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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随党校进修班同学一起踏上了江西那片红色的土地，除了在革命摇篮井冈山进行了3天的学习考察外，还前往南昌参观了军旗升起的地方，并从南昌经共青城去了九江，在庐山上住了几个晚上，亲身领略了半个多世纪政治风云变幻多姿的天下名山。深切感受到几十年的沧桑不但能改变一个人，更能改变一片土地。
井冈山纪行
严格说来，开基于古代东汉的井冈山本来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地域的名称，是方圆五百里层峦叠嶂的一片贫瘠和荒凉。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正因为如此，催生人民共和国的一代精英才能够在这里站住脚扎下根。其实现在来看与其说井冈山是一个地理名词，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术语和精神概念更为确切，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当年的井冈山便无人知晓，它将仍然沉寂在赣西的苍茫群山里。
当年的红军应该是井冈山的第一批外地游人，当然不会是旅游的游人，虽然都是游，他们是在那里游击，为了一项事业、一个追求、一种信仰，是他们缔造了井冈山这个红色的品牌，创造了一个精神的神话。所以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就是靠着这种精神，艰难跋涉走到了今天。从其内涵来说，井冈山精神不光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人，也适用于一切有志于成就自己抱负和在困境中谋求生存和辉煌的所有人。所以共和国建立以来，去井冈山的人多了起来，要说人们去旅游那未免有点通俗，恐怕多数人还是去朝圣和寻魂，瞻仰那片相伴绿色的红土地，在红米饭和南瓜汤的滋润下拷问人生。
不知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想他肯定回忆起了38年前的往事，看见此时此景的故地自然变了很大模样，于是欣然挥毫激扬文字。我不清楚1 965年井冈山的样子，但我知道40年后那里的状况。这次井冈山之行，单从观念上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然市场经济的大钟已经撞开了人们封闭的思想，发展的意识涌进了山门。首先他们懂得了利用资源，进而明白了保护资源，现在已经学会了发展资源，只是我感觉烈士们留下的红色资源发展的太市场了些。文物要开发利用，首先要懂得珍藏，珍藏文物就等于珍藏历史。文物要想为后人所用就只能用现代文明成果开发，而不能用现代文明成果包装，否则文物就不伦不类了。
从旅游角度来讲，井冈山具备两大优势资源，一个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创业时留下的红色文物和精神，另一个就是苍老的历史和无奈的贫困遗忘在那片群山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一红一绿两大旅游资源共同厚爱着一个城市，这是任何一个风景名胜区都不具备的。但是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说，两种资源应该有不同的利用和开发模式，红色资源的根本应该建立在教育和瞻仰的基础上，为共和国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承担洗涤灵魂的光荣使命，绿色资源可以作为地方发展的银行承担复苏经济和百姓富裕的不竭资本。象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哈尔滨的日军731部队原址以及井冈山和延安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是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管理部门再调整一下思路，不收费或者少收费效果也许更好些。
南昌走笔
提起南昌，给人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和滕王阁，可能这两处地方各自代表了南昌的古代和现代让人记忆最为深刻的历史和文化。
1927年，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件中国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就是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领导的“八一”起义，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就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蒋介石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共产党会在自己地盘上策动自己的队伍和将领用自己供给的枪弹造自己的反。在当时国民政府时期，从法理上来讲，起义等于造反，造反是不合法的。但是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和对进步人士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使共产党人再也不能忍受，起义队伍一夜之间占领了城市，但也仅仅占领了一夜就被国民党军队赶出了这座洒满起义烈士鲜血的城市。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自己的队伍从此诞生了，第一面军旗升起在南昌城，从此那面军旗就一直被高举着从南昌经过井冈山、经过瑞金、经过遵义、经过雪山和草地、经过延安、经过西柏坡，最后举到了北京，这一路整整走了22年，举军旗的生命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军旗还是那一面。那一天就成了永恒的特写定格在了历史上，那一天就成了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永难忘怀的痛，那一天也就成了南昌城永远的骄傲，所以起义指挥部就被辟为了纪念馆供人们前往学习和追忆，追忆的也是一种精神和勇气。当后人们屏息穿梭在纪念馆的每个大厅浏览那些图片、追思起义先烈、想象当时惨烈战况时，我想必定都会感慨万千，心灵应该都能经受一次货真价实的洗礼的。
人们不管因为什么目的到了南昌，正事办完后必然都会惦记着去看看滕王阁，作为中国四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几乎成了南昌古代文化的代表，南昌城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概与此阁的存在不无关系，也许如果没有滕王阁的存在，南昌的历史文化就会逊色一些。一座小小的江边阁楼，承载了一千多年文化的绚烂，成就了无数个士子骚客的功名，同时也积攒下了若干个文人官僚和官僚文人的梦想和神话。就是因了这些无意间的历史沉淀，南昌便蒙上了一层文化的轻纱。而最使滕王阁一举成名的当是唐初四杰之一的年轻诗人王勃那篇传世之作《滕王阁序》的问世，也许文章里所有的句子都被人们淡忘，但“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却永远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更为南昌城为滕王阁增添了浓墨重彩。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靠文化发育起来的文明国度里，有时候文人的一篇文章、一首诗词、一个精彩的句子，甚至曾经留下过的一个脚印，就能让一个本来并不出名的地方变成文化古迹，因为大凡重文的民族，文人最是招蜂引蝶。
南昌城新建了一座秋水广场，名字就是取自王勃的佳句，可见王勃的名篇名句在南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听说那广场是南昌夜晚的繁华观光去处，100米高的喷泉每到晚上便喷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冒着凛冽的寒风，晚饭后我们去了那个广场，果见其名不虚，放眼空旷的新建广场，政府大楼坐落在中央位置上与喷泉制造的彩色图案交相辉映，气象万千。从此市民又多了个消夏游玩散步去处。
共青城和耀邦陵园
共青城是和胡耀邦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没有胡耀邦就不会有共青城，同样若是没有共青城的存在，胡耀邦的陵园也就不会建在那里。应该说，是当年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胡耀邦带着一批热血青年造就了共青城，又是曾经洒下过他的汗水的共青城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估计当年这个位于鄱阳湖西岸的地方比较荒凉，所以才有了那批共青团员来建设共青垦殖场。但是现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座颇为繁华的城市，岁月匆匆，光阴易逝，50年的沧桑巨变完全是人力所为。很早就听说了共青城这个名字，想象中不过是一个有人居住的湖边小镇而已，虽是顺路 经过，但却真实感受了当年那批年轻人的精神。耀邦陵园就坐落在这个城市靠近鄱阳湖的富华山上，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土丘，只是四周再没有比它更高的地方了所以称它为山。胡耀邦是1990年1 2月5日带着对生命和故土的眷恋来到这里的，当时距他去世已经1年多了。用风水学家的眼光看，这座小土丘确实是一个风水宝地，东瞰鄱阳湖，西枕大原野，青山绿水，风光无限。胡耀邦的墓就建在林木繁茂钟灵毓秀的山上，三角形的墨晶玉花岗岩墓碑高4．43米，底边长10米，重73吨，碑的正面雕刻着中国少先队队徽、中国共青团团徽和中国共产党党徽，他是目前惟一一个在这三个组织中都担任过最高领导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头像栩栩如生地雕刻在墓碑正面的右上方，似乎在深情地瞩望着远方波光粼粼的的鄱阳湖和他的共青城。碑的背面镌刻着《胡耀邦同志生平》，全文如下：
胡耀邦同志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九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胡耀邦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暑主任、军区政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九零年二月七日
这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这是一个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人，这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魅力和为民情怀的人。如果公仆们都能做到象他那样，当是天下苍生之福。当天我曾经写下了一首《蝶恋花·谒胡耀邦墓》，诗的最后我用了两句话来评价他的品格：“牵来日头晒白雪，垒罢祭台唱大风。”
初识庐山
作为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美誉的庐山，我相信没去过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不知道它的人却不多。对于庐山，以前我只是神往，脑子里装了不少关于庐山的印象，大多是从书本和人们的议论中得来，不管怎么说，间接的知识尤其是传说总有似是而非之嫌。这次到庐山参观了几天，虽是寒冬，但美景不减。
最早使我对庐山形成感性认识的文艺作品当是大学时看过的电影《庐山恋》了，这部影片现在从艺术角度来看，情节性思想性一般，但在当时它却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性作品，一种唯美主义创作手法弥补了情节上的单调，那么它美在哪里?美在观众印象最为深刻的庐山风光和女主人公多姿多彩的服装更换上，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庐山的时候又一次复习了这部电影(山上的庐山恋电影院每天都放映这一部片子，其单片放映场次之多已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有同学仔细数了数，女主人公在整部影片中居然换了32套衣服。
庐山因为旅游资源丰富，]996年被联合国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导游小姐说庐山特产有三石一茶，即石鸡、石鱼、石耳和云雾茶，我看这些都不是它的特产，恐怕与庐山有相同地理地貌和自然条件的山都会有这些东西，只是把前面的产地名更换一下罢了。庐山的风光是美，山水松竹勾勒出了一幅人间洞天福地画卷，山道也是奇险，可谓达到了“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处处皆是景，无景胜有景”，这些恐怕也不能算作它的特产，自然风光是天地造化，既然赋予了庐山也会恩赐给别的什么山。苏东坡那首咏庐山的名诗《题西林壁》大概已经被天下人背的滚瓜烂熟了，那诗好象是这样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真正的特产应该是它的文化，也许人们会说每座名山的文化都是它们的特产，这话不假，但我想庐山的文化更全面、更深远、更复杂、更悠久、更透着玄机和神秘感。自从东汉明帝崇佛以来，庐山便成了当时的佛教中心，后来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中东的伊斯兰教、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相继进入，使得庐山成为中国唯一的五教合流的宗教名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自从夏禹王疏九江和秦始皇南巡登庐山，至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先生把庐山作为国民政府的夏都，到毛泽东3次登庐山先后召开共和国中央重要会议决策国事，使得庐山成为中国惟一的政治名山，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政治文化；从汉高祖派灌婴进驻，元末朱元璋被陈友谅追的差点命丧庐山，到上世纪so年代国民政府第一个抗战动员令在庐山发布，使得庐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名山之一，形成了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军事文化；当你追寻着陶渊明、李白、范仲淹、苏轼、王阳明等历代文人洒脱而闲散的足迹，品读着他们或自娱或讴歌、或豪放或悲凉、或触景生情或故作姿态的佳句名篇时，你会感觉庐山积淀了厚重的中华文明；从1 895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花200两白银租借了牯岭800亩土地作为避暑之所后，俄、美、英、法、日等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绅士和流氓便争相赶到中国爬上庐山建起了640多栋各式各样不同规格的消夏度假别墅，使得庐山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世界别墅建筑艺术博物馆”，形成了让国人心酸的殖民文化。
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文化形态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庐山庞大深厚的文化景观，因为这些文化的存在，地理意义上的庐山才成了现在文化意义上的庐山，庐山因之而有名。文化就是庐山特产，游景似看书，品山如读史。
审读白鹿洞书院
曾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和“天下书院之首”，号称“无市井之喧哗，有泉石之胜境”的白鹿洞书院为唐代任江州刺史的李渤所建，后来因为宋明理学的领军人物朱熹来此讲学使它名声大噪，1996年捆绑在庐山身上一起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原因就是它坐落在庐山脚下，其文化内涵与庐山的文化分不开。
人们都说白鹿洞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我不知是怎么排列的，当时的考核标准是什么?不过白鹿洞较为有名是真，朱熹在那讲过学是一方面原因，关键还是因为那书院里 出了不少名人学人，估计朱熹讲过学的书院不下几十所，未必都能出那么多学人，我看终归还是因为书院的学风好，就象我们现在的学校，名师出高徒，好校风好学风出好学生。朱熹给书院定了五条教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条教规随便放在哪个书院只要认真遵守都会造就出优秀学生来。只要有了名师和好的学风，天下有钱的有势的富商和官宦自然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博取功名，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势的给政策，书院也就顺势发展壮大起来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谈到书院，现在习惯上说来是个学校，其实最早它是产生于唐代初年一种民间的组织形式，主要功能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进行包括藏书、读书、讲书、写书、刻书、校书、出书等一些与书有关的交流传播活动，到唐朝中期被官方承认以后，书院就变成了主要以教书授业为主的场所，至今经过了千余年发展，除西藏外，我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有书院存在，总数估计不下7000所，因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最初就产生于民间，国家办教育那是后来的事，所以遍布于我国城乡大大小小的书院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学术文化出版活动、民俗风情培植、国民思维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养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中国古代的书院形式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现在连欧美国家也有了中国式的书院。据说美国等不少发达国家相继都开设了以中国儒学大家孔子命名的孔子书院。
在依山傍水的白鹿洞书院参观，真切感到古代士人们选址静修的讲究，人们都说“天下美景佛占尽”，我看李渤兄弟占的美景不亚于佛庙道观。古代书院的建设讲究“善美同德”，追求“情景交融”的理想境界，努力体现“天人合一”的道德完美，所以说，中国古代的书院本身就体现了大自然对人的陶冶之力，真可谓非道之道、非佛之佛也。
在白鹿洞书院走东门串西门地转悠，心里面同时也在转悠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古迹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问题。难道说文化古迹的利用只有圈起来搞观光旅游收收门票卖卖纪念品吗?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几千年的文明进程给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古迹，而现代的人也同样会给将来的子孙留下文物，如果人们把古迹都圈起来看得紧紧的靠收门票过日子，不但将是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若干代后子孙们将无容身之地。当然有些古迹象古人的坟墓之类就无法重复使用了，似书院这种地方未尝不可拿来办学，也许大家会说这样不便于保护，其实仔细想来，国民素质低了即使圈起来也会被破坏，莫不如让现在的大学生走进书院，不但可以便于塌实静修钻研学问，而且还能够让他们身临其境时时感受并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追寻古代文人大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许对文物保护更加有利，这样才能从形式到内容真正体现“古为今用”。
参观的时间比较短，无法仔细阅读书院，但感慨和思考却很多，思考最多的则是当年士人们的治学态度和穷理意志。最后我想用朱熹的治学之法总结参观白鹿洞书院之后的心得：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心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鄱阳湖和石钟山
谈鄱阳湖不能不说石钟山，因为石钟山就坐落在鄱阳湖进入长江的入口处，而且可能是鄱阳湖里文化遗迹最多的突出物；说石钟山更不能离开鄱阳湖，没有鄱阳湖的养润和冲刷，石钟山大概只能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土丘。
那天早晨从毛泽东当年“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庐山北坡下来去九江，过鄱阳湖大桥，就在车上看了看浩淼无垠的鄱阳湖，随之去游览石钟山，站在那低矮的山上望江亭边看鄱阳湖水流入大江，蔚为壮观，尤其是那湖江两水的交汇处，更使人感受到一种人力渺小的无奈。随后乘舟浏览湖光山色，舟子从石钟山旁匆匆而过，但见山入水处的绝壁下都是洞穴和石缝，风浪冲击洞穴发出钟鸣般的磬音。当年苏东坡就是因为想探究此山的奥秘乘船靠近聆听，上岸后写下了《石钟山记》，石钟山由此扬名，名人墨客达官显贵趋之若骛，使那座小小的山崖承载了许多它也许并不愿意承载的东西，什么寺庙楹联诗词碑帖回廊画舫望江亭台，将那个狭小的空间塞得满满的，不知道它还能晃晃悠悠承载多久。苏轼的《石钟山记》我没读过，所以不能妄加评论，但是石钟山因为那篇文章而更加扬名却是事实。俯身看湖水，再远眺江水，一黄一蓝两种颜色十分明显，说明鄱阳湖水携带了大量泥沙奔流不息汇入长江，湖面上穿梭着大小不等的挖沙船只，更担负清理航道的任务。游览地所处的位置在江南岸的江西九江，江的对面就是湖北的黄梅和安徽的宿州，因此这里习惯上号称“湖江两色，一江三省”。
现实的东西虽然看的不多，远古的东西却想了不少。站在石钟山的望江亭上，看着脚下滚滚不息的湖江两水，我的脑子里除了想起如许文人和关于鄱阳湖的神话传说外，更多的却是翻腾起了若干硝烟弥漫的历史画面。汉末奠定三国鼎立局面、成就刘备霸业和诸葛孔明梦想的赤壁之战，终于使曹孟德扔掉80万旱鸭子狼窜北遁，东吴稳定了几年，玄德也有了立足之地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帝位在鄱阳湖拉锯式折腾了十几年，本来实力雄厚的陈友谅兵败战死，明教小和尚朱元璋最终跑到南京坐上了龙庭；清末湘军儒学统帅曾国藩在这里韬光养晦，先战翼王石达开后败忠王李秀成，最后终于把晚期昏弱的太平天国送上了天国；1949年4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乘木板船在这里撕开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下南昌，最终把他的25万精锐逼到黔桂山区消灭殆尽。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惨烈悲壮的英雄史诗不时在脑子里震荡着，那一个个鲜活真实的英雄人物和不屈不挠的斗智斗勇直如滚滚的长江水浩荡的鄱阳湖被浪花淘尽。
历史就是一个无穷无尽宽广无边的大舞台，所有的人都要在上面演戏，主角和配角、名角和龙套，谁都必须上台走一走。演员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舞台还是原来的历史。过去的轰轰烈烈都烟消云散了，今天的轰轰烈烈仍在，将来的轰轰烈烈也许会更精彩。
关于浔阳楼和烟水亭
这两处位于九江市的历史遗迹的出名，都是因为各自有一个不知道真假的历史人物在这里出现过，而那两位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后人传诵，是因为两本著名的小说，一本是《水浒传》里的宋江在浔阳楼题过反诗，另一本则是《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在烟水亭点过兵。
坐落在长江之滨的浔阳楼，原本是一座民间酒楼，我想早在宋江刺配江州心情郁闷跑去喝酒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很有些名气了，可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提到浔阳楼首先就想到宋江呢?而且现在楼里的陈列品和墙上的字画所表现的几乎都是与宋江有关的东西，宋江是否实有其人还未可知，而象苏轼、白居易、陶渊明等等文学大家却实实在在登斯楼醉斯楼咏斯楼过。
中国古代建筑就是一种文化境界，不管小巧玲珑还是大开大阂，无非都是以亭台楼榭为主调。要说楼，恐怕任何一 个古城都能有或者曾经有过，象北京、南京、西安这些古都就有若干座，但要想成为名楼就必须具备至少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占尽地利游戏风水，其二要有文人跑去醉过，这两个条件其实是相联系的，那时文人们找的地方大都有点酸腐味，那楼要是建在没点情调的闹市断然引不来文人；文人要是在那醉了，定会汤汤水水地留下点什么，于是那楼就出名了，什么某某文豪在那捉过虱子、某某骚客躺那打过喷嚏，都成了店家招徕客人的招牌，所谓“楼以文传”是也，所以传说中的中国四大名楼都是建在水边。情以楼起，文以楼得，楼以文传，这话一点不假。话说回来，那时大凡到楼里喝酒最后留下诗文的文人多为郁郁不得志者，借酒浇愁，借酒抒忿，借酒明志，所以才能留下千古名篇名句。连一向小心谨慎的山东宋押司，独个儿郁郁寡欢地跑到浔阳楼上，借着江面大好风光，几杯黄汤一灌也忘乎所以地涂涂抹抹起来，差点丢了性命，要不是梁山好汉到江州和李逵他们冒死劫了法场救出他来，何时能实现“他年若得报冤仇”的梦想?早就“血染浔阳江口”了。
说到烟水亭，跟浔阳楼一样也能寻出好多捕风捉影的故事来，那些故事经过人们一渲染一臆会一讲解也能把你搞的五迷三道。烟水亭最早是由贬到江州任司马的白居易在市区的甘棠湖里建的一个水榭小亭子，以自己《琵琶行》中的“别时茫茫江浸月”之句取名为“浸月亭”，我想他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闲来无事心情烦闷时跑去那里把玩情调用，到北宋时改为“烟水亭”，取意为“山光水色薄笼烟”，现在一直沿用，当然规模比白居易时代要扩大了不少。
走进那一堆象道观似的建筑群，里面的陈设全然没有了乐天影子，倒感觉象是三国周瑜纪念馆，我想肯定是《三国演义》惹的祸。传说赤壁大战前夜，周郎在那亭子上点过水军，于是就喧宾夺主了，一代潇洒武将占了传世文人的地盘。英雄对历史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立杆见影的，文人的贡献却只能潜移默化；英雄能直接改变历史，文人只能影响历史；英雄事迹能做到家喻户晓进而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榜样，文人的作品只能供人们阅读欣赏但很难有几人能出息的象他们那样。包括历代帝王将相在内的各种好的和坏的英雄们整天为给自己和帮别人争夺霸业，哪有闲功夫去吟风咏月?只有那些职业文人和识字的罢贬官吏才能有那种难得的清闲，这就是社会分工和命运造化。那英雄不管是传说的还是现实的，只要进了人们的脑子就永远成了榜样。
毛泽东、毛泽东团队和江西
在中国历代国家元首中，我最佩服和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这个人，这是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社会环境下靠着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他的成功不能不说是时代造就的，但是那个时代中国有着四亿五千万人，为什么就使他脱颖而出了呢?那就是他个人的魅力使然。“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靠着他的所学知识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中国历史长河里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和学者为一身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若干代人、若干不同肤色的人、若干阶层的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这次江西之行，我思考了许多关于他的问题，暂且不去说井冈山人对他身前身后事的神化，单从他的足迹来看，江西情结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他一生经历的许多大事都发生在江西。从1927年率领秋收起义残余部队被迫钻入井冈山那片密林开始，到1930年被迫转入赣东南瑞金，直到晚年3上庐山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和识破了林彪的篡位阴谋，他的政治生命都与江西这两座山息息相关。22年用枪杆子说话的革命生涯，有7年是在江西度过的。可以说，江西是他的辉煌地也是伤心地，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初实践开始于井冈山，这是他思想和军事上的第一次辉煌，但是当他亲自选定并被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他时，他只好在庐山提出了警告，怎能不让晚年的他伤心?可以说，江西是他实事求是思想最初的发端地，也是最终被他自己拒绝的地方，离开长沙开展的井冈山斗争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1959年在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让他最终拒绝了自己这一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在井冈山五龙潭坐在索道上的缆车里我曾经就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冤家对头作过一个粗线条的对比思考，可以说，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有过两次决定性的辉煌。在上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从一个北伐军的军长成为统帅三军的总司令，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采用金钱、军火、拜把子、剿杀等各种手腕把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大大小小的军阀笼入囊中，完成了自清亡以后中国形式上的统一；1949年败逃台湾后，勇敢地检讨了大陆的失败教训，调整施政纲领，整党整军，励精图治，只几十年时间就把一个贫穷不堪的台湾建设成亚洲四小龙之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蒋介石，就在于他的两次辉煌都表现在思想路线上，其一是22年转战南北的军事胜利取决于他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同的高明的指导思想，别人都是先靠武力夺取政权，然后再施恩于民，而他却是从一开始就号召民众自己起来夺取属于自己的权力，把劳苦大众被迫的行动变为他们争取自我解放的自觉行动，所以人民就会自觉拥护他跟着他；其二是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畏强权，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神圣的主权意识让他的敌人和朋友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进而惧怕和尊重，所以他成了世界级的政治家。1949年拒绝斯大林划江而治的调停义无返顾渡江南下推翻国民政府，1950年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毅然出兵朝鲜，取得了让世界震惊的抗美援朝胜利，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他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了一批历史级、世界级的精英，象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人随便拿到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是通天彻地领袖群伦的顶尖人物，历史却把他们极其巧合地捏合到了同一个时代，共同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又让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精英集体，这就是毛泽东团队。毛泽东团队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更是毛泽东个人魅力的产物。在这个团队里的许多人，象刘伯承、贺龙、叶挺、李明瑞等人，在毛泽东还在当农民和教员时他们就已经做到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和师长了，战功卓著，不可谓没有奢华的物质生活和无量的军旅前程，但是他们却抛弃了已有的极至荣华先后聚首在毛泽东的麾下钻山沟吃野菜穿破衣涉草地，甚至牺牲了自己全部亲人，有的最后牺牲了自己。就是为了一个全新的主义和信念，就是毛泽东时常灌输的群众路线和大众解放。所以说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
(作者单位：国家林业局天然林保护中心)
井冈山纪行
严格说来，开基于古代东汉的井冈山本来就不是一座山，它是一个地域的名称，是方圆五百里层峦叠嶂的一片贫瘠和荒凉。正因为如此，它才成为了一个三不管的地区；正因为如此，它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摇篮；正因为如此，催生人民共和国的一代精英才能够在这里站住脚扎下根。其实现在来看与其说井冈山是一个地理名词，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术语和精神概念更为确切，没有毛泽东，没有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当年的井冈山便无人知晓，它将仍然沉寂在赣西的苍茫群山里。
当年的红军应该是井冈山的第一批外地游人，当然不会是旅游的游人，虽然都是游，他们是在那里游击，为了一项事业、一个追求、一种信仰，是他们缔造了井冈山这个红色的品牌，创造了一个精神的神话。所以说井冈山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永恒的精神，就是靠着这种精神，艰难跋涉走到了今天。从其内涵来说，井冈山精神不光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人，也适用于一切有志于成就自己抱负和在困境中谋求生存和辉煌的所有人。所以共和国建立以来，去井冈山的人多了起来，要说人们去旅游那未免有点通俗，恐怕多数人还是去朝圣和寻魂，瞻仰那片相伴绿色的红土地，在红米饭和南瓜汤的滋润下拷问人生。
不知1965年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我想他肯定回忆起了38年前的往事，看见此时此景的故地自然变了很大模样，于是欣然挥毫激扬文字。我不清楚1 965年井冈山的样子，但我知道40年后那里的状况。这次井冈山之行，单从观念上来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显然市场经济的大钟已经撞开了人们封闭的思想，发展的意识涌进了山门。首先他们懂得了利用资源，进而明白了保护资源，现在已经学会了发展资源，只是我感觉烈士们留下的红色资源发展的太市场了些。文物要开发利用，首先要懂得珍藏，珍藏文物就等于珍藏历史。文物要想为后人所用就只能用现代文明成果开发，而不能用现代文明成果包装，否则文物就不伦不类了。
从旅游角度来讲，井冈山具备两大优势资源，一个是第一代领导集体创业时留下的红色文物和精神，另一个就是苍老的历史和无奈的贫困遗忘在那片群山里的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一红一绿两大旅游资源共同厚爱着一个城市，这是任何一个风景名胜区都不具备的。但是从政治思想和经济发展意义上来说，两种资源应该有不同的利用和开发模式，红色资源的根本应该建立在教育和瞻仰的基础上，为共和国一代又一代的继承者承担洗涤灵魂的光荣使命，绿色资源可以作为地方发展的银行承担复苏经济和百姓富裕的不竭资本。象北京的抗日战争纪念馆、哈尔滨的日军731部队原址以及井冈山和延安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要是国家给予一定的政策，管理部门再调整一下思路，不收费或者少收费效果也许更好些。
南昌走笔
提起南昌，给人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八一”起义纪念馆和滕王阁，可能这两处地方各自代表了南昌的古代和现代让人记忆最为深刻的历史和文化。
1927年，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件中国现代史上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就是由共产党人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刘伯承领导的“八一”起义，当时在国民党内部就象发生了一场大地震，蒋介石可能怎么也想不到共产党会在自己地盘上策动自己的队伍和将领用自己供给的枪弹造自己的反。在当时国民政府时期，从法理上来讲，起义等于造反，造反是不合法的。但是蒋介石的独裁专制统治和对进步人士尤其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使共产党人再也不能忍受，起义队伍一夜之间占领了城市，但也仅仅占领了一夜就被国民党军队赶出了这座洒满起义烈士鲜血的城市。不管怎么说，共产党人自己的队伍从此诞生了，第一面军旗升起在南昌城，从此那面军旗就一直被高举着从南昌经过井冈山、经过瑞金、经过遵义、经过雪山和草地、经过延安、经过西柏坡，最后举到了北京，这一路整整走了22年，举军旗的生命换了一个又一个，但军旗还是那一面。那一天就成了永恒的特写定格在了历史上，那一天就成了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先生永难忘怀的痛，那一天也就成了南昌城永远的骄傲，所以起义指挥部就被辟为了纪念馆供人们前往学习和追忆，追忆的也是一种精神和勇气。当后人们屏息穿梭在纪念馆的每个大厅浏览那些图片、追思起义先烈、想象当时惨烈战况时，我想必定都会感慨万千，心灵应该都能经受一次货真价实的洗礼的。
人们不管因为什么目的到了南昌，正事办完后必然都会惦记着去看看滕王阁，作为中国四大名楼之首的滕王阁，几乎成了南昌古代文化的代表，南昌城之所以成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大概与此阁的存在不无关系，也许如果没有滕王阁的存在，南昌的历史文化就会逊色一些。一座小小的江边阁楼，承载了一千多年文化的绚烂，成就了无数个士子骚客的功名，同时也积攒下了若干个文人官僚和官僚文人的梦想和神话。就是因了这些无意间的历史沉淀，南昌便蒙上了一层文化的轻纱。而最使滕王阁一举成名的当是唐初四杰之一的年轻诗人王勃那篇传世之作《滕王阁序》的问世，也许文章里所有的句子都被人们淡忘，但“落霞与孤鹭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却永远留在了中国文学史上，更为南昌城为滕王阁增添了浓墨重彩。在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历史靠文化发育起来的文明国度里，有时候文人的一篇文章、一首诗词、一个精彩的句子，甚至曾经留下过的一个脚印，就能让一个本来并不出名的地方变成文化古迹，因为大凡重文的民族，文人最是招蜂引蝶。
南昌城新建了一座秋水广场，名字就是取自王勃的佳句，可见王勃的名篇名句在南昌人心目中的地位。听说那广场是南昌夜晚的繁华观光去处，100米高的喷泉每到晚上便喷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冒着凛冽的寒风，晚饭后我们去了那个广场，果见其名不虚，放眼空旷的新建广场，政府大楼坐落在中央位置上与喷泉制造的彩色图案交相辉映，气象万千。从此市民又多了个消夏游玩散步去处。
共青城和耀邦陵园
共青城是和胡耀邦的名字紧紧连在一起的，没有胡耀邦就不会有共青城，同样若是没有共青城的存在，胡耀邦的陵园也就不会建在那里。应该说，是当年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书记的胡耀邦带着一批热血青年造就了共青城，又是曾经洒下过他的汗水的共青城成了他最后的归宿。
估计当年这个位于鄱阳湖西岸的地方比较荒凉，所以才有了那批共青团员来建设共青垦殖场。但是现在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却是一座颇为繁华的城市，岁月匆匆，光阴易逝，50年的沧桑巨变完全是人力所为。很早就听说了共青城这个名字，想象中不过是一个有人居住的湖边小镇而已，虽是顺路 经过，但却真实感受了当年那批年轻人的精神。耀邦陵园就坐落在这个城市靠近鄱阳湖的富华山上，说是山，其实就是一个土丘，只是四周再没有比它更高的地方了所以称它为山。胡耀邦是1990年1 2月5日带着对生命和故土的眷恋来到这里的，当时距他去世已经1年多了。用风水学家的眼光看，这座小土丘确实是一个风水宝地，东瞰鄱阳湖，西枕大原野，青山绿水，风光无限。胡耀邦的墓就建在林木繁茂钟灵毓秀的山上，三角形的墨晶玉花岗岩墓碑高4．43米，底边长10米，重73吨，碑的正面雕刻着中国少先队队徽、中国共青团团徽和中国共产党党徽，他是目前惟一一个在这三个组织中都担任过最高领导的领导人。胡耀邦的头像栩栩如生地雕刻在墓碑正面的右上方，似乎在深情地瞩望着远方波光粼粼的的鄱阳湖和他的共青城。碑的背面镌刻着《胡耀邦同志生平》，全文如下：
胡耀邦同志是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在贫苦的农民家庭，一九二九年冬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三年九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三岁。
胡耀邦同志在青少年时期就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五年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九年任冀热辽军区政治部代理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和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建国后，历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暑主任、军区政委，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共西北局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严重迫害。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胡耀邦同志先后担任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秘书长兼宣传部长。胡耀邦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他是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十二届二中全会后兼任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一九八二年九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担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九零年二月七日
这是一个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人，这是一个一心为公、两袖清风的人，这是一个具有高尚人格魅力和为民情怀的人。如果公仆们都能做到象他那样，当是天下苍生之福。当天我曾经写下了一首《蝶恋花·谒胡耀邦墓》，诗的最后我用了两句话来评价他的品格：“牵来日头晒白雪，垒罢祭台唱大风。”
初识庐山
作为有着“匡庐奇秀甲天下”美誉的庐山，我相信没去过的人不在少数，但是不知道它的人却不多。对于庐山，以前我只是神往，脑子里装了不少关于庐山的印象，大多是从书本和人们的议论中得来，不管怎么说，间接的知识尤其是传说总有似是而非之嫌。这次到庐山参观了几天，虽是寒冬，但美景不减。
最早使我对庐山形成感性认识的文艺作品当是大学时看过的电影《庐山恋》了，这部影片现在从艺术角度来看，情节性思想性一般，但在当时它却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性作品，一种唯美主义创作手法弥补了情节上的单调，那么它美在哪里?美在观众印象最为深刻的庐山风光和女主人公多姿多彩的服装更换上，两者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在庐山的时候又一次复习了这部电影(山上的庐山恋电影院每天都放映这一部片子，其单片放映场次之多已经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了)，有同学仔细数了数，女主人公在整部影片中居然换了32套衣服。
庐山因为旅游资源丰富，]996年被联合国以“世界文化景观”列入《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世界文化遗产。导游小姐说庐山特产有三石一茶，即石鸡、石鱼、石耳和云雾茶，我看这些都不是它的特产，恐怕与庐山有相同地理地貌和自然条件的山都会有这些东西，只是把前面的产地名更换一下罢了。庐山的风光是美，山水松竹勾勒出了一幅人间洞天福地画卷，山道也是奇险，可谓达到了“走路不看景，看景不走路”，“处处皆是景，无景胜有景”，这些恐怕也不能算作它的特产，自然风光是天地造化，既然赋予了庐山也会恩赐给别的什么山。苏东坡那首咏庐山的名诗《题西林壁》大概已经被天下人背的滚瓜烂熟了，那诗好象是这样说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庐山真正的特产应该是它的文化，也许人们会说每座名山的文化都是它们的特产，这话不假，但我想庐山的文化更全面、更深远、更复杂、更悠久、更透着玄机和神秘感。自从东汉明帝崇佛以来，庐山便成了当时的佛教中心，后来中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中东的伊斯兰教、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相继进入，使得庐山成为中国唯一的五教合流的宗教名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宗教文化；自从夏禹王疏九江和秦始皇南巡登庐山，至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先生把庐山作为国民政府的夏都，到毛泽东3次登庐山先后召开共和国中央重要会议决策国事，使得庐山成为中国惟一的政治名山，形成了个性鲜明的政治文化；从汉高祖派灌婴进驻，元末朱元璋被陈友谅追的差点命丧庐山，到上世纪so年代国民政府第一个抗战动员令在庐山发布，使得庐山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军事名山之一，形成了与中国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军事文化；当你追寻着陶渊明、李白、范仲淹、苏轼、王阳明等历代文人洒脱而闲散的足迹，品读着他们或自娱或讴歌、或豪放或悲凉、或触景生情或故作姿态的佳句名篇时，你会感觉庐山积淀了厚重的中华文明；从1 895年英国传教士李德立花200两白银租借了牯岭800亩土地作为避暑之所后，俄、美、英、法、日等世界上20多个国家的绅士和流氓便争相赶到中国爬上庐山建起了640多栋各式各样不同规格的消夏度假别墅，使得庐山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世界别墅建筑艺术博物馆”，形成了让国人心酸的殖民文化。
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文化形态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庐山庞大深厚的文化景观，因为这些文化的存在，地理意义上的庐山才成了现在文化意义上的庐山，庐山因之而有名。文化就是庐山特产，游景似看书，品山如读史。
审读白鹿洞书院
曾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和“天下书院之首”，号称“无市井之喧哗，有泉石之胜境”的白鹿洞书院为唐代任江州刺史的李渤所建，后来因为宋明理学的领军人物朱熹来此讲学使它名声大噪，1996年捆绑在庐山身上一起被联合国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原因就是它坐落在庐山脚下，其文化内涵与庐山的文化分不开。
人们都说白鹿洞书院为中国四大书院之首，我不知是怎么排列的，当时的考核标准是什么?不过白鹿洞较为有名是真，朱熹在那讲过学是一方面原因，关键还是因为那书院里 出了不少名人学人，估计朱熹讲过学的书院不下几十所，未必都能出那么多学人，我看终归还是因为书院的学风好，就象我们现在的学校，名师出高徒，好校风好学风出好学生。朱熹给书院定了五条教规，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这五条教规随便放在哪个书院只要认真遵守都会造就出优秀学生来。只要有了名师和好的学风，天下有钱的有势的富商和官宦自然就会把自己的孩子送来读书博取功名，于是有钱的出钱，有势的给政策，书院也就顺势发展壮大起来了。大千世界万事万物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谈到书院，现在习惯上说来是个学校，其实最早它是产生于唐代初年一种民间的组织形式，主要功能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进行包括藏书、读书、讲书、写书、刻书、校书、出书等一些与书有关的交流传播活动，到唐朝中期被官方承认以后，书院就变成了主要以教书授业为主的场所，至今经过了千余年发展，除西藏外，我国几乎所有的省份都有书院存在，总数估计不下7000所，因为中国古代的教育最初就产生于民间，国家办教育那是后来的事，所以遍布于我国城乡大大小小的书院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学术文化出版活动、民俗风情培植、国民思维习惯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养成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后来中国古代的书院形式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东南亚等地，现在连欧美国家也有了中国式的书院。据说美国等不少发达国家相继都开设了以中国儒学大家孔子命名的孔子书院。
在依山傍水的白鹿洞书院参观，真切感到古代士人们选址静修的讲究，人们都说“天下美景佛占尽”，我看李渤兄弟占的美景不亚于佛庙道观。古代书院的建设讲究“善美同德”，追求“情景交融”的理想境界，努力体现“天人合一”的道德完美，所以说，中国古代的书院本身就体现了大自然对人的陶冶之力，真可谓非道之道、非佛之佛也。
在白鹿洞书院走东门串西门地转悠，心里面同时也在转悠着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古迹保护和利用的关系问题。难道说文化古迹的利用只有圈起来搞观光旅游收收门票卖卖纪念品吗?中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几千年的文明进程给后人留下了数不清的文化古迹，而现代的人也同样会给将来的子孙留下文物，如果人们把古迹都圈起来看得紧紧的靠收门票过日子，不但将是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若干代后子孙们将无容身之地。当然有些古迹象古人的坟墓之类就无法重复使用了，似书院这种地方未尝不可拿来办学，也许大家会说这样不便于保护，其实仔细想来，国民素质低了即使圈起来也会被破坏，莫不如让现在的大学生走进书院，不但可以便于塌实静修钻研学问，而且还能够让他们身临其境时时感受并领略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追寻古代文人大家严谨的治学态度，也许对文物保护更加有利，这样才能从形式到内容真正体现“古为今用”。
参观的时间比较短，无法仔细阅读书院，但感慨和思考却很多，思考最多的则是当年士人们的治学态度和穷理意志。最后我想用朱熹的治学之法总结参观白鹿洞书院之后的心得：
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心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
鄱阳湖和石钟山
谈鄱阳湖不能不说石钟山，因为石钟山就坐落在鄱阳湖进入长江的入口处，而且可能是鄱阳湖里文化遗迹最多的突出物；说石钟山更不能离开鄱阳湖，没有鄱阳湖的养润和冲刷，石钟山大概只能就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土丘。
那天早晨从毛泽东当年“跃上葱茏四百旋”的庐山北坡下来去九江，过鄱阳湖大桥，就在车上看了看浩淼无垠的鄱阳湖，随之去游览石钟山，站在那低矮的山上望江亭边看鄱阳湖水流入大江，蔚为壮观，尤其是那湖江两水的交汇处，更使人感受到一种人力渺小的无奈。随后乘舟浏览湖光山色，舟子从石钟山旁匆匆而过，但见山入水处的绝壁下都是洞穴和石缝，风浪冲击洞穴发出钟鸣般的磬音。当年苏东坡就是因为想探究此山的奥秘乘船靠近聆听，上岸后写下了《石钟山记》，石钟山由此扬名，名人墨客达官显贵趋之若骛，使那座小小的山崖承载了许多它也许并不愿意承载的东西，什么寺庙楹联诗词碑帖回廊画舫望江亭台，将那个狭小的空间塞得满满的，不知道它还能晃晃悠悠承载多久。苏轼的《石钟山记》我没读过，所以不能妄加评论，但是石钟山因为那篇文章而更加扬名却是事实。俯身看湖水，再远眺江水，一黄一蓝两种颜色十分明显，说明鄱阳湖水携带了大量泥沙奔流不息汇入长江，湖面上穿梭着大小不等的挖沙船只，更担负清理航道的任务。游览地所处的位置在江南岸的江西九江，江的对面就是湖北的黄梅和安徽的宿州，因此这里习惯上号称“湖江两色，一江三省”。
现实的东西虽然看的不多，远古的东西却想了不少。站在石钟山的望江亭上，看着脚下滚滚不息的湖江两水，我的脑子里除了想起如许文人和关于鄱阳湖的神话传说外，更多的却是翻腾起了若干硝烟弥漫的历史画面。汉末奠定三国鼎立局面、成就刘备霸业和诸葛孔明梦想的赤壁之战，终于使曹孟德扔掉80万旱鸭子狼窜北遁，东吴稳定了几年，玄德也有了立足之地元末朱元璋和陈友谅为争夺帝位在鄱阳湖拉锯式折腾了十几年，本来实力雄厚的陈友谅兵败战死，明教小和尚朱元璋最终跑到南京坐上了龙庭；清末湘军儒学统帅曾国藩在这里韬光养晦，先战翼王石达开后败忠王李秀成，最后终于把晚期昏弱的太平天国送上了天国；1949年4月，刘伯承和邓小平率第二野战军乘木板船在这里撕开了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直下南昌，最终把他的25万精锐逼到黔桂山区消灭殆尽。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和惨烈悲壮的英雄史诗不时在脑子里震荡着，那一个个鲜活真实的英雄人物和不屈不挠的斗智斗勇直如滚滚的长江水浩荡的鄱阳湖被浪花淘尽。
历史就是一个无穷无尽宽广无边的大舞台，所有的人都要在上面演戏，主角和配角、名角和龙套，谁都必须上台走一走。演员们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舞台还是原来的历史。过去的轰轰烈烈都烟消云散了，今天的轰轰烈烈仍在，将来的轰轰烈烈也许会更精彩。
关于浔阳楼和烟水亭
这两处位于九江市的历史遗迹的出名，都是因为各自有一个不知道真假的历史人物在这里出现过，而那两位历史人物之所以被后人传诵，是因为两本著名的小说，一本是《水浒传》里的宋江在浔阳楼题过反诗，另一本则是《三国演义》里的周瑜在烟水亭点过兵。
坐落在长江之滨的浔阳楼，原本是一座民间酒楼，我想早在宋江刺配江州心情郁闷跑去喝酒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很有些名气了，可为什么现在人们一提到浔阳楼首先就想到宋江呢?而且现在楼里的陈列品和墙上的字画所表现的几乎都是与宋江有关的东西，宋江是否实有其人还未可知，而象苏轼、白居易、陶渊明等等文学大家却实实在在登斯楼醉斯楼咏斯楼过。
中国古代建筑就是一种文化境界，不管小巧玲珑还是大开大阂，无非都是以亭台楼榭为主调。要说楼，恐怕任何一 个古城都能有或者曾经有过，象北京、南京、西安这些古都就有若干座，但要想成为名楼就必须具备至少两个条件，其一是要占尽地利游戏风水，其二要有文人跑去醉过，这两个条件其实是相联系的，那时文人们找的地方大都有点酸腐味，那楼要是建在没点情调的闹市断然引不来文人；文人要是在那醉了，定会汤汤水水地留下点什么，于是那楼就出名了，什么某某文豪在那捉过虱子、某某骚客躺那打过喷嚏，都成了店家招徕客人的招牌，所谓“楼以文传”是也，所以传说中的中国四大名楼都是建在水边。情以楼起，文以楼得，楼以文传，这话一点不假。话说回来，那时大凡到楼里喝酒最后留下诗文的文人多为郁郁不得志者，借酒浇愁，借酒抒忿，借酒明志，所以才能留下千古名篇名句。连一向小心谨慎的山东宋押司，独个儿郁郁寡欢地跑到浔阳楼上，借着江面大好风光，几杯黄汤一灌也忘乎所以地涂涂抹抹起来，差点丢了性命，要不是梁山好汉到江州和李逵他们冒死劫了法场救出他来，何时能实现“他年若得报冤仇”的梦想?早就“血染浔阳江口”了。
说到烟水亭，跟浔阳楼一样也能寻出好多捕风捉影的故事来，那些故事经过人们一渲染一臆会一讲解也能把你搞的五迷三道。烟水亭最早是由贬到江州任司马的白居易在市区的甘棠湖里建的一个水榭小亭子，以自己《琵琶行》中的“别时茫茫江浸月”之句取名为“浸月亭”，我想他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闲来无事心情烦闷时跑去那里把玩情调用，到北宋时改为“烟水亭”，取意为“山光水色薄笼烟”，现在一直沿用，当然规模比白居易时代要扩大了不少。
走进那一堆象道观似的建筑群，里面的陈设全然没有了乐天影子，倒感觉象是三国周瑜纪念馆，我想肯定是《三国演义》惹的祸。传说赤壁大战前夜，周郎在那亭子上点过水军，于是就喧宾夺主了，一代潇洒武将占了传世文人的地盘。英雄对历史的贡献是实实在在立杆见影的，文人的贡献却只能潜移默化；英雄能直接改变历史，文人只能影响历史；英雄事迹能做到家喻户晓进而成为人们学习效仿的榜样，文人的作品只能供人们阅读欣赏但很难有几人能出息的象他们那样。包括历代帝王将相在内的各种好的和坏的英雄们整天为给自己和帮别人争夺霸业，哪有闲功夫去吟风咏月?只有那些职业文人和识字的罢贬官吏才能有那种难得的清闲，这就是社会分工和命运造化。那英雄不管是传说的还是现实的，只要进了人们的脑子就永远成了榜样。
毛泽东、毛泽东团队和江西
在中国历代国家元首中，我最佩服和最崇敬的就是毛泽东这个人，这是一个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特定社会环境下靠着自己对社会对历史的责任感成长起来的一代伟人。他的成功不能不说是时代造就的，但是那个时代中国有着四亿五千万人，为什么就使他脱颖而出了呢?那就是他个人的魅力使然。“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靠着他的所学知识和社会实践最终成为中国历史长河里集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战略家、文学家、书法家和学者为一身的一颗耀眼的明星，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若干代人、若干不同肤色的人、若干阶层的人，并且还将继续影响下去。
这次江西之行，我思考了许多关于他的问题，暂且不去说井冈山人对他身前身后事的神化，单从他的足迹来看，江西情结一直伴随着他的一生，他一生经历的许多大事都发生在江西。从1927年率领秋收起义残余部队被迫钻入井冈山那片密林开始，到1930年被迫转入赣东南瑞金，直到晚年3上庐山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和识破了林彪的篡位阴谋，他的政治生命都与江西这两座山息息相关。22年用枪杆子说话的革命生涯，有7年是在江西度过的。可以说，江西是他的辉煌地也是伤心地，独立自主地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最初实践开始于井冈山，这是他思想和军事上的第一次辉煌，但是当他亲自选定并被写进党章里的接班人林彪背叛他时，他只好在庐山提出了警告，怎能不让晚年的他伤心?可以说，江西是他实事求是思想最初的发端地，也是最终被他自己拒绝的地方，离开长沙开展的井冈山斗争体现了他实事求是的思想精华，1959年在庐山对彭德怀的批判让他最终拒绝了自己这一理论上的巨大贡献。在井冈山五龙潭坐在索道上的缆车里我曾经就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冤家对头作过一个粗线条的对比思考，可以说，作为中国现代史上两位出色的政治家，他们各自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有过两次决定性的辉煌。在上世纪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蒋介石从一个北伐军的军长成为统帅三军的总司令，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采用金钱、军火、拜把子、剿杀等各种手腕把全国各地操着各种方言的大大小小的军阀笼入囊中，完成了自清亡以后中国形式上的统一；1949年败逃台湾后，勇敢地检讨了大陆的失败教训，调整施政纲领，整党整军，励精图治，只几十年时间就把一个贫穷不堪的台湾建设成亚洲四小龙之一。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战胜蒋介石，就在于他的两次辉煌都表现在思想路线上，其一是22年转战南北的军事胜利取决于他与历史上任何一个领袖都不同的高明的指导思想，别人都是先靠武力夺取政权，然后再施恩于民，而他却是从一开始就号召民众自己起来夺取属于自己的权力，把劳苦大众被迫的行动变为他们争取自我解放的自觉行动，所以人民就会自觉拥护他跟着他；其二是他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不畏强权，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神圣的主权意识让他的敌人和朋友都不得不刮目相看，进而惧怕和尊重，所以他成了世界级的政治家。1949年拒绝斯大林划江而治的调停义无返顾渡江南下推翻国民政府，1950年面对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强国毅然出兵朝鲜，取得了让世界震惊的抗美援朝胜利，用事实证明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他这一思想的典型体现。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了一批历史级、世界级的精英，象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等人随便拿到任何一个时代都会是通天彻地领袖群伦的顶尖人物，历史却把他们极其巧合地捏合到了同一个时代，共同的思想境界和人生追求又让他们自发组成了一个精英集体，这就是毛泽东团队。毛泽东团队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更是毛泽东个人魅力的产物。在这个团队里的许多人，象刘伯承、贺龙、叶挺、李明瑞等人，在毛泽东还在当农民和教员时他们就已经做到国民革命军的军长和师长了，战功卓著，不可谓没有奢华的物质生活和无量的军旅前程，但是他们却抛弃了已有的极至荣华先后聚首在毛泽东的麾下钻山沟吃野菜穿破衣涉草地，甚至牺牲了自己全部亲人，有的最后牺牲了自己。就是为了一个全新的主义和信念，就是毛泽东时常灌输的群众路线和大众解放。所以说信仰的力量是无穷的，领袖的魅力是无法抗拒的。
(作者单位：国家林业局天然林保护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