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哨所那边的蘑菇圈》是王凤英同志的一本中篇小说集。读罢全书，就会发现其中的《哨所那边的蘑菇圈》《上哨所挖药去》《有列火车那样开过》《白菊花》四篇小说，其实是在同一个宏大历史背景下相互关联的叙事。虽然这四篇小说各自成篇，但都是以第一人称“我”讲述程子汉的故事。前三篇小说中的“我”是程子汉的小儿子金光，绰号“老五妮”、后脑勺拖着一根发辫的调皮男孩。《白菊花》中的“我”则是程子汉的外孙女——程子汉二女儿飞天的孩子飞飞。王凤英的生花妙笔用两个小孩子的经历和体验抒唱了程子汉和他同事们的奋斗之歌。
　　神圣事业中普通人的奋斗
　　程子汉是成功的豫中农村青年，参军转业支边到青藏高原工作。他有五个孩子，老大是女儿探枝，老二是女儿飞天，老三是女儿探花，老四是女儿探果，老五是儿子金光。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像薅萝卜一样，从豫中一个村庄里，把他套娃一样的五个孩子一个个薅到城里”，举家西迁，成了吃商品粮的城里人。随迁的还有金光的奶奶和妈妈。在那个绝大多数农民附着在乡土之上的年代，家乡人的内心都向往着远方，程子汉一家无疑是令人羡慕的。在老家农村，“一年到头吃不到荤腥”，奶奶偏向飞天也不过是“把稀饭锅底最浓稠的部分偷偷挖给她”。孩子们来到程子汉工作的地方，头几天住在干净卫生的楼房里，“大米饭随便吃，高压锅里香喷喷的牛羊肉可以用筷子插起来当馍馍吃”。不过，这样的美好是短暂的，随后他们就搬离了程子汉工作的地方，临时住在一个叫扳道岔的荒郊野外。房子夹在两条铁轨之间，是借扳道工叔叔的，少不了忍受火车的噪音。高原缺氧、大风、暴雪，恶劣的自然环境也让程子汉的成功人生并不轻松，连同老人、妻子和孩子跟着遭罪。孩子顶着大风暴雪去读书，老人、孩子动不动就缺氧昏厥，就连程子汉在退休时也说“我不满十八岁出来当兵，支边到这儿，几十年了，没法下高原了”。选择离开高原休养的同事，“不到一年，得白血病、癌症的不算，光是心脏病、肺病就走了好几个”。
　　毫无疑问，程子汉和他同事们的奋斗人生充满了艰辛和煎熬。解决家属孩子的户口就是大问题。扳道工叔叔家里的户口没法解决，一个人在外工作，逢年过节没处去，就总是拉着程子汉喝闷酒。乔成叔叔的妻儿虽然在身边，但是都吃他一个人的粮票，日子过得也不容易。程子汉把母亲带到高原，但是并没有解决老人的户口，为了减轻老人的愧疚感，全家人都说她也吃了商品粮。不存在解决户口问题的双职工，很多也有人生的苦恼，“年轻轻的，开不了怀——也有不少生了的，傻孩儿不少，不是口眼歪斜，就是胳膊腿儿不全乎”。可以说，以程子汉一家为代表的这一群体，都尝尽了各自人生的酸甜苦辣。
　　这本小说集以首篇小说《哨所那边的蘑菇圈》为名，可见这篇小说在这本集子中的分量之重。“蘑菇”是这组作品中的重要意象，或者说“蘑菇”是所有叙事的“文眼”。透过这一文眼可以看到作者叙事的宏大历史背景——“蘑菇”不仅是金光想去哨所那边采的蘑菇，也不仅是《白菊花》里瘦叔叔吐出的烟圈慢慢变幻成的小蘑菇，而且是在祖国西北大漠里升腾而起的蘑菇云。金光妈妈的一句话道破了“天机”：“这一帮子厂里的老人，为国家做了恁大贡献，种出恁大蘑菇云。”是的，程子汉和他的同事们所做的工作就是研制和生产这些东西。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没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的东西，就是邓小平说的没有它“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的大国重器。这些大国重器守护着中国人民的太平生活。关于研制这些大国重器的纪实性作品不少，很多为此做出卓越贡献的领导者和科学家也为国人所耳熟能详，但是以文学形式反映千千万万在这一神圣事業中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普通人的作品则比较少见。《哨所那边的蘑菇圈》等作品算是其中的难得之作。
　　此类作品，笔者暂且称之为“蘑菇”文学。
　　严肃话题里的儿童化叙事
　　小说创作离不开现实生活，作品的艺术性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家的叙事技巧和语言表现力。王凤英这组作品所反映的史实是一个严肃话题，这也是此类“蘑菇”文学作品不多的原因。作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让小孩子的“我”看大人的工作环境，听大人的谈话，感受大人的人际关系，说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体验，在玩耍、学习、吃喝、睡觉、陪伴等琐碎中塑造人物形象，展现成人世界的丰富生活和情感，巧妙地描绘了程子汉们艰苦奋斗的画卷，讴歌了那一普通群体为国防科技事业做出的彪炳史册的贡献，也避免了许多不便言说的窘境。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者焉。”作者把儿童打扮成讲述故事的主人公，通过儿童的活动布置一个接一个的场景，形成富有节奏感的连环画，非常自然地从各个方面展现人物的性格、形象和生活。在《哨所那边的蘑菇圈》里，金光自述“就算我最小，我在家里的地位可是最高的，我是老程家唯一的根儿，跟你们挤一处睡是给你们面子。你们这些丫头片子，别看都出生在我前面，可爸妈盼的是我，你们是加了塞儿进来的”。读到此，读者必定会心一笑：程子汉这个泥土里长大、有着浓厚农业社会观念的人，居然参与了最先进的现代工业制造。这种境况，又何尝不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努力赶超工业化国家、争取国家现代化和民族独立富强的缩影呢！在《上哨所挖药去》里，金光在邮筒前骂哨兵白西生他却不恼，反映了在远处高山哨所守卫工厂的战士们的生活：一年半载下不了一次山，山上生活条件艰苦，长年无法洗澡、见不到人，下了山听到孩子骂都是一种快乐。他们关于上哨所边挖药的对话也通过孩子之口，透露了程子汉一家经济拮据的事实。在《有列火车那样开过》里，金光从爸爸和奶奶的对话中听到了去他家的上海叔叔阿姨都是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一直没有生育，特别喜欢孩子去给他们送粮票。这让读者感叹科研人员为这一神圣事业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在《白菊花》里，程子汉外孙女飞飞的活动和感受反映了祖辈们退休以后身体迅速垮掉的状况。飞飞在和小朋友蛋蛋吹牛皮时，用一句“我们院子花圈多，你有吗？”把蛋蛋给吓哭了。蛋蛋的奶奶则说他们住的大院“晦气”。程子汉在生命垂危之际，看到瘦叔叔吐出的烟圈变成小蘑菇的形状，说“试……验……成……功了”。此情此景，不能不让人感慨：制造出蘑菇云是程子汉们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事情，是他们最重要的人生奋斗价值。 　　“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作者用绝假纯真的童心，以儿童化的叙事方式，通过比喻、通感、夸张、拟人等修辞手法增强语言表现力，没有造作矫情之感。作者描写程子汉打呼噜令人难以忍受：“我就听得爸爸高一声低一声打呼噜，要是一直高一声低一声我也就忍了，可他的呼噜声一会儿蹿到山尖，在山尖盘旋一圈又一圈，一个不提防，又连翻好几个跟头，突然就哑巴了。就像过年时候放的鞭炮，正噼里啪啦烟气腾腾呢，一下子就熄火了，等人再点火，又突然炸起来。我的朋友田去说，他手上的疤瘌就是鞭炮炸伤的，当时血流了一袖筒。”这段文字把高低起伏盘旋的无形呼噜声以有形的方式展现出来，用了多种修辞，最后比喻成鞭炮，又以鞭炮炸伤小伙伴的严重后果说出了孩子的感受。描写艰苦的居住条件，作者在《有列火车那样开过》里写道：“我家房子盖成之前，我们还得住扳道岔，還得忍受火车的叫声像锤子一样，把奶奶的瞌睡一次一次砸得稀巴烂。”这样的语言在作品里随处可见，童心之文，放射着作者充满孩童气息的语言艺术之光。
　　艰苦生活中的动人挚情
　　文学是作家情感的文字流淌。
　　在这组“蘑菇”文学作品里，作者不仅怀着崇敬的心情歌颂了程子汉们的艰苦奋斗，而且在字里行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们在共同战斗中凝结而成的挚情。在《哨所那边的蘑菇圈》中，程子汉要盖房，金光奶奶操心请泥瓦匠。程子汉就说“盖房的事找几个老乡朋友帮帮忙，就管他们吃吃饭、抽口烟”。金光妈妈接过话茬说了程子汉接济同事的情况：“就像乔成，细高挑儿，山西人，又不是咱近老乡，部队上战友，……他没解决成户口，把老婆孩子都带来了，粮食不够吃，您儿子见天儿喝稀汤，把粮票、菜票、布票都拿过去了，单位过节发点鱼呀虾呀的，也给他家了……”在《白菊花》中，程子汉们退休了，死了老伴儿的李姥姥在大院里卖早点补贴家用，程子汉总是去她那里买炸油条，买多了就吃得直打饱嗝，实在吃不完，老伴儿就埋怨他，他就说：“李老婆儿炸多了卖不完，你说咋办？”老伴儿再数落，他就一甩手出门：“几斤油条的事，叨叨个没完。老李死恁早，李老婆一个人，多难啊。”作者在白描生活琐事中展现了从祖国四面八方汇聚在高原的这群人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这种情谊是这一群体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源泉，也是我们民族文化的自然体现。
　　高原特有的人文风情和汉藏同胞友爱也铺展在了作者的笔下。金光看到两个穿皮袍的“女人”骑着马，长头发飞在脑后，一条胳膊光溜溜地甩在外边，这个刚从中原来到青藏高原的孩子就大喊“姨！”程子汉告诉孩子：“那是藏族叔叔，兴留长头发，要是阿姨，编一头小辫子，编得越多越标致。”长期在青藏高原工作的程子汉已经非常熟悉藏族风俗了，他也确实结交了藏族朋友。在《有列火车那样开过》中，金光的叙述再现了程子汉威武豪爽的朋友开木曲河。他骑着马，带着凶猛壮硕的藏獒来看金光的奶奶，给金光家送来了一口袋羊腿、羊头、牛头，还有一口袋羊毛。程子汉也打算带家人去开木曲河家做客，不过担心家人吃不惯人家滴着血的开锅肉——酥油茶倒是养胃。孩子们也都盼着去做客，天真无邪地将汉藏友爱挚情表现出来。
　　王凤英的这组“蘑菇”文学作品因为各自独立成篇，在《上哨所挖药去》和《有列火车那样开过》中“蘑菇”这一意象，读者要想明白故事的背景就得下一点儿“索隐”的功夫，这需要读者对我国“两弹一星”有一定的了解和知识储备，而部分读者，能不能做到这些，确是一个考验。人物设计避免前后一致的情况，使得前三篇小说中金光所说的田叔叔田富贵，应该和《白菊花》中飞飞所说的田姥爷是同一原型，在《白菊花》中田姥爷的大号却是田福海。不过，这四篇作品毕竟不是一部作品中的不同章节。当然，王凤英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雁阵》，会有对“蘑菇”意象的连续性设计，且在情节的连贯性和人物设计的一致性上会有更出色的表现。
　　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