便，他们都在成都市区内设有“总部”，总部像一个公司，校长办公室就是一个经理室。一个大大的办公桌占据了屋子的１／３，几条真皮沙发，俨然一个老板的房间。在２０００年新春茶话会上，成都市教委副主任赵学范首次向新闻界通报了“６亿民间资金加盟成都教育”的消息。短短几个月时间，８所学校由图纸上的雏形变成了一幢幢高楼，一排排群楼。总投资超过７个亿，占地８７万平方米，建筑面积３８万平方米的姓“民”的学校群体在成都市扎根。３月２０日，“首届民办学校教师专场招聘会”在成都市人才交流中心开幕，６００个职位引来了８０００多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在职的各科教师。也就是此时，所有的民办学校第一次登场亮相，校长、董事长纷纷走向前台展示实力，招贤纳才。
　　谈起今年民办学校竞争的惨烈，许多校长坦然“谁也没想到”。开元学校校长何文斗认为“教育的春天已经真正来临”，但他又说，如果还用传统思维办民办学校，绝对没有出路。
　　今年成都市初中毕业生预计８．２万人，比去年少了近两万，其中普通高中将分去２．８万人，而职高计划招生１．２万人，技工学校也开出１万人的订单，中专学校还要分上一块，这对本来“心里就没底”的民办校，造成极其不利的局面。因此不少民办校调整战略，重点在招收初中生上下功夫，高中则“顺其自然”。
　　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笼，对包括“四、七、九”在内的公办学校是一个促进。在成都七中当过多年校长的戴高龄，对民办学校的面世有着诸多的感慨。他说：“对于七中这样的重点中学来说，国家只解决了起码的吃饭问题，其余的钱都靠自己挣。有很多地方老师不能按时拿到工资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什么？国家越来越包不下来这巨大的教育支出。成都市今年的８所民办学校，国家没出一分钱，节约７个亿国家可以为教育办多少事？”“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不是一句话就能解决问题的，我们都想转，公办学校有这个条件吗？怎样发挥学生特长？电视制作、计算机室、语音室、文体活动设施等等，没有国家支持，有几个公办学校能自身解决？这一切对于民办学校来说，是得天独厚的优势，他们有钱呢。”民办学校之所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主要因为公办学校出现一种瓶颈———教育经费短缺。杨能生分析说：“现在公民办学校不在一个起跑线上。因收费差别，公办学校在生源上还没有太大的压力。如果民办学校在成本收回之后，仍然走大众教育之路，民办学校的优势将立即凸现。”
　　
　　市场化：现代教育的必然
　　
　　今年６０多岁的王家骏干了４５年教育，在民办学校里摸爬滚打的他称：“我越来越感受到教育在变，在变向与企业特点相结合的路子上。”他逐渐成熟的理论夹杂着一个企业家的思考。“家长为什么要花钱把孩子送进民办学校读书？这其实是对教育更高的期待。符合市场就要拿出多种特色，提供多种选择的教育。艺术、体育、英文、动脑、动手一齐抓，把孩子从传统应试教育中解脱出来。”他还有一个重要的体会，“我们在公立学校或是教育局工作的同志，很少会考虑研究教育办学的成本、产出、效益这些问题，钱是靠国家拨款，教育是事业性单位。可如今，办学也像是办企业，没有效益就没有发展。”更为重要的，王老师提出了与公立学校最为不同的“服务意识”。这一点做起来要比市场意识、成本意识难得多。在传统观念里，“教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在私立学校，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角色调换了，教师是服务者，学生家长是消费者，他们有权提出建议和批评。摆在民办学校面前有两个坎需要正视，一是怎样以优质的产品增加自己的后劲。现在对民办学校来说，谈不上生源的质量高低，他们首先面对的是要有起码的生源，因此最初留给他们的，只能是“认钱不认人”，这无疑为办学的社会效益增加了难度，只有几年含辛茹苦，这些“坯子”变成了“玉器”之后，才谈得上“认人又认钱”。二是怎样耐得住寂寞，可能短时间内不但赚不了钱，还要不断地投入再投入。据悉，１９９９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到民办学校就读，其主要原因是担心教学质量不高。因此，现在的民办学校还无法让望子成龙的家长们高枕无忧。一名校长分析说，目前在挑选“苗子”这环节上，民办学校暂时还处于不利的地位，那就在“改良土壤”上下功夫，即加强学校管理，从而提高教学质量。成都市教委副主任赵学范透露，民办学校招生人数一直不多，以前是总量的０．４８％，直到去年才达到１．５％。他说民办学校就是今年招生人数达２．４万人，也不过占整个学生总数的３％，这个比例仍然很低。为大力扶持民办学校，保证民办学校的招生人数，市教委专门规定，公办学校不得扩招班额，以将生源引向民办学校。针对一部分知名公办学校教师应聘到民办中学任教问题，赵副主任肯定地说，不解决人才流动问题，公办教育始终是死水一潭。按规划，成都市民办教育招生人数比例力争在今年达到５％，２０１０年达到８％～１０％。
　　
　　成都教育谁来买单？
　　
　　民办教育究竟给成都教育界乃至中国教育界带来了什么？
　　有人说这个问题现在探讨还为时尚早，可有人又说民办教育已经给社会留下了更多的思索———带来了服务意识和竞争机制。民办教育所带来的观念冲击是巨大的。公办学校人事制度改革障碍在这里迎刃而解。在这里多劳多得、优质优酬，干部能上能下，教师能进能出。
　　带来真正的校长负责制。从公办学校走出来的校长们，都深切地感受到校长自主办学，不受任何干扰的愉快。他们拥有充分的人、财、物的权力，可以随心所欲地使他们的教育理念获得充分发展和张扬。
　　带来了先进的教育模式和理念。民办学校中，大多把“合格＋特长”、“规模＋选择”等新的教育模式体现在自己的学校中，纷纷探索发展教育和特色教育的模式。争相推出小班教学，实施“因材施教”，而这正是民办学校的生命力所在。
　　带来了后勤社会化。安全、食堂、图书馆、宿舍……后勤一系列工作牵扯了学校的大部分精力。如今这一块全部由企业包干经营，学校一心一意搞好教学管理。当然，一所寄宿制学校，学生的吃、穿、住、行，商机无限。
　　带来了对公办学校的挑战。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一名副校长坦言，民办学校在最近几年还无法动摇老牌名校优势。老牌名校师资力量雄厚，管理模式定型，教育氛围成熟，收费低，市民认可。但这些都是可变因素。老牌名校在资金投入、教师待遇、硬件建设方面肯定不如民办学校，一旦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优秀教师在无后顾之忧的情况下完全可能跳槽，而在优秀教师的背后就是一大批优秀生源。他最担心当企业收回成本，与公办学校收费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时，老牌名校的优势尚存几许？所以他们目前的工作不是固守老名校这块牌子，而是要创精品学校。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成都市某普通中学校长对此也十分感慨，他自称现在“腹背受敌”。“前”竞争不过传统名校，“中”又有郊县省重点“挖人”，“后”又冒出这么多民办学校。他称今年招生已经“很成问题“。他认为，民办学校一旦羽翼丰满，将使成都市的生源出现较大的重组。
　　教育企业化，是现象也是趋势。“穷国办大教育”。在成都民办教育红红火火的今天，无论是办学者，不是办学者，都会以一种严谨而审视的眼光看待这个“项目”的可行性和可发展性。这一步就已经改变了“教育是国家公益事业”，靠国家拨款，不考虑成本、不考虑发展的“计划性思维”。□（编辑：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