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满十七岁那一年，我有一种很强烈的被世界抛弃的感觉。
　　我會百无聊赖地追赶一只瘸了腿的猫，或者往洒满阳光的车棚上扔各种古怪玩意儿。我坐在教室角落的最后一排，看窗外一只脏兮兮的白鹁鸽肆无忌惮地在空中拉屎。我在人烟稀少的夏日正午，围着一棵吵吵闹闹的芙蓉树转来转去。很多时候我都感到，我和《百年孤独》中那个拴在栗树下不停转圈的老布恩迪亚并无不同。我们一样孤独，然后被人忽略。
　　在那个布满孤独的旅途中，幸或不幸，我抓住了文学的扶手。
　　我接近文学的导师是卡夫卡。
　　这位仁兄让我意识到，原来世界上还有如此绝望的人物。不论是嵌了烂苹果的甲壳虫，还是围着城堡打转转的测量员，还是被风吹走的莫名其妙的骑桶人，还是夜里狂奔的乡村医生，乃至毫不犹豫扎入河中的畏父者，都是那么决绝地对峙着此岸的世界。那时我好像明白了一点东西，文学大概就是为死亡寻找一个出路，或者一个理由，虽然路是死路，理由也滑稽可笑，但总归还是起到了一点类似遗书的作用——卡夫卡之后的文学，大概就在这种遗书的路子里迈步了。不论承不承认，这种向死而生的文学才是最具魅力的，就像卡夫卡所写过的“塞壬的歌声”，谜一般美丽，又诱惑着人陷入死地。
　　我觉得生活开始有意思了。
　　从某一个秋高气爽的九月开始，当别人都在不断做题、心无旁骛的时候，我办了一张教育书店的读书卡。那张卡就像一把钥匙，带我通向那一排排发黄发脆的文学旧时光。
　　一本书可以看两周，一次只能借两本。我遵循着一本一本的速度。一开始两周去一次，后来就一周去一次。这期间也有同学之间流传的小说传到我手上。
　　我看得毫无次序，也毫无计划，但基本上是文学书籍，因为没有其他的，或者有其他的我也看不懂，我记得有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我看了一段时间的沈从文，又看了一段时间的钱锺书，看了柔石与萧红，看了曹禺和郁达夫，看了巴金，看了周作人，看了废名，看了林语堂，看了萧乾，看了张爱玲，看了施蛰存的小说集《上元灯》，看了无名氏和徐訏，看了冯至，看了穆旦。但随即就跑到了当代文学，看了韩少功的《爸爸爸》，看了王安忆的《小鲍庄》，铁凝的《棉花垛》，史铁生的《务虚笔记》，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张炜的《怀念与追忆》，余华的《河边的错误》，吕新的《夜晚的顺序》，格非的《褐色鸟群》，孙甘露的《我是少年酒坛子》，贾平凹的《废都》《怀念狼》，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路遥的《人生》，王小波的时代三部曲还有杂文集，王朔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当然，还有刚刚名声鹊起的韩寒、张悦然、郭敬明、蒋峰。不知为何，那段时间里我没有读苏童、莫言、迟子建、毕飞宇、梁晓声、温亚军、罗伟章、须一瓜、乔叶等，补上这些人，已经是到了大学了。外国文学方面，我深受触动，我默默看完了肖洛霍夫四卷本的《静静的顿河》还意犹未尽，又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诸多长篇和短篇集，看了《日瓦戈医生》，看了哈代的《还乡》，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九三年》，看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看了普希金，看了屠格涅夫，看了帕乌斯托夫斯基，看了《牛虻》，看了狄更斯，看了福楼拜，看了夏目漱石、村上春树，看了菲茨杰拉德，看了塞林格，看了马尔克斯，看了卡尔维诺，看了君特格拉斯。
　　其实有很多书我可能已经忘记了，我忘记了书名，也忘记了内容。但有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却一直忘不掉，比如那条明晃晃的、树影斑驳的柏油路，比如大树下的烧饼摊，比如那些黄条纹的野猫，比如我的欣喜与沮丧。我像一个孤独的逃兵，在所有人卯足劲冲向高考的时候，我却在阳光乱跳的马路上晃荡。
　　我在教室的最后一排写写画画，自言自语。我捏着腔调在晨读课上模仿阿Q偷萝卜时和老尼姑的对话。我在作文课上把卡夫卡的奇怪语句抄到作文本上。
　　在看到一定数量的小说以后，我意识到真正好的小说只能与死亡有关。一切无法延续卡夫卡之路的作家，只能走向另一种死亡。
　　卡夫卡的绝望还在于一种幽默。时隔多年我看到有人专门整理卡夫卡写过的笑话，其实想想看，他的哪一篇文章不是令人忍俊不禁呢？可是那种幽默又如此不同，它彻底，没有后路，一本正经，却又难过不已，那是一种混合着荒诞与真实、严肃与滑稽、冰冷与暖意、绝望与希望等一切不可思议的相反意味的语言思维。文学的背后是一种深深的变形与荒诞，一切正常的都是非正常的，一切美好的、琐碎的都是滑稽事物的前兆或者变异。
　　我们的有些作家过于短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之后，那些琐碎的日常生活开始充斥文学世界的大部分空间，直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变化。这些日常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那些鸡飞狗跳的故事也仅仅止步于日常本身，婚外情、车祸、诈骗、绑架、争吵、离婚、房子成为小说世界的主流，作家们都患上了近视症，当远方变得模糊的时候，他们自动选择调整视距，对准一切眼下的近距离事物。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算了，关键是他们对日常的评价与思考也仅仅停在了这种感官层面上。文学被日常生活所淹没，并被溺死。
　　文学并不一定是特立独行的，文学也并不一定要远离热闹，但文学必须要有自己的脑子。就像北风吹走的那个骑桶人一样，文学可能会被社会、历史的大潮不辨方向地裹携前进，可能会茫然，可能会惊慌，但有一点是不能舍弃的——那只桶，代表了文学飞行的唯一依凭，那是作家的反思与悲悯。没有这种东西，一切的文学都只能是臭水沟里的几个泡泡而已。文学必然是反现象的。一切沉溺于现象的文学只能是时代的泡沫。
　　我从十三岁开始读《红楼梦》，一遍一遍地读，一年一年地读，看宝黛故事，看不害臊的黄段子，看骂人话，看打架，看吟诗作赋，看伤春悲秋。为什么在《红楼梦》里，一切的琐碎小事都如此沁人心脾，令人心神摇动，令人长吁短叹，大概正是因为作者的心里太过悲伤。他有着那么明显的彼岸情结，他虚无、颓废，却又对现世生活如数家珍。《红楼梦》是最具荒诞感与幻灭感的古典小说，这种终极的绝望，是此书的灵魂所在。在这个灵魂的映照下，我读过的每一行字，听到的每一段对话，看到的每一个场景，都打上了深深的绝望的烙印。后来我读到卡夫卡，发现这才是文学可以和文学相遇的地方。
　　我不觉得新书有多好。与新书相比，我更愿意看一些经历过时间检验和过滤的旧书。知识，或者说思维，不会因为时髦而身价倍增，即使有，也只是一种假象。
　　当地处类似文化沙漠的17岁的我走进文学这扇门的时候，我就已经明白，我只是个误打误撞的闯入者，也可能是迷路者，可是谁的一生不是在迷路呢。当我们自以为一切尽在掌控的时候，那种掌控是不是也只是一种虚假的幻象？如今我在靠着文学吃一碗饭，可是真实的文学已经离开太久了，充斥在这块领域的大都与我所理解的文学没有关系，文学成为一个幌子，官场的幌子，打口水仗的幌子，争地盘的幌子，捞功名的幌子。一切都在兴盛，唯与文学无关。
　　我越来越怀念17岁那一年，那个懵懂、又心生希望的年纪。一切都是未定的，一切也都是寂静的。在那个教育书店的二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夕阳正挂在梧桐树上。虽然已经是21世纪初了，但一切都还是九十年代的小城模样，波澜不惊，但暗暗孕育着希望。我喜欢每一个黄昏与夜晚。黄昏，是我走进书店的时刻。而夜晚，可以听一档广播节目。那时候的收音机是另外一个窗口，一些遥远又奇怪的人名、书名、电影名扑面而来，温普林、王岳川、孟京辉、牟森、于坚、郝舫、薛兆丰、银翼杀手、尹丽川、周洁茹、贾樟柯、左小祖咒、教室别恋、坎特伯雷故事集，等等等等。真是个光怪陆离的世界。
　　唯有想象才是美好的，而独处是想象最丰饶的时刻。多年以后我见到这样那样的人，听到这样那样的歌，看到这样那样的电影，有的人成名了，有的人被遗忘，有的书隐于沧海，有的诗歌一去不返。但这都是我所认为的文学世界本来的样子，也是最好的样子。安安静静地坐下来，在尘埃中与旧书们相遇，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你心情不错，读完了一个故事，天色昏黄，树木倚立，你若有所思。这构成了你对一本书的所有记忆。那些荒诞的、可笑的、匪夷所思的情节都融化在某种气氛里。
　　对于一个人来说，这大概就是离文学最近的时刻吧。
　　而在我看来，在当下的这个时代，只属于一个人的文学，可能才是更纯粹的文学。